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返母校，高建民的心情犹如龙人大海、虎归山林。他和他的老师们通力协作，为实现他的构想而废寝忘食，通宵达旦，绘制那些精密细致的图纸……他说：只要能搞出这项成果，对国家有用，我个人的名字排在最后也无所谓。

四年过去了，他所期望的成功还没有到来。这时，厂里接到北京来函，得知实验已经“失败”，召他回去。高建民不知“失败”之说从何谈起，但他想象得出一旦半途而废意味着什么。回去，就再也搞不成了！他没有走，仍旧“赖”在北京，千方百计地寻找继续实验的机会。为此，厂里又扣发了一年的工资！那时候，他已经娶妻生子，与他分居两地的妻子每月挣50多元钱，还要寄给父母40元，请他们代为抚养孩子，剩下的十多元钱怎么养活这夫妻两个？只有天晓得了。妻子没敢把丈夫的处境告诉娘家父母，勒紧裤腰带，让丈夫继续研究他的无缝钢管理论。唉，高建民，这个面慈目善的男人，意志却比铁石还坚硬，他迷恋钢铁竟然到了不顾身家性命的地步！

又一次幸运帮助了困境中的他，他的学术论文终于在《金属学报》上发表了！鞍钢无缝钢管厂的领导看到了来自北京的权威性学术刊物，知道高建民没“失败”，没“白干”，没“泡汤”，把扣了一年的工资如数补给他了。这笔钱简直是雪中送炭，髙建民兴奋地奔走于书店，图书馆和科研单位，他有了“活动资金”了！

他艰难地跋涉于科学探索之路，寻找着报国之门……

1978年，他得以从鞍钢调回北京，他仍然放不下多年的梦，离开了无缝钢管的事业，他觉得自己的生命就失去了意义。几番辗转，他调到了北京市科学技术交流中心，这里的领导理解他，支持他，鼓励他把继续了近二十年的研究进一步搞下去……

他遇到的困难和干扰是多种多样的。在理论上，国内有些同行不同意他的理论，认为他的这一套不是前进，而是“后退”；日本专家则断言：对西德的曼内斯曼体系进行改进是不可能的，国际上一百多年来尚无先例。在实际应用上，他的构想也并未被有关部门正式采用。原因是：目前我国应用的无缝钢管轧管设备都是曼内斯曼体系的，要淘汰、更新，牵扯面广，投资巨大，谁能拍板下这个决心呢？何况国际市场上也是这些设备，需要部分更新时只需进口就可以了，有什么必要冒极大风险去为高建民尚未得到国际公认的新理论去孤注一掷呢？

但是，“艰难困苦，玉汝于成”，高建民的“负特征角斜轧理论”在坎坎坷坷的漫长征途上终于臻于成熟，并且根据这一理论，他完成了对“大直径与特大直径无缝钢管轧机”、“无缝钢管斜轧轧机”和“大直径冷轧管材轧机”的设计，可以有理论、有实践地在世界范围内向曼内斯曼体系挑战了。他把自己的三项发明，同时向国内、国外申请了专利。当然，他没有钱，付不起高昂的专利申请费。国内部分，他只能掏出四百元，申请了两项，其余一项，由他所在单位花钱申请。国外部分，由一位热爱中国的美籍华人出资两万五千美元，向美国、西德和日本申请了专利。

1985年10月，高建民参加由国家科委组成的一个代表团，前往美国进行学术活动。十多天中，有十四个外国集团追着中国代表团团长，询问高建民的“负特征角斜轧理论”，对购买专利和技术合作表现了极大的兴趣，及至代表团回国，还一再写信来洽谈。看来，高建民的发明创造要红起来、热起来了。

回国之后，高建民处于高度的兴奋和繁忙之中。但无意中发现自己的右手写字有些吃力，心想也许是因为出国期间太累了，根本没有想到自己会生病。他这个人是从来不生大病的，偶然伤风感冒也从不吃药，挺一挺就过去了。他现在要着手做的工作是：为国内外的专利准备答辩材料，以对付专利机构的“实质审查”；他必须把和他的理论有关的国际技术资料都搞到手，进行严格的核对、查证，有理有据地击败所有的“论敌”，准确无误地证明自己的理论的正确、严密、可行，并且无先例可循。只有圆满地完成了这一切，他所申请的专利才可以被确认，他也才可以真正宣布自己的胜利——中国人的胜利！

