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走了，再也没有回来。遗憾的是，今天的课他还是误了，他没有死在神圣的讲台上，却不幸倒毙途中！他的路没有走完，为什么在中途就躺下了呢？

谢以铨无声无息地躺在停尸床上，他不能回答这个世界上任何人向他提出的问题了。

医生诊断说，他是心脏病突发而猝死的。可是，老谢从来也没有过心脏病啊！

民警神情严峻地向大夫建议：“为了弄清死因，是不是做一做尸体解剖？”

“不用了！人都死了，就别再拉他一刀了！”妻子痛哭着，嘶喊着。她相信，像老谢这样的好人，没有人会暗害他；他身上没带钱，没穿好衣裳，骑一辆破车，没有人会拦路抢劫这么一位“老农”！“他是累死的，活活儿累死的！”

“累死”？在刑事侦破中没有这样的词儿，“累死”没有凶手，没有被告，没有任何人承担法律责任，肇事的原因在死者自已，他把自己的工作看得太神圣了，把自己的身体看得太轻微了，太“玩儿命”了！铁面金刚似的民警，眼里涌出了泪水：“谢老师是在骑车去讲课的路上故去的，他死在工作岗位上，建议你们学校领导按‘以身殉职’为他料理后事！”

这番话激动了大家的心。是的，“以身殉职”，这样的词儿过去只用在白求恩、张思德身上，他们是英雄，是军人；而谢以铨只是一名普普通通的教师，他不会行医，不会打仗，只懂得庄稼和害虫，但他也是把生命献给了事业，他的死不比泰山还重吗？可惜，却很少有人这样评价一个知识分子——默默无闻的普通知识分子！

随便你们怎么评价吧，反正谢以铨已经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毁、誉都是身外之物了。他一生没有为自己“争”过什么，他只是怀着一个深深的遗憾：今天让学生白等了，再也不能给他们上课了！

谁也不知道他在生命的最后一息想些什么，谁也不知道他是怎么倒下的。但是，好像在冥冥之中不可知的力量，为他安排了一个听取最后遗嘱的人。这个人，是他同在一个院里办公的朋友、畜牧研究所的朱成宽。这天早晨，朱成宽骑车赶往农大大院，忽然听到有人叫他：“成宽！”他回头一看，是谢以铨。老谢对他说：“成宽，我实在骑不动了，只好慢慢儿骑。请你到了所里给植保系打个电话，告诉他们，八点钟的课我恐怕赶不上了，替我请个假，推迟一会儿……”

朱成宽在仓促的上班途中，没有来得及多想，就接着赶路了。他万万没有想到，在他的身后不远，老谢已经倒下了，刚才的几句话就是他留给他的领导、他的学生的临终遗言。死神掐住他的咽喉的时候，他还想着他的工作，还在遵守着自己的职业道德和学校的规章制度，一丝不苟地向领导请假，向他的学生请假！也许，他那时正在忍受着剧痛的折磨，也许每蹬一下自行车踏板就向死亡靠近了一步，但他什么也没说。朱成宽后悔啊，如果当时脑子多转个弯儿，赶紧送他上医院；如果分手后再回头看他一眼，也许他不至于死……

老谢就这样走了，清贫、洁内、朴素，没有留下任何污垢。人生在世，五十三年，他匆匆来了，又匆匆走了，他要做的事情远没有做完，他能使的力气都全部使出来了，直到那奔向校园的自行车踏板的最后一次踏动！

……

人寿几何？谁也不能预料。有的人于国无益却活得太久了，有的人于民有用却死得太早了，不但什么都未及准备，而且这个世界还欠了他太多的债，直到他死后，活着的人才意识到许许多多对不起他的地方，需要补偿，需要为他做点儿什么，“争”点儿什么，却又太晚了！

德高望重的老教授周明牂光临他最心爱的学生的寒舍，望着谢以铨栖身二十多年的、寒碜而又拥挤的斗室和他留下的孤女寡妻，老教授潸然泪下，感叹欷歔。以铨，你工作得那么出色，却生活得这样艰难！周教授找不到适当的语言安慰死者的妻子，只能问问她：有什么困难和要求？

