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恒真：谭道聚、李慧芳夫妇，为我们大家作出了榜样。代表处只有三名工作人员：老谭、我和会计小张，小张是1993年去的，干到1995年，由小金接替他，一直干到现在。虽然人手少，工作量大，但大家都尽职尽责。在日常生活中，对每一笔款项都认真管理，一针一线都备加珍惜，十几年来，从没有用公款吃喝。这在任何企业都是不可思议的。为什么我们能做到？用不着讲大道理，一个根本原因，是船员们在海上的生活太苦了，他们不但没有机会下饭馆儿，就连喝一口清水，吃一口新鲜蔬菜都是非常困难的。老谭常说：如果我们花公款吃喝，能吃得下吗？对得起船员吗？这个情况，船员们在知道了之后，非常感动，说我们当干部的和他们同甘共苦。其实，我们离真正的同甘共苦还差得远呢！船员们在大西洋上打鱼，不分昼夜，两小时拉一网，不断循环作业。单船产量不高时，人员分两班作业或休息。臂架网产量大，人员两小时一倒班儿，产量高时全体人员都得上，时间长了，人极度疲劳，但甲板上总要保持一定的人员，少数人轮班儿休息两三个小时。这种情况，常年如此，天天如此，没有昼夜之分，没有双休日、节假日，船员常年睡不上一个囫囵觉。他们常年漂流在大海上，一年当中也就是因为修船回港一次，我们为了节省时间和金钱，又极力把修船的时间缩短，所以，他们顶多在岸上待一个时期，就又出海了。由于船上的水舱年久失修，又不能及时清理，给船上加的淡水往往很浑浊，船员常年就是喝这样的水，洗澡就更难了。一下大雨，大家都赶紧往甲板上跑，借雨水冲个澡。用坛坛罐罐接雨水、空调水，真是连一滴水都舍不得浪费。每个月从拉斯帕尔马斯运来一批蔬菜，但船员也不能敞开吃，因为数量少，多了也不能存放太长时间。所以，我们和船员们相比，就是再苦再累，也比他们强得多。老谭常说：我就是船员出身，我知道船员的苦。老谭的肾不好，浮肿，尿血。我们去码头办事、接船，没水喝，没有公共厕所，他都忍着。后来，我就提醒他出门儿注意带水了。1996年和1999年，老谭曾先后两次回国看病，看过之后又回到工作岗位，至今仍然是几内亚代表处的代表。他这个人，生存的全部意义好像就是无私奉献，从来也没有见他为自己谋过什么利益。他惟一的业余爱好是在代表处的小院儿里种香蕉。他是农家子弟，他热爱劳动，热爱土地，看着非洲那么好的土地，不忍心让它荒废，就在那儿种香蕉。当小院里染满了绿阴，挂满了串串香蕉，老谭的脸上绽开了笑容。

霍达：看得出，你和老谭很有感情，也和那片土地建立了感情。

曹恒真：人是一种感情动物，何况老谭是那么一个好人，谁能不被他感动！

说到非洲的那片土地，凡是在那里工作过的同志，都对它怀着深深的感情，这和它是否美丽富饶、繁荣富强无关，主要是因为在那里生活得时间长了，经历了许多事情，令人难以忘怀。前些年有一首歌唱道：“我的家乡并不美……”几内亚不是我的家乡，但是我在那里生活了七年，这七年逝去的岁月和那片土地融化在一起了，所以，一提起几内亚，就想起自己的青年时代，就像一提起故乡就想起自己的童年一样。不只是我，凡在西非工作过的同志，都是这样。还有一些同志，甚至在那里献出了生命，至死都没有回来。

