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的人受笔法的污染，喜欢加修饰语描画，这顶高帽就变为著名学者，著名作家。这一下子，到头了吧？曰不然，还有白纸黑字范围以外的。一种曰顾问，同样型号的若干顶。也是新风，顾问都是既不顾又不问，所以可以看做无所谓，城门大开，来者不拒。还有一种曰社长，就与顾问不同了，是要参加会，或说活动。这是多有交往的一个小友靳飞出头，联络一些京剧界的人，为挽救京剧，成立一个票社，由他做主，先斩后奏，我就成为三个社长之一的京剧票社的社长。又为了挽救，要由社长带头，表现为都有精气神，有活动我就不能不参加。费了些时间，却也有所得，是通京剧的浮名。我不骗人，有机会就表白所知甚少，可是头上有一顶社长的帽子，听者以为是谦逊，反而觉得必所知甚多。其结果，演员，包括旦角而女的，也愿意来亲近。这使我想到远年看戏，视坤角如在天上，就不能不援笔作高帽之赋了。赋完了还干什么呢？我想最重要的是借老伴之镜（因为自己没有）照照，看眼睛是否还在眉毛之下。

其八是印象记、访问记之类常见于报刊。这早期是涓涓之水，多半是相识之人所写，或吹所作，或兼吹执笔之人。依照戈培尔假话多说几次就成为真的之定理，未必都假的话断续见于版面，就更有诱惑的力量。心里少定盘星的一些编辑大人坐不住了，无人投稿就自己组织，或干脆上门访问，然后记述所见所闻，送上版面，以表示自己能目不遗珠。就这样，近些年，我看到不少这类吹嘘的文章，对我少所知的人呢，不得不耳食，就想象我真是有高造诣，坐上座而无愧的人了。其实呢，听了许多灶王老爷上天式的好话之后，我并没有扔掉自知之明，这明是——勉强说，可以引两句古语，略加改造，这就成为，怠于“学”，也是“然后知不足”，不敢“欲寡其过”，过就更是“而未能”减少；改为用今日的大白话说，是所知甚少而失误很多，如是而已。

其九是访问记之类还不只爬上报刊版面，竟挤入电视荧屏。任人皆知，在这电气化的年头儿，出名有各种渠道，而效率最高的是上电视，所以，据说，有人不惜一掷万金，只图自己的尊容在荧屏上晃一下。可是我，虽然未能如禅门古德，已经破名利之关，却很怕电视台的编辑大人来录像，原因仍来自自知之明，是容貌衰朽，很不好看，语言钝拙，很不好听。还有不好看、不好听之后的，是万一入高雅人之目之耳，以为我是寻找机会招摇，报以冷笑，所失就太多了。可是主持电视某栏目的人却另有一算盘，而且经常是有了目标，就势在必得，决不退让。对人，尤其有公关之才之能的，我是弱者，所以理想虽然是蜷缩于陋巷寒斋，实际却有时也到电视荧屏上晃动。这用时风且世俗的眼看，是由上座再升，成为上上座了。自然，任何事都有得失两面，我上电视也不能例外，即也有所得，是一次在医院，排队等照什么部位，主管照的人提前叫我进去，而且面带笑容，我正疑惑不解，她说：“我认识你，在电视上见过。”我大为得意，回家向老伴汇报，如金榜题名后之对花园赠金的小姐，不想老伴冷冷地还了一句：“我看不病比什么都强！”就这样，这上电视唯一的收获也吹了。

其十是被动地效大学者大作家之颦，也印了总为一堆的“作品集”。不名为全集，是因为阎王老爷还没来请，就还会写些不三不四的。出版社愿意印，心里想的都是什么，我不能确知。至于我自己，同意印，则是百分之百的私，至少是没有想到公，这私是写这些，究竟费了不少力，能够合印为集，不与草木同腐，总是好事。可是也带来不安，是有的人曾买分的，花了钱，又买总的，是花了重份，就是不枉驾我的寒斋同我算账，我清夜自思，终是不能不有愧于屋漏吧？

