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宗列祖，吾土吾民

单看这塬，这坡，这沟，这梁，说不上是何时何代、何年何月，犹如奔涌而来的群山、推进中的大潮，突然与岁月一同凝固了，弹指间便是若干世纪。仿佛盘古氏开天辟地的巨斧刚刚丢弃在近旁，仿佛女娲氏在完成了雕塑杰作之后鼾然睡去不久，浑然大块被她挖成了这许多沟壑。仿佛这黄土的表层还清晰地印留着秦始皇帝的甲兵的镞痕，头曼单于的骠骑的蹄迹。壁垒犹存，秦砖汉瓦，点点苍苔，原是热血。

久久地不见人迹，惟有这黄土。蓦然一曲《信天游》，好似从地层深处发出，苍凉髙亢，声闻十数里，回荡在古战场上。拦羊的汉子圪蹴在塬上，瞅着脚下的一线羊肠上现出三五个黑点，越来越近，到跟前才看清是几个“公家人”，学生娃儿模样。眼下早不是“上山下乡”的日月，他们来做啥哩？

公家人向他打个问讯，递上来一支过滤嘴香烟，他定定地看了一阵，接过来，却颠倒了含在口中，濡湿了半截。说了半天他也不甚了然，这些人来寻“根”哩！

陈凯歌和张艺谋为“黄土地”而来，那时候，还没有《黄土地》。他们是同学，北京电影学院1982年毕业，却不同系，一个学导演，另一个学摄影，正好搭档。张艺谋中等身材，衣着平常，下身穿一条挺脏的牛仔裤，上身套一件松垮垮的毛衣，像满世界找活儿干、卖力气的临时工架势。扛摄影机确需力气。至于脸，也貌不惊人。陈凯歌这样为他画像：一个弧线微微向下弯曲的鼻子，两条自鼻翼直奔嘴角的沟线，再加上一双沉沉的眼睛。张艺谋1951年生于西安，亦即秦都咸阳，因而号称“秦国人”，可惜体态与威武慓悍的秦俑相去甚远，却也未必无秦王扫六合的雄心。陈凯歌小他一岁，祖籍福建而生于北京，北京原是燕国故都，未尝不可视为“燕人”。他身材高大而健壮，双目炯炯，浓须连鬓，确有燕赵慷慨悲歌之风。秦人和燕人本是势不两立的，为一幅督亢地图，燕太子丹白衣白冠，萧萧易水送别荆轲，一去不还；荆轲图穷匕见，仓促之中竟误刺铜柱，使秦王负剑而拔，将他砍为肉泥！那一幕威武雄壮的活剧演出两千年之后，秦人和燕人的后裔手执着手，共同凝望着这片黄土：我们都是黄土地上的中国人！

《黄土地》是陈凯歌的处女作，而在张艺谋则已是第二部，在此以前，他已先拍出了被誉为“化腐朽为神奇”的《一个和八个》。

《一个和八个》在京试映，艺术界一片惊呼，其景象颇似后来的《黄土地》，却远不如后者幸运，经几番周折，始得上市。1983年秋，正是张艺谋的头胎婴儿《一个和八个》受难之时，他又与陈凯歌谋篇《黄土地》了。