谢以铨的遗孀涕泪横流。她的顶梁柱倒了，丈夫把家里的重担都交给她了，她不知道以后的路该有多难走！这房子该修，两个女儿要吃饭，要上学……这都是横在她面前的难关。但是，更使她动心的是丈夫，为了让丈夫走得更安然，她提出：“老谢的副研究员职称问题……”

这一条，像一块巨石砸在周教授的心上！

这也正是他最关心的问题。作为一位老教授，他当然明白职称意味着什么，那是一名知识分子的学术水平、成就高低、贡献大小的标志，是国家权衡人才的尺度。知识分子可以不在乎薪水的多寡、职务的升降，但是，他们十分爱惜自己的名誉，他们需要得到国家和社会对于自己的知识才学的尊重。谢以铨在科研上有重大成果，学术上有诸多的著作，并且协助周教授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的研究生。他是国家重点科研项目的主持人和参加者，是《中国农业百科全书·昆虫卷》的编委，是农大许多届研究生学位论文答辩委员会的成员。他教的学生获得了博士、硕士学位，而他自己仍然是一名讲师！1982年评定职称时，他曾申请提升为副研究员，并经教研组、昆虫专业和植保系职称评审委员会讨论通过，上报学校。学校同意上报，但因为考虑到副研究员属于科研系列而不属于教育系列，尚需“打通上报渠道”。未几，全国职称评审工作冻结，而“渠道”还未“打通”，谢以铨的申报材料走至中途而鲠住，没有结果。他当然还是一如既往地工作，但同代人甚至后来者许多已评上了副教授，他仍以讲师的身份和教授、副教授一起带博士生。四年之后，职称评审工作再度进行，把他和“小字辈”们列在一起评了，旁观者认为这次谢以铨当之无愧、万无一失了。可是，结果却使他再次落空。究其原因，自然是有些说法的，这次有这次的标准，逐项审核，对谢以铨很不利。比如：两次重大科研成果，是周教授带头搞的；大部头的著作和许多篇学术论文，是周教授领衔主笔；带研究生，是周教授挂帅……而且谢以铨的主要工作是科研，教学学时自然也就比不上别人多，等等。这使周教授叫苦不迭，而又有口难辩！三十一年，他和谢以铨并肩战斗，情同父子，从来也没有分过你我。谢以铨是他的学生，出于对老师的尊重，当然不会跟他争名次，何况没有周教授牵头，许多项目不能上，著作和论文难以发表，周教授本是甘愿以自己这块“牌子”充当为以铨劈山开路的板斧，但谢以铨的名字常常排在后面，充当“老二”甚至“老三”，“论功行赏”的时候就有差别了，始料不及！天知地知谢以铨这个在名次上甘居人后的实干家是怎么工作的，周教授出于对他的绝对信任，常常放手地让他去主持科研、教学和著作，而且年事已高的老师最终总要把这项事业交给学生，谢以铨正是最理想的接班人之一！但是，这些话要讲得清楚却很难。尽管周教授和其他教授在职称申报材料的“专家鉴定意见”一栏里——列数了谢以铨的学术成就并给予高度评价，恳切陈辞：“谢以铨同志早已具备副研究员的学术水平，建议提升他为副研究员，并援教师例作为上届提职工作遗留的问题计算开始提职年份。”但这一诚挚的愿望却最终仍然没有实现！

现在，死者的妻子代他向恩师提出了这个极为棘手的问题，周教授万感交集，却无言以对。

死者的妻子却并不了解此时周教授的心情，她试探地问：“听说这次已经通过他为副研究员了？那……希望能从1983年算起！”

周教授不敢看她那哀伤而又怀有希冀的眼神。看来，她什么都不知道，还想“从1983年算起”呢？1987年都没有他！但是，他能说吗？老教授的嘴嗫嚅半天，还是难以启齿，他不忍再刺激这个已经遭了横祸的女人！

周教授默默地告辞了，把万语千言都和泪吞下了。

年龄相差将近三十岁的两代植保专家在崎岖的事业之路上不期然地分手了，谢以铨没有跟着老师走完漫长的征途。他们在事业上的亲密合作，是在桂林柑橘研究所结束的。那里，绿叶纷披、硕果累累的柑橘记载着他们的建树，也象征着他们的品格。这令人想起郭沫若的名剧《屈原》中三闾大夫以《橘颂》向他的学生和知己婵娟献祭的感人诗篇。

