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颉刚。由《关于吾师》那篇拙作就联想到顾颉刚先生，因为其中也触及他。顾先生，名和字统一，苏州人。1920年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与红楼的关系可说是双料的。插叙一笔，哲学大概真如鸡肋，食之无味，所以名人如朱自清、康白情、章廷谦（川岛）、容肇祖、何其芳，毕业后（也许早到未毕业）都改了行。顾先生也是改了行，治历史，尤其历史的地理沿革。我上学时期，他是燕京大学教授，在北大史学系兼课，讲《禹贡》。我选听这门课，因为讲授者是创办《古史辨》的。顾先生体格是苏州型，外貌的风度却既不白净又不清秀。待人好，诚恳和气，讲课十分认真。可惜天道吝，多有笔才而少有口才。看过《古史辨》自序的人都知道，那是倚马万言，可是讲课，常常嗫嚅一会儿，还是说不出来，就急得拿起粉笔写。他治学甚勤，买书很多，据说已经装满九间平房。还有大志，创办禹贡学会，编印名为《禹贡》的期刊，想带领一些同道（多为听课的同学），研究历史地理，绘成历史地图。

七七事变以后，离开北京，还紧抱着理想继续努力吗？不清楚。可知的是解放以后，50年代初，他回到北京，赶上思想改造，批胡，想挣扎，适应新环境，于是也拿起笔，骂胡适，表明自己已经不是过去的自己，可加入新的“同志”之群。可是如其高足童书业等所表演，也拿起笔，大骂顾颉刚，可证新的一群还不能把他看做同道。这正如王学典看了1993年出版的《顾颉刚年谱》以后写的一篇文章的标题所指出，是《痛苦的人格分裂》（刊于《读书》1995年第5期），以对胡适为例，是心里感激嘴里骂。能不能不分裂？至少理论上是能，办法是用沉默的方式承认落伍，不可救药。也许是不甘于寂寞吧，顾先生还是用语言文字挣扎。至少我看，有时还过了头，如70年代末上海古籍出版社重印他的《秦汉的方士与儒生》，他可以不说话，却写了“重版前言”，说原来未承认焚书坑儒有积极意义，是错了。难道顾先生真会举手赞成焚书坑儒吗？所以我写《关于吾师》坦率表示，我不愿意看到我的老师，为迎合时风而说稍有正义感的人听了会皱眉的话。

罗庸。北大国文系有两位教授，罗庸和郑奠，像是李杜，谁提到就连着说，都规规矩矩讲课，不露什么锋芒。两位都是1920年北大国文系毕业，也许毕业后就留校工作吧？罗先生，字膺中，扬州人；郑先生，字石君，浙江诸暨人。七七事变以后都西南行。迎来胜利和解放，罗先生留在西南；郑先生辗转到语言研究所，由古文献中集语法和修辞的资料，印成书，我都见过。单说罗先生，还与我有点特殊的关系。一是在校，我毕业前写关于乐府诗的论文，导师是他。我读书，杂而不专，也就难得精于某一门，而论文是要求既专又精的。我有自知之明，想随便拉个题目，凑万八千字，估计罗先生宽厚，可以给六十分，能毕业就得了。没想到罗先生宽厚还加了客气，竟给了七十多分。二是40年代后期，我帮一个出家朋友编一种佛学月刊《世间解》，刊物传到西南，适值罗先生亲近佛理，竟收到他由某大学寄来的鼓励的信。这使我很惭愧，曾复信表白，并问安。其后若干年，因为都忙于应付新要求，就不再有音信。恍惚记得听谁说，他是过早地作了古。仅存的两三封手迹，因为一再运动，自顾不暇，也就“人面不知何处去”了。

唐兰。唐先生，字立厂（ān，非工厂的厂），浙江嘉兴人，古文字学家。我上学听他课，讲的就是古文字学。记得后来成书出版，名《古文字学导论》（？），我买过，现在也找不到了。辨认古文字（主要是殷墟甲骨上的）是考古的一支，当时也是热门，唐先生钻得很深，也颇自负。记得一次上课，他谈这方面研究的情况，有个同学问：“郭鼎堂（郭沫若其时在日本研究甲骨文、金文，署此名）怎么样？”唐先生小声说个“咳”，接着是冷笑，推测他的意思是，外行胡猜，多可笑。因为研究金文，他还是青铜器专家，记得30年代后期，我到他家里去，看见屋里就有些小件青铜器。其时他住在地安门内，与个年轻的夫人（盛传结合时他三十四岁，夫人十七，恰好减半）为伴。大概是1939年夏，他决定南行，春天，由国文系同学李九魁发起，在中山公园为唐先生送行，参加的有我和周祖谟，记得还照了相。解放以后，唐先生未回北大，到故宫博物院做什么研究工作，我见过他。他本来就偏于胖，随着年岁增加，体重和血压也增加，听说多在家休息，终于抗不过病，作古了。

