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说题目的后一半，南行。这次不是参加什么会，而是看《古代散文选》下册清样的改正情况。这本书选文用繁体，北京的印刷厂不方便，送上海排，校过一、二、三，清样还有些改动，要由社驻上海办事处的杨师麟送厂改并找人核对，怕万一还有问题，需要参与编的人去把关。我是理想的人选，可是年过古稀，社里不放心，想让责任校对去，有问题来电话商量。我说那样过于麻烦，万一问题多，我还是要去；况且，语文编辑室为什么事，已经有三四个人在那里，我去，他们可以照顾。商定，于9月23日上午，为了避免单身旅途寂寞，我带着校样，乘飞机前往。到虹桥机场，转民航站。上海友人李世健和语文室的顾振彪去接。

为了争取时间，先到余姚路，把校样交给杨师麟，然后到瑞金二路出版局招待所“定居”。杨师麟既工作能力强又负责，校样很快就到印刷厂，可是印刷厂有近于旅行的制度，到真动手改，还要一段时间；还有，改出来，要经过一位名吴文娟的女士核对，才能送到我手。这样，我这次到上海，就成为时间很多而工作很少。何以处理这闲？又只能是哈尔滨那一套，游和会亲友。著文宜于以类相从，还是先说工作，是校样于国庆节前（28日）改完，交吴文娟女士，吴女士是由商务印书馆退休的，大户出身，水平高，负责任，要通读之后才转到我手。30日亲自送来一部分，第一次会面，人清秀聪慧，虽年已知命以上，还不愧为江南佳丽。果然提出一些问题，我考虑，处理了。就这样，节后又处理了其余的大部分，上海之行的公事，得吴文娟女士之助，比预想为好地办完了。

接着说游。上海，我住过一个时期，走过一些地方，再游，可以用补课加兴之所至的办法。因为兴趣不很高，只到很少几处。计有虹口公园的鲁迅墓，是李世健陪伴去的；城隍庙和豫园，是孙玄常（其时借来编高中语文课本，先来上海，与我住在一地）和他的朋友篆刻家俞蝶庵陪伴去的。豫园值得看看，但与苏州的几个名园相比，就不免有上下床之别。城隍庙的特点是挤，本打算挤进去吃一种有名的小吃，因为都不年轻，少冲锋之力，只能望望然而去。幸而俞先生好客，我们到他家，不必挤，就得了手持蟹螯、口吞黄酒的享受。

顺着口腹的享受说下去，是游城隍庙的次日，我与孙玄常结伴，游了龙华寺。惭愧缺少道心，对于大殿、佛像、梵呗之类没有留下什么印象，而至今念念不忘的乃是素馅小笼包。所以念念不忘，是一生吃包子无数次，馅多种，味道之美，以这一次为第一。补课性质的还有一处，是走到外滩，见通浦东的渡船来来往往，想创造一次“曾到浦东”的经历，也上船，到浦东登岸，转一个小圈，原路而返。非补课性质的，南京路，竟去了几次，目的单一，到朵云轩买廉价的图章石。所得不少，选其一带往太仓（详情以下说），求凌伶兄刻个闲章，文曰“中行无咎”（语出《易经·央卦》），至今，为人写刊头之类还在用。

最后说看亲友。没有亲；友也不多，但有一位住在市外的。先说市内的，来往最多的是李世健，接，送，陪伴游历，还约到他家里去吃饭。此外还帮了个大忙，是经他介绍，认识他的弟子在锦江饭店做秘书工作的陈幸君，才未费力就买到返京的飞机票。其次是张伪之，见几次面，还送我两瓶浙江名产五加皮酒，但不知为什么，未积极约我到他家，去拜见他的尊夫人。此外还曾往新闸路看在北京两饭店新认识的朱启勋、林文桂夫妇，因为时间紧，寒暄几句就辞出。最后说那位住在市外太仓的，是同事几年（整风运动中加右派之冠，发往北大荒，一别就是二十多年）并很相知的凌伶。他由北大荒，借冻成残疾之光，得随原籍为太仓的夫人回了太仓（他是湖州人），大革命结束，社会环境由冷酷化为温和，我们已经有了通信关系。这次由远在天边变为近在眼前，而且有闲，当然想去看看他。先写信，很快收到他回信，说欢迎我前往，至时他到车站去接。又得李君世健之助，于10月2日上午顺利登上西北行的车。路不远，未至午就到太仓。

下车，看见霜红（他的雅号）老兄正在不远处睁大近视之眼往车门这里望。走近，握手，不约而同地说了一句：“都老啦！”车站像是在原来的西门以外，我们东行，总有二三里路吧，到他的家。在街南，入门，先经过其他人家，他的住屋在南端，房前有小河，风貌还是旧时代的。他的夫人出去串亲，不在家。吃过午饭，要利用半日的时间，各处看看。多年的习惯，愿意看旧的，问画家三王（王石谷非太仓人，老四王只剩三位），说地名南园，早已没有遗迹。吴梅村就更惨，连住在某街某巷也不再有人知道。幸运的是写《五人墓碑记》的张溥，不但家宅保存着，据说房屋还是晚明的原样。我们去看，在西街路北，房两层，东、北、西三面连在一起，与我们常见的富贵人家宅院迥然不同。离这所古宅院不远有个公园，当然也要进去看看，曾经北京、苏杭的沧海，太仓之园至多只是个水池，也就可以自郐以下无讥矣。更有意思的是晚饭以后的叙旧，以及枕上听到的窗外小河的流水声。良辰易尽，因为还要看校样，于次晨，最早一班车就回了上海。