周教授没有告诉死者遗孀的还有一句至关重要的话：谢以铨在出发讲学之前对自己又一次“榜上无名”是一清二楚的，却没有向任何人流露不满情绪，一直到死！但可以想见，他的内心承受着怎样的压力，抑制着怎样的愤懑！无不平之语，并非无不平之心。谢以铨毕竟是人而不是牛马，“又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这不公正的待遇是对一位严肃而正直的学者的才干和人格的双重侮辱！

周教授无疑是首先发现谢以铨这匹“千里马”的伯乐。可惜，这位“伯乐”的权力太小了些。在农大，在农学界，像他这样垂垂老矣的前辈还有一些，人家能够对自己的弟子鼎力举荐、破格提拔，他却为何不能呢？他严于律己、严于教徒，注重实干而不尚张扬，这当然也无可非议。但是，谢以铨这样“战骑一敌万”的良驹在他手下团团转了三十一年，始终未能凌空腾跃，却不能不说是伯乐的悲剧。到头来，伯乐葬马，空留下无谓的嗟叹：“谢以铨为我做出了牺牲，我对不起他！”

雪上空留马行处，龙媒去尽鸟呼风。晚了！

可怜的是，谢以铨也有学生和追随者，也在依照祖师爷的风范，步老师的后尘！就在谢以铨升迁无望、郁愤难平之际，他指导的博士生张青文完成了自己的博士论文：《棉花的补偿能力与棉铃虫的防治新策略》。为了让老师也当一次“老大”，以便在下次评职称时增添一些分数，张青文毅然做出牺牲，在自己的名字前边写上：“谢以铨”，名列第一。论文发稿时，谢以铨正在桂林讲学。刊物在印刷中，他却已经死了。他的学生的一片赤诚之心白费了，晚了！张青文跪在老师的遗孀面前痛哭：“师母，我再没有什么可以报答恩师的了！”

谢以铨的妻子精神恍惚，痴痴迷迷。她猛然想起，丈夫在死前的一段时间，情绪有些反常。

他即将去桂林讲学时，曾对妻子说：“我陪周先生去，让他讲吧，我不讲！”

“为什么？”妻子问他。

他没有回答，只报以抑郁的目光。

妻子现在懂了，那是他对于无视他的学术的人的无声抗议！但他还是讲了，而且讲得那么认真、那么好……

他匆匆赶回来时，妻子对他说：“我给你预约好了，星期一去医院检查！”

“不行，”他回答，“星期一我得讲课！”

“刚回来就讲课？为什么安排得这么急！”

他不语，只张了张嘴，好像要说什么，却又咽回去了。

妻子现在懂了，那又是一次无声的抗议！用“课时”来卡一个科研人员吗？你们卡不住，且看下次吧！可惜，他没有再次较量的机会了……

妻子一切都明白了，丈夫在死前独自忍受着屈辱，却不肯向她透露一个字，是怕她为他伤心、为他不平！

“老谢是屈死的，是含冤而死的！”她终于发出了这嘶哑的呐喊。

农大的领导为抚恤死者的家属做出了安排，这当然都是必要的。但是，这并不是最重要的，妻子念念不忘、逢人便讲的是为丈夫“正名”！她坚决要求：把本应该属于他的、早就该属于他的职称还给他，让他“名正言顺”地安息！

谢以铨之死在农大激起了轩然大波，四十八名教师和科研人员联名上书校长，要求重新审议谢以铨的副研究员职称。当他们拿着这封信请一位德高望重的老教授签名时，老教授慨然叹曰：“你们早干吗呢？人死了，才想起来找我！”

世有伯乐，而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现在，物伤其类的“马”们在奔走呼号寻找伯乐，咄咄怪事，呜呼哀哉！

这封“请愿”书如石沉大海，迄今尚无回音。一位平时与谢以铨并无深交的教学辅助人员说：“谢以铨的死已经激起了民愤！”

