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吧，今天你们先回去，冷静冷静。这几天有时间，学学主席的《矛盾论》。你们不能光考虑个人的感情，还要考虑整个知青上山下乡运动。你们已经在农场扎下了根，走上了同贫下中农结合一辈子的道路，咋能退回去，半途而废呢？这样做，会产生啥后果？啥影响？对知青是啥作用？这才是大事。个人的事，再大也是小事……”

“我们……”肖潇分辩。

“唉，我明白。”余福年通情达理地拍拍她的肩膀，“人说夫妻没有隔夜仇，你们一向不是挺好嘛……”

“说的是哩。”“小女工”插嘴，“我才刚进屋时，还看他俩挺热乎的呢，有这样儿打离婚的？哄谁，明了告诉你俩，你们要真想离，先他妈的别在一条炕上睡觉，先他妈的……”

“老孙！”余福年厉声制止他。

陈旭梆的狠狠一甩门，走了。

肖潇赶紧追了出来。

第二天，分场便传遍了她和陈旭要离婚的事，都说他俩想要探亲假，是假离婚。再加上每个人的猜测与发挥，一时弄得沸沸扬扬。四面八方射来的目光，比他们当初擅自搬进小屋去住时，更加好奇和轻蔑。而现在，肖潇再没有当时那种昂首挺胸的勇气了。有一种犯了罪似的感觉萦绕她。她无精打采地去上班，沉默寡言。

最糕糟的是，她和陈旭住在一起，竟不知如何相处才好。前几天那种永别前的宽容气氛，总是受到那种轻蔑的干扰。即便双方都愿意客客气气地度过分手之前这最后一段日子——仍然一个挑水抱柴禾，一个洗衣做饭，不吵不闹地等待分场革委会最后同意他们办手续，全分场的人也决不能允许。这样和平共处地打离婚，不是假离婚又是什么？

他们只好去食堂吃饭，一个在前，一个在后，各挑各的水，各扫各的炕。行李也分开了，一个在炕头，一个在炕梢。原来的褥子给陈旭做了被。褥子发生了问题，陈旭只好睡在炕席上。就这样，还总有人不厌其烦地从后窗口经过，有意无意地朝里张望。到底是谁同谁离婚，肖潇自己也糊涂了。离婚的标准只有一个——被窝。自有热心肠的人替他们监督离婚前的道德。那块窗帘布，从此再不敢拉上。

这样的日子，比打架、吵骂还难熬。

肖潇不知该怎么办。早知道离婚这么麻烦，还是不要离婚算了。现在一言既出，骑虎难下。

这天早上起来，陈旭对她说，下午收工后，他想收拾一下东西，搬到连队去住。看来只有分居一段时间，大家才会相信他们打离婚是真事。

肖潇点了点头。“褥子怎么办？”她补了一句。天阴沉沉的好像要下雪。他回答说可以同泡泡儿合着睡。他竟没有一丝犹豫？如果他说……

她踽踽地去上班。分场邮递员探亲回来了，不必再由她去邮局取信。自从他们提出离婚以后，余主任再没有同她谈起文化室的工作。总场发下来一批学习材料，她这几天忙着把它们挂到墙上去。下午快下班的时候，邮递员交给她一封信。

她的心有点发颤。迟疑片刻，才把它撕开。

是妈妈的信。第三封了。她还没回信。妈妈在第一封信里告诉她，她的问题已定性，是人民内部矛盾，现在不教课了，在学校管图书，总算是可以写信了。

她盼了两年，盼妈妈的信。可她还从来没有给妈妈写过信。妈妈也许还不知道她结婚，她却要离婚了。回信，写什么？

她一口气读下去，信上的字迹模糊一片……

……我现在生活着，并没有什么高超的理想，我只有一个微小的个人信念：要为孩子们生活下去，尤其是为可怜的肖潇，她如果没有我，世界上就没有疼爱她的人了。我的全部生活意义，就是使肖潇快乐地生活……今天我第一次坐在图书馆的办公桌上给你写信。

