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宁绍宸。他是英文教员，名世缙，宁河县人。个儿不高，体较丰满，头圆，两目有神，一望即知是个精干人物。讲课，口齿清朗而流利，并表现为随随便便的样子。也许因为我们被沉闷吓怕了吧，都愿意上他的课。可是不知为什么，有一年的暑中，传说他暑后不来了。我们都是脑子里没有一点世故的，未三思，也没有经过调查研究，就派代表找校当局，表示挽留。记得我是代表之一，在校当局面前述说理由和愿望之后，校当局（教务主任？）说：“只要宁先生答应来，我们就下聘书。”可叹，我们居然把这因果倒置的话看做诚意，还去找宁先生。结果自然是宁先生只能说不想来，我们落得个“可怜无补费精神”，受了玩弄而并未觉得。

九、胡星联。他是教师里年岁最大的，所以外号胡老头儿，教博物，名魁第，霸县人。个儿不高，体不胖，教我们时候年近半百，背已经有点驼。人和气，面对人，总是含笑的样子。讲课也如其人，温和细致。这样教，意在多灌输知识。也许就是因此，他期考看考卷，也喜欢多。同学们都洞悉此情况，所以，比如考题问语言是做什么的，就不只答是交流思想感情的，而要从语言的起源说起，说到语言的分类，直到滥用，说张家长、李家短，骂街，等等，总之要密密麻麻，写满考卷，才能得高分。若干年之后，我择术不慎，常常要看所谓文，其中有些颇像我们彼时的博物考卷，我皱眉之余，就不由得想到这位胡老师，为他的有超级耐心而叹息。

十、张玉书。他的职务是文书，其时名为书记，名瑞麟，宝坻县人。长身，清秀，文雅，有飘逸之气。同我们没有交往，我们知道他，是因为道听途说，他很喜欢喝酒，喝要有好的下酒物，牛市口某家卖的熏鸡。同学中也有喜欢喝而不能常得的，也许出于由羡而嫉之情吧，有时就在背后评论，说：“张玉书，哪里是好喝酒，不过是借酒之名，多吃几次熏鸡罢了。”这是否是事实，我们没有去考证。多年之后，我想到师范学校大院内的人物，有兴趣评论甲乙，他的影子就浮到眼前，我想，如果我们还迷恋《世说新语》的六朝气，大概只有他还有一些吧？

十一、张腾霄。他是史地教员，名云鹤，束鹿县人。我没听过他的课，如果没有后来的交往，是一点印象也没有。是40年代初期，由于某种机缘，我们认识了。他身体、风度，属于所谓癯儒一类，枯瘦、苍老，肚子里却不寒俭。他有才，能写，还能编。他编过《晨报》，说其时办理编务的只他一个人。他住在西单以西，我去看过他，室内陈旧破烂，床头悬个横披，上只“忠恕”二字，是康有为写的。他常常失业，也就经常缺衣少食。40年代过去，时移世易，我就没有再看见他，想来早已往生西方净土了吧？

十二、许君远。他是英文教员，名汝骥，安国县人。我没听过他的课，可是印象却不浅。来由还不少。其一，他长得清秀，风度翩翩，一见必惊为罕有的才子。其二，据说他写过，出版，是鲁迅给他写的序。其三，他由南国北返，途经某地，与一妙龄比丘尼相悦，有情人竟成为眷属。还可以加个其四，是不久前听唐宝鑫同学说的，是他上课，不知怎么就扯到《西厢记》第四本第二折的“看时节只见鞋底尖儿瘦”，念完，他让台下同学想象这鞋底尖儿瘦的形状，然后写真式地画出来。更有意思的是他也不甘寂寞，拿起粉笔，在黑板上也画一对。这是讲课的浪漫主义，我幸或不幸，没有听到看到，如果听到看到，以后进京入红楼，上林公铎的唐诗课，听讲陶渊明，就不会感到奇怪了吧？

同窗忆旧

上一个题目写了师范学校里的前辈，依顺流而下之理，还应该写写同辈，即同学。在学校蹲六年，我认识的同学总有几百名，不得不挑挑拣拣。取舍的标准容易定，是只收与自己关系比较深也就印象比较清楚的。但深和清楚还有程度之差，所以选就还要有个数目的限制。想了想，祖传的成规，说好说坏，都是凑足十项，干脆萧规曹随，也说到十名为止。十名的排列，以先亲后疏为序。