“民愤”又能如何呢？

老讲师和个体户；教授和孙女；死了的和活着的；马克思的名言和日本人的议论……

1984年4月26日，北京。

黄昏，繁忙的一天的收尾。北京师范大学门前的南北走向大街上，车水马龙。自行车、摩托车、卡车、吉普车、公共汽车……汇成一股潮水，奔向各自的终点。潮水把街道切割成东西对望的两岸，行人小心翼翼地穿过连接两岸的斑马纹人行横道，犹如跨越波涛之中的险桥。

此刻，也许根本没人注意，在马路边站着一位神情怯懦的中年妇女。是的，她实在太貌不惊人了：中等偏矮的身材，干瘦而虚弱。稀疏的头发，布满皱纹的脸，鼻梁上架一副一千三百度的近视镜，镜片上一圈儿又一圈儿的同心圆，像两只厚厚的瓶子底儿。在她微张着嘴向前张望、寻找车辆空隙的时候，露出七零八落的牙齿。她上身穿着一件咖啡色旧线衣，袖口上还接了一截儿针织品，也已经磨损了。外面罩一件穿了好多年的蓝布上衣，下身是旧的确良长裤、平底黑布鞋。凭这副模样，这身打扮，别人大概以为她是个没文化的家庭妇女或保姆，怎么也不会想到她是一位大学讲师。其实她自1956年从北师大毕业留校后，在化学系任教已三十年了。

倒退三十年，徐志英也曾是个年轻漂亮的姑娘，红润的瓜子脸，浓密的秀发，两条油亮的大辫子，一副嘹亮的歌喉。她是北师大文娱活动的积极分子，多少次在联欢中、在舞会上，她那青春的舞姿给人留下了至今难忘的印象。这一切，都像梦一样飘散了，永不再属于她了，眨眼之间，她老了。十年“文革”开始时，她才三十出头，浩劫过后，已四十有余。老了，真是老了。人们都说：向“四人帮”讨还失去的青春，可到哪里去讨还呢？

……现在，徐老师无心追寻往事，她手里提着酱油瓶子，去解决一个非常微小而又非常实际的问题。她在系里是一名讲师，在家里是一位主妇，双肩挑着两副重担，哪一副也不能放下。

她心惊肉跳地站在马路旁，望着那离弦箭般的车辆，踯躅再三，举步不前。她最怕过马路。眼神儿太差了，一千三百度，而且视网膜曾经脱落又“焊”了上去。她鼓足了勇气，在朦胧暮色中吃力地辨认着斑马纹人行横道，左顾右盼，摸摸索索，朝前走去。

她终于在马路对面买到了酱油。当她返回来时，天更暗了，车更挤了。她再次摸索着往前走，顺着斑马纹……

车子穿梭似的在她眼前飞驰，高声鸣笛，震耳欲聋。她晕了，傻了，陷人了进退两难的境地。

她只好原地不动，等待那呼啸而过的车子的空当儿。大卡车过去了，中吉普过去了，她看看左边，没有汽车了，才壮着胆子，赶紧摸索着往前挪动……

她没看见，她根本没看见，尾随在中吉普后边的一辆崭新的摩托车正风驰电掣地向前驶来……

摩托车上坐着一男一女，是挣足了票子、刚领了结婚证的一对儿个体户，正春风得意地飞向未来。前面有人！小伙子刹车已经来不及，说时迟，那时快，不偏不倚地正撞在蒙头转向的徐志英身上，带出去六米远！

她倒在血泊中，酱油和玻璃瓶子的碎片撒了一地……

她就这样死了，终年五十一岁。

在这位集高血压、肝炎、眼疾于一身的讲师的衣兜儿里，装着医生开的全休假条。但是，直到她临死的这一天，还在照常上班。她上班的化学系不在北师大本部，而在护国寺原辅仁大学旧址，往返有很远的路程，她挤着公共汽车，摸索着上班。她放不下自己所负责的“气相色谱”实验工作，放不下即将由她主讲的“仪器分析”课。由于体质太差，徐老师已经多年不教课了，在实验室为她的同事和学生作“后勤”，也是很累人的。现在，领导决定让她重上讲台，下学期为三年级学生授课。她兴奋不已，觉得自己突然年轻了，以极度衰弱的视力编写了厚厚一大摞讲稿，期望着那一天的到来。但是，那一天已经不属于她了，她最终没有重登她所挚爱、所向往的讲台，没有再次享受作为教师的快乐。

