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就由模模糊糊说起。到1931年6月，六年的师范学校生活结束了。上学，依学制，时间有定，熬过六年，毕业，拿到证书，用大而空的笔法，可以说是胜利完成。实事求是就不是这样，而是旧的破灭，主要是不能在原来的大院里白吃白住；新的渺茫，即离开旧地，往哪里走，谁也不知道。依法，或依通例，师范学校毕业，要到小学去当孩子王；小学，排在前面的是本县的小学，最好是城里的，不得已就下乡。本县不成，有机缘也可以到外县，入城难，就安于在乡镇。现在还记得，月工资是三十元上下，比北京警察（当时名巡警）的月饷高三四倍，所以在工农的眼里，仍是“唯有读书高”的高等人。

但也有缺点，是：一、长年跟毛孩子在一起混，没意思；二、干到老也不会升迁，仍是个孩子王。其实这是后话，在当时，我大概连这类衡量高低、利害的余裕也没有，而是比缘木求鱼更泄气，守株待兔。这兔是新的安身之地；称为“待”，是既没有什么设想，又没有积极去营谋。也是通例，最后一个学期，也许很早，有些人的出路就定了；还有些，大概是少数，经过奔走，到学期终了，也终于有了容身之地。我呢，也许在这类事情上总是退缩吧，是直到该卷铺盖离去的时候，还是没有地方要。形势是只能回家或找另一个食宿之地。真就回家，投笔从农吗？不好看，也不甘心。于是四面八方挤，就挤到仍旧在学校里混日子的路。幸而“师范学校毕业至少要教学一年始能升学”的规定并不执行，我就背负被卷、怀揣证书西行入京，去投考高等学校了。

北京，生地方，语云，人熟是一宝，只好找熟人。有个姨表兄刘荩忱（名国忠）在朝阳学院上学，学法律，住在他们学校附近，即东四十二条东口海运仓一带。我由他介绍并关照，住在十二条以北慧照寺街路南一个公寓里，记得同住的还有同班贾汇川和赵步青。生活既穷困又单调，主要是温课；中午和日落时，到附近小饭馆吃点最省钱的。报考要选择，考虑的条件有两个：一个是学校好，或说有较高的地位和名声；另一个是费用低，因为高，如燕京，就念不起。两个条件相加，很容易就筛出两个学校来，北京大学和师范大学。大概是七月初，报名开始，我到这两个选定的学校报了名，验明证书之后，交报名费一元，填写志愿是学文，即入文学院。因为后来入了北京大学，熟悉常见到的种种，至今还记得报名地点，是第二院（理学院）东路二层灰砖楼（数学系在其内）的南面廊下。这座灰砖楼有幸，大破旧物之后，到变为保护文物古迹的时候，还在死缓期，于是就活下来。是1991年夏天，我也有幸，还在这个大院里尸位素餐，为了纪念入学六十年，还在那个廊下照了相。当年的清爽变为一甲子之后的乱糟糟。这也好，因为可以证明，过去的真就一去不复返了。

北京大学考期在前，总是在七月的前半，在第三院入门右手操场西部坐西向东的教室里。记得门类有国文（今日语文）、数学、英语、史地，也许还有党义？数学考得很坏，几何还略有所知，代数简直不成，后来不知从哪个渠道得来消息，是得40分。英语也不佳，刚刚及格。上天保佑，国文出了四书题，是“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试申其义”。这两句出于《论语·季氏》，我不知道，但我的心里还存有半部《孟子》，而且受小学刘阶明老师之惠，知道寡是指人口少，于是拿起笔，就拉孟老夫子来助威，说“河内凶，则移其民于河东，移其粟于河内”云云。且说其时北京大学正是被考古风刮得晕头转向的时候，推想这位阅卷先生开卷遇到《孟子·梁惠王上》，必是相视而笑，莫逆于心，于是据说，就大笔一挥，给了80分。

这自然是后来才听说的；至于当时，我是兼用了兵家的策略，在失败和胜利的两种可能之中，宁可设想为失败的。这就要准备不久之后走入师范大学考场。还是走兵家的路，战前要秣马厉兵。时间有限，厉兵应该先对付钝的，于是用全力温数学。可谓勤，天天夜以继日。老天爷不作美，偏偏这几天酷热，尤其入夜，面对青灯，持笔解方程式，必是汗如雨下。这样总有十天上下吧，是一天傍晚，公寓的伙计送来一张明信片，问是不是我的，说在院里放几天了。我接过来看，是同学赵君寄来的报喜片，说他住在沙滩，看见贴在二院门口的榜，我录取了。我当然高兴，理由之切近者是可以不再冒酷暑解方程式。也有马后课的懊丧，是因为消息一再迟误，白白受了若干天苦。但终归是大局已定，心里一块砖头落地。之后是正式决定，北京大学位高于师范大学，北大录取，就不再考师大；其时是七月，离入学尚远，先回家，住到八月下旬再来京。