现在，他正坐在灯前，摊开自己的三份《说明书》，逐字逐句地校阅，与那些浩如烟海的文献技术资料相对照。这项工作，犹如一位运筹帷幄的将领在决战前夕推敲将决定生死存亡的战略部署，犹如一位体育教练在世界大赛的场外对他的运动员作临阵检阅和动员……高建民突然感到一阵晕眩，脑袋发涨，腹中恶心。他想，也许是晚饭吃得太急了，消化不好，要闹肚子。他刚刚离开桌椅，要去厕所，“哇”的一声，胃中的食物呕吐了出来！

妻子被惊动了，问他是怎么回事。他说：“谁知道！吐了就吐了吧，轻装上阵！可是我……我怎么吐完了还头晕？”

妻子说：“那你明天到医院看看吧！”

“明天？我和领导约好了明天要商量工作。”

“不行，”妻子坚持说，“明天我给你们领导打个电话！”

第二天，阴历二十九。一早，妻子就上班去了。到了班上，第一件事就是打电话替丈夫请假。电话拨通了，接电话的却说：“你还请什么假？他已经到了！”

现在轮到妻子请假了。她没等到下班时间，就匆匆赶回家里，陪丈夫去了医院。

当天夜里，他又呕吐了。妻子想：明天还得想办法。她哪里想到，第二天早晨高建民连穿衣服都不会了，踉踉跄跄地跌在藤椅上！

妻子慌了，敲开邻居的门，请求帮助，叫急救车，这情形和前面讲过的王振泰颇为相似，他们本来也是很相似的人！

直送医院急诊室，马上输液！作“c”（x射线断层扫描）检查后，马上冲出了片子，大夫说：“病人脑部患胶质瘤，需要做手术！”这一出乎预料的诊断把妻子吓坏了，她虽然不懂医学，可是这“瘤”、“手术”之类的名词让她联想到一片恐怖的阴影！她害怕这手术，又盼着这手术……

手术！手术！可是在这年头岁尾，医院里安排手术也有困难啊！

阴历腊月三十日，牛年的最后一天。科技交流中心的领导闻讯赶到医院，要求不惜一切代价抢救他们的高建民，不然，他的无缝钢管、国内外的专利……

虎年的大年初一，钢铁学院的老院长也赶来了，他找到这所医院的院长——他过去的老战友，恳切相托：“高建民是我的学生，一个非常好的学生，你们一定要……”

终于做出了决定。当天夜里，护士做了准备，给高建民剃了头。手术于大年初二上午进行。

一张印着黑字的白纸摆在病人的妻子面前。因为任何一位医生只能对于手术的必要性做出决断，却不可能保证百分之百的手术成功，一旦出现意外，这人命关天的事儿要事先有个字据。

妻子的手在发抖，嘴也在发抖：“为了挽救他的生命，我同意做……手术……”

大夫说：“我们会尽最大的努力保住他的生命。但是，手术之后不排除留下偏瘫、失语等七项后遗症的可能性，请你仔细考虑之后再签字。你认为，对病人来说，最重要的是生存质量呢，还是生存期？”妻子的脸色煞白，她已经意识到，丈夫现在确确实实处于生死关头。这个在几天之前还像牛一样拼命苦干的硬汉，说不定在手术台上就会结束生命，或者万幸在医生的手下得救，但留下的将是一个不能说话、不能行动的废人！这么说，她的建民，和她结婚不到十年却有三年多分居的丈夫，她那不满九岁的儿子的父亲，和她共同生活的时间将不会很久了！对于一个妻子，这是甚于一切的致命打击！但是，她又从大夫的话中朦朦胧胧地领会出另一层意思：经过大夫的努力，也有可能既保住建民的生命，也免除那些可怕的后遗症，大夫将还给她一个健康的建民，却只能再生存很短的时间！

