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锡

一、《周易》的魅力

二○○六年七月十日，第十八届世界杯足球赛决赛在德国柏林举行，由法国、意大利两队对垒，在经历加时赛苦战成和、最终由双方互射点球决胜之后，意大利队冲破惊涛骇浪，险胜法国队，赢得冠军，历史性地第四次捧杯而回。说来也许令人难以置信：早在十六强阶段，我已运用《易经》原理预测到这一终极战果。其后，又在四强决战前夕分别测准了第二、三、四名所属。

真有那么神奇？这是本人的实测，原始记录俱在，当时亦告知过若干亲朋好友，绝非事后诸葛。

还有更新鲜的事例。二○一一年六月四日，中国人——准确点说，世界华人可能都曾为这一则消息兴奋、激动过：中国选手李娜创造历史，在世界顶级赛事之一的法国网球公开赛女子单打决赛中，以二比零击败意大利卫冕选手斯齐亚沃尼（港译舒雅云妮），勇夺桂冠。这是中国、也是亚洲选手首次赢得大满贯女单世界冠军。决赛前夕，我曾为两人分别测算，看究竟谁能取胜。结果，李娜得《小畜》之《巽》（《小畜》卦初爻变，成《巽》卦），而斯齐亚沃尼得《大过》之《讼》（《大过》三、上爻变，成《讼》卦）。二者情况一吉一凶、对比分明，绝无拖泥带水之处，跟其后赛果完全一样。《易经》预测，有时就是这么“玄乎”。

《易经》，即《周易》六十四卦卦形与卦爻辞，是中国传世最古老的典籍之一。它有数千年的历史，但至今风采依然，不仅未呈“老态”，反更魅力四射：除了中国大陆、港、澳、台之外，在世界各地，尤其是日、韩、新、马、泰以至欧洲、美洲、大洋洲，都引起人们越来越大的兴趣和关注，学《易》、研《易》蔚然成风，专门学会纷纷设立，学术刊物定期出版，国际研讨会亦不断召开，二○○四年还成立了“国际易学联合会”，并每隔一年，轮流在北京、台南、首尔、香港举办有多国学者参加的学术年会，研究热潮可谓方兴未艾。这在世界文化史上也是罕见的现象。

出现这种盛况，相信与此书博大精深却又神秘玄妙的性质大有关系。

历史上，《易经》是中国儒家的群经之首，又是道家“三玄”（《老子》、《庄子》、《易经》）之一，现代更被尊为“中国文化之源”。它以强大的影响力、渗透力、涵盖力，融入中华民族的语言、习俗、思维方式之中，几乎已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例如成语中的“革故鼎新”、“否极泰来”、“一阳初复”，香港电视剧名“九五至尊”，流行曲名“潜龙勿用”等等，全部都来自《易经》。又如《豫》卦六二爻辞：“介于石，不终日。贞吉。”《象》传云：“‘不终日。贞吉。’以中正也。”便是蒋介石、字中正这一名与字的由来。毛泽东有句名言：“穷则思变，要干，要革命。”其理念与词句的本源也几乎全出于《易经》和《易传》（先秦时期对《易经》的阐释、解读）的《易·系辞·下》：“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蛊》卦初六爻辞：“干父之蛊。”干，意为办理、整治，引申为做、拼搏。《革》卦《彖》传：“革而当，其悔乃亡。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

至于德国学者莱布尼茨（一六四六至一七一六）创立的数学二进制与《易经》六十四卦图相合（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以及丹麦学者、量子力学创始人波尔（一八八五至一九六二）提出的“互补理论”与太极图（又名“双鱼图”）相通等等，早已为中西学界所津津乐道。而韩国国旗的图案设计，更直接采用了《易》卦（用乾、坤、坎、离四经卦）与太极双鱼图。可见这本古老经典的影响真可称得上是“无远弗届”，历久常新。

二、《周易》之名义与架构

（一）易、三易、《周易》

易，甲骨文作，金文作，表现浮云蔽日、时露光芒的样子，有忽阴忽晴之意（参高鸿缙《中国字例》），是“旸”字的初文。《说文解字》介绍的易为“蜥蜴”或“日月为易”等见解，都是按后来蜕变了的字形而望文生义之说，不足为据。“易”由“阴晴不定”之意引申，指变化、更替、交换，并进而用作名词，成为上古一类书的统称。

《周礼·春官·大卜》云：“大卜……掌三易之法，一曰《连山》，二曰《归藏》，三曰《周易》。其经卦皆八，其别皆六十有四。”《连山》、《归藏》、《周易》这三种书可能都是以六十四卦卦爻的结构及其变换，表象事物的存在方式与发展态势，“动”感十足，因此统称为“三易”。其中《连山》据传是夏朝的易书，《归藏》是商朝的易书，《周易》就是周朝的易书。《连山》易以《艮》卦为首，艮形像山，两山重叠，故称《连山》（一说，神农又号连山氏或列山氏，因以为名）。它反映的应是上古先民“穴居野处”，靠山吃山，以狩猎、捕鱼为主要生产方式时代的生活、思想状况。《归藏》易以《坤》卦为首，坤形像河川大地，有平顺的特点，代表女性；大地博纳广容，万物莫不归藏于其中，故得此名（一说，黄帝号归藏氏，因以为名）。它反映的应是早期农业社会人们的生活、思想状况，也是母系为尊时代的特征。《周易》改以《乾》卦居首，乾为天、为健，代表男性，以《乾》卦为首，说明周朝已由母系社会发展为父权社会，反映了时代的变迁、演进。后来《连山》、《归藏》易散佚失传（仅在古书中保存了一些零碎数据），剩下《周易》一枝独秀，所以典籍中经常用《易》称代《周易》。

关于《周易》的名义还有些其他解释。比如说周为“周普”，即广泛遍及，“言易道周普，无所不备”之意（郑玄《易论》）。又说“易一名而含三义：易简一也，变易二也，不易三也”（《易纬·乾凿度》、《易论》）等等。那些都是汉人研《易》的体会心得，反映了易道博大精微的若干特点，但是，却并非《周易》得名的本意。

孔子（前五五一至前四七九）“老而好《易》，居则在席，行则在囊”（《马王堆汉墓帛书·要》），说：“加（假）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论语·述而》）并对门下弟子讲授过不少研读《周易》的见解和心得，人们据之辑缀成文，其中七种共十篇（即《彖》上、下，《象》上、下，《系辞》上、下，《文言》、《说卦》、《序卦》和《杂卦》）广泛流传，汉时称为“十翼”（翼是羽翼、辅助正文之意），成为最早一批注解、评释、导读《周易》的著述。

（二）《易经》与《易传》

由于孔子晚年重《易》，精心研《易》，《周易》成为儒家传习的主要经典之一，因此被尊为“经”，名《易经》，在战国时开始与《诗》、《书》、《礼》、《乐》、《春秋》合称六经。“十翼”既是辅助经文之作，所以称为《易传》（传，仄声，zhuàn，有诠释、疏解之意）。汉朝独尊儒术，《周易》便扩大至包含了“经”、“传”两部分内容。其中《易经》就是六十四卦卦形与卦爻辞，即原来的《周易》；《易传》就是指《彖》、《象》等七种（共十篇）注《易》解《易》之作。由近年考古发现得知，这类注《易》解《易》的作品当时还有不少（例如一九七三年出土的马王堆汉墓帛书中便另有《二三子》、《易之义》、《要》、《缪和》及《昭力》等好几篇），只是运气欠佳，未得流通于世而已。

应当注意的是，《易传》虽因成篇的年代较早（现在一般认为是春秋末至战国时），保存了不少难得的资料和中肯的意见，但毕竟与《易经》的成书时间已至少相去数百年，有的就算确为孔子的观点，也不少自由比附发挥、似是而非之处，并非“句句是真理”，所以只能视为后人大量注《易》研《易》著作的一部分（当然是极可宝贵的一部分），可作参考，但若要求得对《周易》原旨确切的理解，还必须从本经着手，直探真源，那样才不致舍本逐末。因此，本书内容的主角，始终是《易经》。至于《易传》里那些合理的意见，本书已充分纳入“《易经》六十四卦”的注析中。

