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球首脑会议”和“笹川国际环境奖”中国得主

1992年6月5日，“世界环境日”。举世瞩目的联合环境与发展大会在巴西的里约热内卢举行。新落成的会议中心位于里约热内卢南端，占地六十万平方米，依山傍水，景色宜人，具有热带独有的景观。与联合国设在美国纽约和瑞士日内瓦的建筑一样，这里又成为一片“国际领土”——属于全人类的净土。包括中国在内的一百七十个政府代表团和一百零二个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六千多个非政府组织的代表，九千多名记者前来参加这次盛会，从而成为历史上人数最多、规模最大、规格最高的一次国际会议，并被称为“地球首脑会议”，也称为“地球高峰”会议。这次会议的议题，既不是议论传统的意识形态和争端，也不是讨论“冷战”和武力冲突，而是如何保护我们共同生存的太阳系中这个小小的星球。肤色、种族、信仰不同的人们，无论是相信上帝创造了人，真主创造了人，还是劳动创造了人，我们都共同生活在一个世界里。人类在地球上已经生活了几十万年，但是开始认识地球却只不过是近一两个世纪的事。认真地认识到地球的脆弱性，也只不过是近十来年的事。现代科学告诉我们：茫茫宇宙中，那些较大的螺旋体是许许多多的银河，较小的螺旋体是许许多多的太阳和行星，而地球只是太阳系行星之中的一个，有幸又是惟一存在生命的一个，它由空气、水和土壤以及适宜的温度，产生了生命并且由于连续不断地彼此交替构成了维持生命的生物圈。地球是宇宙间的“一叶小舟”，我们是一群别无选择的“旅行者”，以地球上薄薄的而且脆弱的围屏里的空气和水来维持生命，并且不断地使用地上非常有限的自然资源。目前全球人口已达五十多亿，并且以每年一亿的速度在增长着，可以说地球上凡是能住人的地方已经全部被人占有，人类为了生存并进而生活得更美好、更舒适而向地球贪婪地索取。人征服了自然，但在创造幸福的同时又破坏了自然。而地球的承受力是有限的，人创造的“技术圈”已经危害了大自然的“生物圈”，大气、水和土壤的污染，资源的危机，已经给人类带来了一连串的灾难：全球变暖、臭氧空洞、森林锐减、土地沙漠化、酸雨、有毒废物、淡水资源的污染和短缺、野生动植物日益消失……地球向全人类敲响了警钟：作为地球上的物种之一，你们还想生存多久？难道要毁掉宇宙中这惟一的“方舟”而使子孙后代失去栖身之所、像恐龙一样地永远灭绝吗？

这是一个多么严肃而又多么迫切的议题！

在会议召开的前夕，“人类环境”已成全世界的热门话题。这次会议还有一项重要内容：颁发联合国环境领域的最高荣誉奖——笹川国际环境奖。这项大奖是在1972年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的倡议下经联大批准设立的，1982年联合国环境署理事会在接受日本造船公司一百万美元的捐赠后以“笹川”命名。迄今为止，全世界只有九个人在前八次颁奖时获得这份殊荣。今年，又有两位得主走上领奖台，他们是为保护人类的净土做出卓越贡献的卫士，每人将得到十万美元的奖金。而这两位得主之中就有一个中国人——中国国家环境保护局局长曲格平！

这表明，在当今人欲横流的这个地球上，中国的环境保护工作已经得到了国际上的承认和肯定，而曲格平正是为此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会议召开前夕，曲格平接到了联合国环境署笹川环境奖秘书伊丽莎白·莫奇拉女士热情洋溢的来信，告知他被评为今年的获奖人的喜讯。曲格平在回信中说：“这一殊荣，不仅是对我本人工作的肯定，也是对整个中国环境保护事业的肯定；因而，它也就不仅是我本人的光荣，而且是我为之服务的国家的光荣。我希望能借助此次评选和颁奖活动，进一步推动我国的环境保护工作，进一步促进中国与世界各国在环境保护领域的交流与合作！”

在青藤和绿叶覆盖的国家环保局局长办公室里，我采访了即将前往巴西领奖的曲格平和他的同事们。

今年6月，曲格平刚好年满六十二周岁。瘦长的身材，清癯的面庞，稀薄的灰白色头发，一副谦和的笑容，一口混合着山东味儿的普通话。他从摆满文件的办公桌前站起来，接待客人。

我们一起坐在他办公桌前面的沙发上。一见如故，啜茗长谈。

他很健谈。从1972年到现在，他为环保工作奋斗了整整二十年，是这条战线上工作最久的老战士、老领导，对中国大地上的山川草木了如指掌。他曾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首任驻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代表，是我国最早从环境角度看世界的人士之一，胸中装着整个地球、整个宇宙。二十年来，他有大量专业著作问世，还是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人民大学、同济大学、武汉大学兼职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聘任教授、硕士生指导教师，美国世界环境中心访问教授，英国牛津大学客座教授，英国普来福大学荣誉工学博士。他不仅是中国政府中的一位部长级官员，而且还是一位颇有国际影响的环境科学学者。

他是去年破土而出的大型期刊《绿叶》的名誉主编。正像《绿叶》使科学和文学联姻一样，他本人也“两栖”于科学界和文学界。从他的著作中可以看到那流畅的文笔，科学论文不再枯燥无味，而以鲜明生动、娓娓动听的语言引人人胜。他有许多文艺界的朋友，对文艺相当熟悉，而不像我们对科学那么外行。因此，采访他远比探寻我们所不熟悉的其他人物和领域要容易，有问必答，而且滔滔不绝。