她在极度的惊惶和痛苦中思索。她望着丈夫，他无声无息地躺在病床上，严重的脑瘤压迫着他的神经中枢，他不能说话，不能动弹，但是，一双深情的眼睛定定地看着妻子，似乎有许多话要说……

妻子知道：她的建民，丢不下爱妻幼子，更丢不下的是他辛苦创立的“负特征角斜轧理论”和目前尚停留在图纸阶段的无缝钢管三种新型轧机。作为一名有理想、有抱负、有创造欲望的工程师，他迫不及待地要把纸上的东西变成实践，变成轰然转动的机器和崭新的无缝钢管，他要亲眼看到这一新的创造造福于国家和人民，并且走向世界，让全人类都刮目相看：啊，china！但是，这一切都没有来得及实现，建民需要活着，需要继续他的事业，即使来日苦短，他也决不能就此停顿……

妻子望着他，猜测着他的心思，含泪轻轻地问：“你是想要……生存质量？”

高建民感激地看着妻子，竭尽全力朝她点了点头。十年携手共艰危，此中甘苦两心知。妻子太了解他了，准确地传达出了他的心声：在生存质量和生存期不可兼得的情况下，我毫不犹豫地选择前者！宁可在有限的时间内跑步前进，做完我该做的事，也不愿意失去工作能力而长命百岁！

妻子果断地答复大夫：“要生存质量！”她流着眼泪，用颤抖的手签了字。

手术室的门打开了，高建民被推进去，停在雪亮的无影灯下。

门关上了，一场决定命运的手术在紧张地进行。命运是高建民自己选择的，对他来说，这一抉择不仅是严峻的，简直到了残酷的地步：宁可活得短暂，但要活得高质量！他当然知道生命的可贵，中国的知识分子热爱事业胜于生命，在生死关头这绝不是一句空话！

手术在进行，妻子等啊等啊，仿佛等了一年，等了一辈子。她想到了各种可能性，但对自己代表丈夫做出的抉择却不后悔。她等待着渺茫的希望，也等待着可怕的厄运，她不知道丈夫是否还活着……

手术终于结束了，而且成功了！建民活着，头脑清醒，神色安然，正向妻子微笑呢！

妻子向大夫感激涕零，又急着问：“大夫，那瘤……都切除了吗？”

“切除了三分之二，五点五乘六厘米。”大夫回答。

“啊？为什么没有全部切除？”她感到意外，一想到那可怕的胶质瘤还残存在丈夫的头颅内，心中又蒙上了阴影。

“这是根据你们的要求做的。如果全部切除，病人很可能会留下严重的后遗症，甚至失去记忆，丧失工作能力和生活自理能力，那样就不能达到你们的要求：生存质量！”

“噢！”她说不上是欣慰还是惶恐，但她相信丈夫的病痛减轻了，在危急关头，大夫挽救了他，给了他继续工作的条件——存质量。但是生存期还有多少？大夫却没有说，也许难以估计，也许不便明说。她为前者庆幸，又为后者担忧。她试探地问大夫：“切除的部分有四分之三吧？”

“没有，只切除了三分之二，”大夫说，并且再次强调，“这是为了不影响他的记忆力，保证生存质量！你不是这样要求的吗？”

“即使我们全部切除，这种肿瘤也有可能重新孳生的，”大夫又补充说，似乎在安慰她那遗憾心理，“所以，我们采取了慎重的、切实可行的方案，以求达到预期的效果。”

她无言。她只能把丈夫的未来交付给命运了。

手术后的第二天，高建民就能说话了，谢天谢地，病魔没有让他失语！听见丈夫发出的那虽然微弱却很清晰的话语，她激动地哭了。建民没有失去记忆，他的头脑清楚，语言的逻辑正常，这说明，他还可以阐述他的理论，还可以工作！泪水滴在丈夫的枕边，滴在他那苍白的手臂上，她握着他的手，庆贺他赢得了生命和生存的价值！但是，丈夫的右手却软弱无力、麻木不仁，正如大夫所预言的那样，由于肿瘤的位置在左脑，他的右臂和身体的右半部出现了偏瘫症状！

