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来，这些有“权”决定别人命运的人，也够难的。职称评议工作是一桩“得罪人”的差事，很容易“激起民愤”，在农大如此，在北师大也是如此，几乎是“怨声载道”，许多人可以指名道姓地进行攀比，列举出诸多不平之事。其中有没有营私舞弊、徇情枉法、门户之见、打击报复？也许有，也许没有，既然议论纷纷，还是广开言路为好。而有意思的是，北师大召开的这个座谈会，到会的多数都有“怨言”，而主持会议的党委副书记则由他们说、任他们骂，既不“说服教育”，也不“诱导安抚”，只是洗耳恭听，并且时时点头，深表同情。他无法批驳这些人，又无法帮助这些人，他那把交椅坐得多么艰难啊！

他们列举了一大串落榜者的名字，这个神经失常了，那个病倒了，都是因为职称。一人失意，全家不安。家人说：“咱不要职称，顾命吧！”可是，这些人想不开，他们把职称看得比命还重。“我不是要求别的，是要求工作的权利，职称是工作的通行证！”他们说。没有高级职称，他们无法充分发挥工作潜力，无权申请国家科研项目，无资格参加一些学术会议。他们甚至无颜见自己过去的学生，学生们在外地已是副教授、副研究员了，还要进京来向这些老“讲师”请教，难为情啊！全国形式逻辑学会的许多委员的职称都高于会长，让这位会长怎么工作呢？

历史留下了太多的遗憾，和现实中的遗憾搅在一起，要梳理、要解决，是困难的，有的甚至难以弥补了。

地理系一位老讲师，侥幸提升为副教授，又侥幸被派往加拿大进修，应该说是幸而又幸了。但他出国一年后回来，这个保持了三十多年北京市八百米长跑纪录的男子汉却变得呆傻麻木了。有谁知道他“进修”的苦处呢？年过半百了，他的导师却是个三十来岁的小伙子，加之语言障碍，交流困难，国格、人格，使他心理上承受了过大的压力！难道我们中国知识分子就不如人家吗？我们本来可以……

是的，我们“本来可以”做到而没有做的事情太多了。一个日本代表团在参观了师大之后说：你们总说你们的实力不够，其实我们日本在战后比你们困难得多。但是，我们当时首先建设的不是楼、堂、馆、所，而是学校。尊重教师、尊重知识，在全民族蔚然成风。我们这次在中国看到了许多豪华的宾馆和现代化建筑，也看到了许多重点学校的危险房屋……

当然，他们所看的不止是北师大，所说的也不止是“危房”。据我所知，北京市的饭店宾馆目前已达3900家、43万个床位，涉外饭店已达97家、24万个床位，还有102家在建或待建，到1990年涉外饭店将达200家，有关方面估计将出现出租率下降、营业亏损现象。而另一方面，几乎所有的大、中学校都已饱和而不得不提高分数线、加大淘汰率了，连学龄儿童人小学都很困难，更不要说那些“教书匠”们几代同堂的宿舍了！

……

暮色苍茫，我带着记得密密麻麻的笔记本和几盘录音带走出北师大校门，那条南北通衢大道上，车水马龙。一霎间，我想起了心力交瘁的徐志英老师，并且瞥了一眼那条印着斑马纹的人行横道线，那是她丧生的地方……

舞台小世界，世界大舞台。如果哑巴会说话，他们将为你讲述一个动人的故事……

1986年5月1日，北京。

开演的铃声响了，首都剧场里的灯光灭了，舞台上的大幕徐徐拉开了。这是一场别开生面的演出，美国著名的“聋人剧团”来华首场公演哑剧《别了，我的老伙伴》！

演员全是聋哑人，他们的喜怒哀乐，全凭表情、动作、手势。只动手，不动口——口也是动的，只是没有声音。

不，演员不全是聋哑人。你看，他们之中的一男一女，不仅投入剧情和大家一起表演，而且在担任现场同步配音。聋哑人的一举手、一投足、一个眼神、一个口型，都由他们变换成流利的台词，传达给每一位观众。他们的译配默契传神，惟妙惟肖。