三、《易经》的性质及其现代价值

《易经》包含天地万物之理，却仅以阴阳二爻构成，可谓“既古老，又时尚；既玄妙，又简单”（汉人说“易”为易简，确有其道理）。那么，它到底是本什么书？这问题近世以来引起过不少争议：有人认为它是占筮书，有人认为是哲理书，也有人认为纯粹是历史书，是文王、武王、周公灭纣兴周过程的具体记录，而更有人直指是当时某某官员用曲笔写成的“自传”，等等。

我对此进行过探究，得出的结论是：《易经》含弘广大、微妙玄通，是本独特而奇异的著作，它的性质应分别从“体”、“用”两方面去辨析和界定。

（一）如按其本体、实质来说，《易经》草创于西周初（前十一世纪中期）而著成于西周后期（约前九世纪中期），是司马迁（前一四五或前一三五至约前八十六）所撰《史记》之前，中国最早的一本百科全书。它汇聚了古圣先贤的睿智，融贯古今资料，以当时新兴的审美艺术形式（韵文），去反映和表达宇宙自然变化的规律，以及社会人生哲理、历史经验、政治观念和生活智慧，具有极可宝贵的文化价值。特别是全书六十四卦的结构系统，其一起（《乾》、《坤》）一结（《既济》、《未济》）与中间诸卦卦序安排所体现的绵密逻辑性与丰富的辩证思想，更属难能可贵，尤应得到现代人的推崇与珍视。《易经》文字精约而内容宏富，从宇宙起源、物候变迁，到人世间的军、政、财、文、史、哲、宗教、教育、道德、伦理、婚姻、家庭、行旅等等，几无所不包，有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念与方法，全涵括在内。说它是中国第一部百科全书，甚至推许为“中华文化之源”，都不算过誉。这是从其“本体”一面看。

（二）从“用”的一面看。《易经》在占筮中形成，为占筮而编撰，而从它诞生之日起，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也主要是用来占筮，因此毋庸置疑，它确是一本占筮书。这从充满全书的“吉、凶、悔、吝、厉、利、无咎”等占筮术语，以及众多典籍（例如《左传》、《国语》、《周礼》、《史记》、《汉书》……）与出土简帛文献（例如包山楚简卜筮简、战国楚竹书《周易》、马王堆汉帛书《周易》、阜阳汉简《周易》等等）所载大量与它相关的数据以及占筮记录等都足以证明。

综上所言，可以得出结论：《易经》是一本以百科全书为“体”，而以占筮为“用”的性质奇特的典籍。它蕴含渊懿微妙的哲思，表达敬德、重民的治国理念，保留了好些商、周的史实，承载大量的上古文化遗存；同时，由于它以特殊的表述方式所揭示的自然、历史、社会演化通则和人生理念中，不少又是具有本体性、普遍性、持续性的，故人们往往会发现，它常与现代科学原理相通。因此在今天，《易经》可以为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包括天文、地理、物理、数学、医学、经济学、军事学、哲学、史学（思想史、政治史、社会史、文化史）、文学、语言学（训诂、音韵、词汇、语法、修辞学）等众多领域，提供许多有用的资料、线索和发人深省的启示。而更令人啧啧称奇的是，今天据其以占问、预测，有时仍相当准确，似乎确有“天机”隐存其中。

四、《易经》蕴含的精义妙理

《易经》蕴含的宇宙、人生之精义奥理，在今天仍有重大参照作用和启发意义的，至少有如下多个方面：

（一）渐进发展规则，生灭盛衰过程：事物往往经历由少而长，由低而高，由弱而强，由萌芽、发展、壮大再逐渐走向衰亡的阶段，这在《乾》、《渐》等卦中有较突出的反映。

例如《乾》卦各爻由龙潜伏水中，到露出地面，到跃起半空，到飞到天上，再飞到极高处，顺次取象，层次井然。飞到天上是春风得意、可以尽展平生抱负之时；而飞至极高处则过犹不及，故“有悔”，意味陷于困境，开始走向下坡。

《渐》卦六爻描述鸿雁如何从河滩开始逐步登高，最后“其羽可用为仪”，意味生命完结（同时也是另一新循环的开始），便同是以像喻手法体现上述生灭盛衰、周期变化的道理。《乾》、《渐》等卦爻辞形象地说明，世间任何事物都不会长盛不衰，恒久不变。假如自诩“英明神武”，曾一度威风八面的秦皇、汉武等辈能及早领悟此一《易》理，便不会惑于方士之言，去大肆劳师动众，徒然追寻那长生不死之药，做白日飞升的美梦，而为天下后世讥嘲了。诚如唐代诗人李贺所云：

武帝爱神仙，烧金得紫烟。

厩中皆肉马，不解上青天。

（《马诗》之二十三）

回看今天的世界，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苏联解体后，美国成唯一超级霸权大国，踌躇满志，颐指气使，自以为“飞龙在天”，可以为所欲为，但自二○○一年“9·11”恐怖袭击事件发生后，接着挥军入侵阿富汗、伊拉克，却泥足深陷于所谓的“反恐”战争多年，又经历金融风暴、经济衰退、财政危机等重重打击，在连番摧折之下，国力虚耗，元气大伤，债台高筑，窘态毕呈，其骄横不可一世的气焰已遭重挫，霸权地位大大动摇。它是否正步以往法、德、英等曾相继称雄于世的“列强”先辈的后尘，不可逆转地逐渐走上“亢龙有悔”的衰颓之路，已越来越引起寰球舆论的热议和关注。

而形成对照的是，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近十年（二○○一至二○一一），已从韬光养晦的“潜龙勿用”，到快速崛起，呈现“见龙在田”、“或跃在渊”之生气蓬勃的发展态势：国内生产总值（gdp）从二○○一年的132万亿美元迅速提升至593万亿，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外汇储备也从1900亿美元急增至32万亿，居于世界第一，并取代日本成为美国最大债权国，又取代德国成为世界最大出口国；近年则致力“坚持实施扩大内需战略，着力调整优化需求结构，保障中国经济实现更长时间、更高水平、更好质量的发展”（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第五届夏季达沃斯论坛上的讲话，二○一一年九月十四日，大连）。正如舆论所云：美国国力在过去十年明显走下坡路，中国等新兴国家崛起，经济重心由西方转至东方，改写全球政经格局。到底实际前景将会如何，大家不妨拭目以待。

（二）物极必反，穷则生变：《乾·上九》之“亢龙有悔”，《坤·上六》之“龙战（接）于野”，《否·上九》之“倾否，先否后喜”，《泰·九三》之“无平不陂，无往不复”，《既济》之“初吉，终乱”，以及六十四卦以《未济》为结束等等，无不反复说明这一道理，显示出十分可贵的辩证思想。

《坤》为纯阴之卦，至上六爻，穷阴极寒，急需阳气灌注，于是便有“天龙接地”（实际是彩虹垂野），天地交合，复生万物之象。《否·上九》是《否》卦最上一爻（否，音痞，是闭塞不通、坏劣不善之意，可指坏人坏事），《否》卦到了尽头就要倾覆其否，令情况由坏变好，所以有“先否后喜”，即“否极泰来”之兆。《既济》之“初吉，终乱”刚好相反，是开始吉利，最终出乱子，意味情况将会由好变坏，即由《既济》向《未济》转化，所以如果占得此卦，君子当居安思危。而以《未济》卦终结《易经》全书，也无非借此昭告世人：事物发展不会穷尽，“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经历变化的洗礼之后，又会重新出发，展开一段新的旅程。世界就如是生生不已。

《易经》除阐明上述生灭盛衰、穷变通久的发展演化规律之外，还蕴含其他不少有关宇宙人生的至言妙理。

（三）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乾》卦《象》传云：“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坤》卦《象》传云：“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勉励君子当效法天体之坚毅刚健、周流不息，从而孜孜不倦地奋发自强，建功立业；同时，又须效法大地之坦荡辽阔，修养成优良的品格，以广博的襟怀包容万物，承担责任。这种精神是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柱石之一，亟须珍视，并予以发扬光大。

