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谋本名叫“怡谋”，小学时常被老师喊错，“台谋”？“恬谋”？好笑！他自己改为“艺谋”，免得无人识姓名。一字之改，心田中种下了一颗种子：为艺谋，不为稻粱谋！搬运工张艺谋梦想着有一台照相机，却不知到哪里去弄这一笔当时视为天文数字的钱。家境凄凉，两袖清风，他所富有的惟有一腔热血。为此，他卖了血，用血换了一台“海鸥”牌照相机。疯了？人们觉得荒唐，可他极坦然，我以我血……是不犯法的。未婚妻萧华用劳动布为“海鸥”做了一个套，紧紧地护着这个宝贝。“海鸥”上贴着两颗心。这台“海鸥”后来一直伴随着他，诞生出许多作品。他不相信“海鸥”拍出来的照片就一定比名牌洋货不如，艺术的优劣，最重要的分野不在相机的牌子。他的摄影作品后来果然被世人瞩目，见诸报端，颇获好评。其中竟有一位女郎，因艺谋所摄她的头像刊于《中国青年报》而被人们发现了其美貌，被选拔为空中小姐，一时传为美谈，近于演义。这是后话。

1978年，当陈凯歌与万千考生在电影学院展开争夺战时，咸阳棉纺厂的搬运工张艺谋也心驰神往，拿了几幅用心血显影的作品去见来西安招生的主考官，竟连人场权也未取得。理由是极简单的：招生年限在二十四岁，张艺谋是年二十六了，已“廉颇老矣”！

人还在，心不死。他又在师友的指点下，只身人京，为投考另一所院校而奔走。奔走又无望，艺谋仰天长叹：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那时候，还不相识的陈凯歌金榜题名，正是踌躇满志。命运让他等着艺谋。

穷途末路的张艺谋无计可施，最后想起了李太白上书韩荆州的故伎，斗胆给当时的文化部长黄镇写了一封言辞真切的长信，并附去了自己报名时未被收下的作品。他不认识黄镇，知道此举比红叶题诗还要渺茫，并不存任何幻想，孤注一掷便返回西安了。

不久，一封赫然盖有“北京电影学院”大印的公函寄到咸阳棉纺厂党委，内容像一则谜语：“你厂职工张艺谋有意进我院学习，接信后望速来京面谈。”谁也没有见过这样的公函！是录取通知书！还是调令？都不像，措词婉转，弦外有音，颇费思量！厂党委为此专门开会讨论，十一名委员做出决定如下：

一、着张艺谋立即去北京，往返路费予以报销；

二、在此期间按因公出差，工资及一切福利待遇照发；

三、此去北京，何时将事情办好，何时归来。

进厂七年，张艺谋第一次得到厂领导给予的这般温暖，他有些不知所措了，总怀疑自己被错当成什么“衙内”了似的。

电影学院也把他当“衙内”接待，好几个人和他谈话，态度是极诚恳的：黄部长已经交代了，你的事情就这样吧！我们当初认为你不适合报考本院，主要是因为年龄关系。如果你自己也这样认为，我们可以帮助你安排到新闻单位去做摄影工作；如果你仍然希望来我院上学……

“我要读书！”张艺谋的回答重复的是高玉宝的词儿。

“那好吧！”接待者递给他一封早已封好了的信，公事办完了。

这封信上写的是：“你厂职工张艺谋表示愿意来我院学习，经研究，同意其要求……”并据xx号文件，说明工龄如何算，工资怎样发，等等。这毕竟不是正式录取通知书，结果厂里出证明给他办了户口、粮油等等复杂的关系。这些东西，可以一辈子把一个人栓在脚下的土地上，要想挪动一下是难于上青天的，而张艺谋的此次远走高飞似乎容易得出奇了。