只可惜时间太少了，我们的交谈时常被电话和他的部下的请示、汇报打断。

1972年，在艰难中起步

让我们倒退二十年来看中国，看曲格平。

二十年前，整个中国还陷在“文化大革命”的泥沼中。“四人帮”趁天下大乱，攫取了相当的权力，为所欲为。周恩来殚精竭虑，“抓革命，促生产”，维系着濒临崩溃的国民经济。

1972年6月，联合国在瑞典的斯德哥尔摩召开人类环境会议。

那时候，被政治风云搞得晕头转向的多数中国人尚不知“环保”为何物，以为不过是“扫马路”、“扫厕所”而已。长期封闭、落后的农业大国没有享受过工业革命带来的富庶与舒适，也没有尝到过工业污染所造成的严重后果。“楼上楼下，电灯电话。耕地不用牛，点灯不用油。”这就是中国人自50年代以来向往的美好未来。当年的流行歌曲唱得多么自豪：“牛羊肥壮驼铃响，远处的工厂冒青烟。”完全不懂得“青烟”是“牛羊”的克星。当年的民歌喊得多么雄壮：“喝令三山五岭开道，我来了！”“移山填海”、“围湖造田”，甚至砍掉果园来“大办粮食”，都被看做是改天换地的英雄行为。什么叫“破坏生态平衡”啊？什么叫“毁灭资源”啊？什么叫“污染”啊？不知道！“公害”问题？在社会主义中国，地主、资产阶级都已经被打倒，劳动人民当家做主，鸦片、妓女、天花、霍乱早已绝迹了，祖国山河一片红，哪还有什么“公害”啊？

但是，周恩来是清醒的。他曾经周游世界，对天下大事比别人看得清楚，而且知己知彼。“公害问题你们要注意，不要看成是小事情，不要认为不要紧，不能再等了，不要做贻害子孙后代的蠢事。”他说。仅仅在1972年2月这一个月之中，他就讲了七次。

周恩来决定，中国派团参加斯德哥尔摩人类环境会议。

当时，我们这个泱泱大国还没有环保机构，代表团是从各方面凑起来的。四十二岁的曲格平那时是国家计委的一名处长，他被指定为代表团成员，并且参与起草了大会发言稿。

周恩来亲自审看了这份稿子。可以想象，在当时的政治气氛下，那会是怎样的文件，过热的头脑和有限的外部世界知识，使发言像是“示威”。周恩来却当头泼了一盆冷水：我看把成绩说得过头了，我不大相信我国的环境这么好，也不大相信外国的环境那么差。中国的环境问题很多，要公开承认这一点。

中国代表团上路了，这是自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以来，中国巨人第一次在国际上亮相。由于周恩来发了话，中国代表团在大会上羞羞答答地承认了自己也存在“公害”问题，而这是冒着“给社会主义抹黑”的风险的！当然，这种承认和正视是极其有限的，发言中仍不乏粉饰自己、嘲弄他人之词，还向大会文件《人类环境宣言》提出了十条很冲的意见。外国人不明白正处在“文化大革命”热潮中的中国人是怎么回事儿，在报纸上评论说：“中国人自吹自擂，似乎不是抱着合作态度！”

尽管如此，中国毕竟参加了这次大会并且受到了极大的震动。

大会通过了《人类环境宣言》，在这个著名的宣言里竟加进了四段毛主席语录，由此可想当时的精神状态；并且出版了长篇报告《只有一个地球》。

《只有一个地球》的副标题是《对一个小小行星的关怀和爱护》，由两位杰出的学者巴巴·沃德和雷内·杜博斯主编并且由五十八个国家的一百五十二位专家组成的顾问委员会讨论定稿。它是为大会提供实际的背景材料和概念性的基础意见而准备的，但又不作为官方文件，不受任何国际协约的约束。作者畅所欲言，忠实地报道了在人类环境方面已知和未知的问题，并且指出在不同的个人和不同的国家受害之间，对当前所存在的危险以及在自然和人为的环境间建立和谐的平衡，有着尖锐的对立和不同的评价。这是一本到1972年为止对人类环境最完整的报告。它从全球生态系统的广阔视角，揭示出人类环境污染和破坏，主要是人口的急剧增长，粮食的短缺，能源的不适当使用，工业、技术的盲目发展，货源的不合理开发利用等这样一些因素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结果。作者髙屋建瓴地指出：“毫无疑义，当前大多数的环境问题，都来自人对生态的错误行动。我们日益认为人类不是地球上的寄居者，而是地球的主人。我们把征服客观世界看做人类的进步，即使这意味着常因我们错误地认为与我们幸福无关而破坏了自然界，尽管作为物种之一的人类，在破坏和污染了自然界之后仍能生存下去，但是在这样污秽的环境里，人类还能长期保持它的尊严吗？”“而一旦这些平衡被毁坏，人类也就不可能再生存下去了。”

科学家发出了振聋发聩的呼喊：“只有一个地球！”

走出封闭的国门的曲格平受到了极大的震撼。从那时起，他把自己的注意力集中在人类所生存的“小小寰球”上，为研究它、保护它而不懈地努力。“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不仅是世界环境保护的里程碑，也成为我国环境保护事业的转折点。”他后来回忆说。而对于他自己，则是一项全新的事业的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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