（四）主中正，无过无不及：六十四卦每卦由上、下两经卦（三画之卦称为经卦）组成，每卦六爻，从下往上数，一、三、五爻为阳位，二、四、六爻为阴位。若阴爻居阴位、阳爻居阳位，谓之得正位；凡位正者有利，反之则否。又，二爻为下卦之中位，五爻为上卦中位，爻居中位多吉，故《易·系辞》云：“二多誉，四多惧；三多凶，五多功。”可见“中正持平”，不偏不倚，遵从正道，不采偏激、极端立场，不走歪门邪道的重要。

（五）贵得时，与时偕行：凡事总要合乎时宜，量力而为，根据不同的地位、条件与情况，看准时机，该行则行，该止则止，不可怠惰，也不可妄动、躁进。

如：《乾·初九》云：“潜龙。勿用。”《需·初九》云：“需于郊，利用恒。无咎。”（译：守候在郊野，利于有恒心。没有祸患。）需，就是守候。那是由于时机尚未成熟，条件还不具备，故须忍耐、等待。而《大有·上九》云：“自天佑之。吉，无不利。”（译：上天保佑他。吉祥，无所不利。）则是因为条件酝酿成熟，行动时机已至，故可全力出击，大展宏图，一切如有神助，无往而不利。

这些都告诉我们凡事不可勉强而为，一切必须“应乎天而时行”，进止有度。若时机未至便不宜行动，而不要违背客观条件，自以为是，执意自行其是。否则，重则头破血流，一败涂地；轻亦无功而返，或事倍功半，浪费许多人力资财。反之，若时至而不行，则又会错失机会，虚掷光阴，酿成无穷的懊悔。

（六）满招损，谦受益：《益》卦最后受损，而《谦》卦诸爻皆吉，正是明白昭示这一做人处事的道理。《益·上九》云：“莫益之，或击之。立心勿恒，凶。”（译：无人帮助他，却有人打击他。如立志不够坚定，凶险。）幸运之人多顺境，久而久之，志得意满，忘乎所以，最后头脑发热，以为可以想做就做，必定路路畅通，能人所不能，结果终于泡沫破灭，噩梦来临。无论历史与现实，也无论战场、商场、赌场、考场、情场，或者政坛、股坛、体坛、艺坛、讲坛，以至社会人事许多重大纷争与机会竞逐，从来都不乏“欲益反损”、“骄兵必败”的深刻教训。

再来看《谦》这一卦，每一爻都是吉利的，在《易经》全部六十四卦中，仅有《谦》卦是如此。其寓意已经明白不过，毋须多言了。

（七）尚和谐，阴阳互补：《易经》里，每当阴、阳爻相应则吉，相遇则通。比如卦爻辞中数见“得尚”（得同心之友相助）之语，皆指相关的阴、阳爻有良好的感应、互动、协同关系。

（八）行变革，顺天应人：社会需要和谐，才能稳定发展，但又不能藏污纳垢、姑息养奸，故问题累积到一定时候，就要着手解决深层次矛盾，除旧布新，革故鼎新，令发展进一台阶，开创新的局面。《革》卦《彖》辞：“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正是用自然界的四季更替，说明人类社会也应适时变革的道理。

（九）主张德治、仁政，反对霸道、苛政。这在《临》卦中有最清晰的反映。该卦言统治术，除“甘（拑）临”（以拑制的高压手段统治民众）为“无所利”之外，其他“咸（感）临”（以感化方法治民）、“咸（諴）临”（以温和手段治民）、“知临”（以明智之道治民）等等都是“吉”或“无咎”，可见《易经》作者的政治取向。

（十）中心诚信，无往不利。（见下文说解。）

五、说“孚”──华夏德性之光

提到德治、仁政，便不能不谈及全书多次出现的“有孚”的“孚”字。

中华民族是讲诚信、重道德的民族，这一传统可上溯至周初，根深蒂固，源远流长。《周易》经文中的“孚”字，便集中体现了周人“重德”的思想，是中华道德传统的一个重要源头，闪耀着千古不灭的华夏德性之光。

《易经》的“孚”（fu，音俘）字，传统上皆释为“信”（见《易传·杂卦》、《尔雅·释诂》、《说文》及《周易集解》、《周易正义》等），主要指人的诚信。但近世以来，随着“疑古”之风的盛行，各种新见异说便纷起蜂出，引起释读之疑惑，对人们正确理解《易经》，深入阐发其精义妙理，造成一定的干扰、影响。

这诸多新见中，或把“孚”字释为俘获的“俘”，或释为惩罚的“罚”；有人又解释为“卦兆”、“征兆”或占筮的“征验”之类，遂逐渐向殷商甲骨卜辞靠拢；到近年，便更多地集中指向于释为“保”、“抱”、“覆”、“辅”等意思，指上天、神灵对人的辅助、庇佑，直接与甲骨卜辞中大量出现的“有又（佑）”、“有保”等用语等同起来。这些意见，多从文字学角度着眼，较少顾及《易经》作为西周朝廷筮书，必然充分反映官方统治思想这一特点，所以虽然在字形、音理上有一定依据，有其参考价值，但实际上，因未能结合周朝社会状况以及文本整体内容去考察，所以得出来的结论，往往顾此而失彼，偏离当时社会主流思想意识形态，在西周历史大环境中，总显得扦格难通。

因此，必须拨乱反正，还“孚”字本来面目，以揭示中华民族渊源久远的重德传统，彰显华夏德性之光。

（一）“孚”字当释为“信（诚信）”

王国维说：“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剧于殷周之际。……殷周之兴亡，乃有德与无德之兴亡，故克殷之后，尤兢兢以德治为务。”并博采甲骨卜辞与六经文献等上古资料，从多方面详加分析，且特别指出：“故知周之制度典礼，实皆为道德而设。”（见王国维《殷周制度论》。）其说颇有道理。因为商人在东，周人居西，虽长期有宗主、附庸关系，但本属发展状况不同的部族，所以商、周易代不纯是一般改朝换代的政权更迭，而更多的是“旧制度废而新制度兴，旧文化废而新文化兴”（《殷周制度论》）的一场牵连甚广的革命，人们的思想观念和社会制度都发生了巨大变化。

商人笃信鬼神，并视皇天上帝为自己的宗族神灵，故一意仰仗上帝的护荫庇佑[?“商人的帝，既有图腾生祖的性格，其与商人的关系是特定的、专有的，而不能是普遍超然的。商人的神对商人有必须眷顾的理由，不必有道德的标准为给予佑护的原因。简单地说，商人的神是族群专有的守护者，而不是对所有族群一视同仁的超氏族神。”许倬云：《西周史》（北京：三联书店，1994年），第三章第四节引李宗侗、徐旭生说，第100页。

]，甲骨卜辞中祈盼“受又（佑）”、“受有又（佑）”、“有保”等词句比比皆是，人处于相对倚赖的、被动的位置。但周人不同，他们不再单纯希冀上天赐福，而更多地反求诸己，强调人的品德修养，以明德立信、“敬德保民”去顺天行事，自求多福，相对淡化了神权色彩，人处于较积极、主动的地位。因为从武王伐纣、“小邦周”征服“大国殷”的过程中，他们认定：天命靡常，唯德是辅；黍稷非馨，明德惟馨；只有有德之人，才会获得上天的眷顾、垂佑，而殷商就是因为“惟不敬厥德，乃早坠厥命”（《尚书·召诰》）的。所谓“汤武革命，顺天应人”，这种天命观，是“文武受命”灭商兴周合理合法性的主要精神依据，因此被作为周人的官方思想不断宣扬，并由此对泱泱中华数千年之历史文化造成了深刻影响。

比如《诗经·大雅·荡》便强调天命不可恃，并历数商人种种恶德劣政，指出由于其多行不义，弄至天怒人怨，终至自取灭亡。末段振聋发聩，掷地有声，至今仍不减其智慧光彩：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人亦有言：颠沛之揭，枝叶未有害，本实先拨。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译文：“文王说，嘿嘿你们殷商！古人有句话：‘树木倒下连根拔，并非枝叶有毛病，而是根本先朽坏。’你们殷人的前车之鉴并不远，就在夏桀那时代！”）[?详见周锡译注：《诗经选》（香港：三联书店，1980年初版，1990年第四版），第290~294页。

