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说直属校当局的办公人员。为首的是朱先生，其下有管事务的杨先生，管财务的耿先生，以及抄抄写写的叶迪元、金荣荫、张永钟等。重点说朱先生和杨先生。朱先生与我有特殊关系，因为他是我的师范同班同学朱仰秋（名润岑）的三叔父。同学，限于同班，关系也有远近的不同，我和朱仰秋的关系很近，俗话所谓可以称兄道弟的。他们是旗下人，住在西直门内北沟沿一带。朱仰秋早已丧父，叔父还有行四的，在育英中学工作，也是主持校办公室。就因为我与朱仰秋有这种关系，见面，随朱仰秋，呼在贝满的朱先生为三叔，在育英的朱先生为四叔。且说这位三叔，人很精干，也很宽厚，又因为我与朱仰秋有这种关系，对我，表面虽然客气，心里却看成子侄，需要指点的时候，趁屋里没别人，小声告诉我，应该如何如何。我当然很希望身边有这样一位长辈维护，也就既敬重他又亲近他，到学校，没课，愿意到他那里去坐坐。也为了表示敬重和亲近，每年新正，我总是与曹家琪结伴，到朱先生家去拜年。

朱先生是旗下的小户人家，蓬门小院，可是室内一尘不染，用具都明亮如镜，婶母等也是温和大方，仍不少“王侯第宅”的雍容气象。我离开佟府以后，与朱先生会面少了，不记得是大革命中还是其前其后，听谁说，就在那蓬门小院里归了道山。再说为朱先生之左右手的杨先生。他是天津人，年岁与朱先生相仿，高个子，面干枯无须，酷似紫禁城内的太监。只有一个女儿，以及老伴，相伴过日子。为人也是古道热肠，以帮助人干点什么为乐，并且作而不述。他可以算做怪人，一身而兼有聪慧和拙笨的两面。聪慧是动手，他什么都会，而且不同凡响；拙笨是动口，尤其在新时代的小组讨论中，他一句也说不上来。举一点点事例为证。教会学校，周六下午不排课，上午课上完，学生散去，我们松一口气，几个常在朱先生屋里闲谈的男教师就想享受享受，朱先生出主意，一个人拿一点钱，交杨先生，让他做点什么，下课后在朱先生屋里聚餐。记得第一次是吃红烧肉，入盘上桌，肉块方方正正，看着像是不烂，及至下箸，才感到连夹起来也困难。入口，味道好得难以言传，只能用间接的办法，说有生以来吃红烧肉无限次，评比，还是以这一次为第一。

我惊讶，问朱先生，杨先生的技艺是怎么学的。朱先生略过因，只说果，是“他什么都会做”。果然，其后就品尝了他做的许多种，其中一种是糖葫芦，单说外形，竟超过东安市场北门内的。再说另一面的不能说说道道。建国以后，万象更新，原来不言不语也能做的事，有不少要经过小组讨论，以表示并非被动。有那么一次，是为什么事（救灾？）动员大家捐助，于是先定期小组讨论。杨先生也必须参加，也就必须发言。都知道他不会说，于是由我们吃红烧肉的一群里推举一个人代他作发言稿。要求简明扼要，以便容易背诵。果然背熟了，开会，轮到他，背一过，一点不错。一些先进人物既惊又喜，大力鼓掌，我们知内情的也就随喜，鼓了几下。万没想到，杨先生听到掌声竟忘其所以，又说几句与前几句意思相反的，是“我看不捐也可以，国家一定有办法”。散会以后，我们责备他，他说：“我以为多说几句，他们一定更高兴。”离开佟府以后，我没有再见到他，推想不久就会回天津吧？我有时翻检《庄子》，碰到《天地》篇中的“机心”，就禁不住想到他的朴厚，没有一点机心，也就不能不慨叹，以小组讨论的说说道道培养机心，我们的损失终是太大了。

以下说同行，上讲台面对学生的。男本位，先说男的，附带说说女的，都以记得的多少为序。排在第一位的是曹家琪，不只这里排第一，我还专题写过他，收入《负暄三话》。何以这样恋恋不舍？是因为我们在说话必须小心谨慎的时候，还是可以无话不谈，推想现在年不小于耳顺的人都会知道，这是过命的交情。他是京北怀柔县的人，辅仁大学毕业，来贝满女中，教高中国文。他长身长面，为人敞快，好说，与人交，推心置腹，所以我们很快就成为知心的朋友。常在一起吃喝，在小馆，或我家或他家。他家是富户兼书香门第，在鼓楼以东还买了住宅，我们相识之后不久卖出，租交道口以南秦老胡同一个大宅院的东房住。我常到那里去，其时他祖母还在，一看就知道出身于世家，文雅，不出门，以读为遣。命不坏，儿孙都孝顺，大革命之前往生净土，没受到赶回老家、接受批斗的折磨。