这间小小的图书室：就在以前语文教研组的楼下。你读小学的时候，经常爬上那狭窄的楼梯，到我的备课室来玩。从窗子里可以看到你小学校喧闹的操场和那棵苍老的香樟树。

大家都很羡慕我的工作，因为这工作只同书报打交道，不必受谁的气。人们总是幻想自由和平等。实际上这小小的图书馆，一共只有几千册书，内容少得可怜。也可以说是瘦瘠贫乏的。以前那么多好书，包括你小时候，钻在里头看得不肯出来的童话，都让那些够呛的学生一车车拉出去卖掉了。剩下的书积满灰尘，破旧不堪，都得着手整理，编号。还要订报，订电影票，每天都忙得疲倦不堪地回家。不过我还是挺喜欢这个工作。清早来，我就把自己关在里头，一直到天黑，我忙呀忙呀，总希望偶尔能找出一本好书，将来等你回来的时候给你看。昨天我意外地发现了一本残缺不全的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真把我高兴坏了，我想，我的小花花如果回来，我就把她带到我的图书室内，让她随便翻阅各种报纸和书，她会多么欢喜呀！学校操场里的一棵桂花已经谢了，可它的枝子竟然还有浓浓的香味，从你走后，桂花已经谢了三次，前两次我都还关在隔离室里，只能远远地闻着它的香味。这桂花应该是肖潇的，可是肖潇却没有回来。亲爱的女儿，你什么时候能回到妈妈身边来呢？

上星期，我到郊区去看了小离离（你不要吃惊——爸爸和我都已经知道了一切，有一次孩子得了猩红热，是他奶奶找到我们家来，让我们到医院去作证明的，爸爸当然很生气，他不肯认这个外孙。你知道他的脾气。不过不要紧，有妈妈在，你可以放心）。他会笑了，长出了两颗小牙，跟你小时候的样子很像，这就使妈妈更加想你……

肖潇把信塞进衣袋，发疯似的跑回家去。

陈旭正在捆行李。

她倚在门上喘息，眼睛望着地面，说：

“你别走了……我……想回杭州去一次……回家去住……几个月……”

行李上的绳结一个一个地松开了……

“我想……分开一段时间……大家都再冷静……想想……”她仍然垂着头，有点语无伦次，“这样……对你来说，也是个机会……”

“机会？”他嘴角撇了撇，露出几丝讪笑，“给我改过自新？考验？谢谢。”

她有些恼，但仍然克制地说：

“不管怎么样，分开一段时间……也好算……分居了……”

最后两个字，她用了大力气，才说出来。

“好吧。”陈旭把绳头甩得老远，坐在炕沿上，“我不走你走！正好调个个儿，反正一回事。”他打量了她一眼，“不过，你打算怎么去请假？鲇鱼头还指望你给他当扎根典型呢！”

我想我还是走到广大的世界里去好。小鸭说。

好吧，你去吧！母鸭说。

她咬着嘴唇。

陈旭说：“喏，给你姆妈写封信，让她打个电报来，就说孩子病了——保证灵光。鲇鱼头正好下台阶，文化室就换人，一举两得。怎么样？你也来撒次谎吧。这年头……”他想起什么，打住了。

妈妈大概不会同意打这种假电报的。试试？

她呆呆望着他，她相信他不会骗她。她算不算他“自己”？

一个星期以后，杭州的电报出乎意料地及时到达。

果然，余福年立即准予事假一个月。

肖潇把腕上的小表卖给了连队一个佳木斯青年，还清了上次回家送孩子的欠款。剩下的钱，刚够买一张半截河——杭州的硬通车票。她不想再逃票了。

这是自己的家吗？家？快三年了……恍然若梦。

那只小镜框里挂着全家四口人的合影。照片还是妈妈去隔离之前拍的，她离开家里去黑龙江的那天，曾经很想把它摘下来带走。两年多了，它仍然挂在妈妈床边的墙上。

写字台上有一个大眼睛瓷娃娃，她有次不小心摔破了他的膝盖，妈妈用胶布粘好，在上面放了一只小提琴转笔刀。大家叫他苦孩子，他就年复一年地坐在窗口为大家拉琴。

书架上那只旧花瓶里，还插着腊梅的干枝。干枝上缀着一朵朵那年她用拌上了黄颜料的热蜡油，套在手指头上做成的蜡梅花。如今褪了色的花瓣上积满灰尘，却没有凋谢。

淡蓝色的墙上有她曾用湿抹布擦灰留下的痕迹，箱子上蒙的一块亚麻布上有她缝的一个圆圆的补丁；写字台的玻璃板下压着一只多年前她在春游时抓到的蝴蝶标本，一半翅膀蓝、一半翅膀紫……

她似乎从未离开过这里。是的，从未离开过。这里到处都留着她童年与少女时代的痕迹。这种痕迹并不是重新勾起的记忆，而是一种烙在心上的疤印，系着她的血脉之根。

这是她的家。是她的意识深处唯一承认的真正的家。她不能够否定这个。她走到天之涯、海之边，最后还是得回来，回到这个她出生、长大的地方。

一路上为之惶惶不安的同妈妈最初的见面，总算是过去了。两年。怀着永不原谅的决心走出去，却又无时无刻不在牵挂惦念。还有懊悔？应该说，是她丢弃了那把罩在她头顶二十年的保护伞，不顾一切地同那个男人一起扑向遥遥风雪之地。她曾发誓永远不再回来的……

