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4章 激情冈比亚(3)

作者:霍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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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都市·校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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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19-10-06 2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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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字节:16536字

刘身利说:“我希望分两次付款,现在先付200万达拉西,其余的400万在两个月之后交付。”


冈方首席代表摇摇头,显然他没有耐心等两个月才收齐这笔“账”。但他一时也拿不出更具体的办法,便建议休息30分钟再议。


谈判至此,已经口干舌燥,会议室里却连水也没有。东道主没准备,我们有什么办法?刘身利只好让邓荣成跑到街上去给代表团买水喝——这大概是全世界最辛苦的政府代表团了。


半个小时之后,谈判继续进行。


冈方首席代表说:“建议会谈就以下问题进行讨论:一、分期付款;二、交接图纸;三、放人、放船。对这些问题的解决方法和操作细则,希望双方能够达成一致意见。”


齐景发道:“我们的意见是:第一,关于分期付款,第一批300万达拉西,现在就可以支付,大约一个星期汇到。第二批——剩下的300万,在1999年2月底之前付清。第二,关于地质填图,我们仍然认为由两国驻法国使馆在巴黎交接是最为稳妥的方式,双方并且就此签订一个协议。第三,明天上午贵方放人、放船。”


冈方首席代表却并未对此表态,只说:“我们将把你们的意见向总统报告。”


说到这里,他打了个哈欠,抬起腕子看了看手表。“今天的会谈,是否就谈到这里?”


齐景发和杨坚对望了一眼,心想,辛苦了一天,结果还只是一个问号。此时已近黄昏,双方都已经人困马乏,何况冈方首席代表说了“向总统报告”这样的话,再谈下去也已不可能,只好明日再议。


代表团疲惫地走出会议室,远远地就看见渔业部大门外有几个中国人在急切地往里探望。那是我们的船员,不知是用了什么办法,从被严密监视的船上跑了出来,急切地想知道谈判的进程,他们把全部希望都寄托在代表团了。


“别着急,再耐心地等一等!”邓荣成对他们说,“万事开头难,今天才是谈判的第一天啊!”


12月8日上午,谈判继续进行。


根据昨天谈判的初步框架,今天应该讨论放人、放船和交图、付款的实施办法。可是冈方渔业部官员却在发言中对中方进行指责,说:“你们的渔船是因为违规作业而被我们的海军扣押的……”


海军军官马上跟着帮腔:“尽管如此,他们在冈比亚仍然受到了很好的照顾。”


很明显,他们的调子变了,昨天刚刚承诺不纠缠谁是谁非,怎么过了一夜就不算数了?既然你们要论是非,咱们就好好地论一论,看看到底谁论得过谁?


“事实和你们所说的恰恰相反!”齐景发立即义正辞严地指出,“我们有充分的证据表明,中国渔船没有任何违规行为,却遭到了你们的无理扣押,两位船长当天就被打伤,在长时间的扣留和拘押中,船员们遭受了残酷的肉体折磨和精神侮辱,这就是你们所谓的‘很好的照顾’吗?”


杨坚随后发言:“我们有必要再次提醒贵国政府,去年10月15日,我‘中非’6号和‘河北’801、804号渔船在距冈比亚领海45海里的塞内加尔海域作业时被贵国海军无理抓扣,今年6月2日,我‘中水’9518、9519号渔船在距冈比亚12海里外的公海无公害通过,又被贵国海军无理抓扣,这是对《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公然践踏!”


刘身利也按捺不住,接着说:“请问贵国海军,你们把炮艇开到人家塞内加尔的领海干什么去了?又是奉了什么国际组织的命令,在公海上拦截外国船只?中国人又不是傻瓜,当然看得出来,这两次抓船、扣人,都是早有预谋的绑架、讹诈行为!”


这一番唇枪舌剑,使对手难以招架,外交部女常务秘书和首席谈判代表交换了一下眼色,首席代表便顾左右而言他,打圆场说:“这些就不必争论了,我们是不是谈一谈具体问题?”


这就对了,敬酒不吃吃罚酒。


齐景发说:“争论是由贵方挑起的。我们愿意讨论具体问题,但希望能在一种友好平和的气氛中进行。在昨天的会谈中,我方已经就三个重要问题发表了意见,请问:你们是否已经报告了贵国总统?”