就这样，上座，椅子十把，我是想坐也得坐，不想坐也得坐。坐而不言，不合“吾无隐乎尔”的圣道；言，说什么呢？只能说，常常是如坐针毡罢了。

又迁

据说，美国人喜欢搬家，不知道是不是这样。至于我们，祖先以农为本，生命安置在耕地上，是习惯于老死在“五亩之宅”的，所以视离乡背井为大苦事。但时移则事异，近些年来，限于我所见的城市，像是这困守田园的风气也在变，是否心之所爱，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情况，可以观其大略，是很多人在搬家，适应此新形势，也就出现了新事物，曰搬家公司。我是最怕搬家的，原因：是一、因旧而熟，“三宿桑下”，“生恩爱”，舍不得；二、习惯成自然，包括面对稿纸，抬头可见的窗外的鹊巢，等等，都不愿意变；还有三，搬家是麻烦事，尤其九字号的，多少总有些书，搬之前要上绑，搬之后要松绑，必费大力，所以怕。三种原因之中，前两种是唯心的，可以存而不论；后一种是唯物的，就不想存也得存，不想论也得论。而论，不要说真搬，就是想到搬，也不得不为自己的择术不慎而慨叹。比如提高到“道”，守清规的和尚云游四方，随身只是三衣一钵；下降到“俗”也是这样，我们家乡形容穷光棍汉，是“拿起烟袋就搬家”，其负担之轻又在和尚之上矣。

还是说自己的搬家。自七七事变衣物丢光之后起，由北京大学附近的中老胡同迁白塔寺韩文佑兄家，再迁自租的两间房，都是殆等于没有什么什物，可是妻室之外，增加了一个女儿。1938年春由白塔寺迁往鼓楼西的鸦儿胡同，什物仍是很少，只是裴庆昌大哥借一辆平板车就拉过来，人却又增加一口，在家乡无依无靠的岳母。在这后海北岸的家住了差不多三十二年，省吃俭用，不断写文章，用少得可怜的余资换有限的必用之物和无限的可有可无之物（主要是书），日积月累，到1969年冬迁往北京大学8公寓，负担就超过迁入时候不知若干倍，以至不能不扔掉一些东西（主要仍是书）。其时我在干校，即使不是自顾不暇，也是想顾顾不了，心急之外，只能写安慰性质的信，说有困难就扔，不要舍不得。幸而孩子大了，有能力处理一些麻烦事，结果是费时一个月，扔了些像是可以不要的，还是搬完了。在8公寓住了六年多，于1976年春迁11公寓，我在家，路近，像是没费过多的力就搬完了。

11公寓，先是两大间，到1983年扩充为两大一小，我们夫妇虽然仍住一大间，却可以用书去争些地盘，总之什物（主要仍是书）还是不断增加，就地盘说越来越挤。挤，挤，挤，急中生智，才想到向我的单位求助之法，正赶上单位在城外几处建了住房，我有最优越的条件，无房户，就未经过大周折，分得三室一厅的住房。听说在北郊马甸一带，是楼房，比原住的四层高四倍。不理想，因为所想望是城内靠城根，墙内有枣树的平房小院。为心平气和，立即找出干校打更的更友吴道存兄的度日之道，是“已成为事实，你还想它干什么！”我真就不想它，也就未去看。

房是1993年5月分得的，应我的请求，不受电梯可能出问题的多疑压力，在三层，比原住的二层不过“更上一层楼”。又过半年，即同年的11月，拿到房门的钥匙，据了解世态的人说，这才算成为定局。定之后，由孩子去忙乱，清扫，不必商量，室无纤尘之后如何装修，要商量。我住，我做主，是反潮流，不装修，因为地变为光滑甚至软绵绵，四壁及顶上变为亮堂堂，不习惯，怕白日写不出文章，入夜不能梦见周公。孩子听话，照办，我不只省了钱，还创造了本楼的吉尼斯纪录，是一百多家，未装修的只有我一家。到1994年年初吧，万事齐备，许多家往里搬，我则按兵不动，因为实在是怕，怕我心目中的翻天覆地，也有些故土难离。

夏天，挨过去，秋天，又将溜过去，没有理由再拖了，一再沉吟，最后才决定于10月2日东迁。准备三天，借纸箱，求亲友中的年轻人，装箱，等等。心目中的翻天覆地变为实际的，一直乱到迁之日的早晨，搬家公司的车来，共三辆，单是纸箱就六十多，都请上车，人也上去，冒大风东行，才把乱带到新居。我们夫妇是第一次入此屋，看孩子的安排，由北面入室门是个十平方米的厅，以厅为坐标，东南面的屋大，并有阳台，分给老伴，以便孩子来容易周转；东面的屋中等，分给我，做书房兼卧室；南面的屋小，可灵活使用。家具，包括新添的两个大书橱，都照图纸摆，很快就绪。大难是各种什物（书最多），要打包，开箱，大大小小，各归其所。这不能速战速决，尤其书上架，要考虑常用不常用、类聚等条件，只得慢慢来。计由孩子帮忙，断断续续，整理了两周，才未胜利而结束。说未胜利，是因为也小有损失，幸而关系不大，看做没有那么回事可也。

