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6章 自知乎?自信乎?(3)

作者:张中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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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都市·校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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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19-10-06 1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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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字节:7898字

第二院是理学院,我是文学院(第一院)学生,上课地点在红楼,可是大学办公处在第二院,办什么手续要到那里去,那里还有个大讲堂,上普修课,听讲演,参加什么集会(如刘半农的追悼会),也要到那里去。此外,我走入校门,同那里还有开卷第一回的因缘,那是,一、报名是在数学系楼(今之高教楼)南面的廊下;二、录取榜是贴在大门外的板壁上。总之,那里是我的母校,毕业后若干年入其门,就颇有嫁出去的女儿回娘家之感。再说入其门,我是由1955年6月下旬社由教育部小红楼迁入的时候开始,而这里所写是1981年春夏之际以后的事,是因为以前的入其门而未宿(大革命中受命集中,不许回家的若干日,与宿桑下有别,不算),这之后,门内有了下榻之地,入其门,不只可以三宿,而且事实是断断续续,宿了十数年之多。时间如白纸,拉长,上面就可能,或说不能不写上一些文字,会不会有生恩爱之类呢?想捡拾这方面的碎影,看看。


由得下榻之地的因缘说起。其时我是无房户,住在北京大学(新的,即昔之燕京大学)朗润园,是借女儿一间房。朗润园在校园内东北角,我上班,由住处出学校西门挤公共汽车,要走十五分钟。然后是等,挤,都成功了,到白石桥站还要换无轨电车,坐或立到景山站,走六七分钟,到社。总而算之,要费一个半小时左右,外加精力,而来后还有去,就成为每日三个小时外加精力。我身受,语文编辑室的头头理解,不言而喻,如果社里能有个住处,就可以公私两利。两利是希望,应该说是由1979年年尾迁出饭店到社的新楼上班的时候起,可是希望能否成为现实,还要看有没有实现的条件。


等条件,一等就是一年有半,而真就来了,是由东北借调助编课本的两位女士任务完成,回东北,她们住的一间房,两个床位,成为燕子楼空。其时孙玄常兄早由晋南来,到社里帮助编高中语文课本,在其令弟的福绥境大楼里借住,更是无房户,于是照顾两个白头翁,把这间房给了我们。房在工字楼,入面南楼门,左转再左转,有两个南窗的那一间。房原是老北大的教室(一部分),大革命前曾用作叶圣陶先生的办公室,高大,敞亮,是优越性。还有个优越性,是原来住的二位,从社里借了被褥、脸盆、暖瓶等全套装备,我们也继承了。用经济学家的慧眼看,还可以再加个优越性,是算集体宿舍,就不收房租和灯水等费用。查日记,我们是1981年5月29日住进去的,我高兴,秀才人情纸半张,还诌了一首七绝,题目是“新下榻处为母校二院工字楼与玄翁同室题壁”,诗云:


五十年前教学楼(1931年为入学之年),洪涛过后半方舟(大革命之后,后半拆去,改建为五层楼的家属宿舍)。


今来斗室悬双榻,对话开天两白头。


住进去之后,就迎来更大的优越性,是节省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都用在工作(包括自留地的)上。我习惯早睡早起,不看电影不看戏,住社里并且不看电视,所以成为定例,早六点进办公室,晚九点出办公室,除三餐和午饭后躺一会儿之外,可以终日面对书或稿纸。现在回顾,十几年,为公,为私,编写了十几种书,虽然大多不成气候,而计劳有苦劳之说,这能劳,有不少就是在旧地得个下榻处之赐。这下榻地,与孙玄翁共用,差不多两年,想也说说这位多年的同事和朋友。他有个好籍贯,浙江海宁,多才与艺,能诗词,能中西画,治国学的各门类,还厚古而不薄今,通英语法语,攻现代汉语语法。成语有个恃才傲物,他未能免俗,眼眶高,就常常不能谨小慎微,守口如瓶。为此,1957年挣得一顶右派的帽子,押出国门,发往晋南稷山县,过低头忍辱的生活二十年。


拨乱反正,有个时期,户口可以重入国门,因为他未抓紧,错过。这次来京,先是应人民大学之约,开《左传》课,课结束,赶上社里编课本任务重,就来社里帮忙。然后说共住,因为共朝夕,时间略长,对于他就有了新的了解。先说大醇。以参禅为喻,他是祖师禅,我是野狐禅,因而闲谈,他就多论道,至少是论学,我大多是未洗耳而恭听罢了。再说(用常人眼看的)小疵。他有才而使其才,因而做任何事都快,也就难免粗枝大叶,甚至丢三落四。一件使我至今不忘的是锁门常常把钥匙忘在屋里,以致回来就不能进去。还有一次是丢了眼镜,钻到床下去摸,终于摸不着,后来发现,原来不在床下而在床上。他好交,常常进谒社会名流之门,也就有不少人来看他,印象不深,从略。单说个印象深的年轻姑娘,名魏亚田,其时只有十六七岁吧,常来。


