刘身利说：“我希望分两次付款，现在先付200万达拉西，其余的400万在两个月之后交付。”

冈方首席代表摇摇头，显然他没有耐心等两个月才收齐这笔“账”。但他一时也拿不出更具体的办法，便建议休息30分钟再议。

谈判至此，已经口干舌燥，会议室里却连水也没有。东道主没准备，我们有什么办法？刘身利只好让邓荣成跑到街上去给代表团买水喝——这大概是全世界最辛苦的政府代表团了。

半个小时之后，谈判继续进行。

冈方首席代表说：“建议会谈就以下问题进行讨论：一、分期付款；二、交接图纸；三、放人、放船。对这些问题的解决方法和操作细则，希望双方能够达成一致意见。”

齐景发道：“我们的意见是：第一，关于分期付款，第一批300万达拉西，现在就可以支付，大约一个星期汇到。第二批——剩下的300万，在1999年2月底之前付清。第二，关于地质填图，我们仍然认为由两国驻法国使馆在巴黎交接是最为稳妥的方式，双方并且就此签订一个协议。第三，明天上午贵方放人、放船。”

冈方首席代表却并未对此表态，只说：“我们将把你们的意见向总统报告。”

说到这里，他打了个哈欠，抬起腕子看了看手表。“今天的会谈，是否就谈到这里？”

齐景发和杨坚对望了一眼，心想，辛苦了一天，结果还只是一个问号。此时已近黄昏，双方都已经人困马乏，何况冈方首席代表说了“向总统报告”这样的话，再谈下去也已不可能，只好明日再议。

代表团疲惫地走出会议室，远远地就看见渔业部大门外有几个中国人在急切地往里探望。那是我们的船员，不知是用了什么办法，从被严密监视的船上跑了出来，急切地想知道谈判的进程，他们把全部希望都寄托在代表团了。

“别着急，再耐心地等一等！”邓荣成对他们说，“万事开头难，今天才是谈判的第一天啊！”

12月8日上午，谈判继续进行。

根据昨天谈判的初步框架，今天应该讨论放人、放船和交图、付款的实施办法。可是冈方渔业部官员却在发言中对中方进行指责，说：“你们的渔船是因为违规作业而被我们的海军扣押的……”

海军军官马上跟着帮腔：“尽管如此，他们在冈比亚仍然受到了很好的照顾。”

很明显，他们的调子变了，昨天刚刚承诺不纠缠谁是谁非，怎么过了一夜就不算数了？既然你们要论是非，咱们就好好地论一论，看看到底谁论得过谁？

“事实和你们所说的恰恰相反！”齐景发立即义正辞严地指出，“我们有充分的证据表明，中国渔船没有任何违规行为，却遭到了你们的无理扣押，两位船长当天就被打伤，在长时间的扣留和拘押中，船员们遭受了残酷的肉体折磨和精神侮辱，这就是你们所谓的‘很好的照顾’吗？”

杨坚随后发言：“我们有必要再次提醒贵国政府，去年10月15日，我‘中非’6号和‘河北’801、804号渔船在距冈比亚领海45海里的塞内加尔海域作业时被贵国海军无理抓扣，今年6月2日，我‘中水’9518、9519号渔船在距冈比亚12海里外的公海无公害通过，又被贵国海军无理抓扣，这是对《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公然践踏！”

刘身利也按捺不住，接着说：“请问贵国海军，你们把炮艇开到人家塞内加尔的领海干什么去了？又是奉了什么国际组织的命令，在公海上拦截外国船只？中国人又不是傻瓜，当然看得出来，这两次抓船、扣人，都是早有预谋的绑架、讹诈行为！”

这一番唇枪舌剑，使对手难以招架，外交部女常务秘书和首席谈判代表交换了一下眼色，首席代表便顾左右而言他，打圆场说：“这些就不必争论了，我们是不是谈一谈具体问题？”

这就对了，敬酒不吃吃罚酒。

齐景发说：“争论是由贵方挑起的。我们愿意讨论具体问题，但希望能在一种友好平和的气氛中进行。在昨天的会谈中，我方已经就三个重要问题发表了意见，请问：你们是否已经报告了贵国总统？”

冈方首席代表说：“是的，我们报告了总统’总统说，在保证付款和交图的前提下，同意在一周之内，也就是下周三之前放船、放人。”

