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看见那圆圆的玉盘了。今天是八月十五啊，月圆人不圆！他想念家中年迈的母亲，想念幼小的儿女，想念孤独的妻子，不知他们将怎样度过今宵！

完达山下，“右派”们安营扎寨。倚山坡，搭茅棚，睡通铺一一“炕”是就地取材用树枝编的。他们要在这里过冬了。

开始伐木。浓密的原始森林就是他们的“战场”。正是放“卫星”时代，伐木也要高指标、放“卫星”。而且白天砍树不算本事，要“夜战”才显能耐。于是队长白天到森林中去选择目标。合抱粗的柞树是不砍的，不是为了保护森林资源，而是嫌木质太硬、树干太粗，锯起来费时费力，“成绩”上不去。因此专选木质松脆的白杨树，而且专选幼树，直径不过二十公分，极易放“卫星”。队长划定地盘，“右派”们便“夜战”（其实白天也“战”，但数字都统计在“夜战”中，这项秘密当时万不可泄露）。

尹瘦石的任务是送饭。白天先去认路，晚上到伙房拿饭，给“夜战”的人们送去。

现在画家正在送饭途中。他身穿棉祅棉裤，虽然破旧，但仍然整齐。脸上的胡子刮得干干净净。此人有洁癖，任何时候都像鸟爱羽毛一样维护自己的形象，不容污损。他不理解有些同伴，当了“右派”，来劳改，就自暴自弃，破衣烂衫，蓬头垢面。再加上长期在深山老林，胡子都变红了，也不刮，简直没个人样儿。何苦这么糟蹋自己呢！

他手提一壶开水，肩背一包烙饼，匆匆前行。这是给“夜战”的人们预备的夜餐。平时吃窝头，进山放“卫星”就给予优待，吃烙饼。每人一份，送饭的不在内。

冬日的完达山，好一派“北国风光”！脚下铺满了厚厚的白雪，像洁白的绒毯。浓密的松树、杉树、柞树好似宣纸上大片的泼墨。近处的白桦，挺立着雪白的树干，黑色的斑节活像一只只睁大了看世界的眼睛。它们在看谁呢？看这位剥夺了画笔的画家吗？他现在无法描绘眼前的景色，还报你们的也只有一双画家的眼睛！

雪地上，一串串脚印凌乱地通往密林深处。那不是人的脚印，是林***没的狗熊和狼留下的蹄迹。

天黑定了。画家披着月光，在密林披荆斩棘，寻找通往伐木现场的路。耳畔，野狼在长嗥，猫头鹰在悲鸣。脚下，雪水浸透了鞋袜，荆棘刮破了裤脚。他不停地走……

听到锯子的沙沙声了，听到树木倒下的嘎嘎声了。那声音，浑厚而清脆，有如国庆节天安门广场那连绵不断的焰火声。他朝着声音传来的方向继续跋涉。奇怪，那声音听起来很近，似乎就在前边，却总也追不上。他赶到那里，声音又在别处出现了。他迷路了，入了“迷魂阵”、“盘陀路”，怎么也转不出来。白天看好的路，怎么现在就找不到了呢？糟糕！伐木的人又累又渴又饿，正等着他呢！

忙***乱，他不留神跌倒在乱木丛中。爬起来急急寻找失落的东西，烙饼还在，那壶水却打翻了！

……直到天泛鱼肚白，他才疲惫不堪地找到伐木者。这饭送了整整一夜，“夜餐”成了早餐。

他感到无限愧疚。“对不起大家！你们都饿坏了，快吃吧！”水没有了，只有干吃烙饼。六个伐木者，每人一份，没有他的。其实，他也饿透了！

大片的白杨树躺卧在山林中，齐齐锯断的茬口上渗出新鲜的汁液，仿佛在流血。面对这些被拦腰斩断的生命，画家目不忍睹。原始森林里有老树、古树，为什么不砍不伐，而偏偏摧残这些年轻稚嫩的白杨？要砍，也得等它们成材啊！

第二天，《牡丹江农垦报》爆出头条新闻：《二分队放“卫星”一夜伐木xxxx立方米》！

在山上，整整“战斗”了一冬，1959年的春节就要到了。队长通知尹瘦石：“赶快下山，到场部去！”

备尝艰苦的画家已经临变不惊。他虽然不知道这紧急命令是怎么回事，但料也不外乎另有劳动任务。一个“右派”除了受训和劳改，还能有什么事？

他立即下山，赶往场部。

途中碰见画家胡考。他们不是“一拨儿”的。突然路遇，胡考惊问道：“你怎么也来了！你不是总坐在台上的吗？”

