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先生精旧学，却不泥古，《新青年》时期，化名王敬轩，装做泥古，与刘半农演双簧，充当维新旗手的箭靶子，确是起了振聋发聩的作用。五四时期，直接出面写的文章，也是内容深刻而文笔犀利。总之，在红楼的诸多人物中，钱先生给人的印象是既有学问，又有见识，热心世事，肝胆照人。此外还有个常人难及又少为人知的优点，是与熟人交往，总是寓严正于突梯滑稽之中。手头存魏建功先生赠1931年钱先生致魏先生信一封，封皮兼写魏先生夫人王碧书，称王碧书先生，先生二字都加“女”旁；信中提到马四，二字用甲骨体，如画图；末尾署名疑古，二字用金文，也如画图：这是任何时候都乐得游戏一下子，在北大的师辈中可说是只此一家。附带说说，在红楼的诸多国学大师中，钱先生虽不以能书名，字用写经体，变楷为行，却显得刚劲流利，很好看。到解放后的新北大，魏建功先生成为唯一的善书者，字也出于写经体，推想就是取法乎钱先生的。以上说的都是好话。也要说说美中不足，是以钱先生之才之学，像是应该有大著作传世，可是想想敝箧中，除《说文部首今读》一个小本本以外，竟没有别的，原因为天乎，为人乎？总是太可惜了。

周作人。周先生，字岂明，也写启明，更多署知堂，住新街口南公用库八道湾，自称所居为苦雨斋，或苦茶庵，是红楼内外的有名人物。有名，主要是来于写得多，内容和散文的风格都成家，并且不是一般的家。可是想介绍他却很难。有一般的难，是广度、深度都非一般，用简明的话说得恰如其分不容易。还有特殊的难，是他生不逢时，就国说，东邻太坏，自己太弱，所托身的北京竟江山易主。异族统治，就更躲不开气节问题。走为上计，可是他没走。中计是闭门喝苦茶，起初也许有此意吧，但终于还是开门，出了山。在他，也许有什么不得已，或竟是有什么理由，但国人（尤其他的旧相知）是不会谅解的。不谅解是一面，但他又像是与王克敏之流不同，不是迎头赶上，而是半推半就，何况他还有五四时期的维新业绩，以及更不容忽视的，上千万字的连文学史家也要刮目相看的著作。太复杂了，且不说评论，如何介绍呢？这个困难，我昔年曾经遇见。

那是写《负暄琐话》的时候，多谈北大旧人，装做不见，不成，只好硬着头皮，拼凑一篇《苦雨斋一二》。说一二，表明只是一些琐事。正襟危坐的话也说了三两句，是一反北宋大臣吕端之道，大事糊涂，小事不糊涂，可惜。其后，又有人上门求写一篇全面而深入的。我不自量力，就真写了，因为想把存于内心的话全盘托出，就写多了，计比万言书还长，标题为“再谈苦雨斋”，收入《负暄续话》。困难仍在，如何解决呢？找个立脚点，是人与文，既不可分又可分；或者说，论文和诗的时候，宜于不以人废言。这样，我就不隐瞒观点，说（旧）诗，意境能够迈过古人，散文，意深远而语平实，冲淡至于不见用力，五四以来，也只能说是只此一家。好话比灶王老爷说得还多，这里还有什么可说的呢？是想到出于他笔下的另一种，没有人注意甚且很少人知道的，像是也值得看看。这说的是挽联，我见过几副，都情挚而语妙，取游山可只爱片石之义，就说说这个。

挽联，旧时代常用，可是作好了不容易，要典重得体，寓辞采于肃穆之中。我昔年读《越缦堂日记》，见到一些出于李慈铭之手的挽联，觉得确是名下无虚士。现在，有些人吊死者，还愿意效昔人之颦，也作也写也挂，而看得过去的实在太少。这样，与今人比，周先生的几副就可以说是上追其乡先辈了。以下另行抄录，估计有难解处略加注。其一，挽黄晦闻：

如此江山，渐将日暮途穷，不堪追忆索常侍。

及今归去，等是风流云散，差幸免作顾亭林。

黄先生关心国家安危，曾刻“如此江山”印章。索常侍，索靖，西晋书法家，知天下将乱，见洛阳宫门铜驼，叹息说：“会见汝在荆棘中耳！”“九一八”事变后，黄先生在北大讲顾亭林诗，言及亡国之痛，感慨万端。其二，挽孟心史：