徐志英早在上海上中学的时候，就团结在中共地下党的周围，积极参加学生运动，但几十年之后，她仍然是个“白丁”。她对党的感情简直到了人迷的程度，每一次党的知识讲座都去听，每一个党员发展会都去列席，在有些人信仰动摇对党淡漠、疏远的时候，她仍然痴情如初，孜孜以求，但遗憾的是永远是个旁听者。她出身贫寒、历史清白、表现良好，没有任何政治问题，未能人党的原因有二：其一，过去政治运动不断，徐志英拉家带口、病病歪歪，起不了模范带头作用。她这个人家庭观念太强，晚上辅导学生上晚自习还带着吃奶的孩子，（她的母亲和婆婆都不在北京，孩子扔给谁呢？）是个典型的“贤妻良母”；其二，现在形势变了，发展党员要挑业务骨干，自然也轮不到徐志英这个一阵风都能吹倒的重病号了。总之，她苦苦追随了几十年，哪趟车都没赶上！就在她临死前两天，还向一位党员含泪表达了她对加人党组织的热望。

就在她临死前几个小时，她还从系里赶回家去，像每天一样为丈夫准备午饭。伺候丈夫吃完了，他去睡午觉，她坐在床边守着，犹如看护摇篮中的婴儿。她是怕丈夫误了下午的工作，要按时叫醒他，每天如此，确是“贤妻良母”！一个女人，心分成了几份儿呢？一份儿给工作，一份儿给丈夫，一份儿给孩子，还有一份儿给年迈的父母，轮到她自己，什么都没有了！手不释卷，她的双眼都快熬瞎了；家务缠身，她的两腿都被水桶磕青了；无暇自顾，她全身的衣衫都破旧不堪了。那一次，她和丈夫一起去上海探亲，丈夫帮她挑了一件纯毛华达呢大衣，她非常喜欢，看了又看，摸了又摸，穿上对着镜子照了又照，到底还是没舍得买。自己一个月才挣八十多块钱，花一百多块钱买件大衣？这简直是奢侈！

……她死了，两手空空地走了。作为一个女儿，她没能为在故乡时时惦念她的靠她赡养的老父亲送终；作为一个“贤妻良母”，她没能看到爱子成家立业，没能陪伴丈夫白头到老；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的信徒，她没能成为共产党员；作为一名教师，她只想为学生讲课，甚至没敢奢望得到高级职称；作为一个女人，她至死没有一件体面衣裳，平生仅在结婚的时候烫过一次头发！

她在弥留之际，只用微弱的声音说出了一个字：“冷……”这是闻讯赶到医院的丈夫听到妻子说的最后一个字。“冷……”这个世界对她太冷了。丈夫含着泪水，给她盖上衣服，可她已经无须再问冷暖了。在她的遗体火化之前，丈夫给她买了一身毛料高级西服，“志英，你一辈子没穿过一件好衣服，再贵，也要给你买！”还戴了假发。死后的她，变得“体面”了，但这一切她都不知道了！

徐志英死于车祸，车祸是偶然的，意气风发的个体户和这位百病缠身、万事劳神的老讲师之间的“横向联系”也是偶然的。但是，偶然之中难道没有必然吗？如果这位全休病号不必为工作和生计奔波，如果能有一位保姆照顾她的衣食住行，她何必亲自以微弱的视力衰竭的体质乘着暮色大老远地去买一瓶酱油？又何至于死？一个保姆连吃饭带工资得近百元钱，掏出这笔钱，家里的日子还过不过？而且，谁家都住得那么挤，哪有地方留保姆住？北师大化学系的中年知识分子中，只有一家雇了个每天来干两个钟头的保姆，这已经是最了不起的了！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那个撞了徐志英的个体户，由于事先申请了人身、车辆双“保险”，在这一恶性事件中竟然万无一失！可怜徐志英生前连想也没想到自己的人身需要什么“保险”！

徐志英的追悼会规模出人意外的隆重，化学系礼堂挤得风雨不透。她的老同学、老同事在她的身上看到了自己的明天。他们围绕在徐志英的遗像前，久久不忍离去，“再跟她一起照张相吧！”震动他们的心弦、搅动他们的哀思的，是他们与死者之间某种血肉相连、同命相怜的东西，一个平凡的人的平淡的一生，留给活着的人无限的思索与回想。