]

“大树倾倒，非缘枝叶之故，而是由于根本朽坏。”这个“根本”，便是诗中反复强调的“德”。而殷商之失国，正在于其由上而下，由君主至整个统治集团的缺德、失德、败德！（在《尚书》、《诗经》、《左传》等典籍中尚有不少类似的言论可供参证。）而“德”之中，是否具有诚信（因而值得信赖，获得拥戴）是一项十分重要的标准──对社会上层人士而言尤其如此。这些，对后来形成的儒家学派影响至巨，故“吾从周”的孔子才会提出“民无信不立”（《论语·颜渊》）的著名教诫。《大学》亦云：“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与国人交止于信。……道得众则得国，失众则失国，是故君子先慎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财，有财此有用。德者，本也。”

凡此种种，都可见周人对“德”、对诚信是何等重视。《周易》既是西周朝廷的筮书，所以必然充分渗透这套官方的指导思想。明乎此，便可知道，对《周易》中频繁出现的“孚”字，必须回归传统智慧，解读为强调修德立诚的“信”，才切近周人的思想特点，才符合《周易》本经的原意。否则，便和殷商卜辞一味仰赖上帝保佑的模式差别不大了。

（二）“孚”字何以可解释为“信（诚信）”？

但“孚”字怎会解释为“信（诚信）”？原来“孚”可读为“符”（两字声同、韵近可通），[?见《尔雅·释诂上》：“孚，信也。”（郝懿行《义疏》）。又《史记·律书》：“符甲。”司马贞《索隐》：“符甲犹孚甲也。”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需部》云：“符假借为孚。”

]意谓符合、相应。而符合相应，在《易经》里，又多指精神、心志上之契合感通，故引申为“信（诚信）”。对上天、神灵而言，是一心一意地虔诚信奉；就人际来说，便是同心同德，忠诚守信（自然也意味着互相信任）。

总括而言，全《易经》“孚”字共出现四十二次（连卦名《中孚》），除三次（《大壮·初九》、《夬》、《姤·初六》）外，皆释为符、信（作名词，指诚信；作动词，指信赖）或其引申义（如声誉、威望等）。至于另三例的“孚”字则有不同含义，它们不作“信”解，而以音同音近关系，分别读为“复”（返回）、“俘”（俘虏）与“浮”（躁动不安）。详情请参阅本书“《易经》六十四卦”之相关注析。

（三）明德立信，垂范天下

“诚信”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之一（忠、孝和信相依相倚，“忠”、“孝”是对特定范畴和对象更专一、强烈、坚执的“信”），泱泱华夏数千年于今不坠，部分也有赖于这一精神支柱。正如温家宝总理所言：“一个国家，如果没有国民素质的提高和道德的力量，绝不可能成为一个真正强大的国家，一个受人尊敬的国家”，因此必须“在全社会大力加强道德文化建设，形成讲诚信、讲责任、讲良心的强大舆论氛围，……铲除滋生唯利是图、坑蒙拐骗、贪赃枉法等丑恶和腐败行为的土壤”（二○一一年四月十四日的谈话）。我们也看到，在二○一二年香港“特首”选举相当激烈的竞逐过程中，社会各界对有关候选人的品格、诚信都十分关注，并有甚高的要求，由此也可见人心趋向之一斑。

在今天这个金权至上、邪恶公行、人欲横流、道德滑坡的地球上，炎黄子孙真该认真想一想，对中华民族传统美德这份宝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究竟应如何好好珍惜、继承并大加发扬。只有在经济飞跃发展、国力迅速提升的同时，用舍我其谁的担当精神，为世界作表率，树立指向未来、令人敬佩的道德文明榜样，那时候，才能真正奏响“大国崛起”的宏伟乐章。

六、《易经》的作者与著作年代

《周易》是周朝的筮书，但西、东周合共长达八百年（约公元前一一二二或前一○四六至前七七一；前七七○至前二五六），到底《周易》写成于什么时候？又是何人所著？要全面、正确地理解《易经》，这也是个必须先弄清楚的重要问题。

关于《易经》的作者与著作年代，传统说法是：八卦、六十四卦卦形符号是由传说时代的伏羲（即包牺）氏所作，而卦爻辞则成于周文王之手（也有人说文王作卦辞，周公作爻辞）。关于这问题，近世以来歧见纷出，争论甚烈。大致上分为三大派：一派认为《易经》成书于商末周初（这派接近传统观点，在人数上至今仍占绝对优势）；一派认为成于西周后期；还有一派则主张成于春秋战国。学者对此各持一说，互不相下。

但其实，我们只要不盲目地信古或疑古，又尽可能详细占有资料，把各方理据充分梳理，做客观深入的比较研究，要得出正确的、符合历史真相的结论，也并非太难的事。

（一）《周易》的成书与流播

我意认为，周初原有一本《周易》，乃参照夏之《连山》、商之《归藏》等同类典籍编纂而成，故卦名、用语、述事或有部分相似之处。[?见宋人李过：《西溪易说·原序》，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6~7页。

]到了西周后期，由于时代以及语言的发展，原本《周易》显得佶屈聱牙、艰涩难读（就如《尚书》中周武王、成王时代的篇章那样），不便于实占的应用，于是有关人士（大约是主管卜筮之官）便在古本《周易》的基础上增损改写，注入新的资料、观念和哲理，用当时新兴且十分流行的艺术体式——韵文，撰成今传本《周易》（《易经》），其卦爻辞称为“繇辞”，也就是歌谣体筮辞之意。由此可见，《周易》从草创到写定，原是一本藏于周室、主要用来占筮的官方重要著述。

到西周灭亡，王室播迁，政教礼乐流散于诸侯国，于是才见有《左传·庄公二十二年（前六七二）》所载“周史有以《周易》见陈侯者”那样的情景出现。随后，此书的影响不断扩大，从上层阶级推向中下层，结合民间原有的一些占筮活动，社会上便逐渐出现一体多元或称同源异流的多种筮书与筮术（如上述包山楚简卜筮简、马王堆汉帛书《周易》、阜阳汉简《周易》以及汲冢竹书《易繇阴阳卦》之类），而正宗定本《易经》的原貌则幸赖战国楚竹书《周易》基本得以保存。同类的传本当时曾引起孔子极大的兴趣，成为他晚年学习、钻研的重要对象，于是产生了夫子“五十以学《易》”、“韦编三绝”种种美谈，并由此开创出不重占筮，而“以德义为先”、研求哲理为主的儒家一派易学。成于春秋末至战国的《易传》便是这派学说的菁华所萃。

（二）《周易》的作者

除少数文字出入外，楚竹书本《周易》和今传本并无二致，可证今本《易经》乃得古定本的真传。它的形制或带有夏、商时代同类著作的影迹，但主要内容（包括卦名义、卦序安排与卦爻辞等）则肯定始创于西周初（前十一世纪中），而著成于西周后期（以厉王末年的“共和”时期可能性最大，即前九世纪中叶左右）。其始创者为谁暂时无法考究，但最后编定者应是周王朝主管卜筮的官员。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无论原创或最后编定之人，都必然是“国师”级的大智慧者。

如要作大胆的推断，我认为，按身份地位、学养、才情、器识、胸襟品格及所处时代作综合考虑，能符合此条件，担当起著成（或主持编定）《周易》之大任者，非“共和”时期（前八四一至前八二八）最高执政官之一的召穆公（姬）虎莫属。他是三朝元老，曾切谏“厉王弭谤”于前（“防民之口，甚于防川”便是其名言），复佐“宣王中兴”于后；在国人暴动，“厉王奔彘（今山西霍县）”期间，他甘以亲子为代，保存了太子静（后即位为周宣王）的性命，才开创出周朝一度“中兴”的局面。他品格超群，才华卓越，关切民瘼，目光远大，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军事家（曾率军平定淮夷，见《诗经·大雅·江汉》）、哲学家，同时又是有作品传世的诗人（《诗经·大雅·民劳》便是召公虎的名篇，“民亦劳止，汔可小康”便是其开篇的名句）。他言行、著作的思想倾向，与《周易》的内涵息息相通，而在“共和”时代，身为国家最高领导人之一，他有很大的创作自由度。因此，我认为，只有召穆公虎，才是最具资格、条件，成为最后著成（或主持编定）以韵文写就、具备百科全书体制、且充满崇高治国理念的《周易》之人。

