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骑车在北京街道上跑，有时经过，或略绕道经过，琉璃厂，老习惯，就进书店看看，语云，既在江边站，就有望海心，有时也就会淘到一两本。事都是可有可无的。但这是就理说，改为就情（或即是受诸天的性格）说，就成为像是必有而不可无。人，在一个地方食息几十年，总会有多种社会关系，也就会与很多人有交往，进一步，建立了相互怀念的关系。怀念，隔些日子就想去看看，而出行一次，看的人不能很多，其结果就如我之入城，相当勤，却还是感到，有些人的门户应该去却未能去。总之，这报废的几年，在北京，时间的一少半，也许就消耗在驰车走上了吧？而礼尚往来，同行辈的，也就常常枉驾，登我之门。登门，常见是赏光，我当然欢迎，这里是算时间的账，也就要消耗不少时间。

以下说不外出，在斗室之内都干什么。由以上提及的交往顺流而下，先说写信。北京是一地，北京以外是多地，多地的亲友相加，数目一定要远远超过一地的。量大，其中有些，会有各种事要办，有更多的人有相互怀念的关系，从而有不少话要说，都不能当面，就要靠写信。信更是礼尚往来，因此，比如叶圣陶先生，我登门去看他，依通行之礼，他送至大门以外，却不登我之门回拜，而书札就不同，我去信，他必回信，其结果就成为，较之驰车走，写信虽可以不出屋，数量却更多。

还会带来额外而麻烦的负担，那是惯于吟诗的几位，如周汝昌先生、孙玄常先生、王芝九兄、郭翼舟兄等，信来，拆开看，常常附有诗词之作，依臭老九之礼，就要次韵之后寄回去。总之是这方面费的时间也不少。费时间，有所得，主要是解除至少是减轻相互的挂念。——忽然想到，还有无所得的，也应该说一说。那是有些关怀我的好心人，不断跟我说，干校结业，强迫我退职的处理是错误的，我应该请求改正；不请求，自然不会有人过问这件事。我感激这样的好意，也同意不请求不会有人过问的看法，不过对于请求的效力，却仍是我一贯的怀疑主义。因为怀疑的是效力，而不是看法，我就只好写请求信，记得还一而再，再而三。反应是或沉默，或说不能改，推想原因是，主其事者还在大革命的原路上走，我的信时间过早，就不能不可怜无补费精神。何时就可以不可怜呢？且听下一篇分解。

再说一项斗室之内的活动，是杂览。杂览也是读书，不称为读书而称为杂览，是因为不像30、40年代，有个大致的目的，探索一下人生是怎么回事，而是换为守株待兔式（彼时是缘木求鱼式），碰到什么看什么。或者加个小限制，是其中所讲，我认为有吸收的价值而自己还不甚了然或甚不了然的。书的来路，少数是自己所买，多数是串门遇见，借来看，看完奉还。书的分量或轻或重，轻的，也许一两天，或两三天，就看完；重的，如《爱因斯坦文集》，断断续续，就要几个月。就这样，荏苒几年，积少成多，过目的书，总数也不少。至于所得，是连我自己也说不清楚，只好说一句自我安慰的话，开卷有益吧。

再说一项，是练毛笔字，雅语曰临池。关于这方面的活动，兼说后话，真是苦辣酸甜，一言难尽。难说，但近年也说过，而且文献足征，写了两篇，《左撇子》和《学书不成》。文的主旨是诉苦，因为情况是写得很不佳而常常不得不写。已经说过的意思不宜于重复，这里只说报废时期的练习。想练习，有远因，是上大学钻故纸的时候就喜欢法书，看了些讲书法的书。讲法大都是模棱而难知其确意，比如折钗股和屋漏痕，何所指，大概除创此说的那个人以外，谁也不知道。那就躲开这类比喻，单单求其本，所谓好，究竟指字里的什么？显然，很难答。难答是因为难明。我不自量力，想明，并设想明的路，其中一个最重要的是自己入虎穴，尝尝甘苦。知此理，主要是畏难，兼忙，多年来就一反王文成公的知行合一说，未拿笔（大革命中写大字报不能算）。

干校结业，报废送来闲，不能学陶渊明，作闲情之赋，有时闲情难忍，才想到废物利用之道，找出笔墨碑帖以及废报纸，试试自己也写。要歌颂科技，旧时代，三家村的读书人，也习字，但几乎不可能看到历代的法书名迹，尤其真迹，现在有了影印之法，想看名迹真迹，不过走入什么店，花块儿八毛甚至毛儿八分的而已。我利用这新时代的优越性，多年以来，搜罗这类的影印本不少，说句大话，是金文、石鼓以下，够上档次的都有。于是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就找出来，选某一种，陈在面前，临，追踪形态，琢磨笔法。大致有个次序，是先正楷，后隶篆，再后行草。多临少临则听兴之所至，如颜有大名，我则感到难于悟入，就写一过放下；孙过庭《书谱》写写，觉得有意思，计临了十有六过。还有的人，如米，很高，却像是无法可循，就不临，而只是看看。这样，也算曾用一些力吧，是不是也有所得呢？又是一言难尽。勉强说，对于好坏略有所知，而知易行难，到自己拿笔，总是书不成字，只能“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了。