齐景发说：“下周三太晚了。按照我们的预定日程，代表团将于今天晚上回国，我希望能在离开贵国之前看到放船、放人。”

“什么？今天晚上？”冈方首席代表作惊讶状，当即表示，“这不可能！我们不能在既没有看到图纸又没有接到钱之前放船、放人！”

“那么，我们再宽限一天，”齐景发说，“12月9日也就是明天上午12时之前，你们放船、放人，那时候我还在巴黎，下午17时两国使馆在巴黎交接图纸。12月12日，我们把银行汇款单据传真给你们。”

冈方首席代表和女常务秘书轻轻耳语了几句，然后说：“在我方放船、放人五个小时之后再交接图纸？不，这个时间太长了。如果我们放了船，放了人，而你们却不肯交出图纸，怎么办？”

真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这种问题亏得他想得出来。

齐景发说：“这是不可能的，中国人向来是说话算数的，只要你们放船、放人，我们一定交付图纸。”

“不，”首席代表说，“这两件事情必须同时进行，你们交付图纸，我们放船、放人。”

齐景发看看身边的自己人，杨坚、刘身利的神情都对此不以为然，史玲和王寒香似乎还轻轻地摇了摇头，她们一个在外交部，一个在经贸部，都是经常和洋人打交道的人，这种情况见得多了。显然，大家对此已经有了共识：谈判双方缺乏起码的信任，他们不相信我们，我们当然也不敢相信他们，很难保证其中不出纰漏。

冈方首席代表接着说：“为安全、稳妥起见，我们建议双方就此签订一个协议。”他一边说，一边就已经拿出了一份事先准备好的协议书草案。

这份草案很简短，但措辞强硬，而且在文字中设下了很多“埋伏”。

齐景发当即表示：“为了使谈判结果明确、规范、便于操作并且避免双方的解释发生歧义，可以签署一项书面协议。但贵方提出的草案中的某些内容，是我方所不能接受的。第一，交付图纸和放船、放人不应该也不可能同时进行，因为交付图纸只需几分钟的时间，而我方人员离开拘押地，到达码头，再到渔船离开码头，驶出贵国海域，需要很长时间。因此，我们主张，先放人、放船，再交付图纸，这是完全合理的。第二，草案中关于‘中方渔船违法捕鱼，承担罚款’的内容，与事实不符，我们有必要重申：中国渔船没有任何违法行为，我方出于解决争端的良好愿望，同意给予冈方适当数量的补偿，但其性质绝不是罚款。因此，如要签署协议，则必须删除上述内容！”

冈方首席代表和女常务秘书又在耳语，这时，那位渔业部官员又说话了：“我们不同意删除这些内容。因为，协议中如果没有了这句话，我们要求中方付款就没有了理由，你们如果拿着这份协议书到国际法庭去起诉我们，说我们敲诈勒索，那怎么办？”

这倒是一句大实话，你们本来就是敲诈勒索，本来就没有理由！

齐景发说：“如果我们要把官司打到国际上去，就不到这儿来了。中国政府代表团到贵国来谈判，这一行动本身就说明我们的愿望是化解矛盾，解决问题。如果要签订协议，就应该实事求是、互谅互让，而不应该在文字条款中设置障碍！”

冈方首席代表面色不悦，“啪”的一拍面前的那几张纸：“这份文件是总统看过并且同意了的，我无权擅自删改！如果你们不同意签订这项协议，谈判也就无法再继续进行了！”

说着，收拾文件，准备走人了。

齐景发也站起身来：“鉴于贵方的不合作态度，我方收回关于交付图纸和付款的两项承诺。请将我方的意见和立场报告给贵国总统，我们等待贵方的答复！”

