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上躺下后，她半天没睡着。翻一个身，又翻一个身。不敢再翻，怕吵醒了大康。却听见大康那床被，朝她这边翻动过来，又传过来一声低沉的叹息。

“肖，你真的一个月就回来？”

“真的。”

“你真的还回来？”

“你怎么了？”

“不怎么。”大康赌气地又翻了过去，嘟哝着，“我怕你回来时，见不着我了。”

“怎么会？”肖潇伸出一只手，弹弹她的后脑勺。这一个多月，大康总有点闷闷不乐，笑声少了许多，好像有什么心事。肖潇想她大概是对自己同郭春莓的配合不高兴，也不便去劝她。今天来了电报后，大康竟是一句话也没有说。把北京的事告诉她吧，就告诉她一个人。有些快乐，没有朋友分享，简直不能够叫快乐。又不是地下工作，何况是大康，这半年如果没有她，生活也许又是另一个样子。可是，不能。她既然向所有人隐瞒了真相也就得向自己隐瞒自己的心。隐瞒到底。有些快乐，一说出来就全都没有了。

……玻璃亮晃晃的，是天亮了？不，是雪地的反光。压抑了一冬天的雪，是这样性急地、拼命地发光。亮得好像天不必再亮，也不会再亮了。天亮了她就要离开这儿。会不会是永远的离开呢？她不知道。

第二天一早，拖车经过五分场路口的时候，她看见三五成群缩着脖子出工的人们。她的呼吸猛然急促，一股寒气逼入腹腔——她记起了泡泡儿说过的三十号开支来取钱的事！

连续二十四小时的兴奋、激动，忘乎所以，想入非非，使她完完全全忘掉了这件事。

她确确实实是真的忘记了！

逃跑？她的脑子嗡嗡炸响。泡泡儿和陈旭一定会认为她是存心搪塞、敷衍、欺骗他们。真卑鄙！他们，还是她？她即使可以捉弄任何人，也决不应该叫陈旭对她失望。跳下车去，回去！明明还来得及补救，来得及纠正自己的过失。光光的炕席，乌黑透风的煤窑工棚。只要敲敲驾驶楼的铁皮顶，管二就会停车。你如接到电报立即赴京万勿耽搁切切切切！后天就是元旦，过节两天都没有车。如果回去，误了北京的大事呢？工人阶级领导一切。

车轮突突地从镇实了的雪地上碾压过去。它一定埋葬了雪底下无数个秘密。骗子——她在无意中骗了他。她对他说的第一个谎话，是在他们分手之后。不不，她不是故意的。不是故意的就不是欺骗。总有一天她会当面对他说清楚，这不能算做谎话。

可如果这能叫做谎言的话，那么绝不是第一次。一年前回家看孩子的那个电报？昨天的介绍信？坦然自若，心安理得。岂止骗了刘老狠，骗了陈旭，骗了郭春莓，还有大康、苏大姐和萝卜头……

剧烈颠簸的车厢，把她抛过来又甩过去。她听任厢板撞着自己的身子，竟觉不到疼痛。不知是冻僵还是麻木，只有心一阵阵翻绞，一阵阵恶心。

你到底还晓不晓得自己心里在想啥呢？

谁在问她？她问自己。

是邹思竹。是的，只有他会这样一本正经要死要活地对待自己，对待自己的心。

天哪，她竟也忘了同他告别。就像忘了泡泡儿的事一样。

那棵狰狞的老神树，举着虬龙爪一般弯曲的树枝，黑色闪电似的从灰白的雪原上蹿出来，飞快地靠近她，好似打着难解的哑语。不知要给她一个什么样的忠告，或是暗示。

长安街，长安街是这样窄的吗，天安门，天安门怎么变低了？民族宫，民族宫怎么会这样旧？——北京北京，这真是北京？

肖潇坐10路汽车，从宽宽的长安街上穿过。叔叔的家，在南礼士路的一条胡同里。大串联时她来过北京，住在一个中学里，五湖四海的红卫兵，铺满一个个教室。那时北京城里所有的建筑物，都比现在高大雄伟，又漂亮又神气。北京城里到处是红墙红旗，还有天安门广场上满天金红色的朝阳晚霞。是她长大了还是它们变了？反正这个北京城，暗淡得可疑。怎么就没了颜色，没了精神，倒像一座冷却的火山，吐尽了往日的热情，只留下忧郁疲倦的岩浆，凝固成一堆堆灰墙灰瓦，灰色连着灰色……难道就在这阴沉的灰色中，系着她命运的转机？

她走进一扇厚重的大铁门，穿过围着生锈的铁栏的长廊，轻轻叩门。一双柔软的大手搂住她，又在她的脸颊上“啧”地亲了一口。她满脸绯红，叫一声：

“婶婶。”