恒寿山。课堂上的前辈说得太多了，应该换换样，于是想到恒先生。恒先生是武术教师，教的是业余课，地点在红楼西北角的风雨操场，时间是下午下课以后，一周几次不记得了。他是满族，其时已经年近古稀，健壮，秃头，所以表演太极拳，颇有老僧入定的神气。他武术造诣很高，通各路拳术和各种武艺，还练过摔跤。他说这样多学，是想当侍卫，没想到江山易主，会武术没出路，只有靠教学吃饭了。他在武术界名声很大，人称恒大力。有一次他露了一下，是抬起一条腿蹬其上有窗的一面墙，确像是房屋的半面都颤动。他还表演过运气，是不管你打他什么地方，那地方都鼓起，成半球形，坚韧如橡胶。我是偶然一次走入风雨操场，认识他的。

其时考北大都是学广义的文，所以虽然学武不必交学费，学的人还是很少。我呢，也许小学时期看《七侠五义》之类还有影响吧，就向恒老师说也想学一些。他问我姓名和籍贯，不想一说香河县，他大感兴趣，因为香河县有个全国驰名的武术家张秀林（名策）是他的师兄弟。由于这种因缘，他对我很亲切。但他有知人之明，说：“太极太难，要有耐性，还是学一套威虎拳吧。”果然，学了不多，我就表现为没有耐性，不积极学了。但我有时还去，是愿意听他讲亲见亲闻的武侠故事。恒先生记性好，健谈，讲旧事不夸大，添枝加叶，所以常常觉得比看武侠有意思。此外我还有什么获得呢？是万一有机会宣付史馆，今代的太史公就可以多写一句，曰“学武不成”。

郑河光。因为想到好心友人常说的“健康第一”，这篇掠影想请郑大夫来做殿军。郑大夫也是名和字统一，福州人。外貌十足的福建型，短小清秀。听说是柏林大学的医学博士，在北大任校医，名义是秘书处卫生组主任。管保健，郑大夫是专任；还有兼任的，是德国医院的克礼和狄伯尔（曾为孙中山治病），其中之一人每周某日中午来一小时（？）。这兼任的名家，我因胸部不适见识过一次，是狄伯尔，记得不同于一般的是以耳代听诊器，听完，用德文写个纸条，让你拿着往德国医院，自有人照条处理。所以还是郑大夫方便，也就实惠。

比如说，他有汽车，你在宿舍病了，由工友打个电话，郑大夫一会儿必到，检查，开西药方，到东安市场西门外同济大药房去买药，照方吃，吃一半或略多，准好。也许因为都是家常小病吧，同学们的印象是，吃郑大夫的处方，没有吃得一点不剩的。也就因为这样，郑大夫虽不是胡适等那样的名人，不教课，我，推想别人也如是，离开学校，却记得他。说来也巧，是80年代中期，有一次我到王府井大街买东西，出东安市场西门，在当年同济大药房以北不远，看见一个短小清瘦的老人站在路旁，大概是等车吧，确是郑大夫。我想过去打招呼，继而一想，分别整整半个世纪，凄风苦雨，都不免有多少坎坷，如何说起呢？人生多事，常常是不知比多知省心，装做没看见也罢。

写至此，回头看看，字数已经过万，未摄入镜头的人还是不少，怎么办？不好办的事不办也罢，就此打住。

同学点滴

依照诌文之理，写了前辈，应该接着写同辈，即同学。同学有广义的，是同校出身的，那就是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毕业的由云龙（整理《越缦堂日记》，抽编为《越缦堂读书记》）和伦明（版本学家，曾在北大讲目录学）也就成为同学。有狭义的，是同班上课的。这里想不偏不倚，也就不广不狭，指曾同时出入校门，在某课室中平起平坐的，说得再具体些，是1928年至1934年入学的都算。人多，附加两个条件，一、我熟悉；二、有些情况值得说说，这样一限制，就所余无几了吧？姑且走着瞧。次序用先男后女并由近及远法。

