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帝造事如造鱼，分为三段：头部较小，也就轻；以下腹部加大；再向下，尾部，成为薄薄的一片。文化大革命是诛除异己兼整人的运动，也遵守上帝之法，对于人，起初的看法是，“有些”是坏的，要整治；向下发展必加大，成为，除极个别的人，如发号施令的，以及某一群人，如执行命令的红卫兵，以外，“都”是坏的，更要整治。大致是1966年红8月之后一年多，运动“深入”，表现为打击面扩大，有名，是要清理阶级队伍，有实，如我这样的，由演龙套，跟着喊打倒某某某，变质为坏人，靠边站。大概是认为靠边难于形象地显示个性吧，不久就想出新办法，分配清扫院落。人不少，年岁大些的几乎都参加了。分片，我之所得是公主楼前以及其旁的厕所。

新生活必有新感受，甚至新感想，也就可以说说。排个由轻到重的次序。首先是累不累。这要看是用客观的秤衡量还是用主观的秤衡量。用客观的秤，比如与现在当下写其时的斯文扫地相比，应该说，扫一个小院，清洗一个厕所，总比缀文成篇，求读者赏以慧目时不至皱眉容易。但换为主观的秤就不是这样，比如到秋菊也落英之时，黄叶满地，一遍未扫完又落一些，就觉得不如坐在稿纸前涂抹。总之，此亦臭老九之所以为臭也，多年习惯，以至力小到只能拿小毛锥，或维新，圆珠笔。由此就过渡到其次，对劳动有没有正确的态度。掏心窝子说，是未能“大一统也”，即问理智，尊重（体力）劳动，问感情，希望自己走老路，拿笔，让一贯从事劳动的人去劳动。这应否算做好逸恶劳？如果劳动专指体力劳动，这顶帽子戴在我头上还是合适的。再其次是曾否感到羞辱。

应该说，有一点点，但比零大不了多少。且夫新时代的新花样有罚扫街之类，人皆视为耻辱，己独不然，亦有说乎？曰有，而且可以凑两项。一项是天塌砸众人，早晨，出动一群，为首的并且是原来的党委书记，微末如我，又何耻之有哉。还有项，是由多次运动的锻炼来，还可以分为两小项：一小是确信，想活，就要把脸皮揭下来扔到垃圾堆上；另一小是受辱，如喷气式，惯了，依照吾乡某小学生“惯了一样”的人生感悟，也就真可以不当做一回事。最后说说因扫地而想到的一个问题，我是怎么认识的。这问题是劳动究竟光荣还是不光荣。教义说光荣，而且言之成理。可是以之为一种惩罚办法，试想，世俗视“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为光荣、舒适之事，罚某人，会让他去洞房花烛、金榜题名吗？可见就是新时代，劳动也只是在教义上光荣，移到人的心里就仍是两千年以前的，曰“劳力者治于人”是也。

扫院落，依传统是早晨的事。其他时间呢？废物应该利用，坏人也应该利用，于是分配扫地之后不久，就如物价之继续上升，来了新的命令，随着几位临时工，要终日劳动。做什么不一定，比如临时工的工作是抹墙，就跟着抹墙，临时工的工作是挖沟，就跟着挖沟，等等。活儿很杂，但有个共同点，脏而费力。临时工有三位。四十岁以上的二人，只记得一位姓白，一位是回族，一位是蒙族。二十岁以上的一人，姓增，人都叫他小增。这位是满族，不记得听谁说，母亲出身贵族，所谓“格格”，有些积蓄，是大革命抄了家才穷困的。

他们三位有合有分，如果分，我多半是跟着小增，打下手。这位小增人不坏，惜老，还对知识分子有敬意，一起干活儿，总让我干轻的。我们相处一年多，谈得来，都希望将来情况有变，还能再聚会。是1969年春夏之交吧，全社准备往五七干校，社内的劳动停止，我们见面的机会就少了。以后我行踪不定，多在京城以外食息，渐渐也就把他忘了。是70年代、80年代之间吧，有一次我路过出版社东墙外的大学夹道，在近南口处遇见他，十年不见，谈几句，都有些感慨。以后就没有再见到他。现在，推算他年已过知命，还做临时工，与寡母相依过日子吗？很想能见到他，可惜探寻他的住址也不容易了。

对待坏人之法，还有个小插曲，可能来自有什么传言，总之是神经有点失常，或装做有点失常，就说要警惕。措施也许只是一端，是防止有反的可能的坏人乱说乱动。设想的妙法是劳动完，留在社里，集中住。于是在集中之数的人人，都遵命，正是夏日，带一点点铺盖之物，住进某一指定的大屋里。人多而语不杂，因为不敢畅所欲言，唯恐言多语失。但难免“躺，在他的背上”之后，面对顶棚，不能梦见周公，就畅所欲思。记得曾想到太平天国的男馆女馆，慨叹“日光之下”真就“并无新事”。还曾想到佛门的共住，比如“结夏”是一种重要修持，就是大家在一起坐禅，如果不精进，口中念般若波罗蜜多而心里想的却是“香囊暗解，罗带轻分”，一旦被发现，就要受到“波罗夷”（不共住，即赶出去）法的制裁。佛门，罚是不共住，今则变为共住，亦可谓“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了，如何对应？曰，吃谁就听谁的。不确知是什么原因，到昌平参加麦收劳动？阶级斗争暂时休息一会儿？记得共住了一个多月，主管者宣布：“回家去睡吧。”