冈方首席代表说:“是的,我们报告了总统’总统说,在保证付款和交图的前提下,同意在一周之内,也就是下周三之前放船、放人。”


齐景发说:“下周三太晚了。按照我们的预定日程,代表团将于今天晚上回国,我希望能在离开贵国之前看到放船、放人。”


“什么?今天晚上?”冈方首席代表作惊讶状,当即表示,“这不可能!我们不能在既没有看到图纸又没有接到钱之前放船、放人!”


“那么,我们再宽限一天,”齐景发说,“12月9日也就是明天上午12时之前,你们放船、放人,那时候我还在巴黎,下午17时两国使馆在巴黎交接图纸。12月12日,我们把银行汇款单据传真给你们。”


冈方首席代表和女常务秘书轻轻耳语了几句,然后说:“在我方放船、放人五个小时之后再交接图纸?不,这个时间太长了。如果我们放了船,放了人,而你们却不肯交出图纸,怎么办?”


真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这种问题亏得他想得出来。


齐景发说:“这是不可能的,中国人向来是说话算数的,只要你们放船、放人,我们一定交付图纸。”


“不,”首席代表说,“这两件事情必须同时进行,你们交付图纸,我们放船、放人。”


齐景发看看身边的自己人,杨坚、刘身利的神情都对此不以为然,史玲和王寒香似乎还轻轻地摇了摇头,她们一个在外交部,一个在经贸部,都是经常和洋人打交道的人,这种情况见得多了。显然,大家对此已经有了共识:谈判双方缺乏起码的信任,他们不相信我们,我们当然也不敢相信他们,很难保证其中不出纰漏。


冈方首席代表接着说:“为安全、稳妥起见,我们建议双方就此签订一个协议。”他一边说,一边就已经拿出了一份事先准备好的协议书草案。


这份草案很简短,但措辞强硬,而且在文字中设下了很多“埋伏”。


齐景发当即表示:“为了使谈判结果明确、规范、便于操作并且避免双方的解释发生歧义,可以签署一项书面协议。但贵方提出的草案中的某些内容,是我方所不能接受的。第一,交付图纸和放船、放人不应该也不可能同时进行,因为交付图纸只需几分钟的时间,而我方人员离开拘押地,到达码头,再到渔船离开码头,驶出贵国海域,需要很长时间。因此,我们主张,先放人、放船,再交付图纸,这是完全合理的。第二,草案中关于‘中方渔船违法捕鱼,承担罚款’的内容,与事实不符,我们有必要重申:中国渔船没有任何违法行为,我方出于解决争端的良好愿望,同意给予冈方适当数量的补偿,但其性质绝不是罚款。因此,如要签署协议,则必须删除上述内容!”


冈方首席代表和女常务秘书又在耳语,这时,那位渔业部官员又说话了:“我们不同意删除这些内容。因为,协议中如果没有了这句话,我们要求中方付款就没有了理由,你们如果拿着这份协议书到国际法庭去起诉我们,说我们敲诈勒索,那怎么办?”


这倒是一句大实话,你们本来就是敲诈勒索,本来就没有理由!


齐景发说:“如果我们要把官司打到国际上去,就不到这儿来了。中国政府代表团到贵国来谈判,这一行动本身就说明我们的愿望是化解矛盾,解决问题。如果要签订协议,就应该实事求是、互谅互让,而不应该在文字条款中设置障碍!”


冈方首席代表面色不悦,“啪”的一拍面前的那几张纸:“这份文件是总统看过并且同意了的,我无权擅自删改!如果你们不同意签订这项协议,谈判也就无法再继续进行了!”


说着,收拾文件,准备走人了。


齐景发也站起身来:“鉴于贵方的不合作态度,我方收回关于交付图纸和付款的两项承诺。请将我方的意见和立场报告给贵国总统,我们等待贵方的答复!”