婶婶身材高大丰满，声音洪亮，喜欢耸着肩哈哈大笑。肖潇小时候，有一次婶婶陪一个什么代表团到杭州来，肖潇说：“我见过你。”“在哪儿见的？”婶婶大为惊讶。“这儿！”她指着一本《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连环画上的苏联妇女，她觉得婶婶同那人长得一样。婶婶扬着眉毛对妈妈说：“鬼精灵的小东西，给我做女儿吧！”婶婶送给她许许多多好看的小画片。后来她知道，婶婶真是从苏联回来的，当然不是苏联人，而是在苏联留学五年。她和叔叔结婚时，已经三十七岁了，所以没有孩子。“文革”一开始，婶婶就变成了“里通外国”的反革命分子，叔叔变成了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他们梦想中的女儿也远走高飞了……

“维佳，女儿回来了。”她对里屋嚷嚷。

其维叔趿着拖鞋出来了，摘去了金丝边眼镜，仔细打量肖潇。他长得恰好同婶婶相反，瘦瘦小小的广东人个头。既不爱笑也不爱说话。“先换换衣服洗个澡吧。”他说，“衣服、鞋子、旅行袋，顶好通通用开水煮一煮……”

叔叔有洁癖，洗完手绝不摸任何东西，用脚开门。干校几年也没改造好？她在卫生间把自己彻底清理一番，她早已渴望这样热气腾腾的大扫除，只是洗得心神不定，马马虎虎。他们为什么还不把消息告诉她？

她洗了澡出来，婶婶正端着一只式样很怪的亮晶晶的银壶，往茶几上的三只小杯子里倒一种棕红色的东西，还用一只细长脖子的小银匙，往里加着小方块的白糖。

“我不喝甜红茶。”她说。

“这是咖啡。”婶婶说，“你闻闻，多香，是我的一个老同学送我的，现在市场上哪能买到……”

“你们不上班吗？”她问。嗬，竟连咖啡也想不起来了。

“还没分配工作呢！”婶婶歪着头撇撇嘴，“干校回来的人都得重新安排工作。快把人闲死了。快喝，趁热喝。”

肖潇喝了一口那黑乎乎的酱油汤一般的咖啡，喝得愁眉苦脸，还不如说是中药呢，又苦又涩。

“你怎么了？”婶婶的眉毛扬起来。

“我……”她咬咬牙，咽下去一口。总不能说自己根本不会喝咖啡，“我……不舒服。”

“哪儿不舒服？”两个人都围过来。

对不起，我消化不了这种文明。“我……我老在想，那电报，是欺骗领导……一路上，我都不好受。”她低下头，无比沮丧。

“你看，我说嘛。”叔叔放下杯子，看看婶婶，“我说先不要打那个电报，你偏要打……结果呢，事也没办成，还作了假……”

肖潇把一口咖啡全吐回杯子里。没办成？全完了。

婶婶却晃晃她的一头黑发，大笑起来：

“嘿，这算个什么事儿，算个什么事儿呢！不成，不成咱们还可以想别的法子呀，潇潇你说是不是？请假撒个谎，又算个什么事儿呢？那些人成天欺骗老百姓，鬼话连篇，他们从来不会感到不安……”

“轻点，轻点好不好？”叔叔站起来，走到窗子跟前，低头检查了一下插销。明明是冬天，封着窗，还是二楼。

“为什么呢？”肖潇问，眼泪有点要涌上来。

“谁知道为什么。”婶婶放低了声音，不过依然是很响的，“答应得好好的，一九七四年的新指标，所以急着把你叫回来，可昨天又来了电报，说一律不招农场的知青。出尔反尔，莫名其妙。”

她并没有把电报拿给肖潇看。

叔叔叹了口气，说：“我看，你那位石油部的总工程师老同学，也没有什么实权……留苏的老九……”他没再说下去。

婶婶摸着肖潇的小辫刷子，挽着她的肩，笑笑说：“不去炼油厂也好，那地方可不安全，容易爆炸，不像国外的工厂。爆炸可了不得。是不是？我再托人找个好地方，不行就到京郊的养鸡场去，也比北大荒强。”

“托人办事要送东西的。”肖潇谅解地说，“我们农场有个人，办户口是用一车皮煤换的，还有一个人，用一台拖拉机换的……”

婶婶不屑地耸耸肩，拉开大衣拒，取出一条淡紫色的纱巾，披在肖潇的头上。合拢手掌，歪着头端详她，连声夸赞：

“哟，我的女儿怪漂亮的嘛，像个大公主了。我看呀，这些日子，你就爽性在北京玩玩。咱们上长城，上颐和园，你哪儿没去，我们上哪儿……”她似乎很高兴这场史无前例的运动和炼油厂，归还了她的女儿梦。

泡泡儿，皮筒子，批儒评法的书，公开信……

肖潇动动嘴唇：“我，请的是事假……”

叔叔说：“事假要扣工资，是吗？”

婶婶嚷嚷：“咳，这算个什么事儿？我给你发工资。这年头，留着钱干吗？商店要什么没什么。咱们痛痛快快玩玩，把钱都吃了喝了……”