（三）关于《周易》成书年代的证据

我推定《周易》著成于西周后期“共和”时代是有充分根据的：

第一，从内容看。《易经》提及的都是东周以前的事，而没有东周或东周以后的事；其中较多的是周初、早周甚至殷商的人、物、故事。例如高宗伐鬼方（《既济·九三》）、季历伐鬼方（《未济·九四》）、帝乙归妹（《泰·六五》、《归妹·六五》）、箕子之明夷（《明夷·六五》）、为依（殷）迁国（《益·六四》）、康侯用锡马蕃庶（《晋》），以及可能是王亥丧牛羊于易（《大壮·六五》、《旅·上九》）；另外，还有“利西南”（《蹇》、《解》、《坤》）之语、“大国”殷之称（《未济·九四》）等等。但是，《易经》里也同样载有并非周初，而是西周中、后期的重要史实及其他数据。较明显的例如：

1《升》卦的“南征”，以及《明夷》卦的“明夷，（夷）于南狩。得其大首”《明夷·九三》）、“（明夷，夷）于左腹；获明夷之心，于出门庭”（《明夷·六四》）等卦爻辞实暗藏着有关昭、穆王“南征”的史事。

据古史与金文记载，西周昭王、穆王、夷王、厉王、宣王时都曾大举“南征”（“南狩”也是南征）。而昭王更“南征而不复”，丧生于汉水之滨；由于死因扑朔迷离，长期成为疑案，以致春秋五霸之首齐桓公可以振振有词地用来作为征伐楚国的借口：“昭王南征而不复，寡人是问！”但当地人是知道真相的，所以楚使也能理直气壮、不卑不亢地回答：“昭王之不复，君其问诸水滨。”（见《左传·僖公四年》）那么，事件的真相到底如何？综合现存各项数据，经去伪存真的分析，我们可以给出合理的答案：

原来当年昭王率大军南征荆楚，在北返渡过汉水时，突逢灾变（似为强烈地震或特大飓风），天昏地暗，野兔奔窜，雉鸡惊飞狂鸣，浮桥坍塌，六师尽丧，昭王亦不幸掉落江中，为鳄鱼所噬，一命呜呼。为保面子，朝廷没有把真实情况告知天下，以致出现“遇大兕[?大兕（si），古书上所说的雌性犀牛。——编者注

]”、“逢白雉”乃至类似传奇情节的因“胶舟”水解而溺毙等种种不同传闻。［《史记·周本纪》载：“昭王南巡狩不返，卒于江上。其卒不赴告，讳之也。”《古本竹书纪年》：“周昭王十六年，伐楚荆，涉汉，遇大兕。”“周昭王十九年，天大，雉兔皆震，丧六师于汉。”“周昭王末年，夜有五色光贯紫微，其年，王南巡不返。”（按，此似为“地光”之类的大地震或其他重大灾变前兆。）又《吕氏春秋·音初》：“周昭王亲将征荆，辛余靡长且多力，为王右。还反涉汉，梁败，王及祭公于汉中，辛余靡振王北济，又反振祭公。（“”，通“陨”，坠落。）屈原《天问》：“昭后成游，南土爰底，厥利维何？逢彼白雉。”（昭后，即周昭王。闻一多认为雉乃“兕”之误，见《楚辞校补》。）］

因此后来穆王南伐，途经江汉时，便通过大规模的狩猎行动为“父王”泄愤报复──捕杀一批鳄鱼，令其陈尸江面（《古本竹书纪年》：“周穆王七年，大起师，东至于九江，架鼋鼍以为梁。”鼍，即扬子鳄。其实是杀鳄浮尸，被讹传为“驾鼋鼍为梁”。梁，桥）；又弋射鸣雉，挖心以祭（古人迷信“鸟占”，认定当日的雉鸡飞鸣带来不祥之兆，遂迁怒于鸣雉）。这便是《明夷》卦所曲折反映的一段西周中期的重大史实。（按，“明夷”，即鸣雉，高亨先生已有此见；“大首”，指活跃于江汉流域的扬子鳄，头特大而身小，故称。其用代称而不用本名，那显然是为昭、穆王讳，为周室讳，故特意含混其词，隐约其事。）而《升》卦则记述了周王一次登祭岐山，为南征虔诚祈求福佑之事，整个过程夜以继日，隆重之至，若非准备亲征，断然不会如此。

2《比》卦：“不宁方来，后夫凶。”（译：不驯服的方国来朝，迟到的凶险。）所指实为周夷王“三年，王致诸侯，烹齐哀公于鼎”（《古本竹书纪年》）那惊心动魄的血腥一幕。这里再度隐约其词，无非也是所谓“为尊者讳，为亲者讳”而已（齐为太公望之后，与周王室历代通婚）。

3《乾·用九》“见群龙，无首，吉”的爻辞也很值得留意，它极可能与西周后期“共和”时代的政治形势有关。当日因厉王无道，被国人起义推翻，流亡彘地，朝中无主，遂由众诸侯推举周公、召公与共伯（名和）执掌朝政，而以年高德劭的共伯为首，史称“共和行政”。直到厉王去世，周、召二公拥立太子静即位为宣王（前八二七），共伯和归国，才结束了那一历史阶段。《乾·用九》称“群龙无首”为“吉”兆，正反映了“共和”时期的特殊政治色彩。

4《比》、《否》、《临》、《观》、《井》、《革》诸卦表达了统治者治国安民的理念和施政大计，主要是：行仁政，反苛政；用贤良，除奸佞；去旧图新，及时变革；集思广益，视民进退，即深入了解国情、民意，据之制定相应政策。……这些，便是“共和”时期之秉国者在汲取时局与历史经验的重大教训之后，痛定思痛，试图与民更始，刷新敝政，以延续并巩固西周王朝统治的新思维、新路向、新方略（至于能实行多少是另一回事）。

以上是《易经》成书于西周后期“共和”时代的有关内容方面的有力证据。

第二，从语言形式看，《易经》既含有西周早期的特点，也颇多西周中、晚期的语言特点[?详见拙文《〈易经〉的语言形式与著作年代》，原载《中国社会科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编），2003年第四期，收入拙著《易经详解与应用》（香港：三联书店，2005年初版，2007年修订版第三次印刷），这里仅略述其要。

]。后者如：

1连词“而”的出现。甲骨文无此虚词，西周早期金文亦未见，要到西周后期才面世，但尚较罕用，至春秋时始流行。《易经》共有五例：“不克讼，归而逋”（《讼·九二》），“同人先号咷而后笑”（《同人·九五》），“盥而不荐”（《观》），“舍车而徒”（《贲·初九》），“不鼓缶而歌”（《离·九三》）。

2词尾“如”、“若”、“然”的使用。《易经》共有二十一例，如“乘马班如”（《屯·六二》），“出涕沱若”（《离·六五》），“履错然”（《离·初九》）等等。

3以“享”代“祭”。由商代到西周初，祭祀一般称“祭”不称“享”，到西周中叶后才多用“享”字。《易经》有“利用享祀”（《困·九二》）等六例，而“祭”仅一见。

4以“其”代“厥”。由商代到西周初，第三人称（含远指）代词均用“厥”，不用“其”，至西周中晚期才渐用“其”字。而《易经》之第三人称代词几全用“其”（共一百例），用“厥”仅得一例。

5叠词、叠音词与双声叠韵词数量甚多。叠词、叠音词共二十二例，如“谦谦”、“翩翩”等等。双声叠韵词共二十九例，如“屯邅”（双声）、“盘桓”（叠韵）、“赍咨”（双声兼叠韵）等等。