最后说一项，是诌打油诗词。大概是上小学时期，就接触一些旧诗。上大学以后，念的诗词更多，也喜欢。可是没作过，语云，开头难，也因为深知有诗意，合格律，不容易，始终不敢拿笔。又是文化大革命之赐，有了闲时间，又碰巧有几位喜欢作诗填词的朋友常寄来新作，这就有如鸭子本不想上架而有人打，也就只好挣扎着上。起初的困难是两不熟，手不熟，格律不熟。格律，可以急来抱佛脚，多翻诗韵，不久就大致过了关。手不熟就要多用些时间，一方面是读，一方面是写，但渐渐，也就像是不那么难了。也许因为闲就不免有闲情吧，有个时期，还常常变被动为主动，自愿上钩，抓个题目，拼凑成平平仄仄平。现在回头看，由70年代前期起，诌诗词（诗多词少），所成不很多，其中半数以上是报废时期写的；如果说其中有些我认为还不太蹩脚，那也是这个时期写的。写，积稿盈寸是一种收获。还有一种收获，是80年代末，一时胆大，写了一本《诗词读写丛话》（1992年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意在为初学者指路，这路（对不对另说）也是学写诗词的过程中摸索出来的。

该结束了，又想起终日驰车走的价值问题。为学日益，为道日损，益好还是损好呢？必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我只好不问理而只言事，是我为性格和习惯所限，只能终日驰车走，有事忙忙碌碌，无事也忙忙碌碌。这样，路就只有一条，顺着走下去，不想相关的问题也罢。

复其见天地之心

这是《易经·复卦》的彖辞，我想不管原意，只说这里引用，是表示，“复”之事有“见天地之心”的重大意义。话过简，要略加解释，是“复”，指大革命结束，女霸等人由颐指气使变为阶下囚之后，过半年多，主政者易人，求拨乱反正，其中重要的一项曰落实政策，使一切受迫害的回到未受迫害时的境遇；“见天地之心”呢，《易经·系辞下》说“天地之大德曰生”，生有进退二义，退是能活，进是活得好，拨乱反正，落实政策，使人民能生，是实现天地之大德，也就是表现了天地的本心。释义毕，还可以指实说事，是大革命之后的两三年，只说压得许多人求生不能、求死不得的多种帽子，都废弃了，这用古语说是救民于水火，用今语说是救命，其为德也就真是非言语所能形容了。

为文的体制所限，还是缩小范围，说自己的复。不值得零零碎碎说，改为总而言之，是适应政局的大变。听关心我的好心人的劝告，更抓紧写请求信，还找过据闻处理这类事情的人。仍是无下文，直到1978年六七月间才得到答复，是落实，改正，恢复退休待遇，户口回北京，退休费补发与否未定（后来补了）。此时才明白，所以长期不变，忽而有此突变，是上方经过先则人亡政息、后则人存政举的变化，有了新的应该复的指示；我的多次请求，作用充其量只是提醒办其事者，还有这样一个悬案而已。

大势已定，但变为实际，就还要履行不少手续。比较麻烦的是移户口，纵使你心里可以暗发个牢骚，“既有今日，何必当初”，事实是有了当初，就不管如何麻烦，还是要今日。记得是1978年的晚期，负责落实政策的办公室负责人张君克（可？）宽找我去，同我说，户口回来不成问题，但有个小困难，是教育部应该给我住处（部对于职工，“自”做的诸事都通情达理，此亦一证也），可是目前没有房，到公安局办移入手续，要写明移到某街某巷多少号。我回来同家里人商量，女儿不愧是在新社会长大的，说填北京大学11公寓203号（即原来的家），快办，以防夜长梦多。后话提前说，是果然，三四个月之后吧，又下来个新的文件，户口复旧改为“就地落实”，如果我等住房，就将如加右派之冠、发往晋南的孙玄常先生，有回京之机会而拖拉，就老于晋南了。且说其后是填上北京大学的住处，到次年1月，公安局准予迁回的手续办完，仍是部对职工宽厚，负责到底，未劳动我的大驾，派人到我的家乡去移户口。是2月上旬吧，去办户口的人回来，说还有些杂事未了，须我自己去办。

也好，究竟是自己的出生之地，很可能就不会有再去看看的机会，去告别吧，同人和地。仍是应该抓紧，于2月13日起程，先乘火车到天津，住胞妹家。买了些点心和酒，作为告别的礼物。为了轻松一些，让四外甥邢振奇（较多办事能力）跟着去。次日，即14日，清晨上路，乘长途汽车，上午就到达河北屯镇。应该别亲疏，直奔老姐家。听到落实情况，老姐高兴，但想到聚会几年的她心目中的“小”弟弟从此将远去，也许不能再回来，又显得难割舍。在老姐家用午饭。镇不大，口耳相传的消息也快，不久，几位多有来往的熟人，王树棠老哥夫妇，杨玉发，杨瑞等，就都见到。王老哥曾患脑血栓，尚未复原，王老嫂（当然是小脚）像是走路更难了。下午西行，先到石薄庄大队，“进谒”大队书记（初来时未行此礼，也许失之太不世故），说明变动情况。然后找会计（小队的，大队的，动笔办事的是这些人），由振奇外甥办理诸多手续，我到石庄去辞行。本村，都认识，至少是外表，要不分亲疏远近，家家必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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