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一张熟悉的脸浮现在谷文昌的脑际，那是在东山时的老搭档樊生林。当年“反右倾”那一幕悲剧，二十年后的今天，一切都清楚了。当时犯了错误的不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他们是“诤臣”哪。他们蒙受了巨大的冤屈，却使党清醒了。我谷文昌一直是“糊涂”着吗？不，当时我和老樊一样，心里也“明白”着呢，却没能去当一个小小的“诤臣”！跟着党去犯错误，再跟着党去总结教训，毕竟比“上疏廷诤”容易得多了，没有任何风险，可是我们坐的这艘大船却差点儿翻了！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可惜我已经没有以后的机会了！

肉体和心灵的双重病痛在折磨着这位濒临死亡的共产党员，滂沱大雨，为这颗虔诚的心做庄严的洗礼。

正在龙溪地区视察工作的中共福建省委书记项南1月29日晚回到漳州，连夜就要去看望他。听到消息，谷文昌垂危的病体突然出现了转机，灰暗的双眼又放射出光彩。他的老伴和儿女喜出望外，以为他又有希望了，史英萍请人转告项南同志：“老谷的病见好，你就明天再来吧！”痴情的亲人啊，你们怎么没有想到，他的“见好”是生命之火熄灭之前的最后一次闪耀，他心里有话要向党说啊！

当夜，东山人民的好儿子谷文昌闭上了双眼，一颗忧国忧民的心脏停止了跳动。

窗外，大雨滂沱……

海峡对岸，东山岛141公里的海岸线上，参天的木麻黄林带在狂风中呼号，在暴雨中饮泣！

他死后，龙溪地委做出决定：把他的骨灰撒在宝岛，实现他“埋骨东山”的遗愿。

他死后，史英萍在一周之内拆除了家中的电话，连同谷文昌的手枪、自行车（这辆车从来不许孩子们骑）一并上交党组织：“这是老谷交代的，活着因公使用，死后还给国家！”

他走了，走得洁白，走得洒脱，走得高风亮节。

……

我望着他的遗像：肤色黧黑，面庞清瘦，满头白发，一双永远深情地望着百姓的眼睛。

我望着他的卧室，大大小小的工作日记，密密麻麻堆满了床头空地，好像他昨天深夜还在上面记下工作要点，好像他一会儿还会回来从中查找民间的呼声。

兵家必争之地

茫茫林海，巍巍长堤，当然不是一两个英雄建成的，奇迹的创造者是人民。跟着谷书记造林，他们经历了十几年艰苦卓绝的奋战；跟着樊县长筑堤，他们吃的是自带的干粮，住的是自搭的寮棚，没有领取国家一分钱补贴！

东山的百姓为什么心甘情愿这样做，东山的干部为什么有如此高的权威啊？东山人说：这是因为党的政策在我们东山掌握得好、执行得好。

这不是一句空话、大话，其中包含着巨大的容量。我更深地理解它，是在访问“台胞接待站”之后。

接待站，城关南门海堤边的这座占地2000余平方米、总投资38万多元的建筑，是专为来自台湾的同胞修建的，是他们的“寻根站”、“会亲站”、“还家站”。多少天涯断肠人在这里找到了归宿，多少离散的骨肉在这里得到团聚！剧痛和狂喜、噩梦和现实，在这里交织……

1950年的春天，国民党兵败东山，退据台湾。他们撤退的前夕，在东山进行了最后的疯狂劫掠，大搜粮、大派款、大抓兵，把4200余名东山人胁迫上船，岛上三分之一的家庭被拆散，留下多少新婚少妇、白发爹娘、无依孤儿！

东山解放了。在枪毙血债累累的伪县长那天，老百姓吃干饭庆祝，朝着毛主席像叩头谢恩，纷纷上台诉苦伸冤，涕泪横流！而那些苦大仇深、悲痛欲绝的渔民、农民，往往同时又是撤往台湾的国民党军人家属，在他们心中，亲与仇、爱与恨、情与法、家与国，互相交错、互相扭结、互相矛盾，难分难解。这些人不是一个两个、三家五家，而是好几万，再加上儿女姻亲、姑表旧眷，盘根错节，蛛网纵横，涉及人员遍布全岛，难道都把他们推到敌人一边去吗？