6齐言（以二、三、四言为多）、排比、对偶句的大量出现与频密应用。如《蒙》卦之“发蒙”、“包蒙”、“困蒙”、“童蒙”、“击蒙”，《剥·上九》之“君子得舆，小人剥庐”，等等。

以上这些都是不早于西周中、后期的语言现象。

第三，也是最能突显《易经》语体之时代特征的，就是普遍用韵的艺术形式。中国的诗文本非一向有韵，“押韵”这种同中见异、具回环复叠之美的艺术形式实萌芽于商、周之际（公元前十一世纪），而成熟于西周中、晚期（公元前十至八世纪），它与同采声、韵复叠形式的叠音词以及双声叠韵词的产生、发展基本上是同步的；而这些发展和西周礼乐文化的发展又有着异常密切的关系。散文用韵是受诗歌影响，所以出现自较诗歌为迟。据现有数据，商、周甲骨文，西周初期金文以及《尚书》等文献中属于周武王、成王时代的作品，都还没有韵语。西周中期略有一些，但形式不太工整。直到西周晚期金文如厉王《钟》、宣王时《虢季子白盘》和《尚书》后期作品（如《洪范》等）才多见较纯熟的韵语。总之，散文的韵律化、诗化，在西周中期始初见端倪；至西周末有相当发展，但尚欠成熟；而到了春秋战国方盛极一时。

《易经》正是西周后期对散文作全盘“韵化”的一个尝试。全书卦爻辞普遍协韵，有些更如诗句，但由于筮辞格式、术语的限制，加以散文用韵的创作经验尚浅，故形成韵语、散句、谣谚参错并用的一种“杂拌”体式，句子每每长短不一，押韵的技巧显得较为粗糙（多异调相协，韵位也不太规则），远不如后来的《老子》、《易传》或《诗经·国风》般流畅整饬，铿锵可诵，整体来说，尚处叙事、说理散文韵律化的初级阶段。若依“韵文成熟度”衡量，应与西周后期厉王《钟》铭文的发展水平大致相当。

综合《易经》全书内容、语言艺术形式特点以及作者所需的条件及其情况一并考察，结论是：今传本《易经》应草创于西周初（前十一世纪中），而著成于西周后期的“共和”时代，即前八四一至前八二八。最有可能的作者(或主持编定者)是当时最高行政长官之一、作为周初与周公旦一同辅政的召康公奭后裔的召穆公虎。

七、卦爻辞的断句与释读

解决了《易经》的成书年代之后，要真正读懂《易经》，还须解决卦爻辞应如何断句、标点，以及怎样理解、释读的问题。今天常见《周易》本子的断句多由古本（主要是《十三经注疏》、《周易集解》、朱熹《周易本义》等等）沿袭而来，大同小异，其合理之处固所在多有，但存在问题也并不少，常见该断不断，而不该断却误点误断的情况，由此而引发误解、误译的连锁反应，对广大读者便形成误导，影响非浅。

有鉴于此，本人尝试运用音韵、语法、义理、象数、考证、占筮多元结合的方式，并利用近年出土的简帛材料，对《周易》卦爻辞重新进行标点、释义工作，以纠正前人断句、解读之讹误，希望借此为《易经》的深入探索与现代应用提供较良好前提。在《周易》研究史上，这样做也许还是首次。

以下是在卦爻辞断句与释读问题上须重点留意的几个方面：

（一）必须依韵断句、标点[?详细请参看拙文《论〈易经〉标点的原则与方法》，原载《周易研究》，2009年第六期，这里只是略述其要。

]

由于《易经》是韵文，所以给卦爻辞断句，首先必须注意韵位，依韵点断（就像对其他诗歌、韵文一样），而不能囿于传统习惯（大量古人传本都是如此断句），用“散文句法”（即一般人熟悉的常规句法）观念作句读之指南，按个人对文义的理解去随意点断。坊间众多《周易》读物（包括古本与今本）就是由于忽略了这一重要问题而造成不少差误。例如：

《蒙》卦六三爻辞：“勿用取女。见金，夫、不有躬。无攸利。”（译：不要娶女子。见到财礼，丈夫会丧命。无所利。）（注：取，通“娶”。金，钱财，指代女方陪嫁的财礼。躬，身体。）

按，女和夫（均古韵鱼部）协韵，金和躬（均古韵侵部）协韵，所以这样标点。但诸本几乎都断作“见金夫，不有躬”（如《周易正义》、《周易集解》、《周易本义》、《周易尚氏学》、《周易通义》、《周易译注》、《白话易经》等等），而把“金夫”释为“武夫”，或“有钱的男子”，那显然欠妥。因为：从形式看，那样“躬”字便失韵；从内容看，原文“勿用取女”是先下判断（作出结论），“见金，夫、不有躬”是说明理由，前后意义连贯（意谓，因该女“克夫”，故不可娶）；现在却变成“勿用取女”是就男方说，而“见金夫，不有躬”是就女方说，前后不一，表意混淆。可知那样断句是错误的。唯独高亨先生《周易大传今注》点为：“勿用取女，见金，夫不有躬，无攸利。”比较可取，但未把“夫”字点断，显出韵位，仍是缺失。

（二）必须弄清句法特点，辨明句子的结构关系

与上一点相关，由于《易经》是韵文，所以常用诗歌句法，但诗歌句法与一般散文句法是有不同的（比如，诗句的词序、语序可因应押韵或表达效果的特殊需要而随意颠倒），[?详见拙著《中文写作新视野——从实用写作到文学创作》（香港：三联书店，2007年），第三章“‘诗歌句法’与文学创作”，第45~65页。

]因此要正确理解文意，还须留意句法问题。例如：

1主谓倒装

《乾》卦爻辞之“潜龙”、“见龙（在田）”、“飞龙（在天）”、“亢龙”、“见群龙”等，其实都是主谓倒装句（为协韵而倒：龙、用协韵，又与其他各爻龙字协韵），应译作：龙潜伏着；龙出现（在田野）；龙飞（到天上）；龙高飞远举；群龙一起出现；等等。但人们未明此理，所以各译本多把“潜龙”译为“潜伏的龙”；把“亢龙”译为“亢进的龙”或“处在极高处的龙”；把“见群龙”译为“看见许多龙”或“发现群龙”，等等。

2宾语直接前置

在汉语中，“动词宾语”是常见的句法形式，但在古代汉语中，宾语前置的情况也相当普遍，不过，那一般是有条件的，比如否定句中的代词宾语或疑问句中的疑问代词宾语便多前置，例如：“我无尔诈，尔无我虞。”（《左传·宣公十五年》）“吾谁欺？欺天乎？”（《论语·子罕》）等等。如果是普通宾语前置，会加上助词“维（唯）”以及由指代词虚化而来的“之”、“是”等词作形式标志，例如：“岂无他人，维子之好。”（《诗经·唐风·羔裘》）“将虢是灭，何爱于虞！”（《左传·僖公五年》）等等。而《易经》的宾语同样有上述情况，例如：

《坤》：“元亨，利牝马之贞。”（注：利于占问雌马的事。“牝马”为宾语，用“之”作前置标志。）

但《易经》的普通宾语还有另一种情形，就是无条件直接前置者颇多。例如：

（1）《小畜·上九》：“妇贞，厉。”

译：“占问妇女的事，危险。”“妇”为宾语，直接置于动词谓语“贞”之前。这句不能译作“妇人占问”。而《恒·六五》：“贞妇人，吉。”便没有前置。

（2）《观·六二》：“利女贞。”（《家人》卦辞同。）

译：“利于占问女子的事。”“女”为动词词组“女贞”中的前置宾语。这句不能译作“利于女子占问”。

（3）《明夷·九三》：“不可疾贞。”

