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有“既往不咎”的话，那是古道，或圣道，今道则不然。我改旧语为题，是想说说鼎革之后，一再清查旧经历的情况。我生于1909年，到1949年走入社会主义，在所谓旧时代整整过了四十年，其间还有八年之久的异族（挂傀儡政权的牌子）统治。泛论，人由呱呱坠地到盖棺（今日火化），人人都有一本经历的账，所不同者，一、如刘、项争宝座，事多兼大，本本厚，乡里小儿女或锅台转，或地头蹲，本本薄；二、其中所记之事，价值、影响等有大异或小异，如是而已。不同的经历有不同的影响，问题不简单。这里想说个更复杂的，是不同的经历有不同的价值。说复杂，是因为所谓价值，貌似有定，而实际则难定。何以故？是因为有关价值的判断，浅说，是人头脑里想的，或兼说出来的，而所想和所说，就不能不受时、地、位以及传统和时风等等的影响。还可以深说，是价值判断都离不开标准（纵使判断的本人并未觉得），而标准的对错，其分辨就还要有更深一层的标准。这条路不容易走，只好躲开，举个简单的例以明之。是很多人念过的李密《陈情表》，一唱三叹，总不会不同情李密吧？可是转为站到司马氏那一边，看法还会是这样吗？

他人瓦上霜，难扫；自己门前雪呢，像是也不好办，因为也躲不开标准和站在什么地方的问题。仍是问题过于复杂，只好说说有关的杂想，而不求一言定案。一种想法，评旧，就置身于旧，看看自己的所想和所行，广则朝野，狭则街头巷尾，多数人，或绝大多数人，是不是认为完美无缺，至少是大致可以通过。用这个尺度，只要自己的言行没有违（旧）法，败（旧）德，大致通过是容易的。但评论，标准也可能不这样平庸，就是说，会插进来“理想”，即要求不仅仅是不违法，不败德。

姑且算做举例，一种常见而有力的理想是隐士思想，魏阙是不干净的，活动于其中的权臣甚至奸佞是可厌恶的，没有避到山林，不违法没有问题，德呢，估计大量的巢父、许由之外的人也会认为无伤也，可是关键是有此思想的自己，没有远遁山林，想到羞与为伍而竟与为伍，心能够安然吗？但不安然又能怎样？理想的去处还有伯夷、叔齐的，“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可是古语还有“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薇也是周天子的，怎么办？伯夷、叔齐的办法是连薇也不吃，高则高矣，也就因为过高，一般人就苦于做不到，像是也不该要求人人都这样做。其结果就必致引来理想与实际的不能协调，表现为心情，是有时像是可以安然，有时又不能安然。更值得伤痛的是实际的性质会变，力量会扩张，使杂想、理想等等都归于破灭。

这是说，新的形势会带来新的评定是非的标准。而这是非的标准乃来于评定功过的标准，是凡站在自己方面的都有功，是；凡站在非自己方面的都有过，非。而功过和是非的判定则采用蔡邕《独断》的精神，并追溯到放马华山之阳以前，中原逐鹿之时。理论上，有关是非的问题可以思而辨之，事实不然，是一言定案以后，绝大多数人信为当然，少数人内心如何不可见，也口说为当然。其结果就成为，在对功过、是非、荣辱、赏罚等的看法方面也形成大一统。然后是在此大一统的笼罩之下，咎既往，清查各个人的经历。看法已定，重履旧时的经历，就必致面对，轻，荣辱问题，重，是否算犯罪的问题，总之是难过的一关，而必须过。