住进来，急于想知道的是食息之地在天地间占什么位置，大话换为小话，是在所谓北京城占什么位置。已知在德胜门外，则以明清之城为依据，在城内是不可能了，既成事实只好不想它。不过人，只要还有一口气，是不会放弃希望的，于是起用李笠翁的退一步法，看看能不能在元朝大都的城内。大都城北面比明清的城大得多，我昔年骑车曾经出入土城（即大都城北面偏西的健德门），而且知道马甸在健德门内，也可能，我这新居仍在健德门以内吧？如果竟是这样，我就想烦人刻个印章，曰“元大都健德门抱关者”，以表示我虽然未能在一地定居，却没有被押出国门。怀抱这样的希望，东迁后的次日清晨就学习先进人物，调查研究。知道住所在马甸之北，出街的西口后先南行，约走一华里，很懊丧，路的左旁，高大的土岭上草木丛杂入目，毫无疑问，乃元大都北城墙也。也是毫无疑问，就是以元大都之城垣为依据，我仍是被押出国门了。如何自慰？双管齐下，起用退一步法兼阿q精神，赶紧选石，求王玉书挥铁笔刻个闲章，曰“元大都健德门外之民”，刻成后常用，以表示我虽然被押出国门，却有修养，能处之泰然。

其实呢，说泰然，正如至上人物之一再栽跟头，还是表示不在乎，只是无可奈何罢了，哑巴吃黄连，苦在心里，自己是知道的。不只自己知道，有关的人像是也知道。比如又是小友靳飞策划，东迁的再次日，北京电视台来录像，主题就不是贺乔迁，而是舍不得离开北京大学。舍不得的心情，用惜别来表现。于是驱车燕园，如演剧，登门告别。人不能多，我选定近邻季羡林先生和远邻北大商店的小佟（文兰）。季先生在家，未排练而演得很得体，送出楼门，握手欠身，并祝新居能适意。往北大商店则不巧，小佟很少休息这一天却未上班，以致想留她个握手欠身之影而未能如愿。

还有不如意的，见于迁后不久写的一篇杂文《更上一层楼》，为省力，抄几句现成的：

这里还是集中说由四合院或大杂院而变为更上一层。前面说感到有所失，究竟失了什么？我想来一次小题大做，由三才方面立论，是天、地、人，三个方面都有所失。先说天，忽然想到《庄子》，《逍遥游》篇有云“天之苍苍，其正色邪（耶）？”这问题是大空地上仰面抓来的，像我现在的更上一层，没有活动的空地，所见之天只是残破的一小块，苍不苍就难得想到了。同理，也就不能如屈原之作《天问》，因为说“西北辟启，何气通焉”，天会反问：“你看不见西北，怎么知道的？”再说地，四合院，大杂院，都称为院，是因为有个（或不只一个）院子，能使人享受地利。这有形而上的，语云天覆地载，人不可忘本，就应该离地近一些。而更上一层就不然，离地远了，脚不能踏地表，就减少了托靠感。还有形而下的，又可以分为实利的和诗意的两类。只要院子不过于小，就可以种果树，如鲁迅所写，“一株是枣树，还有一株也是枣树”，或学陶渊明，任它“三径就荒”，到秋风起的时候，在草丛中听秋虫叫，是实利的。念别人的，“庭院深深深几许”，念自己的，“丁香小院共黄昏”，心片时之内飞到柴米油盐之外，是诗意的。可是变为更上一层，就都完了。最后说人（略）。

有所失，甚至感到许多值得珍重的都完了，则这一次的迁，入“乔”一类就不合适了吧？

但是人生难得开口笑，应该还是李笠翁，退一步，那就改为说适意的。想了想，居然凑了三项。一是究竟面积增加一些，人，且不管，专说书，是座位增加，以前许多只能蜷缩于墙角的，今则可以大摇大摆地走出来，坐在可见天日的地方了。二是我自己分得一个斗室，有时面对稿纸，有时面对可以深谈的什么人，就有了闭关的便利。还可以加个三，是有时不坐斗室而需要到社里去干点什么，就可以不再挤公交车，并买票。因为往返都有班车。

也有适意的，应该向大人先生之流学习，只看这一部分，只说这一部分。那么，飘飘然了，像是就该问一问，会不会还有“又迁”之事？据深通世态的人说，在以斗争为纲的“伟大”时代，迁居几乎都是落难之后，比如由四五室变为半室；现在时移纲变，迁居几乎都是腾达之后，比如由大杂楼变为独用楼。推想这总结性的话必不错，则根据早已荒疏的三段论法，我必不能腾达，也就不会再有迁居之事。但愿如此，阿弥陀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