徐老师故去三年了，化学系的同事们还清晰地记着她生前的一切，仿佛她的突然离去就发生在昨天。昨天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人们追思昨天，是为了今天和明天。当年的党支部书记早已卸任，她白发苍苍，腿脚不灵，还在坚持上班，但也将要和徐志英一样以老讲师的身份退出教育阵地，也没有赶上高级职称的末班车。这不仅是她一个，还有许多同代人与之同命运。现任的副系主任，当年曾经亲手送别死者，如今却不知该怎么抚慰生者。他为他手下的一头头“老黄牛”的处境而发愁，却无计可施。这个身材瘦高、面色黧黑的男子汉眼中饱含热泪，冲动地抖着两只手：“我们的苦，没处去诉哇！”

男儿有泪不轻弹，只因未到伤心处！

我走进了北师大的党委办公室，这所大学是全国十大重点高等院校之一。

应邀前来座谈的人起初沉默不语，继而接二连三地爆发出激烈的发言，并且常常被泪水打断。

工会负责人递给我两张表。一张是1984年和1985年中该校历史、中文、哲学、生物、地理五个系的中年教师调查表，359人中，患病人数181人，占50%；另一张是1979年以来故去的中年知识分子名单，密密麻麻写着20多个名字，这些陌生的名字使我的心颤抖了！

本来是“生者对死者的访问”，来的却都是活着的人。死者长已矣，他们永不再发言了，只有活着的人在诉说。

死了的，各有各的“死因”；病了的，各有各的“病因”。但这些都不仅仅是交通安全条例和医学所能回答得了的。

我国具有高等教育水平的知识分子共约六百万人，其中从事教育职业的几乎占三分之一，居各行业之首。而中年知识分子在总数中又占半数以上。

中年知识分子是一个非常特殊的阶层，他们基本上都是“生在旧社会，长在红旗下”，世界观、人生观形成于五六十年代，对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祖国的信任与热爱达到了根深蒂固的地步，和同期成长起来的政治干部相比，毫不逊色。无论国家经受了怎样的困难，党的路线出现过怎样的偏差和失误，都不曾使他们动摇和怀疑，和党风雨同舟、患难与共。他们勤勤恳恳、兢兢业业地埋头苦干了几十年，不计报酬，不计得失。

“文革”过后，在科技、文化、教育事业一片荒芜、百废待兴的时期，这些人成为最可依靠、最堪使用的中坚力量，或曰“中流砥柱”。现在在北师大教学第一线上的基本上是五六十年代毕业留校的人，他们的担子沉重，又困难重重。在事业上，向上看，老一辈已经在“文革”前达到了较高的学术水平，目前的任务是整理自已的学术理论；向下看，年轻的助教多数在进修、留学。讲课、带研究生、搞科研，差不多全靠一批中年人了。老教授的研究生，实际上是他们带；老教授主编的教材、主持的科研项目，实际上是他们动手。没有老教授挂名，出版社不肯出版，不能列人国家科研项目，他们甘愿当“人梯”。这和农大、和文教科技各领域都有共同之处。地理系的李老师一个人承担了三个人的工作，夜夜靠浓茶和香烟开夜车；带着学生到野外考察，常常心脏病发作，突然倒下，清醒之后又一切照旧。赵老师的两名助教都出国了，他拖着伤腿，坐在椅子上坚持上课。“我不干”，这种话他们绝对说不出口，他们挚爱自己的事业。彭老师当了二十多年“右派”之后，重新登台讲《世界自然地理》，极度的兴奋、紧张使他瘫在课堂上！

这是一些多么可爱又可敬的人！难怪人们常用“物美价廉、经久耐用”来形容中国的知识分子。美则美矣，廉则廉矣，但“经久耐用”这四个字却要打折扣了。机器尚需保养，尚需维修，何况血肉之躯！他们一直在超负荷、高消耗下疲于奔命，体质普遍下降，或未老先衰，或猝然死亡，这已不是偶然现象！

