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6章 汉语课本(3)

作者:张中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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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都市·校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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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19-10-06 1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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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字节:9518字

但关于口腹之欲,也可以说一点点,那是听人说,有一家卖葱油饼,是昌黎名产,应该去尝尝,我们去尝了,记得是个小铺,在一条街的路南(?),味道果然不坏。又近午到站下车,见手端竹盘叫卖熟对虾的不少,都是一角钱一对。用我们家乡话说,人就是贱骨头,一角钱一对,我们竟连看也不看,及至三十年之后,变为二三十元一只,我们羡其名,反而很想分得席上的一只,回家“骄其妻妾”(引四书文,如引今代之最高指示,不敢更动,实际是只有妻而没有妾)。在昌黎无游,但昌黎之外却有游,那是忙里偷闲,乘火车往返,到北戴河海滨看看。我是平生第一次见到海,水无边,波涛大,一时惊为奇观。又那里的滨海土地为石质,没有泥沙下流,所以能够保持远近一片浓绿。塘沽就不然,站在海河口东望,一片昏黄,与北戴河相比,就有西施、东施之别了。写到此,想到适才说的第一次见到海,有的人迷信家者流,会以为我是健忘甚至故意“将真事隐去”吧?所以这里要掏心窝子说,第一次到北戴河,确是在1957年5月29日的中午,相伴者是长于我四岁的男子汉郭翼舟。其时郭君年过知命,我年将知命,两个半老泥做的,不够浪漫吗?那就请只醉心浪漫的诸才子诸佳人仍旧耳食去好了。


就内容说,这一篇说“得”,还应该有个其四,是写了一些有关语法的,换来一些供孩子上学的钱,因为情况复杂,而且有其他牵扯,附庸宜于蔚为大国,就只好留待另一个题目说了。


小红楼


记得约十年以前,我曾求人刻一个闲章,文曰“几度红楼”。此章有浪漫的一面,是身在杜工部的茅屋而幻想大观园的潇湘、栊翠。但主要还是写实,不提后话,到50年代初,我出入红色之楼已经有三度,北京大学红楼是一,鼓楼是二,本篇说的小红楼是三。这小红楼是教育部(其前身先为郑王府,后为中国大学)内的一处不很大的建筑,在中路(原王府正殿一路)以西,两层,坐西向东,其略东坐北向南是一座高五层的大楼,大概名红星楼吧,是教育部的办公地点。人民教育出版社初成立,算是出版总署的一部分,可是编印教材就不能离开教育部门的领导,估计是与教育部的关系越来越密切,所以到1952年的6月,干脆就迁入教育部。楼不大,主要安置编辑人员,出版方面的职工安置在南面不远的石驸马大街。我在检查科,算编辑人员,就到小红楼上班。计在这个红色小楼呆了三年(1954年2月起每周一半往语言所,至1955年3月止),到1955年6月迁到景山东街。三年,风风雨雨,也该有些可记的吧,列个题目,试试。


由环境说起。北京的王府,建筑格式大致相同,郑王府也是这样,中间一路是殿堂,最后有两层的后楼。据我所知,这样的后楼,除佛住的大寺以外,只有王公的府第有,满清逊位后存世的已经不多。物以稀为贵,所以我到那里上班,院里转转,看见它,就不免有得见丁令威城郭如故之感。遗迹还有更值得看的,是西侧的一个小花园。有没有芳名或雅名,不记得了。面积不大,大致是方形,北面高基上建房,西端转南迤逦而下,下部中间还有山洞,像是还有水,其前植一些花木。这都没什么奇怪,所奇者是入其内就觉得有一种阴森之气,说严重些是不禁毛骨悚然。这感觉也许有一半来于传说,是北京有四大凶宅,郑王府是其中之一,列为凶,就是因为在这个小花园里,常有婢妾之流来上吊。


但不是都来于传说,还是说感觉,园北是部的图书馆,我有时到那里去,穿过小花园,总是觉得气氛阴冷,不宜于流连。不记得听谁说或看什么笔记,说这个小园,同于麟庆宅中的半亩园,都出于李笠翁之手。如果竟是这样,这位写《闲情偶寄》的,又如果出于有意,难道是一阵发奇想,反他的闲情主义吗?就是这个小园,算来也是三十年以上不见了,经过大革命,还能存在吗?连类而及,再说其身后的图书馆,我进去的次数不很多,因为是初建,藏书不丰富,但有一本,清楚地记得曾借出来看。那是一本英文的《罗素哲学》,美国一书店出版。内容别致,是前部,由许多名家评介他哲学的各方面,后部,作者谈他读后的意见。翻看目录,评介知识论的竟是爱因斯坦。先看这部分,至今还记得罗素回报文的第一句是:“承爱因斯坦先生评论我的知识论,我感到荣幸。”这是把学识看做至上,掩卷,想到我们的对有力者山呼万岁,对无力者多方整治,不禁为之三叹。


