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水亩产多少，不记得了，只记得棉株长到树那样大，因为生产过多，生活就成为社会主义的天堂式，公共食堂，白吃，顿顿成席（农村习惯，红白事招待亲友，几盘几碗，鸡鸭鱼肉，曰摆席）。天津某村稻田，用合多亩为一亩之法密植，为通风，用电扇吹，计划亩产十万斤。十万还是小巫，据陈毅报告，广东白薯是亩产五十万斤。如何劳动才能有这样的善果呢？据《语文学习》的小于（名金陵？）到通县参加劳动回来说，种冬小麦之前深翻土地，要求深到一米，要昼夜不停地干，不许睡，下种之前施底肥，要家家把食油拿出来，否则次年收麦不分给粮食。结果呢，也是据报告，不再是动员报告，而是反浮夸报告，是徐水，两个月之后就成为都不再有饭吃，天津某村水稻颗粒未收。这证明浮夸有大害；至于为什么会出现浮夸，当然，心照不宣，谁也不敢追问原因。

农业之外，还有多种行业，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当然都要跃进，语云，隔行如隔山，只好不知为不知，单说己身经历的。做编辑工作，跃而进，只能表现于编写快，出书多。不得不说大话，记得胆量没有农业那样大，没敢说笔下由日一两千高升为日一万甚至十万。出书呢，空想了一些，幸而借都有些常识的光，只是小声吹几句，并没认真地进行。这样，与农业相比，我们就像是在原地踏步。要表示不是在原地踏步，不容易拿出成品，只得用“干劲冲天”来弥补。干劲，在稿纸上也不容易表现，只好乞援于“时间”，办法是不休息。

记得差不多是1960年一年，都是晚上和星期日（或上午半天）加班，直到年底，因为早就食不能饱，很多人浮肿，才来个新口号，曰劳逸结合，宣布恢复正常，不再加班。但我仍要谢天命，走入这个出版社，人虽然也要随大流发疯，却疯得不厉害，甚至如梅兰芳之演《宇宙锋》，装疯。何以知之？可以举二事为证。一是只求名不求实，比如实际并不忙，晚上加班如何打发？就只好下午少干点，留一些，让晚上像是有事可做。这情况，估计上下都明白，心照不宣，也就可以平平安安地应付过去。二是无论喊得如何响，还是承认人人有睡眠的需要，晚上加班只到九时左右，而不要求通夜。有人会说，总不能连睡眠也不许吧？那我就反问一句，大跃进，如果要求中包括不睡眠一项，人人都在秉烛待旦，你敢独自上床去梦周公吗？

如此说，这样大而复杂的运动，我就没有受到一些影响吗？语云，天塌砸众人，显然不会是这样。计大大小小，也颇可以说几种。其一是唯心的，即确信是发疯、不愿意看发疯，而必须从众，歌颂之不足，还要装疯。言不为心声，行为己所厌憎，用佛家语说是烦恼。幸而已经有十年之久的锻炼，心里存真的，嘴里说假的，以求能活，而且平安，成为习惯，用不着费大力就可以忍过去。其二，还可以再说个唯心的，是发疯引来大饥荒，有些亲属条件更差，未能熬过来，过早地往生西方净土，我是常人，无理由地相信生比死好，看到或听到，就不能免于悲伤。其三，转为说唯物的，是大炼钢铁时期，合理分工，年轻的围着坩锅转，我们年及知命或超过知命的，废物利用，依照分配，午饭后到大街小巷去寻找废铁。大块的早已绝迹，只能搜罗细小的，如锈铁钉之类。这有二难。

一是难找，如果竟至找不到，每空手回去，就有未用力找的嫌疑；二是午饭后不能休息就带来大苦，因为多年来习惯，脑力工作，午饭后不躺一会儿，下午必昏昏沉沉，不能拿笔。可是决不敢以此为理由，午饭后头亲枕，不去找废铁。转大街小巷，身忙心闲，有时就不免慨叹，在只有压力而不讲理的环境中生活竟是如此之难！但慨叹只能偷着，为了能活，也只能注视地面，寻锈铁钉。其四，仍是唯物的，是除了应该钻入被窝之时以外，无所谓下班，也就不再有自由活动的时间。其结果是除疲惫不堪以外，还感到烦腻，因为时间拉长，并没有什么重要事可做。还可以加个其五，是参加体力劳动，我并未轻视，只是因为拿笔惯了，体力差，不习惯，比喻为让梅兰芳演窦尔墩，也就要吃些苦。记得地点分南北，南是京津铁路安定站西的农场，北是八达岭之下三堡车站略南路东山坡上的林场，都是大跃进的产物。先说小举的农场，记得去过几次，都是乘大面包车，当日往返。干的是农活，种和收之类。