一个独特而棘手的问题摆在刚刚执政的共产党人面前。

命运，像一个飘忽不定的魔影，笼罩在千万人的头顶。政策，像千斤巨石在东山县委负责同志的心中权衡。

谷文昌、樊生林……他们都是从战争的硝烟中杀出来的老兵，身上还残留着国民党军队的弹孔，胸中还燃烧着仇恨，但是，面对这些孤儿、寡妇和老人，又费踌躇，慢思量。

海滩上，月朦胧。渔家妇女把已在异乡做鬼的丈夫的旧布衫穿在竹竿上，向着对岸呼唤魂兮归来……

油灯下，意绵绵。年迈爹娘用颤抖的手在年夜饭桌上多摆一副碗筷，默念着未归游子的乳名……

他们在战争中失去了亲人。翻身，解放，他们虽然也和别人一样分得了房屋和土地，却没有得到和别人一样的、本来应该享有的幸福和团圆。他们的亲人是被强行抓走的，仅仅一个铜砵村就被抓走青壮男子142名，所剩惟有老弱妇孺，这些人难道有罪吗？她们已经遭受了双倍于常人的浩劫，心灵上留下了永难愈合的创伤，共产党人决不能再在伤口上撒盐，而应该——救灾！

中共东山县委迈出了审慎而又勇敢的一步，就此创造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新名词，称他们为“兵灾家属”。对他们政治上不歧视，使其享有和一切公民同样的待遇；经济上，困难户给予救济，孤寡老人由国家供养。

一项德政，众望所归。那些心里藏着难言的隐痛，曾经用犹豫、惶恐和期待的目光望着执政者的“兵灾家属”们，最懂得“信任”二字有多重的分量！

信任，连结了民心。

信任，沟通了海峡。

……

东山台胞接待站的电话铃声又紧急地振响了。

站长拿起话筒，电话是从平潭台胞接待站打来的，那里刚刚来了一位驾船到平潭港避风的台湾渔民。他在当年那场“兵灾”中从东山去了台湾，丢下了高堂老母和两个弟弟，几十年音信隔绝。海上的风暴给了他天赐良机，怀着狂跳的心向着故土靠拢，由于某种原因又不能在此久留，但他多想见一见朝思暮想的亲人啊，哪怕只看一眼！

此刻，海岛上空，大雨如注，就像积蓄了多年的相思泪一发倾泻而出！站长手握话筒，陷人了沉思：这位台胞所提供的，除了几十年前的地名、人名，再无任何线索。岁月流逝，人事沧桑，当年的踪迹能不能找到啊？那位台胞在平潭只能作短暂的停留，难哪！站长仿佛看到了那隔绝的母子怀着渺茫的希望在互相渴念的眼睛。他毫不犹豫地对着话筒说：“我们一定竭尽全力！”

冒着倾盆大雨，接待站全体工作人员立即出发，从台胞提供的原始地址找起，遍访百十户人家，毫无着落。他们想：说不定这位台胞当初是“讨海人”？于是又分头奔赴几个渔业大队去寻查，依然无人知晓。在线索将要断绝的时候，一位老渔民提醒他们：东山解放初期，“讨海人”大都在“第一渔业大队”。工作人员又上路了，沿着这一点蛛丝马迹去寻找沧海一粟，几经周折，终于找到那位台胞梦魂牵绕的母亲，年逾古稀，仍然健在。今天正巧亲戚家操办儿女亲事，老阿婆兴致勃勃地出门赴宴去了。工作人员追到喜宴上，气喘吁吁地告诉她这一喜讯，老阿婆顾不上喝喜酒了，迫不及待地要去看儿子。站长派了两名工作人员和一位医生护送，汽车全速向平潭急驶而去……

现在，文学语言显得贫乏了，我们无法描述那母子相见、热泪交流的情景！

儿子说：“阿妈，这些年，让你们受苦了！我这次冒着风险回来，没带什么积蓄，身上这点钱，你老人家拿去修修旧房吧……”

母亲说：“儿啊，妈不苦！家里早就盖了新房，你两个弟弟都成了家，妈已经儿孙满堂了！”

儿子说：“阿妈，我在那边想你们啊！这是我带来的台湾相思树种，你把它种在……”

母亲说：“儿啊，咱们东山过去没有树，如今满眼都是树，家门口的相思树年年都挂满了红豆！”

惊异，感叹，震动！故乡的巨变，亲人的安泰，使游子恍若身在梦中。在“那边”，他也曾在夜深人静之时偷偷收听福建人民广播电台播送的故乡佳音，但又心怀惴惴，未敢深信。历来“一人为匪，九族连坐”，他猜想家里的亲人恐怕早已……但现在，安然无恙的母亲就在他面前，亲口告诉他梦想不到的现实，他还能不相信生身之母吗？

相见时难别亦难。匆匆一见，儿子又挥泪上船了，频频回首望家乡，“阿妈，我一定会设法回家的！”

我和同行的作家十余人一起来到东山台胞接待站。前两天，有一艘台湾渔船在海上出了故障，生死关头，他们向东山联络呼救，很快被搭救上岸，绝处逢生。台胞说：“多亏了祖国，不然我们就没命了！”