在生活上，中年知识分子有其特殊困难，六七十岁以上的老教授，多数在50年代的中年时期已享受高工资待遇，而且多数有无须工作的“贤内助”照料或雇有保姆。而中年人长期工资菲薄，且多数是双职工，又无钱雇保姆，肩负着工作和家务的双重重担，上要养老，下要育小。他们受过高等教育，“慈母手中线……”深入骨髓，几乎人人都是孝子、孝女，为奉养双亲不遗余力；他们是读书人，最懂得培养人才的重要，为儿女不惜一切。他们惟独不心疼自己，吃的、穿的、用的，一切都亏着自己。中国式的家庭中，过去那种保“出门挣钱的人”的传统已经消失了，现在是保“两头”。中年人还自以为“年富力强”，其实已经“糠”了，经不起三灾六难，绷得过紧的发条随时都有断裂的危险。北师大的老师创造的这个“糠”字，极富有文学性地活画出一代人的形象。

在他们当中，未到月底就没了钱的，煤气用完了无钱换的，大有人在。在汽车上听到人家个体户说：“吃对虾我都吃腻了！”他们瞠目结舌。对虾那东西，几十块钱一斤，当教师的敢问吗？一位副教授因伤住进医院，同病房中六个病人，他的职务最高，工资却最低，一时成为笑谈。你知道开车的、开电梯的挣多少钱吗？知道钉鞋的、卖冰糖葫芦的挣多少钱吗？副教授一个月的工资还赶不上个体户一天的收入。我在采访中去过一位副教授的家，该有的几“大件”都有了，显然比其他人优越，我感到欣慰，正待启齿询问何以“富之”，他的儿子在一旁插了话。他以鄙夷的目光斜睨着老子，对我说：“您问问那是谁挣的？”我当然立即就明白了。那位副教授很尴尬，在儿子面前自惭形秽。

师大的人都知道一个绰号叫“傻大力”的孩子，显然智力不高，但他卖冰棍儿一个月挣400元，比一级教授还阔。某位三级教授的孙女高中毕业不考大学，进了香格里拉饭店，每月拿250元，赶上了她爷爷。

在中年知识分子中，有教授头衔的如凤毛麟角，能晋升为副教授已经难而又难了。何况教授也已经“贬值”，50年代的一级教授工资345元，80年代新晋升为一级教授的只有250元，何况如今的钱又那么不值钱。难怪有人说：如今什么都涨价，只有教授在降价！而大量的像徐志英那样的老讲师，每月的劳动报酬至多才100元出头，更不能和人家比了。难怪有人嘲笑他们：干了三十年还不如那个“傻大力”，看来你们越读书越吃亏啊！

的确，知识在贬值。知识分子的总体收人尚不及普通劳动者。大学毕业生的收人才56块，不如一个小保姆，用这点儿工资雇个扫街的都没人干！中年知识分子一个月的收人，比不上卖豆芽菜个体户一周的收入。北医附属医院大夫做手术超过十二点，仅仅补助两个鸡蛋。而他们雇个剃头的，专管给头部手术的人剃头，每剃一个就是三块钱。社会上流传的新型民谚“手术刀不如剃头刀”绝不是无稽之谈。我们有多少本末倒置的怪事！

难怪第二次“读书无用论”思潮在悄悄兴起，一些高中毕业生不愿意考大学了，甚至一些初中生也退学了，他们宁愿去当工人，去做买卖，也不愿意当知识分子了。

据国家统计局公布：北京地区人均年收人已达930元。请问：有几个中年知识分子家庭达到这个平均数字？请问：目前市面上抢手的高档电器、组合家具以及高级饭馆里的豪华筵席，顾客中的中年知识分子占百分之几？再请问：税收部门在征收“个人收人调节税”时是否统计过，月收入达到征税额的中年知识分子有几人？他们出版一本教材，一部著作，往往要花费几年、几十年甚至一辈子的心血，那点儿稿费却要按“月收人”收税，于心何忍？！