译：“不可占问疾病。”即占问疾病则不吉。“疾”为前置宾语。而《豫·六五》：“贞疾，恒不死。”便没有前置。

《易经》中类似的例子甚多，如“幽人贞”、“利艰贞”、“安贞”、“居贞”、“永贞”、“旅贞”等等，都应作“宾语直接前置”的句子释读。

3定语后置

定语，是放在名词前面的修饰成分，所以“定语中心词”是古今汉语的共同格式。但《易经》有的句子，定语却跑到中心词的后面。如：

（1）《损·上九》：“弗损益之，无咎。贞，吉；利有攸往。得臣、无家。”

“得臣、无家”，即“得无家之臣”。定语后置。“臣”，奴仆的通称。“家”，指家室。臣字入韵，故点断。

以下两例究应如何解读，难倒了不少《易》学专家。但其实也是定语后置句，并无太大的特殊之处。

（2）《旅·六二》：“旅即次，怀其资，得童仆贞。”

“得童仆贞”，即“获得忠心的奴仆”。“童”，奴（《说文》）。“贞”，正（见《易·师·彖》），此指忠诚，作定语，修饰“童仆”。

（3）《旅·九三》：“旅焚其次，丧其童仆（贞）。贞，厉。”

前一贞字据楚简《易》补，释“正”。“丧其童仆贞”，即“失去他忠心的奴仆”，也是定语后置。后一贞字仍作“占问”解。

《诗经》也有这种句法，如：

《商颂·玄鸟》：“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

“芒芒”，广大貌。为与“商”协韵而后置。《左传·襄公四年》：“芒芒禹迹，画为九州。”便没有倒置。

4另外，有时某些句子的结构形同而实异，也必须分辨清楚，否则容易弄错文意，导致误解、误译。例如：

《大畜》之六四、六五、上九爻，分别是“童牛之牿”，“豕之牙”与“何天之衢”，句法形式表面一致（形成排偶关系），但实际结构却各不相同：前者是宾语前置句，意为“牿童牛”，即“给童牛加牿”；“之”由指代词虚化而来，作宾语（童牛）前置的形式标志。中间的是主谓句，犹言“豮豕牙兮”，谓小猪长出了牙齿；“之”是语助词，起加强语气作用。后者是正常的动宾句，意为“蒙受上天之洪福”；“之”是结构助词，作定语（天）的标志。详细请参看本书“《易经》六十四卦”的相关注析。

在研读《易经》过程中，如果能注意做到以上各点，对我们正确地给原文断句、标点，把握文本的真义，更好地参透《易》道、《易》理，相信必大有帮助。

八、《易经》的用韵

《易经》韵位甚密，韵式多样。笔者撰成之《易经韵读》，与以往诸家均有不同，唯限于篇幅，未能纳入本书，尚祈读者见谅。但是，凡涉及断句问题者，必以按语形式在注中扼要指出，以明依据。

为方便讨论，本书之上古音分部，以王力先生《诗经韵读》所拟，并为徐中舒先生主编《汉语大字典》及唐作藩先生《上古音手册》基本采用之古韵十一类三十部为据。表列如下：

阴声

入声

阳声

（一）

1之部

2职部k

3蒸部ng

（二）

4幽部u

5觉部uk

6冬部ung

（三）

7宵部

8药部k

（四）

9侯部o

10屋部ok

11东部ong

（五）

12鱼部a

13铎部ak

14阳部ang

（六）

15支部e

16锡部ek

17耕部eng

（七）

18脂部ei

19质部e

20真部en

（八）

21微部i

22物部

23文部n

（九）

24歌部ai

25月部a

26元部an

（十）

27缉部p

28侵部m

（十一）

29盍部ap

30谈部am

需要说明的是，有关拟音只是一家之言，诚如王力先生所说，古音拟测不可能完全反映上古的实际语音，但如果是合理的拟测，有可能反映上古的语音系统[?王力：《诗经韵读》（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40页。

]。倘能如此，也已经不错了。

《易经》协韵包括三种情形：一、同部相协。二、同类相协（阴、阳、入对转），可称通韵。三、异类相协（主要元音相同，如阳ang与元an；或韵尾相同，如东ong与阳ang；或元音相近，如之与幽u等），可称合韵。由于上古用韵偏向于比较宽松、随意，所以《易经》中“合韵”的情况相当常见，与后世成熟的韵文（如唐诗宋词等）有所不同。

九、卦爻知识

本书使用了诠释《易经》的一些传统术语，为便读者，简要说明如下：

（一）关于卦

1经卦与别卦：三画之卦称为经卦（又名单卦），共八个，即乾、坤、震、巽、坎、离、艮、兑。六画之卦称为别卦（又名重卦、复卦），由八经卦两两重叠而成，共六十四个，本书特加书名号以作识别，如《乾》、《坤》、《屯》、《蒙》、《需》，等等。

2阳卦与阴卦：奇数为阳，故爻画为奇数之经卦称阳卦，即乾、震、坎、艮四卦；其主爻为阳爻，其性刚。偶数为阴，故爻画为偶数之经卦称阴卦，共坤、巽、离、兑四卦；其主爻为阴爻，其性柔。

3内、外卦与下、上卦：每别卦中，在下之经卦称内卦或下卦，在上之经卦称外卦或上卦。先秦时代，内卦称为贞，外卦称为悔。

4反卦（古称“错卦”、“旁通”）：一别卦变为阴阳爻与之完全相反的另一卦。如《乾》与《坤》，《颐》与《大过》，《坎》与《离》，《中孚》与《小过》，便是反卦关系。

5倒卦（古称“综卦”、“覆卦”）：一别卦卦体回转一百八十度，六爻完全颠倒而成另一卦，称“倒卦”。如《屯》之倒卦为《蒙》，《需》之倒卦为《讼》，《剥》之倒卦为《复》，等等（既反且倒者亦归入“倒卦”范畴，如《泰》与《否》之类）。倒卦形成“反对之象”。在《易经》全部六十四卦中，除前述《乾》与《坤》等四对是以反卦关系相连外，其余二十八对（五十六卦）皆以倒卦关系对对相连。此即孔颖达《周易正义》所说：“二二相耦，非覆即变。”覆，指倒卦；变，指反卦。

6本卦与之卦：在占筮活动中，如果出现变爻，一卦便会变为另一卦。原来的卦体称“本卦”，因爻变而形成的另一卦称“之卦”（又称“变卦”）。之，是去、往之意，这里指卦爻的变化。如说“《小畜》之《巽》”，意思是《小畜》卦初爻变（由阳变阴），成《巽》卦。《小畜》是“本卦”，《巽》就是“之卦”。

7体：指卦体。如说“三居震体”或“三体震”，即指第三爻在震卦卦体（也就是震卦）中。

8互：指互卦，又称互体。即每别卦中，由内、外卦之爻交互组成的新卦体。如二、三、四爻可组成一卦，三、四、五爻又可成一卦。此为先秦古法，故本书亦沿用。如析《屯·初九》云：“四体艮（三至五爻互艮）”，即指《屯》卦之三、四、五爻组成艮卦，而第四爻即在此卦体中。

9卦象：指八经卦与六十四别卦所代表的事物、性状，以及由卦与卦的关系而衍生的意象。别卦由经卦重叠构成，故六十四卦卦象亦由八卦卦象构成。八卦与六十四卦所代表的事物、性状，集中见于先秦《易传》（尤其是《说卦》传），故本书取象，即以《说卦》及其合理之引申为主，部分则根据其他《易传》或卦形而来，亦有采自《左传》、《国语》者。其余汉人繁琐芜累之说，如伏象（覆象）、半象或强以爻变、卦变成象等等，一概“潜龙勿用”。

10十二消息卦：古人以《复》、《临》、《泰》、《大壮》、《》、《乾》，《》、《遁》、《否》、《观》、《剥》、《坤》等十二卦代表一年十二个月，此十二卦刚柔二爻的变化，体现阴阳二气消长的过程；息为生长，消为耗散，故称消息卦。前六卦为阳息阴消，表示阳气从下往上逐渐增长，称息卦；后六卦为阴息阳消，表示阴气从下往上逐渐增长，称消卦。

（二）关于爻

1爻名、爻位、爻性：每卦初九、初六、九二、六二……上九、上六等等称为爻名，或爻题。其中初、二、三、四、五、上标明六爻自下而上之位次，称爻位。九、六标示爻性：九为老阳之数，代表阳爻，其性刚；六为老阴之数，代表阴爻，其性柔。