由家乡到学校，也可以说由学校到家乡，路程有小变：通县时期是只能走家乡西北三十里的河西务，坐长途汽车；到北京，就既可以走河西务，又可以南行五十里到杨村，坐火车。火车有优越性，敞亮，平稳，但到杨村上车，就要多走二十里旱路。所以大学四年，寒暑假有时（不像师范时期那样确定）回家，来往还是多取道河西务。由河西务上长途汽车往北京，路过通县，到新城南门暂停，可以听到嘈杂的兜售蹲儿饽饽、糖火烧的声音，车入城走一段路转西，可以看见师范学校校门、张家小铺、大红牌楼、西门等等，感到真就分别了，心里不免热乎乎的。还是说这一次榜上有名的荣归，不同的人反应不一样。

邻里有文化的，大多是与药王庙学校有关系的，觉得我真就高升到“士”的阶级，他们只是沾点边，严格说，不够格，心情是尊敬加羡慕。没有文化的，还是“唯有读书高”、离开庄稼地就好那一路，觉得进了京是更上一层楼，远远超过他们，所以见面增加了客气，呼为“二先生”（我行二）。母亲向来是少言笑的，但看得出来，是由于儿子在村里露了脸而高兴。父亲是一则以喜，一则以惧，觉得能升学也好，但还要花钱，也不好办，因为家里经济情况一直不好，一年勤苦，收入总不够他还赌债的。百分之百不高兴是大嫂，那是以前听长兄说，我考师范学校，她说枕边话就曾劝阻，未如愿，现在是赔了夫人又折兵，当然很懊丧。这是典型的妇人之见，总希望自己的男人是最出色的，在家里占上风，正是其情亦可悯也。

还是转回来说自己。这次在家里，大概不满一个月，依人生惯例，无事像是更不得闲，转瞬就接近新生报到入学之期。准时到学校，报到，交十元学费（交之前，足在校门外，这十元非交不可，第二学期起就可以请求缓交，校长照例批准）。其后并取得住宿权（不收费），分配住在北河沿第三院大门（坐西向东）内南侧口字形二层楼楼上西面的一间。一间住三个人，那两个，一个是由预科（这是最后一期）升上来的李耀宗（河北满城人，入国文系），一个是新考进来的陈虞朴（河北阜平人，入史学系）。说起系，还要说说入学之后一次影响不小的偶然。是投考报名，志愿只填什么院；录取之后办入学手续，还有选系的自由。

其时文学院有这样几个系：哲学系；史学系；教育系；中国语言文学系；外国语文学系，包括英文、法文、德文、日文四个组。名义是五个系，实际是八个系。选定之前，我曾否仔细考虑自己的兴趣、将来的发展、毕业后的出路等，不记得了。只记得，也许想远走高飞吧，填表之前曾想学英文，就在下笔之前，遇见也是本年度考上北京大学的师范同学陈世骧（他是第十三班同学，还差半年毕业，何以能报名投考，不记得了），谈起想学英文的事，他说入大学，学什么，应该展其所长，不该补其所短。他断定我的所长是国文，应该入国文系。不知哪阵风吹的，其时我竟有从善如流的美德，于是未再思三思，就拿起笔，在志愿一栏填上中国语言文学系。上课之前，依古今通例，是要办多种手续的，现在只记得曾领得一枚徽章，圆圆的，上有“北大”两个篆字，嵌在帽子（通行毡制的礼帽）的右侧，不招摇而过市，至少是有时，连自己也觉得身价与通县时期不同了。

这不同，有如意的一面，主要是就学，此后会有许多可学的，而如果能够学而有成，那就真成为“唯有读书高”了吧？但也有不如意的一面，是收入难得增加而开销必加大。大，来于大学的“大”，小小气气不合适了，日用，吃（官费变为自费）穿，交往，也许还要添些书吧，都是离开钱办不了的。怎么办？语云，挤墙挨打，不再有退路，也就只好在学业闪光和钱袋暗淡的夹缝中挣扎着走下去。

北大释地

以母校为名，北京大学排第三，可是由影响方面考虑，次序就要倒过来。影响有偏于身的，主要是在什么地方、用哪种方式混饭吃；更重大的影响是偏于心的，“人心惟危”，难言也，勉强说，不过是喜欢并常常胡思乱想而已。这身和心“本是同根生”，所以寻根，就要先说说北京大学。根也要有根，即活动场所，为不知者设想，向导游学习，先介绍一下。

我1931年暑后入学，其时学校有三个院，分三处，总说是在紫禁城东北。三个院，排次序，如果由编年史家下笔，排第一的应该是坐落在马神庙（旧名）的，因为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开始设立京师大学堂，地址是马神庙的乾隆四公主（和硕和嘉公主）府。排第二的应该是坐落在北河沿的，因为光绪二十九年（1903）开办译学馆，有些校舍是那时候建的。可是我上学时候，排次序，是以文、理、法的次序为次序，汉花园的为文学院，排第一，马神庙的为理学院，排第二，北河沿的为法学院，排第三。释地，宜于更重视现状，所以由排第一的文学院说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