李耀宗。我和他关系深，新语有三同之说，我们的“同”大概加倍也不止。他是河北省满城县人，年龄略小于我，1931年由预科（最后一期）升入本科国文系，与我同班。宿舍也分在一处，第三院那个口字形二层楼楼上西面的三十号。四年毕业，他“回”保定（他是保定育德中学出身）教女子师范学校；我走投无路，最后才由学校介绍到天津南开中学去混饭吃。天津一年，教学成绩不佳，被学校辞退，回北京，只找到个代课的位置，由他介绍，到保定育德中学，得个较安稳的饭碗。语云，饱暖生闲事，其实只是安稳也生闲事。彼时我破一个家不久，就如一切俗人一样，又想有个家。天道远，人道迩，于是就迎来一位可与共朝夕者（详情当于“婚事”篇述之）。

需要有个下榻处，其时耀宗有个如意佳人刘玉清女土共朝夕，租住中山北街（旧名灶君庙街）路西已故画家姚丹坡之半弓园。园在宅院之西偏，北房三楹，菜畦瓜架，有林下之趣。他本诸（论语）“与朋友共”之义，把西间让给我们。以后又共同迁往操场营房，变共吃共住为分吃共住。他天性温和，甚且近于懦弱，但情多，有时与刘女士小有不协调，饭时必面对饭碗落泪。七七事变，我们分散一个时期，以后都在北京靠教书活着，仍多有来往。刘女士不幸早逝，新共朝夕的是一位陈女士，他到昌黎教中学时结合的，人也朴厚，因为住得远，见面次数不多。解放以后，我改行做编辑工作，80年代前期，我主编《文言文选读》（三册），他一直帮助作注。这套书完成后不久，他因脑病突然去世，我由医院太平间外送他到八宝山。返途与他的两个女弟子同车，见这两位已是不惑以上，仍是一路啜泣，使我想到他为人的忠厚热情，以及走一个少一个，不禁为之惘然。

王造年。他是河北省安新县人，也是年岁比我略小，1932年考入北大，选史学系。毕业以后，30、40年代之间曾到日本镀金，也许仍是学历史吧，可是回国以后未升迁，仍是教中学。记不清以何因缘，我们交往很多。他为人，外和内都有风趣。两肩，左方总是比右方低一块，与人以不严肃整饬的感觉。说话声音细小，像是偷偷的，还故作郑重，里面却夹杂一个又一个笑料。嘲笑人，更多是嘲笑自己，其内心像是认为，一切冠冕的表皮，其下都是不雅驯的，看透了，一笑置之也罢。40年代，大概由同学介绍吧，到察哈尔去工作，不知怎么就改了行，进了财政厅。迎来解放，仍留在张家口。又回学校，不是普通中学，而是财经性质的进修学校。先是在大境门外以西，我有时在张家口长女处住，去看过他。其后学校移市内西北部，他在大境门内离我女儿不远处租了房，我们的见面机会就多了。

记得曾同游大境门，写了诗，同到小酒铺喝酒，写了词。他的夫人乃少年时期结发，脚不大而本领大，所以他可以遂本性之初，不问家事，吃饱了，冷眼看世间。不幸是甫过古稀，夫人得了不治之症，先他归于泉下。他只好无山可靠，独立。但也不改旧家风，仍自得其乐。这期间，我们曾同游云冈石窟，住大同东门内起火老店，我曾记其事，编入《负暄续话》。这就想到近年的涂涂抹抹，他不忘同学之谊，每印一本必要一本。看没看呢？不知道，可知的是插架之后不久就不翼而飞，以致几年以来，我送去请正的不少，他那里却一本也没有。这是他的“一笑置之”的生活之道的现实化，所以虽然视我的名山之业如粪土，我还是自叹弗如的。他几年以前有一次不急而跳墙，摔了腿，走路不便，只好多闷在室中。估计一生迷之的围棋还能与他相依为命吧？在我认识的许多人中，旷达，敢于对镜嘲笑自己，他是第一位，所以可以断言，即使扔掉黑白，他还是能够坦坦然，每日三饱加一倒的。

杜文成。他是我的两级同学，通县师范，我在十二班，他在十三班，到北大，我1931年入国文系，他1932年入外国语文学系英文组。他是怀柔县人，结发之人比他小九岁，也是怀柔县人。他有才，好写，也能写，截止到40年代，已经印诗和散文的集子不少，计有《石像辞》《松堂集》《离失集》《甘雨胡同六号》《三月·四月·五月》等。也翻译英国散文和。喜用笔名，作署南星，译署林栖。因为手写多变为铅字，在同学的眼里就高人一等，吾从众，自惭形秽，也就不敢接近他。但可远观，形貌和风度都像郁达夫；内有小别，是总像心不在焉的样子。是40年代后期，我们都在北京，都为饭碗发愁，语云，同病相怜，交往就多起来，理解也就越来越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