是啊，过去美术界“台上”、“台下”的人们，一经沦为“右派”，便彼此彼此。连江丰那样的头面人物都下了“台”，谁能料到？如今碰到胡考，尹瘦石能说些什么呢？他仅仅会心一笑。

他问胡考：“你这是去哪儿？”

胡考说：“通知我去场部，看来有急事儿！”

这么说他们接到的是同一个通知。急事儿？什么事儿呢？不可能俩人家里同时出了人命关天的事儿，显然是公事了。左不过是挨批挨斗。已经当了“右派”，难道再加个“反革命”帽子戴戴吗？

到了场部，在宣传部的简易办公室等候处治。

这时听得隔壁有人在讲话，隐隐约约，断断续续。两人屏息静气，支起耳朵听，仿佛听见说到“北京”二字。

两人心中一动，胡考低声说：“可能北京又送来了我们的材料……”尹瘦石心想：看来罪名要加重了……

两人此时的神情，恰似林教头风雪山神庙谛听门外的陆虞侯动静。高太尉派他来，要干什么？

隔壁的说话声停了。有脚步声走过来了。

进来一位警官，农场陪同的人介绍说这是辽宁省公安厅的某处长。

不是北京的，而是辽宁的！不管是哪儿的，穿警服的找上门来显然没有好事儿。

“你们俩都是画画儿的？”处长劈头问道。

“是。”两人垂手而立，惶惶然答道。

处长又说：“好，请你们画几张画儿。”

画画？两个“右派”对看了一眼，彼此心领神会：嗬，好事儿？

“画……画什么？”他们不知所措，茫然问道。

“随便画，”处长摆摆手，“抓小偷儿啊，捉特务啊什么的，只要是我们这一行的就行。”

于是两人奉命作画，献上。

两天之后，场部通知尹瘦石：“你到虎林，上农垦局报到。上级调你画画儿去！”

画家好像得了“特赦令”！幸运啊，真的可以重握画笔了！“还有谁一起去？”他小心地问，惦记着胡考。

“就你。”

他明白了，上次画“抓小偷儿”是“面试”，胡考没“考”上，只剩下他一人了。

1959年3月3日，尹瘦石到牡丹江农垦局宣传部报到，住在招待所。前来“画画儿”的还有张钦若、徐介成等人，都是同样差事。他们知道的比尹瘦石更多，说是“要我们回北京画画儿去”。

北京！尹瘦石多么怀念北京！那里有他倾心的艺苑——中国画院，有他的家！也许，他的“改造”已经结束，可以与家人团聚，可以重返画坛了？

他的预测，多半没有实现，但总算没有完全落空。宣传部正式通知他们，派他们去北京，是要他们为公安部门向国庆十周年献礼的《全国劳改犯、罪犯改造成绩展览》作画。

不管是什么名目吧，能回北京就好，他太想北京了！

3月18日赶回北京，春节已过，已是阴历初十。“右派”画家们迫切地希望马上和家人团聚，向亲戚朋友们拜个“晚年”。

事情并不像他们想得那么美妙。他们被集中在和平里住宿，每天去地坛画画，还有公安人员跟着，形同“犯人”。本来嘛，他们根本就不是被当做“画家”派来搞什么“美展”，而是在为《全国劳改犯、罪犯改造成绩展览》充实版面而已。他们的“大作”只不过是图解那些改造成绩，抑或这些“劳改犯”能画画本身就是“成绩”之一呢。集中营般地奉命作“画”，每半个月才准回家一次。除了画家之外还有其他文人。电影《渡江侦察记》的编剧沈默君也在其中，还不肯放下“剧作家”的架子，穿着皮鞋，挺高傲的样子。落到这步田地，“高傲”有什么用呢？

尹夫人带着三个孩子来看望丈夫，犹如“探监”。朝思暮想的夫妻、父子相见，万语千言不知从何说起！这种“团聚”打破了预先设想的好梦，彼此麻木地相望，对于丈夫、妻子、儿女，都在心头刺下了新的创伤！

7月1日，展览的工作结束，他们又要回去了。这次“美差”留在画家心中的只不过是痛苦和屈辱的记忆。如果说有所收获的话，那就是尹瘦石借此显露了不同于一般劳改“右派”的特长，因而被农场领导另眼相看。回到农场之后就被留在场部了，和原鲁艺正、副院长杨角、张晓非夫妇（也是“右派”）一起半天劳动，半天画画，为850农场绘制想人非非的《大跃进规划图》。版画家晁楣、张作良是转业军人，在场部搞了个《北大荒画报》。又有聂绀弩、丁聪（也是“右派”）搞什么《北大荒文艺》，一时热闹非凡。“左派”看得扎眼了：这么多“右派”集中搞创作成何体统？这个阵地还是社会主义的吗？说得有理，于是改弦更张，“右派”们放下画笔，又去劳改……