一、梁政平，附带说说他的胞弟梁政善。他是昌平县马池口村（在县城南略偏西八里）人，也考入师范学校的第十二班。其时的习惯，自负为有文因而超出农民的人都有名有字，梁政平的父亲是在县里从事教育行政工作的，不知为什么几个儿子（无女）都有名无字。有名，自署用字是以字行；无字，人直呼其名是以名代字。这是说，由相识的1925年起，到他病故的1951年止，我都叫他政平。他小于我两岁，身材不高，清秀，性情偏于柔弱，说话细声细语，与世无争，因为不敢争。不记得以何机缘（住同屋？），我们就好起来，感情还逐渐加深。单说我这方面，表现为愿意同他在一起，学期终了，握别，心情感到凄凉。其后若干年我读蔼理斯的书，知道同性间也会产生异性间的感情，我和他是不是这样？说是，嫌不够明确；说不是，自己也觉得，就说是友谊吧，总是超过一般的。

这非一般，表现为二十几年，至少是心情上，我们能够形影不离；他回昌平教县立小学，我常去看他，去就在学校或家里住几天；他有时失业或到北京来，就住在我家里；40年代后期，他也来北京住，住处相距不很远，总是隔三天五天就见面。他很早就结婚，家里包办的，生了一个女儿。内，居室，不如意，外，职业，也经常不如意。大概是40年代中期，忘记由谁介绍，他到蒲松龄的老家淄川县城去教小学（还兼校长？），在他，这是一生中唯一的远征。只是一年就回来，我问他曾否到蒲松龄的家乡蒲家庄（距县城八里）去看看，他说没去。他就是这样柔弱、保守！可是与他同来的有个女的，姓王，说是在家乡腻了，想出来看看，找个工作。人不清秀，或说不漂亮。看形势，是政平很喜欢她；她跟着来北京，也不会无意吧？她不久就居然找到工作，在京北某镇教小学。又不久，传来消息，是她到那里又走向有情人成为眷属，可是这有情人不是政平。政平向来是寡言语的，对这件事更是这样，由山东回来，带着一个女的，怎么回事，他不说；意中人飞了，心情如何，他还是不说。

但人，连藏眼泪的力量也是有限的，所以看得出来，他是痛心到万念俱灰了。我知道这不是劝说所能缓解的，又因为他沉默，我不好挑明了，也就不说。此后他忍，忍，忍，看表面，过去了，或淡薄了，其实不然。是40年代末易代之际，其时他在北新桥附近一个小学做事务工作，病了。先是好好坏坏，渐渐就不能上班了。他家在东直门内城楼下西南部的一个小院里，有妻女陪着。我们见面不多了，原因是他病加重，出门有困难；我呢，三反五反还没来，已经感到高压的空气过于沉重，如临如履了。记得是他弥留之际，我去看他，他躺在北房靠西的里间，不让我进去，说他是结核，晚期了，要防备传染。他没有提永别的事，只是嘱咐我，说门外有水，每天早晨要沿着湖滨走走，求身体能够健康。他的妻女催我走，当然是为我，身和心。果然就这样永别了，就在会面后的夜里，他走了，年岁刚及四十。幸而女儿已经出嫁，女婿人很好，也有本事，遗体入棺，葬到故土的村外；其后不久，带着遗下的二人往哈尔滨，乐业并安居去了。

那其后四十年来，通音问不多，可记的只有两次：一次是80年代中期，他的女儿惠如到北京来，到家里来看我，说他母亲身体不坏；又一次是两三年前，马池口梁家有人来，说惠如得什么病，死了，她母亲还健在。再说政平入土之后，我坐火车路过马池口村（在铁路东侧）次数不少，眺望东方，还能看到龙山（在县城东南五里），不由得想到昔年我们在县城和柴门小院间来往的情形，都过去了，那一抷土还会存在吗？估计是不会保留的，那么，关于他，除记忆之外，我还有什么呢？想想，还可以找到三件。两件，一张相片，一个怀表链，是老伴保存着的。另一件是一支派克金笔，是我考入北京大学之后，他父亲益甫先生由琉璃厂买来，他送我的。且说这支笔陪伴我六十年以上，用它，我写过无数书札，写过多次检讨、交代，以及请罪辞，也写过一些不值大雅一笑的书。也还是用这支笔，我现在写追忆他的文字。遗憾的是我不信灵魂不灭，死后有知——我也未尝不希望灵魂不灭，死后有知，如果我们的世界真是那样，我现在就可以赋完《大招》之后，说：“听你话，我早晨出去转一转，到现在还健康，并且正在用你送我的笔写你，安息吧！”