他毕竟如愿以偿了，靠“海鸥”起飞的土摄影家终于踏进了电影学院摄影系的课堂！

人学以后的第一个星期天，张艺谋想到街上走走，等公共汽车的时候，碰见新同学某君，好心告诉他：“大家都知道你有‘来头’，有人不服气，要贴大字报。他们说：既然超龄两岁的人不经考试便可以录取，还要那些招生的教师何用？——你要有个思想准备！”张艺谋很震惊，他心里明白自己毫无“来头”，如果折腾起来，他是经不起折腾的。那年头，高考制度刚刚恢复，积攒了十余年的考生急红了眼，侥幸考中的人是天之骄子，也是众矢之的，不断听说有主考官徇私舞弊事发而受处分的，有走“后门”上大学而被取消学籍的。他当然并无这些劣迹，但人家攻击他的两条却不是诬陷！对此，他毫无招架之力，更谈不到还手之功，他不知道命运将要如何摆布他。

三天后，大字报贴出来了，在大饭厅的人口处，人人可以看见。上面虽未点他的名，但“摄影系的xxx”绝不会指第二个人，看了大字报的人都要向他扫过来一眼，使他的脊背发凉。他采取了家传的对策：沉默、忍耐。

这样的大字报重复出现了多次，他始终一言不发，如坐针毡地攻读随时都可能中止的学业，自我感觉竟然有些像王若飞在狱中学外语，抢在死刑执行之前往头脑中灌输知识。如此熬了两年，四年的学业已达二分之一，学校领导终于找他谈话：“你入学的时候，黄部长有话：年龄大，可以提前毕业嘛！——现在，你已经到了正常考生毕业的年龄，如果愿意提前毕业，我们可以帮助你联系工作。但不能发毕业证，只能算肄业。你写个材料吧，我们再研究处理意见。”

“死刑”的期限果然到了，张艺谋愣愣地退出来，不知该写点什么？这类似“绝命诗”的东西即便写了还有什么作用？那时，力荐他人学的黄镇已经离开了文化部长的位置，他的申诉将由谁受理呢？

他还是写了，一如既往，恳切陈词：我要读书！

三年级开学时，他心情忐忑地去教导处报到，得到的却是一个极为意外的暗示：你的事儿差不多了！这意味着那一段公案就此了结，意味着他可以留下来！他此刻的兴奋，绝不亚于被破格录取的当时。他当然不知道在他的背后，那些掌握他的命运的人是怎样“研究”他的，但他知道了，当今的中国，“伯乐”并不止黄镇一个！

1982年，他终于以优异的成绩取得了毕业证书。他急急地赶回故里，慈爱的双亲在盼着他，痴情的萧华姑娘在等着他，从初识算起，她已等了他十几年！十几个春秋，她往返奔波于娘家、“婆家”和劳动岗位之间，在咸阳古道上目送着雁去雁来。洞房花烛之夜，这一对“大男大女”互相抹拭着脸上的泪花，抚慰着心中的伤痕，默默无语，紧紧拥抱！一年之后，萧华生下了爱女张末——他们爱情的信物。这孩子有一双“沉默与思考”的眼睛，一如其父张艺谋。

《黄土地》开拍之前，张艺谋忙里偷闲，取道西安看了一眼太少温暖的家。已满周岁的张末却不认识这个又黑又瘦的男人，她难得见到他。“叫啊，叫爸爸！”萧华提示女儿，张末于是怯生生地叫了声：“爸爸！”张艺谋眼中滚落男儿泪。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他，为人子，为人夫，为人父，所付出的又太少了。

匆匆而来，又匆匆而去，他告别一家老小，偕陈凯歌踏上了黄土地。

对于80年代的青年，人们看到的往往是：牛仔裤，迪斯科，和轻率得如同儿戏的婚姻、爱情。陈凯歌和张艺谋以及和他们同辈的不算太少数的人，已用行动对此做出了回答。他们不愿意解释自我，陈述不幸。他们经历了苦难，但小看那个苦难，而且早早地比别人（父母、兄长）超越了那个苦难。“曲折的经历使我们更成熟，更懂得生活。”陈凯歌说。