2阳位、阴位：初、三、五爻之位为阳位；二、四、上爻之位为阴位。

得位、失位：凡阳爻居阳位，或阴爻居阴位，称得位，又称当位、位当、位正、位正当、得正、得正位。凡阳爻居阴位，或阴爻居阳位，称失位，又称不当位、位不当、位不正、非其位、不正、失正、失其正。得位者有利，表示人之才能品德与其职务、地位、行事相称；失位则反是。

3天位、地位、人位：《易传》认为，六爻分为“天、地、人”“三才”，初、二爻象地，三、四爻象人，五、上爻象天。二爻属阴位，故为“地位”；三爻属阳位，故为“人位”，五爻属阳位，故为“天位”。天位又是君位、尊位；地位又是臣位。

4上位、中位、下位：初爻为下卦下位，二爻为下卦中位，三爻为下卦上位；四爻为上卦下位，五爻为上卦中位，上爻为上卦上位。故初、四爻，二、五爻，三、上爻，称同位。

5得中与不中：在中位者称中、得中、居中或处中。若阳爻居中位，称刚得中；阴爻居中位，称柔得中。不居中位者，称不中。得中有利，表示能行正中之道；不中反是。这里反映出古人“尚中”、贵中和的思想。

6中正与不中不正：阴爻居下卦中位（六二），或阳爻居上卦中位（九五），为得位得中，又称居中得正，简称中正。阴爻居阳位又不在中位（如六三），或阳爻居阴位又不在中位（如九四），称不中不正，或不中正。中正者有利，不中正者一般不利。

7承、乘、比、应、据。

承：一爻在他爻之下（多指阴爻居阳爻下），则此爻对在上之爻称“承”。

乘、据：一爻在他爻之上，则此爻对在下之爻称“乘”，或称“据”。（阴爻居阳爻上多称乘，阳爻居阴爻上多称据。）

比：相邻之爻有亲密的伙伴、辅助关系，称“比”。成“比”者多为阴、阳爻，如《履·九二》，上比于六三；《大有·上九》，下比于六五；等等。

应：指爻与爻间互相呼应（感应）的密切关系。相“应”者例属同位之爻（称应爻，如初、四爻，二、五爻，或三、上爻），一般为一阴一阳，亦偶有例外（见《中孚·九二》）。两爻若互应，称为相应、得应、有应或正应（当位而应）；反之，则称为不应、失应、无应或敌应。得应有利，失应多不利。如《小畜·九三》，失应于上六，即三、上敌应，故产生负面结果。又若敌应而强行相应，亦产生负面效果，如《井·九二》、《·九五》。

以柔从刚：指阴爻在阳爻下；又称承阳。为吉利之象，例如《蒙·初六》。

以柔乘刚：指阴爻居阳爻上。所为不顺，为不利之象，例如《蒙·六三》。

8爻象：由爻性（阴阳、刚柔）与爻数（爻的位次）所制约而体现的事物之一定的性状、意象，以及由爻与爻、爻与卦之间的关系所衍生的意象。由于爻性本身亦由成卦时蓍草的数目决定（七、九为阳爻，八、六为阴爻），所以象、数实密不可分。

9变爻（又称“动爻”）与不变爻（又称“静爻”）：以蓍草布卦或掷钱成卦时，若所得数为七，称少阳，所得数为九，称老阳；所得数为八，称少阴，所得数为六，称老阴。老阳、老阴都是可变爻（即动爻），少阳、少阴都是不变爻（即静爻）。

（三）关于象数分析

根据卦象、卦位与爻象、爻数（位）而作出的推断、分析，称为象数分析。

十、引用书目简称

文中引书多用简称，为方便读者复核、查检，兹列出相应的全称如下：

楚简《易》：战国楚竹书《周易》（上海博物馆藏，马承源主编，濮茅左释文，二○○四年出版）。

汉帛《易》：湖南省长沙马王堆汉墓帛书本《周易》（一九七三年出土，马王堆汉墓帛书整理小组释文）。

帛《易传》：长沙马王堆汉墓帛书本《易传》，包括《系辞》、《二三子》、《易之义》、《要》、《缪和》、《昭力》等篇（陈松长、廖明春释文）。

汉简《易》：安徽省阜阳县双古堆汉墓《周易》残简（一九七七年出土）。

汉石经：汉熹平石经《周易》残字。

唐写本：敦煌唐人写本《周易》残卷（伯二五三○、二五三二、二六一九、三六八三，斯六一六二）。

秦简《归藏》：湖北省江陵县王家台秦墓竹简《归藏》（一九九三年出土）。

《易传》：又称十翼，包括《彖》（上、下）、《象》（上、下）、《文言》、《系辞》（上、下）、《说卦》、《序卦》、《杂卦》等共七种十篇。

《释文》：唐·陆德明《经典释文》，内引子夏《易传》、荀爽《九家集注》及薛虞、京房、马融、郑玄、荀爽、刘表、陆绩、姚信、王肃、干宝、蜀才等由秦汉至唐诸家之传、注。

《集解》：唐·李鼎祚《周易集解》，引子夏《易传》，《九家易》及马融、郑玄、荀爽、宋衷、虞翻、陆绩、王弼、何晏、向秀、干宝、刘瓛、伏曼容、姚规、崔憬、侯果各家传、注。

《正义》：唐·孔颖达《周易正义》，三国魏·王弼注，孔颖达正义。其中《系辞》、《说卦》、《序卦》、《杂卦》为晋·韩康伯注。

《程传》：宋·程颐《周易程氏传》。

《本义》：宋·朱熹《周易本义》。

《经解》：清·朱骏声《六十四卦经解》。

《尚氏学》：尚秉和《周易尚氏学》。

《故事》：顾颉刚《周易卦爻辞中的故事》。

《新证》：于省吾《易经新证》。

《类纂》：闻一多《周易义证类纂》。

《杂识》：闻一多《璞堂杂识》。

《今注》：高亨《周易古经今注》、《周易大传今注》。

《通义》：李镜池《周易通义》。

《初稿》：屈万里《周易集释初稿》。

《说文》：汉·许慎《说文解字》，清·段玉裁注。

《释名》：汉·刘熙《释名》。

《定声》：清·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

《注笺》：清·徐灏《说文解字注笺》。

《疏证》：清·王念孙《广雅疏证》。

《述闻》：清·王引之《经义述闻》。

《释词》：王引之《经传释词》。

《平议》：清·俞樾《群经平议》。

《通释》：清·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

《释林》：于省吾《甲骨文字释林》。

《纪年》：方诗铭、王修龄《古本竹书纪年辑证》。

《管锥编》：钱钟书《管锥编》。

《西周史》：杨宽《西周史》。

《西周史略》：白川静（日本）《西周史略》。

周易

《易经》六十四卦

在《易经》全部六十四卦中，除《乾》与《坤》，《颐》与《大过》，《坎》与《离》，《中孚》与《小过》等四对是以“反卦”关系相连外，其余二十八对（五十六卦）皆以“倒卦”关系对对相连。此即孔颖达《周易正义》所说“二二相耦，非覆即变”。覆，指倒卦（又称“综卦”）；变，指反卦（又称“错卦”）。

在《易经》里，凡排序相连（包括相耦与非相耦）的卦体，其卦义多具有相对（如《乾》与《坤》）、相反（如《泰》与《否》），相因（互为因果，如《讼》与《师》）、相需（条件关系，如《讼》、《师》与《比》），相辅（互补关系，如《临》与《观》）、相承（先后连贯，如《蒙》与《屯》）或者平行并列（如《谦》、《豫》之与《随》、《蛊》）等种种关系，体现出绵密的逻辑性。可见六十四卦并非随机的组合，而是一个结构严谨的整体；《易经》乃经有意识精心编撰而成，是一本用以占筮，但充满人事、物情、哲理、史实与崇高治国理念的百科全书。亦因此，才会令孔子一见倾心，视为宝典，反复披览，珍而重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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