霍达：我在采访中接触过不少这方面的事例，请你谈一谈在几内亚牺牲的同志的情况。

曹恒真：1993年7月，正是雨季，那天，“闽渔”701船和油船靠帮，加油。进油口在驾驶室和舷帮之间，只有一尺宽，二管轮小隋弯着腰插管儿。当时风浪很大，船颠簸得厉害，突然，碰垫压住了小隋，当场就被压死！事情发生在夜里，单边带都是关闭的，无法和岸上联络。第二天早晨7点钟，代表处的单边带一打开，就听到了这个噩耗，老梁的眼睛红了！人已经死了好几个小时，谁也没有回天之力，只能尽量把后事办得好一点儿。老梁立即命令我去处理此事，找外轮代理，安排船回港，找墓地，联系殡仪馆，并且向使馆报告。晚上，船回港了，“闽渔”701的全体船员都下船，把小隋的遗体抬上岸，送到我们的援几医疗队，送进太平间。我给他找的那块墓地，离我们代表处很近，下葬的时候，代表处的全体工作人员和“闽渔”701的全体船员都去了，使馆和经参处也派了人，给他送行。下葬之前，我们把小隋的头发和指甲剪下一些，准备带回他的家乡。中国古代有个说法，“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损伤。”小隋殉难于异国，遗体是不可能运回去了，那么，头发、指甲是身体的一部分，带回去也就算魂归故里了。小隋死的时候只有三十几岁，家里有父母、妻子，还有一个两三岁的孩子。不敢想象，当他们听到这个晴天霹雳，接过这一包头发和指甲，将怎么能承受得住这致命的打击！公司按照规定，发给了一笔抚恤金，我们代表处又募捐了大约3000美元，送给他的父母妻儿。钱虽不多，也是我们的一点儿心意。也许，这一切在他的亲属面前都是苍白无力的，人没了，给钱又有什么意义？多少钱能买一条命啊？那时我刚到几内亚不久，第一次遇到死人的事，虽然和小隋并不熟悉，但这件事给我的刺激最大，留下的印象最深。

霍达：在大自然面前，人的生命太脆弱了！

曹恒真：是的。为什么渔民都信“妈祖”？这不是封建迷信，而是出于对大自然的敬畏。大海既是他们赖以生存的衣食父母，又是令他们心惊胆战的暴君；大海赐给了打鱼人丰硕的收获，也曾夺去打鱼人宝贵的生命。所以，他们最祈盼的就是平安。

像小隋这样的遭遇，还不算最悲惨的。

我在西非待得久了，和船员接触多了，交了许多朋友。这些人没什么文化，但非常实在，你对他有一点儿好，他能回报你十倍。船回港的时候，老梁和我常常是吃过晚饭就到船上去，和船员聊天儿，一聊聊到10点，才回去睡觉。

1998年的春节前夕，我们代表处的船在海上凑在一起，准备过年。这是远洋渔轮的独特方式，既然过年回不了家，干脆连上岸都免了，大家在海上靠拢，代表处送来点儿年货，弟兄们喝喝酒，吃顿饺子，就算过年了。

“中水”9310船的轮机长程中强这时候得了重感冒。此人四十岁左右，身强力壮，谁得病也不会轮到他，从来没吃过药。所以，他自己也没把这重感冒当回事儿，心想忍忍就过去了。就这样拖了两三天，不料引起了心肌炎，这才开始吃药，晚了。第二天早上，船上的人去看他，敲门没人应声，赶紧打开门，发现人已经死了！这简直令人不敢相信，一条铁打的汉子就这么突然倒下了，再也没有起来！