那时不叫《黄土地》，而名为《深谷回声》，编剧张子良，是西安电影制片厂的，也是“秦国人”。剧本写一个兰花花式的陕北小女子，对远道而来的八路军干部产生了感情，最终因封建婚姻制度的桎梏而投水自尽。本子有文采，有激情，朴朴有秦地之风，它使远在广西电影制片厂的张艺谋睹物思乡，大动感情，于是相邀北京电影制片厂的同学陈凯歌合作此片，一拍即合。陈凯歌看中了故事发生的地点——陕北高原，虽然他在此之前从未去过陕北，但仰慕已久。在远古时代，那里是中华民族的摇篮；在现代史上，那里是革命圣地。那块广漠、贫瘠的高原上，曾经发生过一场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那里的土地和人民，曾经为新中国的诞生做出了伟大的贡献。在电影学院就学期间以及分配到电影厂之后，陈凯歌经常思索一个问题：自己在创作上应该走一条什么样的道路。他感到，粉碎“四人帮”以来的一个时期内，某种文人式的自怨自艾的陶醉感和大难之后获得解脱的侥幸感相互交织的情绪，曾经弥漫于中国的文坛和影坛。虽然这种现象是历史发展进程中难以避免的，但毕竟不符合时代和人民的要求。我们这个时代的人，无论是功名显赫的伟人，还是普通老百姓，都经历了许多磨难。如果把苦难和坎坷看成是历史的正常现象，就不会格外夸大个人的不幸，抱怨生活对自己的不公平，而能以坚强的态度，勇敢地直面人生。坎坷的际遇使有些人消沉甚至扭曲，但更多的人经受住了生活的锤炼，走向成熟。他说：“对于我们这个有五千年历史的中华民族，我们的感情是深挚而复杂的，难以用语言一丝一缕地表述清楚。它是一种思前想后而产生的又悲又喜的情绪，是一种纵横古今的历史感和责任感，是一种对未来的希望和信念。我渴望能够通过自己的作品，使这种信念和情感得以抒发。电影可以拍小桥流水，江南秀色，但也可以反其道而行之，搞点有力度的东西，表现一点粗矿的阳刚之美，当我获得独立拍片的机会时，便希望在这方面进行一次尝试。”

他和张艺谋对剧本尚有不满足之处，还想再展开，再生发，再改造，再升华，要求赴陕北深入生活。

但厂领导犹豫不决，因为此时正值张艺谋的处女作《一个和八个》拍成后处于艰难的遭遇之中。陈、张恳切请缨，始许陕北之行——并非拍板，看看再说。他们乃会同编剧、作曲一起启程，1984年元月1日进入八百里秦川。

广袤大地袒开胸怀迎接前来寻“根”的赤子。他们站在洛川塬上，举目四望，黄土一直延伸到天边，真是“好大的一块土”！这塬，非山非川，其实就是十余丈厚的那么一大块土。千百年雨水冲刷，风化剥脱，人工垦耕，成峁，成沟，成千变万化的山梁。隆冬季节，北风卷地百草折，黄土裸在外边，了无植被，又极静，悄无声息。惟其博大而沉静，使人登临纵目，瞻前顾后，想得极多又极远。凯歌由此悟出一个民族最初的强悍原是同大气磅礴的自然环境相关的；一个民族最初的文化原是从静默中产生的。塬上的大气中弥漫着《信天游》的旋律，裸土蕴含着黄钟大吕、华夏之魂。

有黄土，便有黄河，这是一对孪生姐妹。

“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风在吼，马在叫，黄河在咆哮……”黄河使人激动不已。可是，陈凯歌、张艺谋眼中看到的黄河却是安详而平静的，仿佛不是它劈开了两岸的石壁，却是群山因为它的到来而闪开身去。它舒开壮阔的身躯，在亚洲内陆默默地平铺而去，登高一望，它在万古群山中仿佛是凝滞不动的。在山上，在远处，你甚至听不到流水声，只有走近，才能听到它庄严的低吟。它的身边，是久旱无雨的土地。如果说上游的涓涓细流和下游的汹涌浪涛分别是黄河的幼年和老年期的话，那么，陕北流段正是它的壮年。黄河的壮年是平缓安详地度过的。

缓慢、沉重、凝固。黄河的节奏，黄土的节奏，黄肤色人的节奏。

一个晴朗的早晨，他们看到一位老人佝偻着身躯，迈着蹒跚的步子越过冰封的河岸，从黄河中打起了水，又艰难地走去。一桶黄水，半桶黄沙。黄河水是浑浊的，历史的积淀使它沉重；黄河水是黏稠的，像两岸人喝的小米汤，像母亲的乳汁。望着水中缓缓荡开的年轮般的涟漪，望着岸上迤逦远去的水迹，在这一刻，陈凯歌和张艺谋明白了他们未来的影片该写什么。