第二天他们全家就去长城，坐火车去。带了午餐肉、凤尾鱼罐头和面包。在城墙上，他们俩爬了一半就说爬不动了，肖潇只好一个人爬到最高的烽火台。可惜塞外也是一片灰蒙蒙，城墙上冷冷清清，激发不起什么豪情。大串联时，城墙上的红卫兵就像驮着一条蜈蚣的蚂蚁王国，何等壮观，何其气魄！她觉得失望。城墙上风很大，她呆了一会儿就下来了。

叔叔瞪起眼说：“你没在上头留名字吧？那是一种无知的表现，是一种恶习。红卫……咳，真正的名字要留在史上。”

她笑笑。她发现叔叔对她（年轻人）有一种不便明说又处处流露的极度不放心和不信任，而且好像对他们什么都看不惯。“名字？”她大声回答，“我常常都忘了自己叫什么名字。一到冬天，黄棉袄，大头鞋，人人的装扮都一模一样，根本分不清谁是谁……”

身后灰色的长城，如一块巨型的恐龙化石，隔绝了一个永远逝去的年代。她喜欢那个活的长城，它不只会防御守卫，还会出击。这样的长城是没有的。

第二天婶婶带她到莫斯科餐厅去吃俄国大菜。

她们在中苏友好大厦（现在叫北京展览馆）西边的小路上，没有找到莫斯科餐厅，那有圆柱的转门上写着：北京餐厅。

“简直文不对题。”婶婶愤愤说。

虽然改名为“北京餐厅”，大厅的建筑、陈设依然是俄式的——穹形的天花板上布满了白雪花的浮雕，几十根浅褐色的圆柱上缀着波浪似的花纹，巨大的落地长窗（不知为什么没有窗帘），黄褐相间的镶木地板，白色的长餐桌……光线柔和，整个餐厅有一种安谧舒适的气氛。《安娜·卡列尼娜》还是《战争与和平》，还是《樱桃园》《前夜》……肖潇屏息静气。她从未想到吃饭也会这样庄严。她是第一次到这里来。

婶婶要了两份火腿沙拉，一份煎肉饼，一份烤大虾，一份黄油面包，最后说：

“再来两个乌克兰红菜汤。”

那女服务员毫无表情地回答：“只有番茄汤。”

婶婶抬头看看她，想说什么，咽回去了，点点头，默认了。

服务员走开，肖潇说：“可能番茄汤就是红菜汤。”

“红菜汤怎么可以是番茄汤呢？”婶婶的眉毛扬起来，“那需要真正的乌克兰红菜头，红得就像……”

“像红萝卜吗？”

“怎么可以像红萝卜呢？”婶婶露出诧异的神情，“我的意思是，像红玛瑙、红玫瑰一样……”

肖潇耳朵热了一热。她身上所有的那些让农场人嘲讽讥笑的所谓小资产阶级情调，在首都一个改了名儿的半吊子餐厅里被冲散得无影无踪。她只在书上见过这一切。这一切离她是多么遥远，多么可怜。可她又多么喜欢这儿啊！就为这亮铮铮的不锈钢餐具和盛着沙拉的方盘子。假如让她在这里当一个端盘子的服务员呢，她觉得西餐的味道一点不好吃。

婶婶一边用餐刀切着肉饼，一边教她怎么使用刀叉才不会发出响声，又一边抱怨这菜做得一点俄国味儿也没有，倒像是广东小吃。她皱着眉头费力地嚼牛肉饼，忽然问肖潇：

“哎，你们那儿，不是离苏联挺近吗？吃不到俄国大菜？”

肖潇摇摇头。她觉得婶婶的问题问得可笑。农场吃肉都大块大块地炖，炖粉条，谁知西餐为何物？

婶婶放下了刀叉，仰脸观望穹形的天花板，指着雕花的圆柱，说：“潇潇你看，壁灯就安在柱子上方的隔层里，在我们的座位上看不见灯泡，光线所以这样优雅。当年参加这个设计的还有我一个留苏的同学呢。”

肖潇淡淡说：“灯那么高，多浪费电呀。”

婶婶看她一眼，耸耸肩。她们没有再谈什么。肖潇不懂得西餐，婶婶也不想知道农场。吃完面包，她们回家了。

叔叔靠在躺椅上，捧着一卷厚厚的稿纸在读。见她们进来，忙把稿纸塞到毯子底下去。肖潇走过去，故意问：“你看什么呀？给我看看。”

叔叔递给她一本精装的《伊里亚特》，说：“你看这个吧，这个好。”

肖潇撇撇嘴，“我要看你写的书。我知道那是你写的——”

“轻一点！轻一点！”叔叔大惊失色，站起来冲到窗口去检查插销。那会儿肖潇趁机把稿子抽了出来，抓在手里。翻翻，似乎是一些难懂的文字，第一页上有几个字写着：“佛经故事”。

“你在写佛经故事？”她很吃惊。

“不是写，是翻译。”叔叔仍是一副惊魂未定的样子，“也不是我译的，是……一个教授……让我帮他……看看……”

“有意思吗？”

“反正……也没有什么其他事可做。”

“都讲些什么呀？讲给我听听。”她来了兴致。

“轻一点，轻一点。”叔叔叹了口气，“这种东西，现在是不让出版的……好吧，你自己挑一篇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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