我和程中强算是老朋友了。1995年6月，我们正好赶上同时回国休假，一路同行。他很高兴，说：“太好了！我不懂外语，有你在，就不会受人家的欺负了。”这么一条硬汉，却说出这种话，透露出他本质的善良、纯朴、本分，听来令人心里发酸。过海关的时候，他的行李40公斤，超重了。打开一看，箱子里装满了咖啡、“人头马”酒，还有码得整整齐齐的十几条烟。海关人员把他当成倒卖香烟的了。好在我们代表处和海关已经混熟了，我出面替他“摆平”。其实，他的这些东西是哪儿来的，我知道。他每月的工资大约四五百美元，除了缴60美元的伙食费，其余的几乎一分也舍不得花，攒着捎回家。代表处给船员买的烟，送到海上，他的那一份儿也留着，积少成多，准备带回去。在左邻右舍、亲朋好友眼里，程中强是出国挣美元的人，回去还不是“衣锦还乡”？得请大伙儿抽抽洋烟儿！至于在外边儿吃了多少苦，回去可不能说，一是怕父母妻子心疼，二是怕亲戚朋友笑话。唉，这个老程，要面子！

我们途经法国转机，在巴黎机场，他要给老婆买点儿东西，因为他不懂法语，不知道什么牌子的好，自然是我来做翻译。经过认真挑选，他买了一瓶香水，还有衣服什么的，记得那瓶香水花了四五十美元，和他的收入相比，已经是高消费了。为了让老婆髙兴，他舍得！唉，男人不在家，孩子他娘操持着这个家，不容易，让她也奢侈一回，抹上法国香水，在人前美一美！

转眼又过了两年多，老程已经超期服役，该回国了。这次回去，他就不准备再出来了。过去年轻，老是强调工作忙，顾不上家，也没有机会疼老婆孩子，现在已经是四十多岁的人，该花点儿心思经营经营自己的“窝”了。

前不久，老程趁回港修船的机会，给家里打了个电话。这是代表处的特别关照，船员们回一次港不容易，又正赶上快过年了，让他们和家里人通个话，报个平安吧，家里的人也惦念着呢！老程拨通了电话，那一头儿接电话的是他儿子，问：“你是谁啊？”老程心说，这小子，连我的声音都听不出来了？就说：“我是你爹！”哪儿想到，儿子没反应过来，还以为是别人打电话捣乱，占他的便宜呢，张嘴就说：“我是你爹！”老程让儿子噎住了，一怒之下，摔了电话，本来想跟老婆聊几句，也没聊成，反而闹了个堵心。现在，老程突然走了，那次电话竟然成了他和家人的永诀！人走了总是会留下这样那样的遗憾，那次不愉快的电话也许是不祥之兆？如果不打那次电话，也许后来的一切都不会发生，让老程怀着对老婆孩子的思念，心情愉快、身体健康地工作到回国的时候，就可以全家团娶了。其实，老程也不必为那点儿事儿别扭，你常年不在家，儿子见不着你的面儿，也很少能听到你的声音，父子之间生分了，冷不丁听见有人说“我是你爹”，他哪儿知道是真是假？这年头假冒伪劣的东西特多，他也不敢贸然叫“爹”，认错了怎么办？况且，孩子还小，只有十二岁，你应该原谅他才是……

老程走了，许多事儿都浮现到我眼前来，心里那个难过啊，真是说不出的滋味儿。丧事也是我料理的。自从经手小隋的事儿之后，以后出了这种事儿就都归我管了，我是翻译出身，又当了副代表，也责无旁贷。我料理过好几起丧事，包括一名当地船员，被网拖下去，第二天才捞上来，代表处给了近万美元的抚恤金，给他们家送去了羊、米、油，把死者安葬了，还给他的兄弟安排了工作。在我经手的丧事当中，最让我动心的还是程中强，因为人太熟悉了，一闭眼就看见他了。直到好多年以后，我已经从西非回国了，有时候还做梦梦见非洲，梦见几内亚，梦见我们的船和船员们，其中包括老程。在梦里，他没死，还活着，像过去那么强壮，那么热情爽朗。他船上的船员也说，一走进他住过的那个房间，迎面就看见他，老程的魂儿没有离开船，他还活着啊！

霍达：让我们永远记住他吧，大西洋上，只要有我们的船在，就有为中国远洋渔业而捐躯的灵魂同在，他们永远活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