秦代称黄河为“德水”，以为水德之始。其实秦地极缺水，黄河里有的是水，黄土地却长期干旱，缺什么便向往什么。水象黑，秦人便“衣服旄旌皆上黑”。满目皆黄，人显得那么渺小而模糊，黑色的便醒目，这才是真正的原因，秦人很懂得色彩学。此风一直延续至今，一身黑色袄、裤，白羊肚手巾红腰带。小女子和年轻的婆姨们则红色更多些。黑、白、红，为秦地“老三色”，对比强烈而又和谐。

他们天天混在“老三色”中，步行几十里，去看那些在阳光下人头攒动的赶集的汉子们，又泼辣又羞怯的小女子们，双手揣在怀里、只会定定地看着你的老汉们。

他们走进张庄的一位老汉的窑洞。

一进门，老汉就把羊皮背心往臀下一塞，袖起双手，靠墙一坐，静静地不言不语，像一尊塑像，古铜色的脸上被岁月刻下了一道道皱纹，像黄土地上的沟壑。他们问一句，老汉答一句，慢吞吞地说起自己的家事：女儿已经出嫁，是他说的亲，因为婆家有吃食，就嫁出去了。后来年成不好，女儿要离婚，老汉不同意：“咱受苦人说话得算个数，哪怕讨吃你也要相跟上。”

他们问老汉，女儿和女婿有没有感情——就是夫妻恩爱？

老汉说：“‘酒肉的朋友，米面的夫妻’。没吃食，啥恩爱！”

他们请老汉唱个歌，老汉说：“不喜不愁唱个啥！”

老汉使他们懂得了农民的哲学。

老汉让他们找到了未来影片中的“翠巧爹”。

老汉使他们认识了老一代农民的典型性格。这一性格的最基本特点就是“静”，“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人生的艰难坎坷，感情的酸辣苦甜，都深深地贮藏在内心世界，获得一种类似平静的平衡，不怨天尤人，不慷慨陈词，正如脚下的黄土一样质朴无华。大半生的辛劳，似乎只是为了一点简单的需求——吃食。

时至今日，这里的农民生活仍然并不富裕，由于生产责任制的实行，口粮问题才得以基本解决，虽然与都市生活仍有天壤之别，但农民已经感到了满足。老汉说：“现在我外孙子都十八岁了，个儿长得挺大，也有吃食。你瞅瞅这日子不是挺好吗？”

民以食为天。凯歌他们在“不食人间烟火”的道观中也深深地感到这一点。他们和道者们一同进餐，听着他们贪婪的咽食声，和农民也没有多少区别，把肥腻腻的羊肉面条视为难得的美味。“公家人”吃不惯，道长们惊呼：“羊肉面不爱吃？还想吃啥哩？”

他们没有笑，只有沉思，在道长们“呼噜呼噜”的咽食声中沉思。这不是廉价的同情、怜悯，没有把自己当成拯救斯民的英雄豪杰，他们自己也是普通的人，和这些人是一脉相承、血肉相连的同胞，不可能以“悠然见南山”的闲适心境去观察、去把玩这一切。

毋庸讳言，他们在陕北看到了贫困。这贫困，十年前曾使周总理重返延安时感慨万千，热泪盈眶；十年后，叼着旱烟袋的佳县县长坐在这些拍电影的年轻人面前久久不语。他只是说：“穷是丑的根儿，脱掉穷皮在今日之陕北已经不仅仅是一种愿望了。”应该说，他们看到的是贫困的尾声，是上一个时代的结束，而同时，他们看到了奋起的开端。

在安塞县，他们参观了被法国人誉为“东方毕加索之作”的农民画。其色调之明朗、浓郁，色彩对比之鲜明、强烈，表现手法之单纯、拙朴，想象力之丰富、神奇，都令人叹为观止。尤其是那种自然流露而出的一片天籁似的纯真，是职业艺术家的作品中难以找到的。这些画表现的大都是农民的日常生活：犁地、播种、担水、抱柴、压铪铬、纺线线，清明时的娃娃、谷雨后的老汉、笑的婆姨、唱的汉子，更有绿色的老虎、紫色的绵羊、红色的犍牛……涂得越鲜亮，心中便越快活。画的作者们都不懂什么专业技巧，却使这些城里来的文化人看到了文化，看到了对幸福的向往和信念，看到了春天的气息。