印象深,是因为她理想(或说幻想)多而情热,所想和所行与一般娇羞的女孩子大异其趣。与玄翁结识的一幕可以为证,是在王府井大街工艺美术服务部,玄翁买宣纸,她远远望见白发垂两鬓,大概以为像西方甚至文艺复兴时代的某画家吧,就上前问:“您是画家吧?”玄翁答曾学画。她进一步说:“我想跟您学画。”接着就到我们共住的地方来,成为玄翁的“入室”弟子。她已经离开学校,多闲,不能如旧时代闺秀之安坐室内绣花,就常跑来,坦白她的生涯和幻想,其中有出国、恋爱等等。像是想得很多,实现的很少。因为常见,对我也不坏,玄翁返晋南以后还来看过我几次。去者日以疏,渐渐,不来了,也许真就到国外了吧?祝愿她有不少的幻想能够成为现实。还是说玄翁,因为有个新规定,帮忙要是户口在北京的,他不是,不得不回山西。记得是1983年的3月中旬,他收拾行装,准备又出国门。我表示惜别,小礼是招待一顿酒饭,大礼是拼凑一首七律,题目是“玄翁将归晋南以戏语赠别”,诗云:


晚岁书林试滥竽,输君嘉遁出王都。讲章作嫁非真智(翁常谓我做选注工作乃为他人作嫁衣裳),匡雅传名信若愚(时翁奋力治《尔雅》)。胜业久参刘子骏(汉刘歆字子骏,精《左传》,翁亦然),清才应愧柳蘼芜(柳如是,号蘼芜,翁曾为我临其画,今尚存箧中。柳纤足,翁每有微辞,余曰,钱牧斋、陈寅老尚五体投地,况吾辈乎)。追思一事留余憾,未得寒宵听鬼狐(翁喜论道,无柳泉居士之雅兴)。


与玄翁在这间屋里共住近两年,得他的助益,除许多幅画(有不少是为友人求的)之外,还由他的介绍,印了一本《佛教与中国文学》,受他的激励,写了一本《禅外说禅》。


玄常兄走了,这间屋由我一个人住。未派来新人,是出于惜老怜贫的厚意。老年人多喜静,一个人住有许多方便,此惜老也。我原来城里有住房,文化大革命中不得已而放弃,于今有了一间房,比如老伴进城干什么,就也有了下榻之地,此怜贫也。就这样,我在这间敞亮的屋里独自住了五年多一点,半方舟的这座楼也要现代化,或说经济化,两层变为三层,即将动工,我只好迁出去,当然仍有下榻之地,但不再是母校原有的。五年,时间不短,所经历,身,心,都不少,也可算做千头万绪吧,因而就写不胜写。幸而前些年写过一篇《府院留痕》(收入《负暄续话》),其中关于这方面,曾说了几句概括的话,为避难就易,抄在这里:


我没有孟老夫子四十不动心那样的修养,有时难免有些感慨,因为抚今思昔,恰好是半个世纪。在这间屋里一共住了七年,春风夏梦,可怀念的不少。但记得最清楚的还是面壁时的岑寂,见夕照,闻雁声,常有风动竹而以为故人来的怅惘。幸或不幸,总算都过去了。


现在想,只说到岑寂,还是轻描淡写了,因为分明记得还写过这样的诗:


感怀仍此室,闻道竟何方。有约思张范(张劭、范式为生死交,见《后汉书》),忘情愧老庄。欲问星明夜,摇红泪几行(摇红,烛也)。


依中国文学的传统,蜡烛垂泪是替人的,则心之所经就不只是岑寂了吧?也是总算都过去了。


如果迁入工字楼的这间屋也计数,算做一迁,我在母校第二院的居住史就可以上比孟母,共迁了三次。二迁是迁到招待所,在新建的三号家属宿舍楼西部一半的地下室。招待所有南北两个门,进西端的南门,下台阶,右拐右手(向南)第一间房就是我住的。面积小多了,但保持原状,仍支两个床,我睡西面的一个,东面一个可以放些东西。我是1988年4月7日迁入的,住到1990年4月17日,共是两年多一点。招待所是旅店性质,语云,官不修衙,客不修店,人同此心,我也就没有结庐安居的感觉。


还是1989年的初夏,社最北部东西一个长条的五号楼(两层,下为家属宿舍,上为办公室)楼上有空屋,曾建议我迁过去,我谢绝了,因为这座楼屋顶不能隔热,夏天室内温度太高,难得入睡。到1990年春季,不知什么人想的高招,楼顶加个大块空心砖的砖棚,推想可以隔热,我于4月18日迁过去。房为筒子形,南北对面两排,我的一间在南面,编号为221,在楼的中间偏西,估计地点相当于原公主楼的东端。室宽大,缺点是窗外不远就是五层的四号家属宿舍楼,阳光几乎永远不来“光”顾。这关系不大,因为大白天,我总是在办公楼的办公室里活动。


三迁到这里,我有了陶渊明“结庐在人境”的安心之感,于是模仿帝王,得天下要制礼作乐,除由工字楼带来一个大而旧的书桌以外,又由社里借个书柜,还有公家赠送的一个小木柜,可以安置书和其他长物了。计住到今日已是六年有余,室内由原来的空荡荡变为桌上,柜内,以及那个空床位之上,都不再有隙地。俗语说,破家值万贯,物多也影响心情,是有时安坐室内,客至,宾主就都觉得是个家了。由1995年9月起,我不再有编审公家书稿的任务,因而走入这个家就由经常变为偶尔。形势是我不能不扔掉这个家;或者升级,由于健康的情况,总会有一天,我走出这旧府院之门,含泪回顾,与母校告别吧?还是舍远取近,只说这个家,也是春风夏梦,有说不尽的悲喜。难尽,但也未尝不可以因小见大,那是所写的《案头清供》(收入《负暄三话》,下一篇同),供是供在这间房里,所写的《剥啄声》,轻敲之门也是出入这间房的那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