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1968年初起斯文扫地，不久又加上各种劳动。这样持续约半年，又来了新花样，曰“请罪”。办法是由无罪的一人监督，上班之后和下班之前，有罪之人，总有二三十吧，齐集大门以内，列为两三个队，面北，低头，弯腰，各自背诵自己的请罪辞。辞如旧时代之制艺，格式和字数都有限制。限制字数，是因为要求同时起，大致同时止。格式比制艺文还严格，如“破题”部分要异口同声，都是“我有罪，我有罪”。以下八比部分当然不能不百花齐放，因为罪不同，表达为内容服务，作，就可以八仙过海，各显其能。末尾大结部分又有变化，是可以异辞，意思却要大致相同，都是十恶不赦，希望还能得救云云。

显然，这请罪，开始之前就送来两种困难，完稿和背诵。可以想见，大难是八比部分，实事求是，监督者将斥为轻描淡写，不服罪；夸大呢，自己为自己加码，心也不能安适。一再斟酌，成篇，呈上，幸而批准，还要念熟，以免上场忘了辞，罪上加罪。然后是挑帘出场，虽然早已彻悟，演这样的（恶作）剧，是因为有不少人以别人受苦为乐（恕我在这里插说一句，这才是值得痛哭流涕的民族悲剧），对应之道只能是，以受辱为无所谓；但那是“理”，至于“情”，尤其门里门外，有不少人围观的时候，努力，也终于不能如《庄子·天道》篇所说：“昔者子呼我牛也，而谓（自己也这样叫）之牛，呼我马也，而谓之马。”还要加一个“尤其”，是推想，听了集体的“我有罪，我有罪”之后，监督的人常常兴犹未尽，就由队里叫出一个，走到队之前，低头，弯腰，单独请罪，这样，连罪友也成为围观者，想做到“呼我牛也，而谓之牛”就更难了。

语云，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这样的请罪恶作剧，竟持续了半年出头，不知道出于什么想法，宣布停止。记不清是不是有人说过，就是不可意的事，只要过去时间长了，也像是很值得怀念。如果所谓怀念不包括希望重来，这种高见也可以适用于请罪。且说事后我就曾想，这样的表演也如天之生材，各有其用。请罪的大用是能够最有成效且最快地训练“无耻”。何以说这也是大用？古语有云，“士可杀，不可辱”，如50年代初，我的一些熟人，自负为士，想不到闭门家中坐，辱从天上来，不能无耻，就三尺白绫，过早地见了上帝。或曰，生而为人，终于不得不见上帝，早晚又有什么关系？我想，这曰的“或”是有说风凉话的瘾，至于风凉话说完，比如不幸而得了病，奔赴医院，是比任何人也不落后的。所以诛心之论，他还是更信奉“天地之大德曰生”。

既从《吕氏春秋》，“贵生”矣，如我，由士下降为臭老九，进过无耻训练班，并以优异成绩毕业，到干校接受改造，曾不只一次被批斗，就显示了能适应的优越性，是批斗之时，可以“一心以为有鸿鹄将至”。批斗之后，吃王福海师傅做的红烧鱼，甚至比平时更加香甜。至此，就真可以大喊一声，“请罪万岁”了吧？因为曾有喊万岁之心，有时回顾其时的匆匆放过，未能谨守而勿失，就不免感到遗憾。所憾还可以成双。一是未能请个好事者，手持照相机，咔嚓一声，为我留个宝贵之影。如果能留下，今日陈之案头，对照“吾日三省吾身”，就可以更清楚地看到不足，更深入地看到三毒（贪、瞋、痴，为一切烦恼之根本）。还有二，是这篇《请罪辞》乃一生涂涂抹抹，用力最多，自信也成就最大的作品，而竟没有留下底稿或文本。如果留下，有机会印文集，使之压卷，推想世间物以稀为贵，一定有不少读者会反复吟诵，一唱三叹吧。

想留照片，想留文稿，亦贪也，不好；要改弦更张，谈点平心静气的。文不可离题，又人贵在能自知，所以想先触及一个最关键的问题，是我究竟有罪无罪。似乎可以痛痛快快答，可是昔年由英国薛知微教授那里学来的分析法闯进来作祟，我不得不面对一个更靠前更为根本的问题，何谓“罪”？一不做，二不休，索性再扯远些，由罪和“过”的分别谈起。为简明，宜于取其大略，因为如果加细追究，罪和过就会靠近，甚至合伙。比如《周礼·秋官·大司寇》里就有这样的话，“凡万民之有罪过”，这是罪和过合了伙。又如帝王有时自己也承认有过或后人说他有过，这过可能是错杀了若干人，就成为过越了境。

我们这里只取一般用法，如《孟子·公孙丑上》所说，“子路，人告之以有过则喜”，不告不知道，知道之后还高兴（改则可不再有），可见是不严重的。不严重，还来于一种心理的情况，是一般说，非出于有意。不是故意干坏事，做了，如果牵涉到别人，危害轻微，所以，也是一般说，刑法就不管。像这样的过，我有没有呢？可以斩钉截铁答，不只有，而且很多。那么，退一步，能不能希子路之贤，闻，或自己发现，就勇于改，做到“寡其过”呢？像是也做不到。“欲寡其过而未能”，有原因，是庄子说的“天机浅”加后天的修养差。天机，人力无可奈何，修养呢，“今老矣，无能为也已”，总之是自己确知为“朽木不可雕也”。但生而为人，反个人迷信至于极端也不好吧？那就从众，也吹一下，是还有一点点“自己确知”的自知之明。