由是，人们也就不会把他们的心声以为故作深沉而漠然听之。

我要表现天之髙远，地之深厚；

我要表现人之劳作，黄河之东流到海去不回！……

地上本没有路

高天，厚土，朔风，晓月，一次次地交相叠化，千山万壑起伏的曲线在无声地沉浮，身穿灰布军服的采风者顾青走来了，行行重行行，脚踏着黄土地。

无声源的音乐——“信天游”响起来，在他耳畔盘旋，在黄土地上回荡。

顾青驻足倾听，举目仰望着唱歌的黄土。

黄土，黄土，占满了画面，一株孤零零的杜梨树在苍茫中伫立山梁，它的脚下，是一条蜿蜒曲折的白色小路……

这山，这树，这路，独特的“这一个”，却遍寻无着，只存在导演和摄影师的心中。最后，他们选定了无路的山，但有树——株孤零零的杜梨树。无路，那就踩他一条路出来！

摄制组全体出动，从下午二时开始，用卓别林的步伐，鱼贯而上，朝着那株树。只留张艺谋在对面山梁的机位处指挥、观察。四小时后，夜幕降临，始告成功。这条路既白且平，不露脚印痕迹，极像往年踩成的。凯歌与艺谋相对报以会心的微笑。这使人想起鲁迅先生的话：“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他们就这样在黄土高原上迈开了自己的第一步，踏上了自己踩出的路。

他们把全部的热情、全部的爱都倾注于黄土地。这里的山山峁峁，犹如人的体态，起伏而舒缓，很少刀砍斧劈的痕迹。土层虽然瘠薄，却透着一种温厚的感觉。这一点特别像我们的民族。表面看来没有棱角，却有一种内在的深厚力量。凯歌与艺谋及美术师何群共同研究，确定了影片造型的基调：画面构图以黄土地为主，要把她作为一个“人”的形象——中华民族的母亲的形象占据银幕，要拍得博大、雄浑而又温暖、深厚。

而黄土地本身的色彩却是灰灰的近乎白色，为了取得饱和的、温暖的土黄色，他们于是借助于天的神力，请太阳帮忙。每当旭日东升或夕阳西下，高原被金黄色的阳光所笼罩，才现出它生命的光辉，浓郁，含蓄，蕴藉，流淌着无法言传的情感。而这动人的时刻却只有短短的一瞬，太阳跃出或没人地平线时的一瞬！他们追着光速，追着太阳，执著地追捕这美妙的瞬间，犹如夸父之追日。每天四时半出发，晚九时方归，往返数十公里，回到住处还要谈上半夜。凯歌在生活中待人豪爽而宽厚，在艺术上却执拗得不可通融。他要求艺谋和何群：构图的完整和现象上的平淡无奇，应是本片大部分镜头追求的目标之一；不搞民俗学方面的展览，又要在所有场景的细部真实上足以服人。他要求演员：重内功，重联系，重变化，重整体。不以形夺人，而神夺于形外。别怕自己没戏，也别怕别人说你不会演戏，不要试图去“表演”人物的美或丑。无论是善良或愚昧，欢乐或痛苦，在他们都是正常生活，不需要格外加以表现，尤其不能够单独加以表现。要在小幅度的动作和表情中，产生一种微妙的效果。

剧中翠巧家的窑洞是在选好外景地请当地农民帮助打的，再由美术师何群装修、作“旧”，达到了乱真的地步，一进去，黑得看不清人脸。导演强调：拍得要像当年的窑洞，不要很亮。因为一孔窑要住好几代人，常年烟熏火燎，里面是非常黑的。除了小门小窗之外，没有任何光源。如果点上个小油灯，会给人一种朦朦胧胧的感觉。假如打很多灯，拍得很亮，就不真实了，会让人出戏。这正是与艺谋不谋而合。艺谋偏爱自然光，坚信“用灯最少的摄影师是最好的摄影师”。在拍摄时，他在窑洞内只用了少量的散射光和柔光照明，同时又给小油灯加了一点点暖色，希望让观众看到窑洞是很暗的，但又是比较温暖的，从顾青来到老汉家，到最后离别，窑洞里始终弥漫着一种温暖的人情。