农民歌手贺玉堂为他们唱《信天游》，一唱唱了三个小时，直到热泪滚滚，欲罢不能。庄稼汉们不惜跑上百里路，相跟着来听。他唱完了，嗓子哑哑的，眼睛红红的，竟一言不发，只是笑一笑，便和听傻了的城里人握手作别。这是一种具有原始色彩的、饱含着对生活的热爱和激情的歌声，他不是用技巧，而是用整个心在歌唱，用生命在歌唱。陈凯歌在心中疾呼：应该让所有专业的音乐工作者都来听听他的歌！

更大的震动是安塞的腰鼓。

陈凯歌当然见过天安门前游行队伍中的腰鼓，一帮“学生娃儿”装扮得红红绿绿，斯斯文文，款款而行，按照规定的节拍敲击着腰间的“道具”。不，不要这忸忸怩怩！他曾在云南观看少数民族的庆典，长刀成列，木鼓震天，纵歌狂舞之间，洋溢着豪放的激情与伟力。那么，汉民族的豪情哪里去了？是不是被五千年的重负窒息了呢？是不是在尚不算发达的现代生活中泯灭了呢？他盼望回答。回答他的，是数百条汉子在黄土地上的震天鼓舞，是大野中的沉雷在荒原上的驰走，鼓声又悲又喜，悲喜交集，足令勇汉壮士泪下如雨！它绝不是表演式的舞蹈，决不能伴以曼妙的管弦，它是古代文化之延续，汉民族之大音！

他简直难以相信，小小的腰鼓中竟然蕴藏着如此洪大的音量，黄土地在创造《信天游》的同时也创造了这般雄浑的舞蹈；他无法想象，这些雄狮一样跃起的汉子也是拦羊人、犁田人，喝起稀粥“呼噜噜”响！不，正是这些胼手胝足的农民，一旦奋起，便爆发出惊天动地的力量，正是这些刚刚吃饱肚皮的农民，创造了如此灿烂辉煌、富于理想和激情的艺术。“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初得温饱的农民用画、用歌、用舞去表达欢乐，而我们一些文化人却吃饱喝足了写痛苦！这种鲜明的对比，使陈凯歌一行感慨不已。

千里走陕北，使他们的心灵久久地震颤，他们从黄土地上找到了未来影片的灵魂：贫困、蒙昧和渴望改变自身命运的冲突。

他们在黄帝陵前肃然伫立。这里，在黄土之中，安息着华夏民族的祖先轩辕氏。在无限黄尘中远远望去，冰封世界惟有黄陵桥山一片葱绿，仿佛一座生命的圣坛，日日夜夜静默地燃烧着亘古不熄的圣火。黄陵周围，繁衍生息着轩辕黄帝虔诚的子孙，在缺柴的陕北，却无一人去捡拾祖陵上十万棵柏树的一枝一叶。

共产党员陈凯歌朝着黄陵注目良久，沉思良久。他在想：与发达国家相比，我们还是一个穷地方的一群比较穷的人。但是，正如陕北人民对美好未来有着热烈的向往一样，我们中华民族千百年来对光明幸福一直进行着执著的追求。这正是推动我国社会不断向前发展的精神支柱。目前，我们的国家正面临着一场伟大的变革。为了胜利完成这次突破，我们不仅要积极吸收新的思想，同时还应当尊重自己的传统，从既往的历史中吸取力量。为此，必须清醒地认识自身，认识一个轩辕子孙肩上承担的历史使命。他率领年轻的伙伴们向祖陵三跪九叩，行华夏民族之大礼。他们相信，黄土之下的那一颗伟大的心脏还活着，跳动在你、我、他的胸膛之中。

当他们告别陕北的时候，心中已经决定把未来的影片命名为《黄土地》了。

但是，回到广西厂之后，才知道厂里巳决定这部影片“下马”。他们恳请向厂领导做一次汇报，这是最后的一次争取，成败在此一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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