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他们并不妒嫉一些工人、农民和个体户在改革中得到的好处，他们只是希望自己的劳动能够得到应有的尊重，能够获得应得的报酬——不是指八小时以外再加班加点兼课、当“星期日工程师”，去挣额外收入，而是他们在各自岗位上所完成的工作的当然价值，他们完全有理由根据按劳取酬的原则达到社会上同龄人的生活水平。他们不用翻书就能引经据典，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有这样的名言：“复杂劳动创造倍加的简单劳动。”陈云同志也曾经说过：“应当向人民讲清楚，受教育程度高比受教育程度低、脑力劳动比体力劳动在工资收入上高一些，这是合乎社会主义经济规律的，也是合乎人民长远利益的。不这样做，我们的科学技术不可能上去，生产力也不可能上去。”“我们把钱用在中年知识分子身上，是划得来的，是好钢用在了刀刃上。”这些论述无疑是正确的、天经地义的，而现实生活中却“脑体倒挂”！这是违背马克思主义、违背经济规律的！参加座谈的一位老干部说：在世界上，几乎所有发达国家都是充分发挥了知识分子的才智，才使经济腾飞、社会进步的。在那些国家和地区，知识分子格外受到尊重，有着一般体力劳动者所不及的优厚待遇。日本视教育为国家腾飞的前提，二次世界大战后宁可勒紧腰带，也不压缩教育经费，教师待遇也较高。韩国高级知识分子的待遇高出工人三倍多。香港教授的工资收入有的高达工人的十倍。与香港比，我国小学教师的待遇仅相当于香港小学教师的1%；大学教授相当于香港教授的2%。无论是大学还是小学教师的实际工资，都未能达到抗战前旧中国的10%。中国大约是世界上知识分子待遇最低的国家之一了。

“君子固穷”。如果说，中国知识分子已经养成了对金钱、物质的贫穷加以忍耐的“性格”，那么，他们却有另一个难以忍耐的东西：面子。如今是讲职称的时代，中年知识分子有长期的工作经验和相当的成绩和贡献，却未必都能得到相应的职称。北师大的中年知识分子中，五六十年代毕业留校工作、至今仍是“老讲师”的还有180人。是他们都不够高级职称的条件吗？不是。地理系的赵老师，在全国的地理学界都是有名望的，但她至今仍是个讲师；化学系的何老师，三十年来党叫干啥就干啥，他领导的实验室是北京市先进单位，他领导的党支部被评为北京市优秀支部，他下工厂搞出了科研成果，他的学术论文受到国外同行的重视，人家来信称他为“博士”，而他至今还是个讲师；外语系的杨老师，全国高考俄语试题组的组长，论文在国外获奖，备课成“癖”，业务水平有目共睹，但她至今也仍是个讲师……榜上无名不是因为他们无能，只是“僧多粥少”，职称有严格的百分比限制。我们是个酷爱百分比的国度，什么都讲百分比，划“右派”有百分比，揪“走资派”有百分比，搞计划生育有百分比，当然，评职称也有百分比，百分比科学吗？放之四海而皆准吗？百分比和“实事求是”的原则又是怎样的关系？由于百分比所限，领导和职称评委非常为难，对许多人只好忍痛割爱，也怪他们不得。一位担任评委的老教授拿着名单，手在颤抖，那支笔迟迟疑疑不敢落下，不敢画那一个个决定人们命运的圈儿。“唉！叫我画谁，不画谁呢？”

这使我想到了我曾采访的中南民族学院的一位副教授。在职称评议工作中，他有幸（不幸？）被推举为该院的评委。面对着那些与他年龄相仿的人的名单，论资历，论学术水平，论贡献，他觉得都不相上下，要他划掉哪一个，都像用刀子剜自己的心——一个中年知识分子的良心！但是，比例是定死的，名额是有限的，他又有什么办法！他深知，这些和他一样的人，非常看重“面子”；但他又痛苦地看到，这些人现在不得不撕破“面子”，一个个来找他谈，向他申述种种理由。他怕见这些人，怕听这些话，因为他无法回答：无论许诺或是拒绝。他只好躲，把妻子儿女都打发到亲戚家去住，他一个人下了班就躲在家里，关紧门窗，佯装无人，谁都不见。8月的武汉，天热得像蒸笼，而他躺在密封的家中，却冷得发抖！外边的每下脚步声，他都怕是冲着自己来的，不敢开灯，连大气也不敢出，那脚步声每一下都打在他的心上！他自己上楼下楼的时候，提心吊胆，蹑足屏息，不敢发出一丝声响，好像自己在去偷、去抢、去加害于人，他觉得两层楼梯比泰山十八盘还要难走！整个评议过程，他都是这样熬过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