由谭托扮演的“翠巧爹”在窑洞里复活了，坐在羊皮背心上，袖着手，泥塑般呆呆地坐着，目光浑浊，举止迟缓。他显得那样的愚昧和呆滞，和顾青没有寒暄客套，只是简短地一问一答。说起邻村小女子的出嫁，那样的冷漠、平静：“啥小？他爹说，出六月就十四啦。”作为慈父，他疼爱两个从小失去母亲的女儿，心里和她们一样苦，却从不对人表露。是命运逼迫他走着一成不变的老路，把幼小的翠巧也像牲口一样卖出去：“为这事爹打过你……可谁家的女子不是这条路？……爹盼着你比你姐命好……再说，你订的是娃娃亲，订钱，一半发送了你娘，一半凑数给你兄弟订婆姨了……”

直到顾青离开前的那天晚上，麻木不仁的老汉才流露出一丝惆怅的离情，他担心顾青“搜不到酸曲儿，公家还不撤了你的差”，竟情不自禁地用老迈、苍凉的嗓音，把深埋在心中的对女子们命运的同情倾诉出来：

正月里来就正月正，

大光眼眼就两盏灯，

弯弯眉毛就两张弓，

你看心疼就不心疼！

十三上定下就十四上迎，

十五上守寡就到如今。

高哭三声就人人听，

低哭三声就跳苦井！

机位久久不动，镜头睁大眼睛，久久地、定定地看着这位父亲。张艺谋突然觉得自己正面对着他下乡插队时那些待他如父子的乡亲。他返城的时候，乡亲们相跟着送了一程又一程，一句话也不说，只是默默地跟着他，直到他上了车，回头一看，乡亲们仍旧揣着手站在那里，目送他远去。艺谋在电影学院毕业之后，又去看望他们，他们的日子好了，家家用鸡蛋、红枣招待艺谋。一位老汉脸红红地说：“钱还没还后生哩，钱还没还后生哩……”十多年前，老汉曾借用艺谋的钱，至今不忘。其实，感到愧疚的倒是艺谋：衣食父母和公家人，到底谁欠了谁的债啊？我们又该怎样来报答他们的养育之恩啊！

……

一到了峁上，四十七岁的“老汉”就判若两人。他精神抖擞地扶犁扬鞭，不但动作敏捷，而且还不断粗鲁而亲热地吆着牛，像是跟牲灵在说话，对于这个辛苦一生的农民来说，土地就是生命，整个身心都托付于脚下的热土。对于未来，他有着微弱而又模糊的希望，听顾青讲起延安女子的新生活，内心受到很大的触动。“你说南边的女子们能念书，当真？”这句将信将疑的话，透出了他对改变命运的向往。然而，他不懂得穷人受苦的原因，也不知道要靠自己的力量救自己，而是把希望寄托在不可知的“命”上。在峁上吃饭时，他以一个农民面对上苍的虔诚，用筷子头挑了点糊糊，甩上天去，嘴里念念有词：“……五谷发芽，早降雨水。”见顾青笑他，就谆谆地开导说：“后生家不懂，这点粮食爱惜不得。”接着又拍着身边的土地：“就说这老黄土，让你这么一脚一脚地踩，一犁一犁地翻，换上你，行？——你不敬它！”

此时，在剧中人顾青的心中，在《黄土地》的创作者们心中，泛起了温暖的理解和爱，以及深深的悲凉。

镜头切换成大全景：一个小小的行列在高高的峁顶上缓缓移动，第一个是犁田的老汉，第二个是点种的顾青，第三个是撒粪的憨憨。他们缓缓地移动着，就像我们民族走过的漫长而又艰难的历史。吆牛声和胡笳般的管乐，在天空和土地之间回荡，悠长而悲怆。

这组镜头，反复拍了四次才取得了满意的效果。高原上风大，又下着小雨，天很冷。老演员谭托患有气管炎，冻得发抖，气喘不止，一说话嗓子里就带有“咝咝”的痰音。他已与剧中人“翠巧爹”合为一体，真假难分，达到惟妙惟肖的艺术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