谈判就此不欢而散。


子规夜半犹啼血,不信东风唤不回


形势急转直下,尽管中国代表团事先做好了充分的精神准备,仍然感到出乎意料。本以为今天可以谈出个结果,却不料谈崩了!回顾两天来我方代表团的表现,并没有任何决策失误或过激言行,而是一再忍让,顾全大局,力求达成共识,解决争端。然而,一个巴掌拍不响,谈判是双方的事,对方不配合,也仍然难见成效。究其原因,实质上还是双方对扣船事件的立场截然不同,难以达成共识。从对方提供的协议书草案和强硬态度看来,他们是早有准备的,以既定的方式和内容,逼迫我们就范。而我们的退让是有限度、有原则的,只能在经济上作出适当的牺牲,绝不可以接受莫须有的罪名。这是我们的底线,在谈判中并不隐讳,对方也已经摸透。那么,他们今天的表现意味着什么?可能性无非是两个:一是为了使自己在道义上不受谴责,坚持在协议书中写上“中方违法捕鱼,接受罚款”的内容,不达此目的,宁可不要那一大笔钱,也不要图纸。二是故作姿态。他们绝不会轻易放弃钱和图纸,只不过虚张声势,借以要挟而已。而他们又明明知道,要突破我们的底线是根本不可能的,却为什么要这么做呢?无论是哪种情况,都已经造成了严重后果,谈判破裂了,至少是搁浅了。我们该怎么办?是撤,还是等?撤,当然不甘心,等,谁又知道是个什么结果?


按照原定计划,齐景发必须于12月8日晚起航回国。他身为农业部副部长,分管的工作很繁重,特别是到了年底,更加繁忙,中央要召开全国农业工作会议,他要花费很大精力去准备。至于团长提前撤走对谈判将产生什么影响,齐景发和杨坚认真商量,反复权衡,认为:此举有利于对冈方施加压力,民间俗语云,“上赶着不是买卖”,不要让冈方以为我们有求于他,该强硬时就要强硬,说走就走,把难题留给他,他拿不到图纸,又拿不到钱,无法向总统交代,不可能就此罢休,到时候又该求我们了!此外,齐景发还有一个除了他和秘书孔亮之外无人知晓的秘密:出国之前,医生发现他身上长了一个“东西”,不知是良性还是恶性,必须马上手术!恰在此时,国务院批准了他作为团长前往冈比亚谈判,于是,公务压倒了私事,齐景发对任何人都没讲,就出发了。尽管事后经过手术才知道那只是个良性肿瘤,没有丝毫危险,但在当时所造成的压力却并不是任何人都能承受的。


代表团成员、经贸部某处处长王寒香也因为另有援外的出国任务,而必须提前回国。12月8日晚9时,齐景发和赵龙跃、王寒香、史玲、孔亮离开冈比亚,由副团长杨坚代理团长,和刘身利等人一起留下,等待冈方消息。说是“等待”,实际上是给自己留的一条后路,冈方并没有承诺一定给我们答复,更不知道在什么时间答复,我们还要等多久,等来的又将是什么结果,一切都是未知数,只能“死马当作活马医”了。


送走了齐部长,杨坚顿时感到肩上的担子更重了。他四十出头,刚刚提升为局长,就奉命担任副团长,随齐部长出国。齐部长在这里,天塌下来有高个儿顶着,齐部长一走,就靠他独当一面了。


12月9日上午,双方再次举行会谈,但未取得实质性的进展。


下午,代表团一直在旅馆里等待闪方的消息。辛苦了那位第三国的牵线人——尼日利亚驻冈比亚高级专员,在双方来回穿梭,传递信息。他说,冈方首席谈判代表委托他转告中方:总统正在召集会议,研究中方的建议。


此刻,中方代表团团长齐景发从巴黎打来电话:“请告知冈方首席谈判代表:我将于今晚当地时间7时离开巴黎回国。如果冈方再不就放人、放船的时间作出答复,届时我将把地质填图携带回国,以后不再谈论此事。”


接到这个电话,杨坚心想,这一招儿实在太高明了,且看对方如何答复?


那位尼日利亚高级专员又忙不迭地前去转达口信。等到他回来,已经是7点钟了,却说:总统正在考虑答复中方。冈比亚首席谈判代表并请他转告中方:中方留下代表团部分成员,表现了中方谈判的诚意;对于冈方迟迟未能答复,他表示歉意。


杨坚不禁感到纳闷儿,这算个什么答复?十足的外交辞令,是真是假,也无从考证,谁知道他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按理说,我们已经答应了付给冈方600万达拉西,对于交图和放人、放船事宜也已经有了比较可行的框架,剩下的问题只是敲定时间了,并没有太多、太大的障碍,再迈一步就跨过去了,可是他却既不前进,也不后退,只是原地徘徊,为什么?显然是有意拖延,那么,拖延对他们又有什么好处呢?