他以惊人的毅力，用左手支撑着下地，锻炼右手和右半身的活动能力。他决不能瘫痪，决不能废掉自己的右手，读书写字几十年，右手立下了汗马功劳，以后更要靠它！

他胜利了，治疗和锻炼相配合，他一天天好起来。二十天以后，他出院了。不久，在他居住的那幢居民楼前，邻居们又看见了他那奔忙的身影，头上戴着帽子，帽檐下露出剃光以后新长出的一茬短发，面带笑容地对关心他的人们说：“我好了，没事儿了！”

他又在继续因病中断的工作，夜里伏案劳神，白天出外奔走，往来于国际信托服务公司、国家专利局和他的工作单位、家庭之间。国内专利审査的时间早已到期，由于他的住院不得不推迟到现在，他不能再拖了，必须准确无误地完成答辩，才能取得专利权，然后，还得对付国际专利的实质审查……

我的读者！也许你会以为“专利权”的核心是“利”，是一大笔财产？其实，专利权首先是对科学技术创造权利的确认和保证，核心是“权”。专利机构对发明者不付任何报酬，相反，还要申请者付出相当数额的申请费，而只有当这项专利被使用厂家购买的时候，才由他们付出金钱。高建民的发明创造，花费了他最宝贵的年华，消耗了难以用金钱补偿的精力和体力，并且搞得他那个收人低微的小家庭常常捉襟见肘，却迄今没有一分钱的“利”可言。如果为了金钱、财产，他大可不必去那样奋斗了，因为在切除肿瘤的时候，他就得到了一个不祥的预告，他的生命也许不会很久了，即使物质财富在遥远的地方向他招手，对他也毫无意义，因而也不会具有任何魅力了。使他在死神的威逼下仍不肯退缩的，是他的理论尚未能最终战胜“曼内斯曼”，如果他现在半途而废，无缝钢管的轧制理论和实践的更新将会推迟，那是科学的悲哀、人类的不幸，等到将来的某一天再由别的科学家来取代曼内斯曼，发明权也许就不属于中国人，从而也就不属于china了！“千秋万岁名，寂寞身后事”，一个科学家，他头脑中所容纳的时空远远超过了自己有限的生命！

高建民的妻子不敢再像过去那样“放纵”丈夫了，她强迫他躺下休息，不准他乱跑。高建民理解妻子的忧虑，但更希望妻子理解他的焦急。他抚着妻子的肩膀，用尽量温柔的语调说：“时间！现在时间比以往更可贵了。你不要拦我，就当我是出去玩儿吧！我没有任何嗜好，不会‘玩儿’，就只能‘玩儿’无缝钢管，也许这对我的身体是最好的治疗！”他甚至希望妻子出差，那样就没人管他了，特别“出活儿”！

惟有真情才动人。妻子知道，这是他们从相爱到共同生活的十年来，丈夫最真挚的情感流露，她本人也是钢铁学院的毕业生，和丈夫同样明白，钢铁对于国家是何等重要，对于一个献身于钢铁事业的人是何等崇高！

妻子再一次妥协了，她不再阻拦丈夫，陪着他一起跑，替他跑。他们共同争取到的“生存质量”，一定要充分利用，发挥到极限，这样，一旦不测风云来临，她才不会遗憾……

高建民终于顺利地通过了国家专利局对他的三项发明创造的实质审查，得到了科学的确认和法律的保障。下一步，就该全力以赴对付国际上的实质审查了，那将比国内的更艰巨、更繁杂，因为由一个中国人发起的对国际公认的权威的挑战，必将会遇到许多强大的对手，而只有一一击败他们，我们才能在世界范围内确立自己的地位。国际“激战”就要开始了……

不幸的是，1987年10月，高建民的旧病又复发了，“c”检査结果证明：胶质瘤又在逞凶了！他写字时右手不太听从使唤，随后，连说话也感到吃力了。他意识到：也许是自己的“期限”到了，从出院到现在，他赢得了一年零八个月的时间，发挥了最高的生存质量；但是，事情还没有完，更严峻的战斗还在后头，现在不能“釜底抽薪”啊！生命，时间，这是人间多么宝贵的东西！现在，谁能够给他？谁能够？！