1960年7月，坎坷之中的尹瘦石接到夫人的来信。她已经在中央美术学院毕业，并被分配到中央某学院任教。接到这封信，画家遥望北京，吐出了一口畅气。他的爱妻，他的学生和挚友，终于熬过五年寒窗，完成了学业，这使他何等欣慰狂喜！夫妻是什么？是两颗心、两个生命合为一体，永远同呼吸，共命运，永远也不分开！这个生命的复合体，虽然丈夫的这一半已经垮了，但妻子的那一半仍然顽强地、健康地活着。一门两画家，倒下一个，另一个又屹立起来了，丈夫为妻子感到骄傲！五年来，妻子靠着助学金和丈夫的工资艰难地求学，如今可以自己工作挣钱了，这个潦倒的家又增添了实力！

此后，尹瘦石的生命中仿佛又注人了新的活力，有了新的精神支柱，新的希望。他盼望着妻子在艺术上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在画坛放出光彩，代替已经销声匿迹的尹瘦石！

他也感到对不起妻子。妻子正处于事业的上升期，又是共产党员，被一个“右派”丈夫拖着后腿，做人很难啊！妻子来信说：“人家别的右派有的已经摘帽，还拍了电影，你到现在还没有摘帽，真让我失望！”是啊，这只能怪丈夫不争气，但并不是他“改造”不力。他在茫茫苦海中认真“修行”，以求尽早“摘帽”。原谅他吧，尹夫人，再等一等，耐心地等待丈夫的劫数期满……

1961年1月17日，尹瘦石获准回京省亲。

借此机会，夫人正式向他提出：离婚！

没有想到啊，他寄予无限情爱和热望的妻子要离他而去了！现在是什么时候？是他最困难、最需要爱和温暖的时候，这对于厄运中的丈夫无异于雪上加霜、伤口撒盐！尹夫人啊，你舍得待你如师长的丈夫吗？舍得你们共同生下的三个孩子吗？现在长女岩隼刚刚十岁，次女火凤九岁，儿子汉胤只有七岁，他们离不开妈妈，正需要母爱！

但是，夫人去意已坚。画家思前想后，尽管恋恋不舍，也只好表示同意。促使他下定决心的，是他更多地想到了妻子的难处：一个共产党员，事事处处都要站稳阶级立场、划清阶级阵线，公私不能兼顾，只有“大义灭亲”了。不然，丈夫的“污点”会玷污她的清白，影响她的锦绣前程。她刚刚三十二岁，以后的路还长，不要因为丈夫而耽误了她的一生。爱情是什么？是为自己所爱的人无私地牺牲和奉献。妻子已经为丈夫牺牲很多了；现在需要丈夫牺牲，抛开儿女情长，放她展翅高飞。飞吧，离开我，你就清白了，就无牵无挂了！

进人实质性谈判。

夫人说：“我将来可能还要再结婚，孩子不能要……”

尹郎说：“我也不想把孩子给你。我已经失去你，不能再失去孩子。让他们都留下，他们是我们的骨肉，看见他们，就等于看见了你。我们夫妻一场，十几年了，就留下这点纪念吧。孩子们都是奶奶带大的，他们和奶奶相依为命，感情很深。妈会抚养他们成人的，我也总有一天会回来。我会尽到一个父亲的责任，你放心吧！至于家里的东西，我们没有财产纠纷，需要什么，你尽管拿去。一个人孤身生活，也免得从头置办。我对你只有一个要求……”

夫人凝望着他：“什么要求？”

尹郎的眼泪夺眠而出：“我们离婚的事，请你千万不要告诉妈妈！老人再也受不了刺激了！”

2月28日，他们双双到崇文区办事处，办了离婚手续。

回家的路上，夫人低头不语。尹郎不恨她，却充满了理解和同情。他现在想的是：一个妻子离开丈夫、一个母亲离开儿女，无论如何也是一场悲剧，而这悲剧并不是她造成的，也不是她希望的！从今以后，她就要独自谋生了，好自珍重吧！

走到鲜鱼口，夫人站住了，犹犹豫豫地说：“我……今后没有家了，就从这儿上车，回学院去吧！”

尹郎苦笑一笑：“还是先一块儿回家吧！咱俩既没吵，又没闹，好离好散。这个家，还是你的，你什么时候想孩子了，就回来看看……可是，”他忍住泪水，再次重申惟一的请求，“别让妈妈看出来我们已经离婚了！”