野记偏多言外意，

新诗应有井中函。

野记，指《心史丛刊》，其中言史事多感慨。井中函，郑思肖，字所南，南宋末年人，宋亡，著《心史》，盛以铁函，藏井中。孟先生写诗，多伤时事。其三，挽钱玄同：

戏语竟成真，何日得见道山记。

同游今散尽，无人共话小川町。

上联原注：“前屡传君归道山，曾戏语之曰，道山何在？无人能说，君既曾游，大可作记以示来者。”小川町，在日本同听章太炎先生讲《说文解字》之地。其四，挽刘半农：

十七年尔汝旧交，追忆还从卯字号。

廿余日驰驱大漠，归来竟作丁令威。

卯字号，北大第二院西南部邻街的一排平房，民初做文科教员预备室，居其地者，陈独秀、朱希祖为己卯年生人，胡适、刘复、刘文典为辛卯年生人，故戏呼为卯字号，言外意为兔子窝。下联，指1934年夏往塞外考察语音，染回归热，返京后卒于医院。其五，挽马隅卿：

月夜看灯才一梦，

雨窗教枕更何人。

马隅卿，名廉，研究有大成就，1935年2月19日在北大课堂上因脑溢血逝世。前一日为旧历上元，他还上街看灯。雨窗欹枕，《雨窗集》，《欹枕集》，天一阁旧藏的明刊话本，马先生在南方买到的，曾影印行世。

挽联抄完，回头看看，写这位，本想避重就轻，拉扯几句，混过去，没想到字数反而超过前几位。但木既已成舟，也就由它去吧。

马衡。马先生，字叔平，与马裕藻和马廉是一家，都是宁波人。叔平先生是金石学家，所作曾集为《凡将斋金石丛稿》（1977年中华书局出版）。我上学时期只知道他写过《石鼓文为秦刻石考》，破周宣王猎碣的旧传，为治旧学者所推重。30年代前期，故宫博物院院长易培基因有盗宝的流言离职，马先生继任院长（先为代理），担任此职二十年，据说在维护古物方面贡献不小。他在北大史学系是名誉教授，开“金石学”课，我听了一年。他个头儿在中人以下，装束和举止都整饬，说话慢条斯理，都有根有据，没有一句是出于灵机一动的。对学生虽严肃而和善，所以学生都敬重他。讲课有没有讲义，不记得了；以及我也摸索《金石索》《金石萃编》之类，还买过《陶斋藏石记》，诱因是来自马先生还是来自图书馆，或兼而有之，也说不清楚了。

清楚记得的是有那么一次，大概是1933年暑后吧，马先生带着听金石学课的同学，十几个人，步行到故宫东路某宫去看青铜器？马先生带着学生看，指点，讲说，不外是“商器”“周器”等等。讲说间，有个同学问：“怎么知道是真的呢？”马先生停住，沉思了一会儿，答：“你要知道什么是真的，先要知道什么是假的。”另一个同学抢着问：“那么，怎么知道是假的呢？”马先生又陷入沉思，好一会儿，答：“你要知道什么是假的嘛，先要知道什么是真的。”同学们都笑了。其时笑，都有轻微的看不起黔驴的意思，心里想，既然是专家，通晓，为什么不能说说呢？其后，许多年，我也有亲近古物之癖，也就难于躲开真假的辨别，专就自己略有所知的说，总结经验，竟仍是马先生那两句话，其精髓是多看，对比，可意会难于言传。能意会是有所得，每逢这样的时候我就不由得想到马先生，原来那两句看似可笑的话是金针度人。

沈兼士。沈先生字还是兼士，是小学家，在北大国文系任课，讲的是文字学。据说他是宣扬“右文说”的，即主张形声字，声旁兼表义，如“戋”有“小”义，以戋表声之字，如笺、钱、线、盏、浅、残、贱等都有小义。我听过他文字学的课，只记得身材中等偏高，不胖不瘦，衣服讲究，留背（bēi）头，与孟心史先生比，是个注重外场的人物。态度严肃，口齿清楚，至于都讲了什么，就不记得了。在北大这个圈子里，有三沈（沈士远，沈尹默，沈兼士）五马（马裕藻，马衡，马鉴，马准，马廉）之说，推想三沈是亲兄弟，五马是大排行。沈士远，我没见过，也殊少所知。沈尹默先生，我也没见过，却多有所知。