可是她在火车站一直等到天黑，背着装满新鲜土豆的沉重的旅行袋，冒着深秋的冷雨，浑身湿漉漉地敲开宿舍的楼门。假如妈妈再晚一会儿来开门，她也许会永远失去敲门的勇气。她听见自己的心跳比敲门的声音还响。门开了，她木木地呆立在那里，下巴一直垂到胸口。她在火车上曾无数次设想过见面的难堪、愧恨、内疚和无奈，在那瞬间通通涌了上来。那只被同伴啄光了羽毛落荒而逃的丑鸭子。她是一个碰得头破血流的残兵败将，筋疲力尽地回到了她当年的出发地。她为什么还要回来？

那时候她感到有一双温暖的手吃力地卸下了她肩上的重负，一条干松柔软的毛巾，把她凉湿的脖颈和头发，轻轻地包裹起来，一遍遍摩挲着、搓擦着。细腻温热的手指上散发着一股她熟悉的肥皂气息……她把头埋进这块被雨水弄湿的毛巾里，痛痛快快地哭了一场。那片幼时嬉戏的草坪。她抬起头来的时候，望见妈妈额头上又深又密的皱纹，如干树叶后面的筋。

妈妈老了。灯光下，妈妈黑头发里的银丝闪闪烁烁。只有那双眼睛，仍然清澈得没有杂质，如一汪湖水，洗得去天下所有的污泥……

她要回来，为了妈妈的宽容和谅解。也许世界上只有亲人是可以互相原谅的。像螃蟹的钳子，砍伤了，斩断了，还会重新生出来。亲人。她离开家的时候，曾送给她一张糖纸作为纪念的霏霏，一声不响地注视着她，终于走到门边的那堆湿衣服旁边，小心翼翼踮着脚尖问：

“虱子呢？让我看看虱子。他们说，从黑龙江回来……”

她真后悔没给妹妹带一只虱子回来。她从未觉得虱子竟如此亲切和重要。即使她带着虱子回来，虱子也会受到友好的接待，是的，因为这是她的家。

她闻到被子上有一股阳光的香味，身下的旧棕绷床发出吱呀吱呀的哼哼声。炕很硬，踏实、古板，太硬了！有棕绷床的地方才是自己的家。于是她一个劲地、不厌其烦地翻身。

妈妈没有说更多的话，只是催她早些去睡，自己也早早地到外屋的木床上去睡了。妈妈说她坐了三天三夜硬板火车太累，不必等爸爸回来。爸爸天天晚上要到街道革委会去接待四面八方外调的人。爸爸！你要同他好，永远别回来。滚就滚！……如果那时妈妈在家，那场乱子就不会发生了。她将如何启齿，来对他们谈出自己要离婚的想法。还有陈离……也许她明天就应该到奶妈那儿看他？

她睡不着。窗外一株不落叶的女贞树，将婆娑的叶影投在墙上，涂抹出一个奇形怪状的世界，飘飘摇摇地变幻无穷。舟山群岛？阿尔卑斯山脉？亚马逊河上的瀑布？西双版纳密林？许多年以前，她就在这片朦胧的叶影里，怀着无穷无尽的梦想，将陌生的地球，角角落落地走了个遍。她是无处不到的，在她的遐想中。而她在十九岁那年终于穿越这片云翳走到她向往的天际，却发现自己原来寸步难行。而她回来时，那海岛山脉竟已消失。只留下一条疾速拐弯的公路，抛给她一个将要来临的重大转折。

一连几天，她总会在迷糊中听到一阵咣咣的套鞋声，从门边传来。接着是一阵硬壳壳的塑料雨衣响。

“回来了？”妈妈低声说。

“又是调查他的……”那声音烦躁焦虑，频率快而急，“那些外调的家伙真不像话，一定要我说策反之所以没成功，是因为他破坏。他好不容易凑钱弄到十几条枪，准备起义，倒说他搞反革命武装，真岂有此理……”

这几天她从妈妈那里陆续知道，爸爸原来在火车站煤场挑煤，一天可以赚两块钱。但后来外调的人越来越多，每次一来人就得派人把他从煤场叫回来，工资还要街道出。他们觉得太不上算，就只好把他调到近处当钣金工。工资降到一块二毛。不过妈妈倒宁愿爸爸工资少些，走高跳板挑煤实在太危险了。当了钣金师傅，还可以给左邻右舍修洋铁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