高建民必须再次住院，再次手术，前途吉凶难卜！他含泪拉着一位老同学的手说：“如果我……不行了，你要推动这个项目！”这是他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做出的郑重嘱托。但在这关键的时刻假手于人，他能放心吗？

没有别的路可走了，一年零八个月以前所做的一切，只有再重复一次：剃头，开颅，手术。但是，髙建民的病情与上次巳经有很大的不同，手术也不是简单的重复，这一次的结果将意味什么？谁也不知道，也许病魔将残忍地宣布他生命的终止，也许从手术室里推出来一个没有思想、没有行动能力的“植物人”，那样，准备了二十年的一场激战，将会在战鼓擂响之前就宣告结束，功亏一篑，一切都完了！

1987年12月，高建民重新住进了医院，准备接受第二次手术……

他的故事没有结束。

我凭着自己的真诚愿望做着种种美好的设想；祝愿他康复，但在获得准确的结果之前，我却没有虚构的权利。我只有等待，愿命运赐我以神来之笔，在沉闷的文字之中增添一抹令人振奋的亮色。

为了我们民族的前途，抢救我们的国宝！

现在有一种说法：“老大靠了边，老九上了天。”知识分子在那个荒唐年月曾经被排行“老九”，其实那也不是“四人帮”的独创，早在元朝时就有“九儒十丐”之说，知识分子也是“老九”，仅比乞丐强一些，倒数第二。而按照中国封建社会的传统观念，则是“士农工商”，又居于各业之首。数千年的历史，也是一部知识分子的沉浮史。

马克思主义认为，知识分子从来就不是一个独立的阶级，毛泽东主席曾经借用“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的古语来比喻知识分子的依附性。中国知识分子自古以来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依附于统治阶级，或人朝事君，运筹帷幄；或遁迹山林，愤世嫉俗，思想实质是一样的：“天生我材必有用”，为统治阶级所“用”。孔子的四处游说，李斯的叱咤风云，魏征的冒死谏君，杜甫的悲天悯人……其源盖出于一辙：“士之仕也，犹农夫之耕也。”不依附于统治阶级，得不到统治阶级的赏识、重用，便不能发挥“士”的作用，就像失去了土地的农民，无着无落，自然也就无法实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抱负。作为历史的延续，近代、现代的知识分子仍然无法摆脱这一根深蒂固的传统。“五四”以来的许多优秀知识分子和建国以来的绝大部分知识分子都依附于无产阶级这张“皮”上，在伟大的历史变革中，承担了举足轻重的双重作用，这是不可逆转的历史规律，也是不容抹煞的历史事实。

按照近代关于“知识分子”的概念，他们既是民族文化的主要载体，又是国家政治实体中不可或缺的社会精华。知识分子以其得天独厚的文化修养和精神素质，以其超越自身的济世胸怀、宽阔视野和强烈的忧患意识，在社会政治生活中拥有一席毋庸置辩的决策参与权，是“社会的良心”。中国的知识分子毕竟是“士”的后代，身上打着祖先的烙印，流着祖先的血，在他们为祖国而献身的时候，仍然像诸葛孔明一样“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是一份珍贵的遗产，是一本充满魅力的书，是人类文明史的奇观，他们是一条既硬且韧的“脊梁”，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从“焚书坑儒”到“文字狱”都未曾使它折断、倒伏！

“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历代的统治者们在如何对待知识和知识分子的问题上，有着丰富的经验，更有惨痛的教训。中国无产阶级作为阶级社会的最后一个统治阶级，自应对此做出远胜于前人的、最透彻、最公允、最明智的回答。

谁也不能否认，首先把马克思主义“引进”中国的是以李大钊为代表的知识分子。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袖人物也是以毛泽东、周恩来等伟人为代表的知识分子，这是中国知识分子有史以来在政治舞台上所创造的最辉煌的业绩。身为知识分子，他们当然比谁都明白知识分子的重要，即使在以武力夺取政权的年代，毛泽东也清醒地向全党、全军发出“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呼吁，他明确指出：“没有知识分子的参加，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他并且严厉告诫：“对于知识分子的正确的政策，是革命胜利的重要条件之一。我们党在土地革命时期，许多地方许多军队对于知识分子的不正确态度，今后决不应重复！”这一决策所起到的重大作用，早已为历史所证实。建国之后，1956年，在毛泽东提议召开的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周恩来在报告中系统地论述了知识分子问题同加速社会主义建设的关系，第一次明确地指出了“我国知识分子的绝大部分已经成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并且发出了“向科学进军”的伟大号召。中国的原子弹、氢弹、运载火箭、人造卫星上天以及科学、教育、文化事业的空前发展正是这一政策的威力的生动体现。