飞机票是7日上午的，6日下午，与杨师麟、吴文娟共同处理了校样的问题，准时到了虹桥机场。候机室里遇见一位自信心之强使我五体投地的，是距规定的起飞时间还有十几分钟，这位（三十多岁的男子，坐在我旁边）站起来跟我说：“劳驾给我看着包，我上去吃点东西（楼上有餐厅）。”我说快起飞了，劝他不要动，他说：“没有准时起飞的。”还是不慌不忙地上楼了。过了不短的时间，他不慌不忙地走回来，谢过我之后，仍坐在我旁边。果然，又过些时候飞机才起飞。路上，我不能见景物，就想这位的“坚信”，一是坚信我不会拐走他的包，二是坚信飞机不会例外，准时起飞。可是他胜利了，伴我一生的怀疑主义，其价值就成问题了吧？

有关文言的工作

以下说近些年的编写，安排的原则想兼顾时间先后和内容之所近。我回社工作，开卷第一回是编注文言散文，又多年以来，用力最多也就耗时最多的是编写有关文言的读物，所以想先谈这一方面。

由以上两三篇可知，站在排头的应该是《古代散文选》下册。我1979年初回到社里，这本书的编辑工作却始于1978年。人，不只各有见，还各有自己的习性，先是三个人凑在一起，以后加上我，四个，断断续续在一起谈，编法，篇目，意见不少，决断不多，总有一年多吧，才大致定了局，其中一项是我总其成，定稿。起草的只有三个（王微一向是审而不作），其中隋树森于1979年10月患脑血栓，还休养了个时期，因而我的负担就很重。重的原因之一还有，一些篇目过去没有人注过，加注，有时就要查原始资料。原始资料，有些只见于大图书馆的善本，就不得不跑善本室。

我住在北京大学，想利用近水楼台之便，找关系，办手续，领了图书馆的善本室阅览证，常常要提前回家，去照顾善本室。也确是解决了一些疑难，如选文第二篇元好问的《邓州新仓记》，开头一段说“漆水公之镇是邦也”，考出漆水公是韩琼，就是在北大图书馆的善本室翻检《嘉靖邓州志》，才查到的。一般篇目，没有这样的疑难，也是各种花样，标点，段落大意，题解，作者介绍，注解，还有全书的行文风格，都要面面照顾到，动笔处理。最后，九十四篇选文完成，还要写一篇《文言句法的一些特点》（上、中册谈字、词，也是我写的），作为全书的附录。书稿完成，记得已经是1980年的年末。排印也不快，所以处理清样，已经是1981年的9月底到10月初。

接着说编注《古代散文选》下册，费了力，也不无好处，是进一步了解，读文言作品会遇见什么疑难，想解决，应该用什么办法，又因为老习惯，心里有什么想法就想写出来，让有关的人看看，于是在编注的同时和稍后，还生产了一种副产品，即两三年之后印成书的《文言津逮》。这本书不是先有统一规划，然后依先后次序一篇一篇写成的，而是想到某一方面的疑难就写某一方面，最后排个次序，成为一本小书的。文由“文义之间”到“行文借鉴”共十篇，外加一篇附录“工具书举要”，总起来不过十万字。原想命名为《文言讲读举隅》，书稿送请吕叔湘先生看，吕先生从头到尾看了一遍，改了一点点，提了些意见，写了序文，还改书名为《文言津逮》。称为举隅是有几分客气，换为津逮就自己认为可充识途老马了。且不管能否真正识途，至于写，也确是费了不少精力，其中尤其“典故探原”一篇，问题多，难度大，又不能躲，简直伤透了脑筋。书稿将完成，就得福州程力夫先生之助，福建教育出版社接受出版。记得书稿是1982年后半年寄出去的，排印迟迟如老牛车，直到1984年的后半年才印成发行。

就是在《古代散文选》下册的编注工作即将结束的1980年后期，编辑室又布置了新的工作，是与编写教材有关的专家主张，为了学生真能学而有得，各科都应该编印一些课外读物，中学语文课遵照办理，决定编两种，文言、白话各一本，把文言的一本交给我编。我第一步是设计个编辑方案。编辑方案要为“目的”服务，目的是学生能读一般的（即不过于深奥的非专业性质的）文言作品，如《陶庵梦忆》《阅微草堂笔记》之类。我的想法，有两条路：一条是应付，就是照做，求上方能点头，完事；一条是认真，即如治病的处方，医生主观上要确信，只要照处方服药，病必能消除。多年以来，我坚信，想通文言，是只能用多读的办法。课内，文言的课文寥寥无几，要用课外读物的形式，让学生接触较多的文言作品。但求多就必致碰到一个难解决的问题，是这课外的读本，容量过小，不能起学会文言的作用；过大，比如厚厚的几本，无论从财力还是从时间方面看，学生都承受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