突然,一个念头在他心中闪过:也许是那位首席谈判代表有什么私心?他的个人利益没有得到满足?


他马上和刘身利商量。


刘身利说:“杨局长,要不,我约他到旅馆里来见个面?我的身份和你不同,虽然在谈判桌上我是政府代表团的一个成员,但是在会议之外却并不是政府官员,只是一个企业的总经理,说到底,是个‘商人’,具有很大的灵活性,可以借此机会,探一探对方的虚实。”


杨坚想了想,觉得也未尝不可一试。


于是,刘身利用租来的当地手机,拨通了冈比亚总统府办公厅常务秘书亦即冈方首席谈判代表的电话,完全不提谈判事务,只是邀请他共进晚餐。


此人似乎对中国人的来电并没有感到意外,谈吐也保持着礼貌,但对于吃饭却婉言谢绝。刘身利又提出去他府上拜访,也回说有所不便。刘身利感到,此人并非不愿意和中国人见面,但顾虑重重。那么,就找个中间地带,既不在餐馆、酒店,也不去府上,一起喝杯咖啡怎么样?他答应了。


晚餐后,刘身利由吴湘峰陪同,按照约定,在海滨的一家咖啡馆里等他。西非的夜晚,虽时在“隆冬”,仍闷热难耐,潮气逼人,刘身利遥望海天茫茫,听阵阵涛声,胸中油然而生一种悲壮感,“子规夜半犹啼血,不信东风唤不回!”


果然,总统府办公厅常务秘书出现了。他一改白天谈判时西服革履的装束,而换上了一袭白色长袍,表明此刻他的身份已不再是政府官员,而是一个老百姓了。由此可见,这也是个有心人。


“很高兴在谈判厅之外见到阁下,”刘身利说,“在这种场合,我们不是谈判的对手,而只是朋友!”


“是的,希望我们能成为朋友!”常务秘书微笑道,“冈比亚和中国虽然离得很远,但并不陌生,很早以前,中国人就帮助我们盖体育场,建医院,勘探矿藏,直到今天,许多冈比亚人还记得一个中国人的名字:毛泽东!”


刘身利心里一动:“听他说这番话,简直和谈判时判若两人!人哪,真是世界上最复杂的生物,比如对这位总统府办公厅常务秘书,如果我们只看到他在谈判厅的一面,而看不到在咖啡厅的另一面,那么,对他的了解就是表面的,肤浅的,简单化的。没有想到,这位态度强硬的首席谈判代表的内心深处对中国人还是友善的,还记着我们的毛主席,既然如此,谈判的大门就不至于在他手里封死!”


“谢谢你对中国人民的友情!”刘身利说,“我一到贵国,就听到关于阁下的好评,阁下有知识,有水平,有能力,位高权重,深得总统的信任。在此次谈判中,希望阁下能够主持正义,秉公办事,妥善解决争端,以维护两国人民之间的传统友谊。我们都属于第三世界,应该相互团结,不管两国关系怎么发展变化,也不要伤了感情!”


“我明白你的意思,不会故意和你们为难。但是,”常务秘书敛容道,“在谈判桌上,我并不代表我自己,只代表政府,作为受总统委任的首席谈判代表,我必须遵从总统的指令,维护我方的利益,而不能让别人抓到把抦——你也许没有想到,我的行动常常被人盯梢、跟踪,那也是你们中国人,他们来自台湾……”


明白了。在谈判中为我们设置障碍的,不仅是冈比亚政府,还有我们自己的同胞,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交错扭结,使置身其中的人不能不瞻前顾后,即使他本人良知未泯,也身不由己。


“作为朋友,我们也不会为难阁下。”刘身利说,“不过,从贵国的根本利益考虑,和我们一个省建立的所谓‘外交关系’是非法的,脆弱的,也难以持久。一个国家要发展,还是要顺应历史潮流,融入国际社会。我相信,一个强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存在,不可能长期被贵国政府忽视,两国复交只是早晚的事。从阁下个人的前途来讲,希望你把眼光放远一些,做事情留有余地,也为自己留条后路。将来两国复交了,我所在的企业也可能到贵国来做生意,我们还会见面的,说不定还有合作的机会呢!”