过说完，转为说罪。问人有罪无罪，就不能不想到基督教的“原罪”（与生俱来的罪）。因为相信生来就有罪，所以有涯之生的头等大事是赎罪，盖棺论定前还要忏悔，求宽恕，以便能够到上帝旁边安坐。这个想法不坏，正如佛门的净土宗，由于多宣“南无阿弥陀佛”佛号，死后可以往生净土，也是想得不坏，因为与我们无信而只有知，知人死如灯灭，相比，显然就像是有奔头。不过有没有奔头是一回事，事物的真相如何是另一回事。佛家相信人生下来就有苦，由常人看，缺点在片面，以常人的生活为证，男本位，有大志者想娶个天仙，有小志者想尝一次大虾，他们是在求乐，多人求，可见人生的旅途中也有乐。相信人生来就有罪就不然，缺点是无根。因为我们可以问，罪，无论缘情还是缘法，都承认是严重的错误行为致成的，尚不能“行为”之时就有罪，这罪只能是外力（上帝？）加诸身的，如果竟是这样，这罪应该还与外力，或竟是应该由上帝负责吧？

以下可以撇开宗教，谈常识的所谓罪。可以看看流氓出身的刘邦是怎么理解的，《史记·高祖本纪》：

汉元年十月……吾与诸侯约，先入关者王之，吾当王关中。与父老约，法三章耳：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

可以称为罪的行为举了三种，杀人，伤人，偷盗，都是使别人受到损害，应该受到惩罚的。与现在的繁杂的法条相比，过于简单，但精神不错。我们无妨笺而疏之，说构成犯罪，要具备以下一些条件。一是出于有意，如医疗事故，不是出于有意，就要看情况另说。二是使别人受到比较严重的损害。这个条件隐藏的问题不少。如自杀，已遂是杀人，未遂是伤人，可是受损害的不是别人，是自己，怎么处理？又如偷盗，已下手，可是未能得到什么财物，如何处理？三是如果有刑法，应该是刑法上明白规定算犯罪的。这是防备扩大化，以致民无所措手足。

四是受惩罚者用群体的眼看，也承认他或她的行为是犯罪，因而对簿公堂，辩论，理由只是没干这样的事，而不是干这样的事不该受罚。五是所谓受损害，范围不扩大到“人”以外。列此为一个条件，是因为有的宗教，如佛教，是把杀生（诸有情之生）看做犯戒的，犯戒是不是等于犯罪？还会带来这以外的问题，比如杀死国家明令保护的动物算犯罪，就是扩大到人以外。所以在这种地方，也就只好睁一眼闭一眼，睁眼，是指手中有枪，不打天鹅，闭眼，是指手中有蝇拍，可以置苍蝇于死地。至此，泛论完，可以转回来问开头就想问的大问题，是依照这样的对于罪的理解，我究竟是有罪还是无罪？“当仁不让”，应该说，我无罪，因为一生所作所为，自信没有使别人受到刑法应该过问那样的损害。

可是我曾说“我有罪，我有罪”，而且时间长到超过半年，应该如何解释？又是“当仁不让”，我不得不说，依照以上对于罪的理解，是强迫人请罪的那些人有罪，因为他们使别人受到严重的损害，纵使主要是精神的。精神属于唯心论，而一滑就到了唯物论，因而很容易就联想到红卫兵的打、杀、抄、赶回老家、扫地出门等等，是不是同样算有罪？用墨子的眼看，“杀一人，谓之不义，必有一死罪矣”，算有罪；用刘邦的眼看，“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仍是算有罪。用今人的眼看呢？如果有独立且真能执行之“法”，当然应该算有罪，可惜其时只有个人崇拜的狂热而没有法，于是任何损害别人的举动就都可以逍遥法外了。其实这种情况也是自古而然，而且有个名堂，曰“刑不上大夫”，大夫尚且可以有罪而不受罚，况其上之帝王乎？也就本此荒唐之理，早如秦始皇，坑儒四百多，晚如那拉氏老佛爷，把珍妃推到井里，就可以不受“杀人者死”这条法律的管束。岂止不受管束，还可以引用个名堂，是“天下没有不是的君父”，事实是有“不是”而就成为视有若无。

“若无”不是真无，因而如“我有罪，我有罪”的请罪辞，也未尝不可以废物利用。如何利用？可以用之为引线，深入研究历代的专制暴政之性质，以及其来源或基础。研究，看清了，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加上有决心改恶从善，于是而将来就不再有请罪以至打、杀、抄家之事，街头巷尾所见都可以称为法治的精神文明，岂不是天大的功德哉！

刘佛谛

刘佛谛原名刘旌勇，字义方，天津之西永清县人。他是我的通县师范同学，不同班，可是后来以种种机缘，关系越来越近，成为在艰苦的人生旅途中互相扶持的朋友。总是十年以前了，我写过他，也用这个题目，成篇，收入《负暄琐话》。这里又写他，非喜重复也，是因为他于1969年初寻了短见，追究责任，是文化大革命，我追记其时的旧事，不应该漏掉这一场。可是追记，就会碰到写法方面的问题，照抄，纵使是自己的，用读者的眼看也说不过去；走新路吗，经历的事新不了，也不好办。不得已，学上等人物对于自己的过失，有那一篇而装做没有，于是下笔，就可以想到哪里说到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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