遗憾的是，这一正确政策未能一贯地坚持下去，从50年代后期就偏离方向，越来越“左”，知识分子被视为政治上异己的阶层，一个接一个的运动无一例外地拿知识分子开刀。许多热爱社会主义祖国并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的知识分子被戴上“资产阶级”、“右派”的帽子，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到了“文化大革命”更发展到荒谬绝伦的地步，斯文扫地，知识分子遭到了残酷的打击，甚至把重视知识和知识分子说成是“搞修正主义”，有“亡党亡国的危险”，酿成了中华民族历史上空前的文化浩劫，严重地打击挫伤了知识分子的积极性！

“文革”后幸存的知识分子如惊弓之鸟。然而，他们的报国之心却并未泯灭，他们头顶着“两个凡是”、“两个估计”的阴霾，翘首以望春天的到来。

1977年，邓小平复出，自告奋勇主管科学和教育，提出：“一定要在全党造成一种空气：尊重知识、尊重人才。”1978年，他在全国科学大会上作了长篇讲话，大胆拨乱反正，明确指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党的知识分子政策重新回到了正确轨道并且迈开了新的步伐，使知识分子从沉重的精神枷锁下解放出来。漫长的寒冬宣告结束了！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同知识分子的关系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党和政府为落实知识分子政策、为知识分子创造报效祖国的条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并特别提出“中年知识分子问题”，这是前所未有的创举。这极大地激发了广大知识分子的爱国热情和职业的自豪感，他们怀着“士为知己者死”的强烈冲动，义无反顾地投入了奔向四个现代化的洪流。

近十年来，知识分子在政治上“翻身”了，心情舒畅多了，但并不是一切问题都迎刃而解了。知识分子政策的落实还有重重阻力。对知识分子传统的偏见还有深厚的土壤，一些人并未从思想深处清除“左”的流毒，未能认识到知识分子在“四化”建设中的重大作用，对提髙知识分子待遇有着严重的抵触情绪与平均主义思想。知识分子在工作、生活条件和物质待遇上还存在许多困难，在经济上还没有“翻身”。经济体制改革中，农、工、商的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了，走在了前面，与知识分子拉开了距离。在改革***现的这一新课题，迫使人们要思考，要研究，要解决……

从政策的制定到逐级落实，毕竟需要一定的时间，需要花费大量的气力和资金，还要冲破许多有形无形的阻力：有“左”倾思潮的残余，有世俗的偏见，有“合法不合理”的官僚主义。“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中央的知识分子政策在一些地区、部门、单位迟迟不能落实。何况，有些中央精神还没有形成文件和政策，人家也就会有各式各样的“领会”和“解释”，而不去化为实际行动。涉及面极广的职称、工资、住房等等问题，历来是“老、大、难”，难倒了许多人！

还有一些知识分子集中的单位，现在提拔了知识分子担任领导职务，人们却发现比“外行领导内行”的时候更麻烦。令他昔日的同类咋舌！画家方成有一幅题为《武大郎开店》的漫画，妙不可言，说的是身高不足三尺的武大郎荣任了领导，声言：“比我高的都不要！”那么，曾在景阳冈上打死猛虎的你家兄弟如何处置？此画虽“漫”，其理不谬，君不见，一些人才被埋没，一些学术著作被冷遇，一些发明创造被压制，一些新生力量被扼杀，正是由于这样的大大小小的“店主”作祟！当了权的知识分子自然比局外人更了解“圈子”里的事儿，一旦“李白”整起“杜甫”来，手段更巧妙、更毒辣、更能击中“要害”！“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谁知道！