是我到出版社之后不到半年，来了一次非大张旗鼓的运动，名为学习。听动员报告，说是“临时学习”。也许嫌意义太泛吧，不知是否出于文件所定，又名“忠诚老实学习”。这后一个名称意义明确，是，由公方面说，清查历史，由私方面说，交代历史。其实在此之前，我已经写过自传，当然不敢隐瞒，自己认为也没有什么值得隐瞒的。但学习来了，当然要参加，也就只好再写，并且加细。估计要调查，对证，幸而值得上桌面的只是40年代前半一段，时间近，证人多在，推想不久就调查清楚了。只留下一个小疑问，是住过日本宪兵队六周，以及放出之后，是否有告密或诬陷的行为。这难于调查，也难于证明。记得曾让我写个补充材料，证明我没有做这样的丧良心事。用品格担保的话用不着说，因为，如果还相信品格，就不用调查了。幸而还记得，我住宪兵队时期像是已经是捕人的强弩之末，是我入内以及放出之后，我认识的人就不再有被捕的。我写了这样的情况，交上去，以后就没有再问我。大概有三个月，这次的小运动结束，并由蒋仲仁先生（代表党）和宋云彬先生（代表编辑室）通知我审查的结论，是，确是因为生活困难，在沦陷的末期挂名领过钱，没干什么事。问我同意不同意，我签了字。

用时风的价值观念核算，我有所失，是有历史污点，不光彩；也有所得，是幸而有名无实，不算犯罪。我自己看呢？一言难尽。早就觉得不光彩，不是来于新的清查的时风，而是来于旧的隐士思想，总想离魏阙远一些而未能远，清夜自思，有愧于屋漏。悔恨吗？难说，可以确信而言之的，仍是伤哉贫也。还是转回来说咎既往，还有更厉害的，是忠诚老实学习之前的镇反。据说有被处决的，不知道除了忠于另一朝，既有名又有实之外，还有没有其他劣迹，循孔老夫子“不知为不知”的圣道，也就不谈了。咎既往，零零星星的，也许时时都在进行吧？至于大张旗鼓的，记得还有1955年的肃反，说不清时间的四清（？），以及大革命中的清理阶级队伍。肃反，大概是借了经历简单和有名无实的光，我没遇见什么麻烦。大革命呢，狂热的时候重新算账，紧张一个时期，及至烧退复原为清醒，也就若无其事了。

但总是曾经如何如何，依照新风的观点，不能放在有荣誉的那一堆里。这使我常常想到常说的“士农工商”，偏偏沦落为士，今称为读书人或臭老九，因而就不能不慨叹。叹什么？就我自己说，是有江湖山泽之思，为了能活，却不得不靠近魏阙。不限于自己，或说常理常情，沦落为士或上升为士，有不少人就乐得靠近魏阙。任何人都知道，浮世的荣华富贵，绝大部分是由这条路来。但即使春风得意，也难得万全。伴君如伴虎，是一种平时的情况。还会有非常，是易代。死是解脱，但正如佛门之证涅槃，不容易。还活下去，就会有对新朝的态度问题。旧时代，是新对旧，不是咎，而是利用。旧呢？礼教，感情，转过来都不容易，可是新朝需要，不想转也得转。也就因此，上面提到的李密，终于出山，做了司马氏的汉中太守。再说一位，是唐末的杨涉，官至宰相，本不想转，因为怕有灭族之祸，也就换上后梁的冠服上任了。

易服上任，旧服也许还卧在箱笼里，算不算污点呢？推想是不算，因为，如李密、杨涉之流，所以能成为显官，就是因为有事“伪朝”的资历。近年的易代不同了，虽然也容旧，却咎既往，有些旧，具体说是与魏阙有牵连的旧，轻则蒙羞，重则得罪。所以然者，是因为，轻说，没有站在自己一边，重说，站在敌对一边。到这个节骨眼儿，士的阶层就堕入可怜的境地，远远不如农工商的境地。其实，在所谓伪朝，农工商纳税，是不言支持而也支持的，咎既往就可以不算，因为离魏阙远。士就不成，比如我的一些师辈，只是上下北京大学的讲台，像是“出淤泥而不染”，可是穷追不舍，考究工薪是哪里来的，也只能说来于其时的中央政府。农工商就大有独立性，以农为例，就可以自耕而食，自织而衣，唱一声“帝力于我何有哉”。总之，思来想去，千错万错只是来于一错，是择术不慎，以诗书为稻粱之谋，想活，就难得“脱离政治”。