跃进的风刮过去就不再去，想是也下马了吧？着重说北的大举，记得先是听动员报告，说是由国务院各部委承担，把由南口到八达岭几十里的关沟建设成为花果山，教育部承担其中一段，要先建房，后植树。后来规定，职工一年劳动一个月，分两次去。照规定，我去了两次，第一次是1959年1月，冬季最冷的时候；第二次是同年9月，一年间山中气候最好的时候。生活条件艰苦，活很累，可是有个优点，吃饭不限量。所记呢，只说苦乐各一。苦是冬季大风，温度降到零下20摄氏度，出去，很有不能支持之感。乐是秋天那一次，利用星期日休息，与北大教育系同学王光汉等三四个人，下行游居庸关云台，寻李凤姐墓。墓虽未找到，也大可以发一次思佳人之幽情，实践一次苦中作乐法。说几句后话，是不知道什么高层人物考虑到什么情况而领悟，没有公开宣布，决定放弃这个花果山计划，连平地起的房子也扔了。人力、物力（包括财力）又赔了不少吧？旧传统，走错路，失败，必不说，其实还有更甚者，是必不承认。最后还有个其六，饥饿，因为分量重，宜于附庸蔚为大国，决定另标个题目说。

关于大跃进，记事之外，出于关心国家、民族的前途之诚，还想提两个久藏于心中的问题，请也不忘国家、民族前途的人想想。其一是，全国上上下下，战战兢兢，随着一个人的幻想打转转，明知不可行而不敢表示，且不说合理不合理，专计后果，合算吗？其二，何以竟至容许或有这样的现象存在，不追寻原因，讳疾忌医，对吗？两个问题，多年存在，到文化大革命时期就更突出了。

饥饿

上一篇说多方面跃进，“人不堪其忧”，终于经济规律表了态。这所表之态是“四海困穷”，其中一个最鲜明的是，除少数高高在上者以外，都感到吃饭困难。伟大哉经济规律，神秘哉经济规律！说神秘，也因为我不懂。记得而立前后念西方的，也翻过政治经济学，可是觉得，反而不如知识论、逻辑之类具体，往里钻，像是门户，堂室，都有迹可寻。经济，涉及面太广，变动过于灵活，苦于抓不着个小辫子。于是知难而退，心里说，让高才的人士去钻研吧。可是躲开“学”容易，躲开它管辖的无孔不入就办不到。

比如你午饭想吃西红柿炒鸡蛋，清晨提篮去买西红柿，一问价，比昨天涨了一倍，问另一个摊，也是如此，你不放弃吃，就只好忍痛多出钱。神秘的是这涨一倍，并不是某一人所定，或多数人讨论所定。无言而能行，此经济规律之所以能够既伟大又神秘。单说这伟大，而且是无上的，具体说是竟至在最高指示之上。不信吗？可以纵看历史，横看五洲，许多专制统治者，咳嗽一声，四海之内震动，可是仍不敢向经济规律挑战；如果发疯，竟敢倒行逆施，与经济规律对阵，则至多一两个回合，必“弃甲曳兵而走”。因为就是秦始皇，权大于天，滥用，也只是强迫人民去筑长城，修阿房宫，造兵马俑，而不敢说“你们都去死”。原因之关键者是都死了，“权”就不再有用武之地，而经济规律则赫然一怒，能够使人民难得活下去。

以上泛论是想说明，为什么跃进跃得时间不很长就不言不语地下了马。下马是出于万不得已，上马靠幻想，比喻是玻璃瓶，实况是石头，两者一撞，幻想就碎了。实况，全国各地，表现万端，语云，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又因为耳食不如身受亲切，所以想只说自己的一点点饥饿经历。我生于中产的农家，又受天之祜，离开家之前，没遇见大荒年，所以，虽然许多想吃的吃不着，却总是能够勉强果腹。离开家之后，三十年风风雨雨，外多动荡而内多穷困，可是粗茶淡饭，总没有感到困难，或说还没有经历过饿得难受。经验考零分，未免遗憾，勉强凑一次，是1926年春天避兵乱，与郭士敬同学由通县回家，路上买不到吃的，饿得想到村里去乞讨的感受，但也只是多半天就过去了。而大跃进，是食不能饱，估计不少于两年。有人，也许是家者流吧，说多一种经历，拿起笔就可以多一种手法。这大概是真的，不过我不只一次说，我是常人，无大志，一怕苦，二怕死，如果一定要有饥饿的经历才能写好饥饿的，我是宁可不写这样的的。

写，可以编造；不写就只能如马、班之著史。写实况，缩小到我，而且是自己的。这也不很少，由何时说起呢？想到一种情况，是若干年来，农村的人总是往城里挤，根据不合时宜的人性论可以推断，是都市的生活条件好于农村。这情况也鲜明地表现在饥饿的程度（时间长短、饿殍多少等）上。仍说家门之内，母亲因食不饱而移住天津，时间是1958年10月，我住北京，也感到食不能饱，大概要晚一年左右。不能饱属于内，是只有天知、地知、己知的事，所知是浑身无力，渴想吃荤的（红烧肉、炸油饼之类）甜的（糕点之类），将到饭时就起急，恨不得立刻端起碗。

还有属于外的，是买食品（尤其肉类）难了，接着牛奶不能订了，粮食定量还要减。肚子不好受，影响心里也不好受，但不能说，还要装做若无其事。实际是真有其事，怎么办？许多人是用高价之法买一些较好的营养，记得杨丙辰先生就曾劝我这样做，而且助以人生之道的理论，是保命第一，要舍得花钱。我同意他的理论，但信受而不能奉行，因为有困难，而且不只一层：近的一层是没有多余的钱；远的一层是，即使可以挤出一些钱，七口之家（其时长女已工作，不在家），比如破釜沉舟，买半斤高级点心，往嘴里送，想到那六口都在饥肠辘辘，实在咽不下去。总之是理论上并非毫无办法，而实际只能忍，听天由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