她的儿子和儿媳（曹家琪的父母）就失之死得太晚，大革命风暴一来就被赶回老家，男血压高，在烈日下受批斗，第二天就见了上帝。女，一人在家度日，曹家琪当然放心不下，只好城乡两头跑。其时他早已离开佟府，先是到天津（河北？）师范学院工作，不久学院迁北京，改名河北北京师范学院，地址在和平里，他也住在和平里。母亲还健在，有在天津结合的陈女士主持家政，应该说是由颓败趋向中兴了，不幸得了由感冒转为肾炎的不治之症。其后学院又迁居，到宣化西南方的一块荒地，正名为河北师范学院（后来大革命的狂热过去，迁往石家庄）。在宣化时期，他的病渐渐加重，终于不得不到北京住医院。其时我由干校放还，户口还乡，人则多在北京，也就常去看他。他顾念妻子，舍不得死，可是病如天地之无私，挨到70年代初期，还是抱恨走了。我失掉这样一位益友，心里很难过。所谓“益”，至少包括两项。

一项是上面说过的，无话不谈，“自夫子之死也，吾无以为质矣，吾无与言之矣。”（《庄子·徐无鬼》）另一项，由利的角度看更重要，是我缺少应付世俗的能力，他不只有，而且很丰富，所以每当我感到无所适从的时候就问他，他必当机立断，告诉我应该如何如何，而也是“自夫子之死也”，我就只能乱碰了。失，已然，没办法。幸而他还给留下一得，天大的得，介绍我结识启功先生。他是启功先生的学生，与启功先生也有无话不谈的交谊，并本诸什么什么“与朋友共”的古训，带着我到前马厂去进谒这位其时还没有遮天大名的上人。因为有此一介加一谒，就先是“马厂斋头拜六如，声闻胜读十年书”（拙句），其后半个世纪，先后到黑芝麻胡同、小乘巷、师大小红楼等地的斋头，大则取立身处世之道，小则取个拙作的书名，凡此，皆绰号老驴的曹家琪之遗爱也。人往矣，又能怎样？也只能就一时想到的记在这里。

接着说田聪。他字仲严，天津以西永清县或霸县人。我们是文学院同事，早就熟识，我到贝满，记得还是他介绍的。他身量不高，精明，对人热情而彬彬有礼。也是教国文，因为个儿矮，曾有学生照顾他写黑板字，讲台上放个小板凳。他误会了，大发脾气，以学校和学生都致歉意了结。他学识丰富，口才也不坏，因而受到许多人的敬重。我和他也谈得来，印象是思路清晰，能明辨是非。万没想到，这样规规矩矩的一位，记得是1947年暑后开学不久，被捕了，同时捕去的还有女教师陈琏，都是夜里从家中抓走的。依常情，这必是政治问题，国民党所抓，身份可想而知。后来听说，是解往南京，陈琏交她父亲陈布雷严加管教，田聪判刑，住老虎桥监狱。

推想也是1949年初，南京政府塌台，用保释的名义放出来的。如此推想，一是根据《知堂回想录》记出老虎桥监狱的情况，二是听他自己说，在狱里与周氏有交往，周曾赠他书云云。总之，建国以后，我们又恢复了交往。他未改旧家风，对旧相识仍是亲切客气。只是有一件事不便问他，地下工作，胜利以后何以未腾达？先是在西郊某单位，后是在东郊定福庄一个石油学校，都是从事语文教育工作。在西郊，他曾介绍南星去教英文翻译；在东郊，为有关语文的事，与我有些联系，记得曾在华侨饭店共进过一次午餐。后来见面的机会少了，是大革命开始以后吧，听说为被捕的历史问题，生活不能平安。记不清确切时候，也不记得听谁说，他作古了。人都不免于这样一场，但我有时想到他，总觉得未能听到他深谈理想与现实的种种，终归是个遗憾。

还有几位，可谈的不多，想总而言之。一位是陈广濬，教化学的，超过一般的朴实正派。这样的性格显然难于适应新风，又不善于演戏，所以经常愁眉不展。我同情他，又能怎样？离开佟府以后，我们见过几面，后来就断了音信。是80年代吧，听说不很久以前作古了。另一位是孙念台，孙家鼐的后人，胖胖的。教物理，文史方面的知识也很丰富，记得我译完罗素的《哲学与政治》，还请他校阅过。他的大优点是通情达理，明是非，善于处事。他后来转到北京师范学院工作，任物理系主任吧，告退之后家居，有时还带来问候的盛意。还有一位是张午桥，教历史的，风度翩翩，好交，我们相处得不坏。我离开佟府以后，大家都身心少余裕，不记得曾见过面。是近一时期，先是通过学生李迎祥，我知道他还健在，后是通过电话，我们谈了不少今事和旧事。