人的生命是短暂的，现在的中年知识分子，已经在坎坷中走过了人生的一半，很快就要度过他们身体和事业的最佳时期而进人老年，有一些已经在中途倒下，等不得了。1982年，优秀中年知识分子蒋筑英、罗健夫之死曾激起了极大的社会反响；近年来，又有一批像张广厚、钟家庆这样的杰出人才相继谢世。

据《健康报》记者调查，仅截止1987年6月上旬，中科院已有八人病逝，年龄均在三十三岁至五十六岁之间，其中有五名是高级研究人员。

据数学所3月份的健康检查结果，该所的66名中年知识分子中，有31人程度不同地患有各种疾病，其中有两名早期肿瘤患者。

据《科学报》报道，1986年，中科院北京地区有38名科技人员去世，其中23名正值中年。

北京航空学院仅在七个月中便有七名中年知识分子死去，平均每月一条命……

据《光明日报》报道，中华医学会对北京十一个单位调查，发现中年科技人员患慢性病的占总人数的814%。

北京两年来中年知识分子死亡434人，高于同期职工死亡率。另据1983年的调查，中年知识分子的死亡率是老年人的两倍多，近年又有上升趋势。无情的病魔对准了中年知识分子，一个一个地吞噬，这不能不引起全社会的震惊和深深的忧虑！我为这一连串怵目惊心的黑色数字而万分痛心！

据悉：国家体委科研所李力研对我国十一个省市二十余所大专院校和科研机构的一万多名中高级知识分子进行了体检调査，对两万多名中高级知识分子的近期死因作了统计，发现：我国中高级知识分子的寿命比全国人均寿命要短近十年。据五年来的统计，他们的死亡平均年龄是5852岁，而全国人均寿命是68岁。在两万多名已故中高级知识分子中，死于中年（40至60岁）的占6142%。40至50岁之间是他们事业的黄金期，也是他们的死亡高峰期，3184%的中高级知识分子死于这个年龄段。接下来的一个年龄段：50至60岁，是他们死亡的第二高峰期，死亡率为2584%。由此可见，我国有一大半的中高级知识分子死于40至60岁之间。他们死亡的另一个特点是：专业职务越低死亡的平均年龄越小。教授级知识分子的死亡平均年龄基本上与全国水平一致；副教授的死亡年龄是5925岁，低于教授；讲师的死亡平均年龄只有4129岁，又低于副教授。一个完全颠倒的阶梯！如此下去不知该怎样“接班”？

有一次，我去医院探望一位因病住院的中年知识分子，猛然发现在医院的大门旁新设了一个出售寿衣的商店，而且醒目地写着大字招牌：“中老年寿衣，品种齐全”！我的心惊悸了！这一行业的生意兴隆无疑是一个恶兆，中年人的“寿衣”已是热门货了。那黑字招牌搅得我久久不能安宁！

中年知识分子问题，已经是一个紧迫的、特殊的问题，应该采取特殊的措施来解决，正如五年前陈云同志就提出的：对中年知识分子问题，不能“按部就班”地解决。“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

中华民族是个极富有同情心的民族，对这个动荡不安的地球有着强烈的责任感。我们曾经先后为援助越南、柬埔寨付出了高昂的代价，曾经为救护非洲灾民而募捐，为尚未到来的亚运会大张旗鼓地搞了许许多多的义演、义卖、义展，却不曾为我们的知识分子“募捐”过一分钱，以解决他们工作和生活上的困难。大概也很少有人知道，像陈景润那样的著名数学家现在还是用纸、笔演算，而没有国际先进设备一计算器，因为“我们数学所买不起”！我们曾经为抢救大熊猫、为修复长城发动了千家万户募捐，连娃娃们都省出了买冰棍儿的硬币，惟独没有为我们的知识分子掀起过这样全民族的热忱。大熊猫是国宝，知识分子更是国宝；长城是民族的骄傲，知识分子更是民族的骄傲。在科学与文化已成为社会进步杠杆的现代社会，知识分子是我们在科学文化的激烈竞争中，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一笔巨大财富，是用血肉和智慧筑起的一道新的长城！