环境之后想说说人。我是戴着贪污分子的帽子走入小红楼的,新时代,推行的处世之道是两极分化,对有加冠之权的是绝对服从加歌颂,对被加冠的是划清界限,哪怕关系是父子、夫妻之类的,因而我就除公事之外,几乎同任何人没有来往。那么,这写人的部分如何才能完篇呢?用挤之法,想到三个人,也无妨说说。第一位是部长杨秀峰。说他,还有点远的因缘,那是我上通县师范时期,听说时间略靠前,他在女师范教历史,教得好,为人正派,思想开明先进。果然,三十年之后,升了高官,还有不少书呆子气。重要的表现是严于律己,说所见或所闻的三件事。一件,也因为住得不远吧,上班,总是步行,后面一个人提着书包,跟着他。另一件,是什么小运动,领导要带头检查,他挖空心思,说出去,住宾馆,曾凭证由小卖部买几包纸烟,惹得台下听的人都破颜为笑。


还有一件,是听说,部里来一批剩余物资,职工可以看单子,先圈后买,他出去了,家里人圈个大件,是冰箱吧,他回来,坚决退了,说:“这种高级用品,要尽人家买,咱们不能买。”我见了听了这些,想到通县的一点点同住之雅,心里感到安慰。第二位是黄秀芬。是个女的,其时二十岁上下,在小学语文编辑室工作。大概就是为小学语文的事,我初次和她交谈。人小个头儿,略丰满,可以算是漂亮。更突出的特点是和气,表现为唯恐人家不高兴。我受到意外的优遇就愿意多说几句,没话找话,问她:“你是北京人吧?”她说不是,是福建人。问什么时候来北京的,她说不到一年。我大吃一惊,因为闽粤一带人,改说普通话,时间不长,让我这半老北京听不出是外地人,确是个奇迹。其后我们交往很多,直到在干校挨整,一同和泥抹墙,我才知道,在语言的天赋方面,上帝给她的,不知道超过一般人多少倍。例如福建话若干种,她几乎都会,凡是她到过的地方,只要住三个月,就说当地话,当地人听不出不是本地人。可是就是这样一个人,竟局促于一个出版社,编大狗叫、小狗跳之类终其身。


这有时使我想到社会问题的一种,是如何才能人尽其才。人尽其才来于人人有机会自由发展,而说起“自由”,在尾部会加上“主义”的时代,又有谁敢想呢!再说个第三位是李克俊。是总编室的一个普通职工吧,三十多岁,身材偏于高,枯瘦。好活动,尤其书方面的,记得曾组织卖书的事,还求马叙伦部长写个牌子。没有视我为贱民,同我来往,像对故交一样。我知恩思报,记得曾送他一本钱玄同先生著的《说文部首今读》,他立即由西单商场淘一本辜鸿铭的《清流传》(用英文写的)作为回报。万没想到,1955年6月下旬出版社迁景山东街之后不到十天,他自杀了,据说是出了什么问题,可能是胡风问题吧。人生百年,终于不免一死,但在人的观感中,自然动手(用不治之症)与自己动手(用数尺白绫)终归不能等同。分别在于前者不可免而后者可免。由治于人的绝大多数人看,还不只是“可”免,而且是“应”免。如何免?就理说很简单,不过是不“使民战栗”而已。胡风问题使一些人战栗,但其中有“强”者,可以用自打自骂加忍之法保住命;李克俊走了数尺白绫的路,可证是弱者。我更弱,是直到现在才有胆量写这么几句,以表示还没有忘记他而已。