再说女同事。女校，教师也是女的多，但这里想说的却不很多。第一位是刘大姐，名师蕴，也教国文。我呼为大姐是实事求是，因为年长于我至少六七岁。可是仍闺门待字。是独身主义吗？非也，在我还没离开佟府的时候，她找了个年过知命的大姐夫。我亲近她，是因为同于裴世五大哥，总是把我看做需要她照顾的小弟弟。我同她交往很多，愿意听她的教导。只是有一次，她约我到刘喜奎（是她姐姐的好友）家去喝茶，我沉吟一下，没去，以致失掉结识这位民初大红人的机会，至今想起来仍感到遗憾。再一位是张继恒，数学女教师张继毅的令妹，东北人。记得是教物理。人开明，敞快，至少是同合得来的，心口如一。由无话不谈的角度衡量，在佟府，站队，曹家琪是排头，她可以排第二。其时她还闺门待字，与孙念台来往比较多，于是由近而再近，更近，就与孙念台结为夫妇。

推想是孙念台转往北京师范学院的时候，她夫唱妇随，也到那里去教物理，至今四十余年，就没有再见到她。再一位是陈琏，上面说到，是蒋介石左右手陈布雷的女儿。用今语说，是高干子弟，为什么不在南京优哉游哉而到北京一个中学来教书，真是想不明白，也不好问她。后来，即被捕以后，才大致可以推定，是道不同，所以各走各的路。她教历史，知识面广，也健谈，虽然貌不够上上，风度却潇洒而大方。我们合得来，总可以说是相知吧。她被捕以后，只听说解往南京送交她父亲陈布雷，以后就不再有她的音信。也是推想，道不同变为同是很难的，那么，她“侯门一入”，家中的空气也就不能平和了吧？其后不很久，陈布雷自杀了，原因除了“国”以外，是否还有“家”方面的？还有，这位陈琏女士到哪里去了呢？我怀念她，当然愿意知道，实况是至今还未能知道，圣训有云，“戒之在得”，也就罢了。再一位是艾碧珈，教音乐的。

我们见面，只有微笑点头的关系，可是印象很深。原因来于她的体貌和风度，娇小玲珑，背个书包，远看近看都像个小姑娘。还性格温和，推想就是受到打骂也不会发脾气。佟府别后，我和她竟还有会面的机缘，一次两次，何时何地，都记不清了，总是我已趋向老、她也不再年轻的时候，很奇怪，远看近看，她竟仍是个小姑娘。再一位是方备，教体育的。我留有清晰的印象，原因不只一种。先以貌取人，她身材、面容都美。性格呢，温婉还要加上洒脱。我有时想，讲《诗经·关雎》的“窈窕淑女”，如果必须以例明之，就可以请方备女士上台亮相。也就因为多方面的优点具“备”，嫁个学术地位比她高的龚祥瑞。龚是在英国学政治的，据说是拉斯基的学生，回国以后先在南京、后在北京大学政治系任教。我不认识他，虽然也念过几本拉斯基的著作。大革命来了，喝过英国墨水，又在南京工作过，当然更要入牛棚，接受批斗。

不记得听谁说，批龚，只一次，因为上场，自骂比他骂更入骨三分，再批，连通天的红卫英雄也感到无话可说。我听了不禁赞叹：“究竟是拉斯基，看透了政治；如果是高尔基，只迷恋文学，就不能应付了吧？”可惜其时我自顾不暇，又见不到方备，不能把这神来之意附耳告之。最后说一位是刘可兴，连教什么也忘记了。有清晰印象，是因为她体貌有特点。窈窕，楚王所好的细腰，还都可以说是不稀奇，稀奇的是腰部柔若无骨。这样，风度就表现为美，有魅力的美。静时如此，动时更是如此。是万象更新之后，为了表示皆大欢喜，人人都要下场扭秧歌。我从众下过场，有时也旁观，见都是生硬捍格，不好看，只有刘可兴，流利宛转，很美。问人，才知道她跟戴爱莲学过跳舞。是若干年之后，一次与通县师范同学刘佛谛面对，不知怎么就谈到刘可兴。原来他们在塘沽同过事，刘在那里也是以美出名，也许为了表现腰部的得天独奇吧，绰号美人前还加个蛇字。在佟府的女同事中，刘可兴是神龙见首不见尾的人物，于今四十年过去了，希望她还健在，也总是古稀以上的人了。

也是四十年以上，我没有再走进佟府，旧的殿堂也退位，让与新了吧？至于府夹道的口外，我有时还经过，北望，变动很大，连熟悉的烤白薯炉也找不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