我们有昂扬的尚武精神，历来对浴血奋战保卫疆土的将士充满了敬仰，从50年代脍炙人口的《谁是最可爱的人》到80年代传遍全国的“理解万岁”，显示出人民和军队血肉相连、息息相通，这当然是慷慨悲壮的。但是，我们还有另一支军队，知识分子的队伍，他们也在“打仗”，为了祖国的繁荣、强盛而作战，“出不人兮往不反”，“首身离兮心不惩”，毫不吝惜自己的血肉之躯。他们也是“最可爱的人”，也应该“理解万岁”！

中年知识分子是社会的中坚，是国家的宝贵财富，是承上启下的重要环节，是连接历史和未来的中心纽带。他们关系着“四化”大业的实现。国家的繁荣昌盛要靠他们，老一辈的事业在他们手中延续和发展，下一代的成长在他们的带领下成熟和开拓，他们是一批在特定历史条件下造就的、久经考验的“良种”。

一批优秀的中年知识分子相继为国捐躯了，活着的同伴们还在继续他们未竟的事业，这些人已经非“抢救”不可了！

近年来，青年知识分子出国成风，人才外流的势头有增无减。这在很大程度上与中年知识分子的境遇所给他们造成的心理影响有关。80年代的年轻人和上一辈不同，他们有对自身价值的强烈追求，不甘心再走中年人的老路，他们也较少社会和家庭负担，不像中年人那样“故土难离”，便不约而同，一走了之。十年浩劫已经造成了严重的“青黄不接”，我们又用了十年培养的人才却纷纷“留洋”，那么，我们的科技、教育、文化事业将交给谁呢？交给那些弃学经商、“长途贩运”、“转手倒卖”的人吗？当今世界，“知识爆炸”；明日寰球，群雄竞起，若欲取胜，凭的是知识，是智慧！改革大业，千头万绪，最重要最根本的是改革人的素质，是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质量！正如党的十三大报告中所指出的：“从根本上说，科技的发展，经济的振兴，乃至整个社会的进步，都取决于劳动者素质的提高和大量合格人才的培养。”人才的早夭和流失严重地威胁着“四化”大业，一代中青年知识分子的命运影响了两代人，我们不能以民族的前途作抵押！一位做了几十年统战工作的老同志对我说：“现在经常开‘三会’：老年人的祝寿会，青年人的欢送会，中年人的追悼会！”

这是感慨，还是自嘲？我们的民族富有幽默感，非常善于从生活中捕捉可以写人《笑林》的素材，但这“三会”的顺口溜却令人无论如何也笑不起来。是啊，我们多么希望开更多的“祝寿会”，愿我们的老一辈科技权威、文坛泰斗、讲台宿将、艺术大师都青松不老，寿比南山；愿我们的中年知识分子青春常在、生机勃勃，也出现众多的寿星，将来，都为他们庆祝八十大寿、九十大寿，纪念他们从事某项事业的多少多少周年，那将是知识的大幸，人才的大幸，民族的大幸！

谨以本篇向英年早逝的中国知识分子、我敬重的兄弟姐妹们致哀，为活着的他们的同代人祈福！

作者追记

我亲爱的读者，当我拿到这篇报告文学的校样时，我不得不告诉你们：文中那位大直径和特大无缝钢管轧机的发明者高建民，最终没能逃脱死神的魔掌。3月25日，他以四十五岁的年龄与我们永别了。这又是一位在新长征路上为国捐躯的烈士，可惜没有人给他烈士的称号！

（发表于1988年第3期《当代》，1988年第12期《新华文摘》、1988年第6期《中篇选刊》、1989年第1期《报告文学选刊》等转栽。1988年获首届中国潮报告文学奖，1992年获中国作家协会、国家卫生部全国卫生题材优秀文学作品一等奖。收入《中国当代社会问题纪实》，光明曰报1989年出版；霍达报告文学集《万家忧乐》，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出版；《霍达报告文学选》，江苏文艺出版社1995年出版；《中国新时期文学精品大系——与祖国的文明共命运》，中国文学出版社1993年出版；《二十世纪华夏女性文学经典文库——美丽的天空》，中国文联出版社1995年出版；《新时期报告文学百家·国殇》，华夏出版社1999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