谈判就此不欢而散。

子规夜半犹啼血，不信东风唤不回

形势急转直下，尽管中国代表团事先做好了充分的精神准备，仍然感到出乎意料。本以为今天可以谈出个结果，却不料谈崩了！回顾两天来我方代表团的表现，并没有任何决策失误或过激言行，而是一再忍让，顾全大局，力求达成共识，解决争端。然而，一个巴掌拍不响，谈判是双方的事，对方不配合，也仍然难见成效。究其原因，实质上还是双方对扣船事件的立场截然不同，难以达成共识。从对方提供的协议书草案和强硬态度看来，他们是早有准备的，以既定的方式和内容，逼迫我们就范。而我们的退让是有限度、有原则的，只能在经济上作出适当的牺牲，绝不可以接受莫须有的罪名。这是我们的底线，在谈判中并不隐讳，对方也已经摸透。那么，他们今天的表现意味着什么？可能性无非是两个：一是为了使自己在道义上不受谴责，坚持在协议书中写上“中方违法捕鱼，接受罚款”的内容，不达此目的，宁可不要那一大笔钱，也不要图纸。二是故作姿态。他们绝不会轻易放弃钱和图纸，只不过虚张声势，借以要挟而已。而他们又明明知道，要突破我们的底线是根本不可能的，却为什么要这么做呢？无论是哪种情况，都已经造成了严重后果，谈判破裂了，至少是搁浅了。我们该怎么办？是撤，还是等？撤，当然不甘心，等，谁又知道是个什么结果？

按照原定计划，齐景发必须于12月8日晚起航回国。他身为农业部副部长，分管的工作很繁重，特别是到了年底，更加繁忙，中央要召开全国农业工作会议，他要花费很大精力去准备。至于团长提前撤走对谈判将产生什么影响，齐景发和杨坚认真商量，反复权衡，认为：此举有利于对冈方施加压力，民间俗语云，“上赶着不是买卖”，不要让冈方以为我们有求于他，该强硬时就要强硬，说走就走，把难题留给他，他拿不到图纸，又拿不到钱，无法向总统交代，不可能就此罢休，到时候又该求我们了！此外，齐景发还有一个除了他和秘书孔亮之外无人知晓的秘密：出国之前，医生发现他身上长了一个“东西”，不知是良性还是恶性，必须马上手术！恰在此时，国务院批准了他作为团长前往冈比亚谈判，于是，公务压倒了私事，齐景发对任何人都没讲，就出发了。尽管事后经过手术才知道那只是个良性肿瘤，没有丝毫危险，但在当时所造成的压力却并不是任何人都能承受的。

代表团成员、经贸部某处处长王寒香也因为另有援外的出国任务，而必须提前回国。12月8日晚9时，齐景发和赵龙跃、王寒香、史玲、孔亮离开冈比亚，由副团长杨坚代理团长，和刘身利等人一起留下，等待冈方消息。说是“等待”，实际上是给自己留的一条后路，冈方并没有承诺一定给我们答复，更不知道在什么时间答复，我们还要等多久，等来的又将是什么结果，一切都是未知数，只能“死马当作活马医”了。

送走了齐部长，杨坚顿时感到肩上的担子更重了。他四十出头，刚刚提升为局长，就奉命担任副团长，随齐部长出国。齐部长在这里，天塌下来有高个儿顶着，齐部长一走，就靠他独当一面了。

12月9日上午，双方再次举行会谈，但未取得实质性的进展。

下午，代表团一直在旅馆里等待闪方的消息。辛苦了那位第三国的牵线人——尼日利亚驻冈比亚高级专员，在双方来回穿梭，传递信息。他说，冈方首席谈判代表委托他转告中方：总统正在召集会议，研究中方的建议。

此刻，中方代表团团长齐景发从巴黎打来电话：“请告知冈方首席谈判代表：我将于今晚当地时间7时离开巴黎回国。如果冈方再不就放人、放船的时间作出答复，届时我将把地质填图携带回国，以后不再谈论此事。”

接到这个电话，杨坚心想，这一招儿实在太高明了，且看对方如何答复？

那位尼日利亚高级专员又忙不迭地前去转达口信。等到他回来，已经是7点钟了，却说：总统正在考虑答复中方。冈比亚首席谈判代表并请他转告中方：中方留下代表团部分成员，表现了中方谈判的诚意；对于冈方迟迟未能答复，他表示歉意。

杨坚不禁感到纳闷儿，这算个什么答复？十足的外交辞令，是真是假，也无从考证，谁知道他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按理说，我们已经答应了付给冈方600万达拉西，对于交图和放人、放船事宜也已经有了比较可行的框架，剩下的问题只是敲定时间了，并没有太多、太大的障碍，再迈一步就跨过去了，可是他却既不前进，也不后退，只是原地徘徊，为什么？显然是有意拖延，那么，拖延对他们又有什么好处呢？