用京剧排戏码之法，大轴最后上场，这是进行清队之后，我多次被迫回忆旧事。前面曾言及，我三十岁左右患贫血病，记忆力大损，头脑里的旧事迷离恍惚，而询问则要求丁是丁，卯是卯，回答就成为大难。这所答又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关于自己的，是一再写自传，谁要就交给谁；另一类是写关于别人的，名为材料，交给来外调的。先说自传，解放初期已经写过很详细的，而且经过调查核实。自己扪心自问，所愧者也只是不能如伯夷、叔齐那样清，义不食周粟。而事则很少，还是写，有什么必要呢？这当然不许问，也就只能让写就写。幸而受者未疑为有什么隐瞒，也就没有受到隔离审查的特殊待遇。但既然拿笔，就不得不用时风八股的自怨自艾之法，这就有如电视剧中的奴才，跪而面对老佛爷，一面说一面打自己嘴巴，纵使出于不得已，也够难堪的。

更难或说最难的是应付外调。上面说过，依时风，除极个别的人以外，人都成为坏人。调查坏人往事，当然就要追寻那些不光彩的，甚至反的。如果没有呢？依照红卫哲学，那不可能，“既然”是坏人，怎么能不干坏事？问题是坏坏相护，甚至攻守同盟。所以要想办法，使不愿说者不得不说。办法仍是红卫兵一路，用大力压，即轻则申斥、威吓、辱骂，重则责罚（立、低头之类），以至打是也。主要是1968年和1969年，我接待的外调人物不少。情况可以总的说说。只有一次态度好的例外，是个三十岁上下的男子，来调查曹家琪的思想，不只让我坐下，问话也客客气气。这是把我看做好人。恕我多年之后，到现在才向他道歉，是答他的话都是假的。这也有原因，是我头脑陈腐，未能吸收新时代的新道德，也就没有勇气为掠取“积极”之名而卖友。

绝大多数来者是照外调的剧本（闹剧或恶作剧）演戏，一间小屋，他上座，座前有桌，学裘盛戎演《秦香莲》那个气派，即非访问而为审问是也。其下当然没有座，盖低头垂手而立，身恭顺而心战栗，设想才不敢不说实话。发问也几乎是千篇一律，是被调查的人问题如何严重，“你们关系密切”，要坦白，以免罪上加罪云云。问答之间，仍如演戏，还要夹些拍桌子之类。最后言归正传，是要写材料，从速交。演戏，还欣赏过一次大型的。是调查某名人，总是因为“你们关系曾很密切”，场面就成为非一般。小屋变为大屋，气派超过《玉堂春》，那是三个桌，这里扩大为四个。十足的开庭审案的局势，我走入就成为被捕去受审。威吓，拍桌子，辱骂，都加了码。我有些怕，因为不知道来头有多大，甚至担心会被带走。事后才知道，不过是打派仗，希望演一场《四堂会审》，从我这里捞几颗子弹。这使我有时不免于慨叹，像这类事，几个人来自街头巷尾，对另外的人竟可以行使法院的审问之权，我们置身于其中的世界究竟是个什么世界！

但是仍要谢天谢地，就是那次超过《玉堂春》的表演，也还是君子动口不动手，即未开打。此外还有得意，颇想说说的。总述是无论如何受压，精神没有失常。因为精神正常，立在堂下答，回到屋里写，就都没有放弃久存于心里的“德”和“理”。如上面说的不卖友，编造假话，就是德做主的一例。其实这一例乃来自一种立身处世的通则，是不只损人不利己，不损人，就是损人可以利己，也不损人。与利和损无关的事，就据己力所能记忆，说实况，无论怎样威吓，不加码。还有两次答话，自认为立于下而理占了上风的，学至上者，也来一次个人迷信，一字不减地记在这里。一次，问：“你说他没加入国民党，你敢担保他绝没加入吗？”答：“不是不敢，是那样说不合事理。我们并未终生在一起，我只能说，就我之所知，他没加入过。”又一次，问：“加入国民党，他自己都承认了，你为什么还不说？”答：“他自己承认了，你还跑这么远找我做什么！”可见装腔弄势并不能遮掩不学无术，苦中作乐，可发一笑也。

写到此，回头看看，真是文无定法，竟由扫地说到发笑。还是改为说点严肃的吧，是斯文扫地之后近三十年，狂热变为清醒，我们已经领悟，迫切需要的不是神化某一人，群众在下山呼万岁，而是“精神文明建设”。这种建设，求成，要具备许多条件，其中一个主要的是“人”能够变野蛮为文明。一个文明人也要具备许多条件，单说人与人之间，要能够互相尊重，或更强调自己尊重，换个说法是都把人当做人看。斯文扫地，以及左手拿着望远镜，右手拿着显微镜，披星戴月，跋山涉水，背后搜寻人的劣迹，是不把人当人看。批斗，喷气式，以至打、杀，当然更是这样。不把人当人看，短期的结果是有耻，长期的结果是无耻（要活，只能如此舍）。人而至于无耻，物质文明尚且难保，况精神文明乎！所以有斯文扫地一类事，如果我们不健忘或未装做健忘，就应该先恢复有耻，然后是因有此类事而真感到羞耻。

且说有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