人说完,还可以说点杂事。语云,自求多福,挑挑拣拣,想只收赏心悦目的。这也有一些,是因为到小红楼上班,经常出入大木仓口,近水楼台,也就有所得。所得也许不少,可惜绝大部分由记忆库里溜走,只能说两件还记得的。先远后近。大木仓东口过大街的东面是西单商场,还有些旧书店和旧书摊,旧习难改,有机会就去看看。以常情推之,零零星星的,总会买一些。其中一种是戚本《红楼梦》有正书局印的大字本,只有上函(脂批都在上函),价才一元,买了。其后几年我又买到全套的小字本,库存新书,一部三元,有个学生也爱(乾隆年的)红书,就送她了。另一种是书画之书,迷恋文物的人会视为珍品的,清嘉道年间金石家张廷济写的一件手迹。先说来路。


大木仓东口外偏北路西第一家是个私营小书铺,一间门面,铺主姓刘,健壮,面黑,人称黑刘。货来路杂,有旧书,间或还有旧书画,像我这样的人当然就愿意过门而入,看看有没有可要的。是一次入内,问有什么新货,他拿出个裱好的卷,打开看,横幅,藏经纸色洒金笺,朱丝阑,先是张廷济赠瑞少梅(名元,铁保之子)的两首七律,字作行楷,很精,后有三个人的和诗,其中一人是张的长子张庆荣,诗都规矩,字工整。我多年浏览法书,喜欢张廷济的金石气,收了几件,这一件写自作诗,更有特点,当然愿意收,问价,才一元,收了。到执笔的现在,四十年过去,其间还经过文化大革命,箧中的长物损失不少,这一件却还保存着,就算做出入小红楼三年的纪念吧。


最后还要说一件可以称为“士冠礼”之尾声的事,是1953年的夏季,仍是在小红楼,宣布解除管制,依运动法之法,我又成为“人民”。其实实质性的变动并不很大,只是少写几次汇报、多参加一些会而已。但就是这一点也来之不易,因为,也是依运动之法,先要面对稿纸,表示有罪,而且服罪,然后面对群众,表示有罪,而且服罪。显然,这仍是帝王在上,赐死也要谢恩的旧套,只要翻过史书,就不会感到新奇。但究竟是一次灾难,过去了,如果不掐头去尾,则应该说是起于1952年2月的受命交代与大众书店以及《语文教学》的关系,终于1953年8月的当众宣布我复位为“同志”,时间恰好是一年有半。《论语·阳货》篇记宰我问三年之丧的事,说“期(读ji,一整年)已久矣”,所以接着说“期可已矣”,我会不会追随这位“朽木不可雕”的人物,说一年有半过于长了呢?曰不然,因为四五年之后,大批的士加右派之冠,有不少是经历了二十年才复位为同志的,则采纳李笠翁的退一步法为养生秘诀,我就应该谢天谢地了。


旧二院


上一篇说我供职的出版社于1955年6月迁到景山东街。依“昔孟母,择邻处”的三字之经,就我个人说是三迁,也就成为最后之迁。不再迁,住的时间就会长,计到目前执笔时为止,已经超过四十年。“人生七十古来稀”,八十必更稀,在一个处所过了一半,就是平平静静,由壮及老,也当有不少可记的吧,何况自1956年以后,更大的暴风雨纷至沓来,难得平静呢。但是,仍由己身下笔,我是借了内,无名无位兼谨言慎行,外,有幸碰到个比较温和的环境(热爱扬鞭甚至扬刀的小英雄很少)之光,虽然未能得平静,却实实在在得了平安。昔人一饭之恩终身不忘,况水深火热之后今日仍能安坐寒斋写些回忆之文乎?所以我回顾这景山东街的断续四十年,心情的主流是安慰,是感谢。心情好,就愿意多唠叨几句。也确是应该多说几句,因为这第三次之迁,已经不再是飘流,而是有回家之感。何以言之?是因为这新迁入之地乃母校的一部分,北京大学第二院(理学院及校办公处)。


恕我不能减少恋母之情,介绍新环境,愿意从旧状貌说起。我是文学院学生,在第一院(通常说的红楼)上课,可是与第二院的关系不少,——还应该加上更早。开始上课听讲之前,投考报名,录取看榜,报到交费,都是在第二院。上课之后,普修课,听讲演,以及不时的集会,在大讲堂,也是在第二院。直到见识见识学术界名流,如地质学家葛利普,数学家奥斯古,以及校长蒋梦麟的夫人、公认的江南佳丽陶曾榖,都要到第二院。如果从新风,查三代,第二院还有独占的光荣历史,是清末维新,立京师大学堂,拨乾隆四女儿和硕和嘉公主府为校址,就是这个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