突然，一个念头在他心中闪过：也许是那位首席谈判代表有什么私心？他的个人利益没有得到满足？

他马上和刘身利商量。

刘身利说：“杨局长，要不，我约他到旅馆里来见个面？我的身份和你不同，虽然在谈判桌上我是政府代表团的一个成员，但是在会议之外却并不是政府官员，只是一个企业的总经理，说到底，是个‘商人’，具有很大的灵活性，可以借此机会，探一探对方的虚实。”

杨坚想了想，觉得也未尝不可一试。

于是，刘身利用租来的当地手机，拨通了冈比亚总统府办公厅常务秘书亦即冈方首席谈判代表的电话，完全不提谈判事务，只是邀请他共进晚餐。

此人似乎对中国人的来电并没有感到意外，谈吐也保持着礼貌，但对于吃饭却婉言谢绝。刘身利又提出去他府上拜访，也回说有所不便。刘身利感到，此人并非不愿意和中国人见面，但顾虑重重。那么，就找个中间地带，既不在餐馆、酒店，也不去府上，一起喝杯咖啡怎么样？他答应了。

晚餐后，刘身利由吴湘峰陪同，按照约定，在海滨的一家咖啡馆里等他。西非的夜晚，虽时在“隆冬”，仍闷热难耐，潮气逼人，刘身利遥望海天茫茫，听阵阵涛声，胸中油然而生一种悲壮感，“子规夜半犹啼血，不信东风唤不回！”

果然，总统府办公厅常务秘书出现了。他一改白天谈判时西服革履的装束，而换上了一袭白色长袍，表明此刻他的身份已不再是政府官员，而是一个老百姓了。由此可见，这也是个有心人。

“很高兴在谈判厅之外见到阁下，”刘身利说，“在这种场合，我们不是谈判的对手，而只是朋友！”

“是的，希望我们能成为朋友！”常务秘书微笑道，“冈比亚和中国虽然离得很远，但并不陌生，很早以前，中国人就帮助我们盖体育场，建医院，勘探矿藏，直到今天，许多冈比亚人还记得一个中国人的名字：毛泽东！”

刘身利心里一动：“听他说这番话，简直和谈判时判若两人！人哪，真是世界上最复杂的生物，比如对这位总统府办公厅常务秘书，如果我们只看到他在谈判厅的一面，而看不到在咖啡厅的另一面，那么，对他的了解就是表面的，肤浅的，简单化的。没有想到，这位态度强硬的首席谈判代表的内心深处对中国人还是友善的，还记着我们的毛主席，既然如此，谈判的大门就不至于在他手里封死！”

“谢谢你对中国人民的友情！”刘身利说，“我一到贵国，就听到关于阁下的好评，阁下有知识，有水平，有能力，位高权重，深得总统的信任。在此次谈判中，希望阁下能够主持正义，秉公办事，妥善解决争端，以维护两国人民之间的传统友谊。我们都属于第三世界，应该相互团结，不管两国关系怎么发展变化，也不要伤了感情！”

“我明白你的意思，不会故意和你们为难。但是，”常务秘书敛容道，“在谈判桌上，我并不代表我自己，只代表政府，作为受总统委任的首席谈判代表，我必须遵从总统的指令，维护我方的利益，而不能让别人抓到把抦——你也许没有想到，我的行动常常被人盯梢、跟踪，那也是你们中国人，他们来自台湾……”

明白了。在谈判中为我们设置障碍的，不仅是冈比亚政府，还有我们自己的同胞，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交错扭结，使置身其中的人不能不瞻前顾后，即使他本人良知未泯，也身不由己。

“作为朋友，我们也不会为难阁下。”刘身利说，“不过，从贵国的根本利益考虑，和我们一个省建立的所谓‘外交关系’是非法的，脆弱的，也难以持久。一个国家要发展，还是要顺应历史潮流，融入国际社会。我相信，一个强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存在，不可能长期被贵国政府忽视，两国复交只是早晚的事。从阁下个人的前途来讲，希望你把眼光放远一些，做事情留有余地，也为自己留条后路。将来两国复交了，我所在的企业也可能到贵国来做生意，我们还会见面的，说不定还有合作的机会呢！”