政平的同母弟有两个，政善和政国。政善也考师范学校，入第十八班，比政平小四岁。政国我也见过，交往不多，旧时代未投笔而从了戎，其后就不再有消息，总是马革裹尸了吧。单说政善，他入学的时候我在高年级，在一个校门里共朝夕两三年，也因为政平的关系，视我为亲近的大哥，来往很多，相知很深。他身材比政平高，性格却也是温和甚至瑟缩一路。语云，人心换人心。相识之后不久，我就把他看做需要我关照的小弟弟。他毕业之后未离本行，在京北一带教小学，现在还记得两处，京西北的永屯和京北沙河东侧的沙屯儿，因为我都去看过他。看他，想兼看看当地风光。到永丰屯，记得是看黑龙潭。沙屯儿是紧靠沙河镇的一个村庄，学校设在村西北角的一个废寺里，没有名胜或旧迹可看。想不到却有可记的。学校教师也许有几位，傍晚放学以后，围墙内只剩下外来的两个人，政善和家在昌平县城东街的刘女士。这位女士二十出头，个儿不高，但玲珑聪慧，眼睛尤其出色，乌黑的眼珠四周像是有一汪水围着，说话甜而脆，未必有情却表现为总是多情。对政善更是这样，招待我的晚饭，她帮着做，略有空闲，还给政善收拾屋子。

晚饭以后，游唯一可以看看的另一个废寺，因为还有佛像。寺在学校东南方不远，刘女士拿电筒跟着，仍是热情周到。我住一夜，第二天告别，之后曾想到政善的处境，也许其时我已经念了一些佛教典籍吧，觉得他的日子未必好过，已婚，又误入天台，进呢，可能此巷不通行，退呢，没有禅师的定功是很难的。其结果必是苦。不过这类事，位居大哥者也只能杞人忧天了。还有一些后话，不知道与刘女士有没有关系，是秋末，玉米入仓的季节，其时也是通货膨胀，我熟识的一些人撙节一些钱，集到一起，托政善在沙屯儿买若干石玉米，以求时光流过一段而不吃亏，甚至占些便宜，结果是不再有下文，我只好代偿了这笔账。所谓没有下文，包括政善也就不再来，不再通音问。这证明他仍是老实人，不管为什么，花了有深交的人一点钱，就觉得无面目见人，总是可怜的。其时我也很穷，但心里的情理未少，因而确信，为意中人，为生活的园地里多几簇花，就是有天大的牺牲，也应该。可惜他还没有彻底理解我，就含着羞愧，远了。直到80年代前期，我见到马池口的梁家人，问及政善，才知道他多年坎坷，是1960年前后吧，到塞外沙城（？）去教书，病死在那里，享寿略高于政平。

二、朱润岑。他是北京旗下人，字仰秋，小于我一岁或同岁，也是同班。中等身材，偏于丰满，面红润，与人谈话，总像是羞涩，不能大大方方的。同我交往不很多，感情却不坏，也许口头说过，愿意结为兄弟吧，后来同他的三叔父、四叔父（他早丧父）有交往，我随他，也呼为三叔、四叔。其时我们（包括校门内的一切同学）都年轻，心中的水面容易被柔情的风吹起皱纹；自己未起，也容易看到（或只是猜测）别人心上的皱纹。于是来于闲情难忍的流言中也就有了我和朱润岑的，说是我们俩在“拉牛儿”。我们真就有些不好意思，于是原来的愿意亲近变为有意躲避。不知又是来于什么心理规律，形远了，心的牵引力反而更大。于是我们偷偷传小条，写些思念的话，记得还有信誓旦旦的，是“青山不改，绿水长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