常务秘书点头称是。咖啡喝到这份儿上,可以见好就收了,刘身利交代随行的沈庙成、陈伟义去结账,常务秘书却争着要付款——这是第三世界的一道独特风景,在西方发达国家倒从未见过结账还要拉拉扯扯地谦让一番的。


“太客气了,哪能让阁下破费?我请客!”刘身利说,“朋友嘛,往后有用得着我的地方,尽管说!”


这天晚上,是刘身利出国以来心情最痛快的一夜,有“绝处逢生”之感。他想好好地睡一觉,不过,咖啡喝多了,恐怕又要睡不着了。


再度交锋


刘身利回到旅馆,向代理团长杨坚如实汇报,杨坚心中有数了。


当晚11时,杨坚召集留下的代表团成员开会研究,为防止夜长梦多,决定紧急请示国内,提出两点建议:第一,修改由经贸部所作的交接地质填图证书,取消原文中“该项目400万元人民币记入冈比亚贷款数内”的条款。这里需要向读者作些解释。原文中之所以有这样一个条款,是向冈方表明,中方为你们勘察矿产资源,绘制地质填图,并不是无偿的,你们要支付相当于400万元人民币的报酬,如果在交接图纸之前不能支付,则将这笔款项记入贷款数内,也就是说,欠债总是要还的。现在看来,冈比亚偿还这笔费用的可能性几乎等于零,那么,何不顺手送个人情,干脆把这一条款取消呢?让他感到“占了个便宜”,对推动下一步的谈判有利。第二,建议把交接地质填图的地点改在尼日利亚驻法国使馆,由尼方官员监督执行。我使馆人员携图到尼日利亚驻法国使馆,交给尼方,然后冈方放人、放船,五个小时后,尼方才能把图纸交给冈方。


这个电话打完,已是深夜12点钟。


外交部非洲司司长刘贵今接到报告,立即形成文件,会签外交部、农业部、经贸部同意,并指示我国驻法国使馆,同意代表团所提建议,做好交接图纸准备。


12月10日上午8时,杨坚请尼日利亚驻冈高级专员转告冈方,中方经请示国内,有新的建议,要求紧急约见冈方首席谈判代表。


上午9时10分,双方重新回到谈判桌旁。


总统府办公厅常务秘书又脱下长袍,换上西服革履,恢复了他的官员仪表,率领冈方人马登场。


杨坚代表中方发言:“我们经请示国内同意,建议将交接图纸的地点改为第三方,在尼日利亚驻法国使馆进行,由我使馆人员携图到尼日利亚使馆,交给尼方,然后冈方放人、放船,五个小时后,由尼方把图纸交给冈方。”


这一建议,立即遭到冈外交部女常务秘书的反对:“你们坚持在放人、放船之后五个小时才能交付图纸,这显然不够对等,在你们的渔船和船员离开冈比亚之后,有谁能保证你们一定会交付图纸呢?”


“这要由你们的行动来保证,”杨坚说,“放人、放船是交付图纸的先决条件,一旦我们的渔船成行,我们决不食言。如果连这点信任都没有,那么我们也可以反问:如果你们拿到了图纸,而仍然不肯放人、放船,怎么办?”


“我们不会那么做的,”女常务秘书道,“问题是,你们有没有拿出图纸的诚意?”


“对于阁下提出这样的问题,我很遗憾!”杨坚说,“我们的船员被你们扣押已经一年有余了,他们的父母、妻子儿女每天都在盼望着亲人回家,而能够解救他们的就是那份图纸!为此,我们早已经把图纸完整地送到我国驻法国大使馆,随时准备移交,而且,我政府代表团万里迢迢来到贵国,谋求解决问题的办法,这一切,难道还不能证明我们的诚意吗?既然贵方对我方仍然缺乏起码的信任,我们认为有必要签订一份协议,作为谈判的见证,并且对双方都具有约束力。”


冈方首席谈判代表说:“当然可以。”


杨坚按照事先商量好的方案,让随行人员拿出已经打印完毕的草案,分发给在场的人士。


冈方首席代表接过这份文字极简练的草案,只扫了几眼,就已经看完了,抬眼看了看他身旁的外交部女常务秘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