常务秘书点头称是。咖啡喝到这份儿上，可以见好就收了，刘身利交代随行的沈庙成、陈伟义去结账，常务秘书却争着要付款——这是第三世界的一道独特风景，在西方发达国家倒从未见过结账还要拉拉扯扯地谦让一番的。

“太客气了，哪能让阁下破费？我请客！”刘身利说，“朋友嘛，往后有用得着我的地方，尽管说！”

这天晚上，是刘身利出国以来心情最痛快的一夜，有“绝处逢生”之感。他想好好地睡一觉，不过，咖啡喝多了，恐怕又要睡不着了。

再度交锋

刘身利回到旅馆，向代理团长杨坚如实汇报，杨坚心中有数了。

当晚11时，杨坚召集留下的代表团成员开会研究，为防止夜长梦多，决定紧急请示国内，提出两点建议：第一，修改由经贸部所作的交接地质填图证书，取消原文中“该项目400万元人民币记入冈比亚贷款数内”的条款。这里需要向读者作些解释。原文中之所以有这样一个条款，是向冈方表明，中方为你们勘察矿产资源，绘制地质填图，并不是无偿的，你们要支付相当于400万元人民币的报酬，如果在交接图纸之前不能支付，则将这笔款项记入贷款数内，也就是说，欠债总是要还的。现在看来，冈比亚偿还这笔费用的可能性几乎等于零，那么，何不顺手送个人情，干脆把这一条款取消呢？让他感到“占了个便宜”，对推动下一步的谈判有利。第二，建议把交接地质填图的地点改在尼日利亚驻法国使馆，由尼方官员监督执行。我使馆人员携图到尼日利亚驻法国使馆，交给尼方，然后冈方放人、放船，五个小时后，尼方才能把图纸交给冈方。

这个电话打完，已是深夜12点钟。

外交部非洲司司长刘贵今接到报告，立即形成文件，会签外交部、农业部、经贸部同意，并指示我国驻法国使馆，同意代表团所提建议，做好交接图纸准备。

12月10日上午8时，杨坚请尼日利亚驻冈高级专员转告冈方，中方经请示国内，有新的建议，要求紧急约见冈方首席谈判代表。

上午9时10分，双方重新回到谈判桌旁。

总统府办公厅常务秘书又脱下长袍，换上西服革履，恢复了他的官员仪表，率领冈方人马登场。

杨坚代表中方发言：“我们经请示国内同意，建议将交接图纸的地点改为第三方，在尼日利亚驻法国使馆进行，由我使馆人员携图到尼日利亚使馆，交给尼方，然后冈方放人、放船，五个小时后，由尼方把图纸交给冈方。”

这一建议，立即遭到冈外交部女常务秘书的反对：“你们坚持在放人、放船之后五个小时才能交付图纸，这显然不够对等，在你们的渔船和船员离开冈比亚之后，有谁能保证你们一定会交付图纸呢？”

“这要由你们的行动来保证，”杨坚说，“放人、放船是交付图纸的先决条件，一旦我们的渔船成行，我们决不食言。如果连这点信任都没有，那么我们也可以反问：如果你们拿到了图纸，而仍然不肯放人、放船，怎么办？”

“我们不会那么做的，”女常务秘书道，“问题是，你们有没有拿出图纸的诚意？”

“对于阁下提出这样的问题，我很遗憾！”杨坚说，“我们的船员被你们扣押已经一年有余了，他们的父母、妻子儿女每天都在盼望着亲人回家，而能够解救他们的就是那份图纸！为此，我们早已经把图纸完整地送到我国驻法国大使馆，随时准备移交，而且，我政府代表团万里迢迢来到贵国，谋求解决问题的办法，这一切，难道还不能证明我们的诚意吗？既然贵方对我方仍然缺乏起码的信任，我们认为有必要签订一份协议，作为谈判的见证，并且对双方都具有约束力。”

冈方首席谈判代表说：“当然可以。”

杨坚按照事先商量好的方案，让随行人员拿出已经打印完毕的草案，分发给在场的人士。

冈方首席代表接过这份文字极简练的草案，只扫了几眼，就已经看完了，抬眼看了看他身旁的外交部女常务秘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