我到客房去看望他们。那位船长因为船只和生产遭受损失，忧心忡忡，而十几位船员却兴高采烈，庆幸因祸得福，踏上了神往已久的国土。在这里，他们从住宿、膳食、娱乐到交通车辆，都受到免费款待。厨师变着法儿地让他们遍尝闽南风味，接待人员带他们尽情游览名胜古迹，他们像回到了久别的家乡，巴不得船慢点修才好呢。

不用寒暄客套，我们彼此一听说对方来自“北京”和“台湾”，就像故友重逢，促膝攀谈，亲如家人。“哇！你们是北京来的？北京，了不起的大城市啊！可惜北京不靠海，要不然，我们下次到北京去看看多好啊！”那种毫无掩饰、毫不造作的赤诚仰慕之情，竟使我们这些北京人有些意外。而且，他们人人会讲普通话，虽然带点闽南味儿，却清晰、流利。从地理位置上讲，台湾比香港、广州离北京更远，基但和台胞交谈却比同香港、广州人更方便！

一位面孔黑黑的年轻船员告诉我，他的祖上是明朝时从东山调去驻守台湾的水兵，“重洋百里戌台湾，猛甲澎湖递换班”。后来就留居那里，繁衍了大片子孙，到他这一辈已说不清是多少代了，但祖祖辈辈都记着东山是他们的“祖家山”，这里有他们的“根”！年轻的朋友胸中回荡着源远流长的血液。他情不自禁地为我们唱了一首动人的歌：

我离开家乡，

随风来漂流。

为了养家，

从八岁出来奔走。

阿妈在家等我，

一天一天等白了头！

船儿在海上漂流，

无论我走到哪里，

总要回头……

这是一首我从未听过的歌，却又像早已熟记心中的歌，那么熟悉，那么亲切，我轻轻地击节而和，潸然泪下……

流连至晚，依依而别。第二天，我们已回到几十里外的县委招待所，想不到，刚刚结识的朋友又从台胞接待站远道前来看望。我们临时举行了一个毫无准备的联欢会，从街上买回柑橘、香蕉招待台胞，台胞却俨然以闽南人自居，用也是刚买来的当地佳果，殷勤相劝我们这些北国兄弟姐妹，一时主客难分。其实，这时真正的东道主是东山的县委书记杨琼，台胞也把他当做北京来的了，我们道出他的身份，“哇！”台胞大为惊异。他们只是台湾的普通渔民，船长就是所见到的顶大的“官”了，哪里想到能和祖家山的“县官”见面，而且又是如此和蔼可亲、礼下庶人！

其实，台胞还不知道，接待站的日日夜夜、事无巨细，都挂在杨琼的心上，每逢中秋、重阳、元旦、新春，他们都是在接待站和台胞共同度过的！

那天，杨琼一直陪他们谈到深夜。

在现任“县官”身上，我看到了他们的前任、前任的前任一脉相传的遗风。从谷文昌到杨琼，东山的领导人已经更迭了好几茬儿，但这条“取信于民”的金线却连绵不断，贯穿至今。这正是他们赢得人民的拥戴、得以施展胸中宏图、将荒岛变为仙山的奥秘所在。

面对台湾海峡，面对历代兵家必争之地东山，我想到了“得民心者得天下”这句并不新鲜的古训。真正的“兵家必争之地”是民心！50年代中共东山县委在历史转折关头做出的战略决策所产生的巨大影响和深远意义，在80年代看得更清楚了。那么，到90年代呢？更远的未来呢？

还是那位“历史老人”陈汉波，陪同我登上全岛的制高点——东山气象站。登高远望，沧海横流，风云激荡。大陆在西，台湾在东，遥相伸出深情的手臂。在这纵观天象、预测风云的处所，他对我说：为什么东山呈五角形的放射状？因为她是一朵正在开放的海花，旅居台湾和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的数万东山儿女就像纷飞的蜂蝶恋着故乡。他们不断远涉重洋前来寻根认祖、探亲访友、避风修船、求医治病、洽谈贸易、投资建设，宝岛的开发和腾飞已不仅仅是“我们”的事了。当年，郑和下西洋的宝船从这里驶向世界，今天，更加辽远壮阔的航程又在这里扬起风帆！作家同志，再过二十年，欢迎你再来看看东山，那时我也许已经不在了，但是……

我说：东山永在，历史老人永远不会闭上双眼！

（发表于1986年第5期《报告文学》。收入霍达报告文学集《万家忧乐》，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出版；《霍达报告文学选》，江苏文艺出版社1995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