他是名书法家，写行写楷，都守二王矩蠖，并有理论来支持。他诗词也写得很好，我手头还有1929年北京书局印的《秋明集》，上下两册，上册收诗，下册收词，可惜为书名所掩，知道的人不多了。沈兼士先生在北大也以善书名，只是因为他的兄长尹默先生，以及也出入红楼的马叙伦先生，造诣太高，这就有如一般高个儿的女士，一旦走入时装模特之群，就欲挣扎也显不出来了。在我的记忆中，沈兼士先生还有个也许值得说说的特点，是“沙滩”地小（只是北池子北口外以东一个直径几十米磨盘状的小圆块）名大（就是不提红楼也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全国许多学术界耆宿在这一带活动，只有他一个人连住所也是大名“沙滩”的一条东西向的小街。

余嘉锡。余先生，字季豫，湖南常德人。他在辅仁大学任国文系主任，到北大是兼课，我听一年，发讲义，名《目录学发微》。他身材中等偏高，说不上胖而显得丰满。当然穿长袍，与其他老人物如黄节、马叙伦相比，还多一顶瓜皮小帽。上课坐着讲，平静地传授知识而不用面部表情甚至指画来助阵。这是纯旧派的教学形式，使人想到周敦颐和二程，至少也是颜习斋和戴东原。目录方面的情况他是吃透了，所以有能力写《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辨证》。治旧学，思路清楚，甚至可以说有新时代的科学精神，比如至今还记得他有一次讲：“有人常说，某书是伪书，因不见于《隋书经籍志》。这是不对的，因为《隋书经籍志》并不能收尽天下书。”这就大有说服力。著作不少，贡献大，归道山以后，还由其东床快婿周祖谟先生整理出版《世说新语笺疏》，我觉得这是出自朴学，最靠得住。说起朴学，不禁想到今代盛行的大话和空话，前现代、后现代之类，丈二和尚，使人摸不着头脑，对比之下，还是觉得老一辈的一步一个脚印值得珍重。

钱穆。钱先生，字宾四，我上学时期，他是红楼中叱咤风云的人物，因为其时大刮《古史辨》之风，他写《先秦诸子系年》，主旨就是深辨古史。他无锡人，没有多少学历，可是勤读，钻得深，所以能够平步青云，走入红楼，任史学系教授。我选过他的课，也许有两年吧，因为其时我也被考古风刮得东倒西歪。听说他教过中小学，自然讲求过教学方法，因而在课堂上，作风与余嘉锡先生大不同，不是安稳平静，而是常走动，口讲指画，间以嘻笑，显露锋芒。但语音只能南腔而不能北调，北方同学听着就有些费力，比如初上课时常听他说“王五”，不知何意，后来才知道，这是说“黄河”。他考史，时时有新说，记得听他讲《楚辞》中地名，说旧时都认为在江南，其实应该在江北，我至今也不知道究竟对不对。不过，不管他怎样立异，都举证，总之仍不离汉学传统。

七七事变以后，他先到昆明，其后到台湾，高寿，九十余才归道山，不忘故土，遗嘱归葬太湖之滨。在台湾，他讲课之余，仍勤于写作，较著名的有《国史大纲》。是1992年，由《书摘》介绍，我看到他1979年出版的一本新著《从中国历史来看中国民族性及中国文化》中的一节文字，说中国的传统不是君主专制，而是君主立宪，并说中国人不贪利，不争权，没有“谁肯来做一个吃辛吃苦的专制皇帝”，不由得大吃一惊。钱先生是治史的，竟连专制制度和专制君主也视而不见了，难道因爱故土之国之民，就可以不管事实吗？可惜他已作古，我不能质疑。但我还是不能已于言，写了一篇《关于吾师》（刊于《读书》1993年第2期），说了几句不够尊重的话。过些时候，听说钱先生的亲属看了不高兴，曾著文为钱先生辩护。人各有见，但依照红楼精神，讲理，考虑的只应是“证据”，而不问亲不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