那么，为了避免蒙羞和得罪，未来，“理论”上我们就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是永远不易代，那就高举红书喊万岁，永远光荣而不会变为耻辱。二是万一我们不能改变《三国演义》开卷第一回的“天下大势”，希望在上者学习宋儒，重天理而轻人欲，对于旧时写入简历、印入名片、编入悼词的那些光荣头衔，纵使未必欣赏，也由它去，不改说为耻辱，换句话说，是不咎既往，给大量的生也不晚的人，尤其士的阶层，多留一些活路，而不以其人之道治其人之身，则幸甚矣。

三五之厄

三五指三反五反运动，时间大致是由1952年1月末或2月初起，到同年7月结束。三加五，八种，都有什么，可惜我已经记不清，只知道其中一个重要的是贪污，因为许多人受审查，被监禁，是由于管钱，我呢，不管钱，可是也被拉进去，而且挣来一顶贪污分子的帽子。提前说帽子，是侦探的写法，推想迷恋《福尔摩斯侦探案》的读者对这一篇会有偏爱，并急于想知道其中的详情。但是语云，心忙吃不了慢火饭，还是请不要急，听我慢慢说。反贪污，意甚善也。这是置身于那时候说，如果换为置身于现在当下，我敢保证，若干亿小民，一定要高呼“好极了”的。可见更重要的，至少是同样重要的，是用什么办法，以及能不能取得希望的效果。还是说那时候，办法是大胆怀疑加扩大范围。何以言之？举一新一旧为证。新是一对来于解放区的夫妇，都在出版总署工作，夫管钱，妇不管钱。

人都正派，艰苦朴素，热心革命事业。运动来了，大胆怀疑，夫被监禁，反省，并动员妇揭发。夫如何，不知道；妇呢，揭，没有，不揭，对不起党，天天哭得死去活来。我其时正在自顾不暇，但听到见到，也觉得无证而如此怀疑，是信力而不要理，单由效果方面看也会事与愿违。再说旧，是一个不很熟的朋友，已忘其名，解放后在某单位工作，某单位的职工要做制服，他介绍到他的朋友（同我也很熟）经营的一个服装厂去做。事过之后，厂表示感谢，送他一身衣服。在旧时代，这是礼，不算贿赂，如我的同乡王仙洲律师就曾送我一副张伯英写的对联，因为我的一个熟人为什么事打官司，找我介绍律师，我曾介绍去找他。仍是置身于旧时代说旧，这样的礼还不能不受，因为不受，人将疑为嫌礼太轻。还是说这位朋友，从旧习惯，接受一身衣服，运动来了，算做贪污，刚一揭发，自己觉得无面目见人，当夜就上吊死了。

言归正传，说自己。我不管钱，但拿了大众书店所办《语文教学》的编委费每月三十元，就与运动拉上关系。大众书店和《语文教学》当然都是国家承认的，但我拿编委费，并没有经过国家批准，这就可以赶入大胆怀疑的网。怀疑，是问违法不违法。不幸是我们没有法；即使有，来了运动，你说法律并没有禁止业余为“地上”的报刊审稿，就不再有用。情势是只能听候处治。早的一阵风是由本单位的一个什么小组刮来，找谈话，追问与大众书店和《语文教学》的关系。为《语文教学》约稿，是公开的，用不着隐瞒，也无法隐瞒。其他还有审稿，拿编委费，戴上旧眼镜看，我于心无愧。

但我已经确知，某种事对不对，算不算犯罪，判定之权不在常情和法律手里，而在运动手里，就是说，追问的一阵风已经可以暗示或明示，紧跟着来的必是更大的风以及判定为犯罪。果然不出所料，小组追问很快就变为人数多的审问斗争。命令交代，其实情况就那么一点点，即使想多说以求上纲，也苦于想不出来。当然不满足，于是责令反省，即拘留在单位的一间房里，不许回家，专心交代。计住了四周，都交代了什么，现在是一点也不记得了。这其间，负责我这大案或小案的人必更加忙碌，是事后风平浪静，我的形象不再那样丑陋之时，其中一位告诉我，连我转致稿费的一件件都核对了，证明我并未中饱，我听了，只能报之以苦笑。这样，多方调查，抓不着小偷小摸，如何上纲？是说我同张、马二君谈到过中小学或中小学课本的情况，这是为勾结资本家而泄漏了国家机密。出言定案，其后是照常上班工作，听候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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