“夫妻”双双把家还。善良的老妈妈做梦也没有想到这个家庭已经解体，为庆祝全家团聚，还特地烧了鱼，备了酒。三个孩子平时难得见荤腥，髙兴得如同过节。尹郎心中打翻了五味瓶，可是为了老母，为了孩子，也为了送别已经共同生活了十三年的妻子，忍住了苦，忍住了愁，忍住了男儿泪，照旧举杯豪饮——三杯浊酒，能洗尽他的愁肠吗？

2月，28日，他结束了一个月零一天的“探亲”，告别了老母和三个失去了母亲的孩子，又重返东北。

直至11月，他才经农垦部牡丹江农垦局党委批准，得以摘掉“右派”帽子。又过了一年，1962年12月，结束了劳改生活，调回中国画院。

在这孤独而又漫长的岁月中，他在无爱的处境中仍然爱恋着前妻，爱恋着老母和孩子。为了他们，他必须强撑着活下去。他这匹时蹇命舛的瘦“马”，仍然怀抱着重新腾跃疆场的希望，利用可能的机会到牧场写生，在那些矫健的骏马身上抒发被遏制的理想。在一些富有同情心的领导和朋友们的帮助下，他创作了《群马图》、《风雪慰亲人》、《套马图》、《海潮图》等一系列奔放昂扬的作品。鉴于当时特定的处境，他在自己的作品上还不能署上自己的真实姓名，而代以谐音的“寿硕”。谁能够理解一个激情如火的艺术家在缚住双手时仍然隐姓埋名地奋力拼搏的痛苦？

1962年，尹瘦石在东北“劳改”的最后一年，也是中国“三年困难时期”最严重的一年，政治压力、家庭不幸、物质匮乏同时加在身上，精神和肉体的双重磨难毫无怜惜地摧残着这个孤苦瘦弱的人，似乎在极尽解数考验他的承受能力。

也正是这一年，吹来了一股暖风。

2月16日至3月8日，国家科委在广州召开了科学工作会议。周恩来在会上作了《关于知识问题的报告》，指出“十二年来，我国大多数知识分子已有了根本的转变和极大的进步”。会议重新肯定了我国绝大多数知识分子是属于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恢复了1956年知识分子会议对知识分子的正确估计，并强调在社会主义建设中要发挥科学和科学家的作用。虽然会议议题和周恩来的讲话并未涉及文艺和文艺家，但人们举一反三，立即引起了连锁反应，众多的、戴着精神枷锁的知识分子额手称庆，期待着春风化雨。

4月27日，中共中央根据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精神，发出了《关于加速进行党员、干部甄别工作的通知》，指出：“凡是在拔白旗、反右倾、整风整社、民主补课运动中批判和处分完全错了和基本错了的党员、干部，应当采取简便的办法，认真地、迅速地加以平反。”

这份文件，处于逆境中的尹瘦石有幸看到了——农垦局领导竟然让一个“右派”负责抄写文件，也是咄咄怪事。中央的新精神在尹瘦石心中掀起了巨大波澜……

回到北京之后，他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向中央申诉，要求为自己甄别平反。但是，这件事毕竟太大、太冒险了。他离开党组织已经四年，对于党内的政治斗争已很生疏，不知道在这样的“气候”下能否得以解决自己的沉冤。他需要有人商量，最好是党内的“同志”。找谁呢？他最亲密、最信赖的妻子已经不在身边了，还能有谁可以推心置腹地为他出谋划策呢？

他来到西交民巷，找到了中国电影发行放映公司的副总经理丁达明。此人就是当年《嫩江画报》的负责人，由于和《内蒙古画报》的工作联系，两人成为挚友，并且还为他做过“红娘”。虽然那桩婚姻已经破裂，但他和丁达明的友谊如初。

丁达明仔仔细细地琢磨着中央指示的每一个字，掂量着老朋友的“申诉”，设身处地地反复运筹。他们从西交民巷走到天安门广场，边走边谈，围着人民大会堂整整绕了一周。最后，丁达明还是不得不说：“这次甄别平反的范围不包括反右。‘反右倾’和‘反右’毕竟是不同的。你的申诉能不能获准，看来希望不大。还是要慎重，不可、贸然从事，弄得不好，还会使这几年的‘改造’前功尽弃，招来更大的麻烦！”

老朋友说得有理。尹瘦石仰望着人民大会堂前辉煌的华灯，痛苦地呻吟着，打消了胸中的痴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