他们是谁？那位年轻的女演员，没有人认识。那位中年男演员呢？高大的身材，宽阔的肩膀，洪亮的嗓音，娴熟的表演……似曾相识。啊，有人认出来了，他们曾在话剧《霓虹灯下的哨兵》、《豹子湾战斗》、《曙光》、《街上流行红裙子》、《伽利略传》、《高加索灰阑记》……中见过这个熟悉的形象，曾在《芙蓉镇》、《普通老百姓》等多部广播和译制片中听过这个熟悉的声音。他是中国青年艺术剧院的演员王振泰！

演出相当精彩，相当成功，征服了中国的聋哑人，也征服了普通观众。剧场里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台上的聋哑人簇拥着王振泰，热烈拥抱，打着手语向他表达衷心的感谢。美国聋人剧团的负责人祝贺他的巨大成功，他微笑着和他们亲切交谈，用英语、用手语……

这个王振泰！他怎么有这么大的本事？

不久前，中国戏剧家协会邀请美国的聋人剧团来华演出。这是一个在国际上享有盛名的剧团，演员全是聋哑人，使用特有的哑语演出，服务对象却不以聋哑人为限，面向全人类。世界上许多国家都有他们帮助成立的聋人剧团，兴起了一项颇有特色、颇有影响的残疾人艺术事业。剧团团长兼艺术指导大卫·海斯先生却是一个既不聋也不哑的正常人，一位事业心极强的艺术家。他要把他的事业推向全世界，而在中国还是一项空白。他十分高兴地应邀率团来华演出，但为了使中国观众理解剧情，需要现场译配汉语。他们已经有了一位女演员，希望中国能派一位男演员，这个人必须既懂表演，又通英语，最好还会哑语。

这个条件，太“苛刻”了些，到哪儿去物色这样的全才？剧协遍寻不着，向青年艺术剧院求援。终于找到了合适的人选：王振泰！

于是，这位全才的艺术家脱颖而出，走马上任，时年四十七岁。

王振泰，1939年生于北京，1962年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之后，分配到中国青年艺术剧院。他是中国戏剧家协会会员、北京语言协会会员和北京朗诵协会会员。他的个人简历就是这些。另外，档案里还多一条：其兄有历史问题。这一条，现在不算什么了，当年却是个沉重的包袱，背了好多年，在“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年代，演《青松岭》那样的戏是没有他的份儿的。“文革”前他也演过几部戏，但都是配角。他很难占据主角的位置。那时候，像吴雪、金山这样的名演员还年富力强，轮不到初出茅庐的王振泰。而且他的个子太高，一米八二，别人没法儿跟他配戏，他只能陪衬别人，《豹子湾战斗》里的“大个儿”、《霓虹灯下的哨兵》里的赵大大，当“特型演员”使用。只是在非常特殊的情况下，临时顶替梅熹在《文成公主》中演过一次唐太宗。如果他是个无能之辈，自甘沉沦，倒也罢了，偏偏此人才高、胆大、心野，他痴迷于话剧事业，他要在舞台上闪光！果然创造了奇迹，他以魔术般的演技掩盖了身材太高的“缺陷”，出色地扮演了《祝你健康》中的丁少纯，令吴雪院长赞不绝口；在《杜鹃山》的排练中他偷偷地默记了别人的台词和舞台调度，自告奋勇扮演与他本人气质相去甚远的温其久，活灵活现，使同事们拍案叫绝！

出色的才华使他的形象放出光彩，成功之路在他面前刚刚展开，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却开始了，艺术青春在蓬勃时期突然中止。他和他的伙伴们一起被下放到部队农场去劳动改造，长达四年的时间里，从精神到肉体都受到极大的摧残。“打坯、垛墙，累死阎王”，四年就是这样度过的，收工后洗脸的时候，手都举不起来，够不到脖子。并不是艺术家不可以劳动，他们本身就是劳动者，他们的手可以创造出比“打坯、垛墙”更有价值的精神财富，但是那时候不需要这种财富。“舞台小世界，世界大舞台。”王振泰作为一名演员，生命中最美好的年华却是在舞台之外度过的。而当他离开舞台的时候，似乎才更加深刻地理解了世界，理解了人生。

“四人帮”肆虐十年，一朝覆灭，中国又有希望了，话剧艺术又有希望了。此时的青艺，老一辈的艺术家或已被迫害致死，或年事已高，王振泰这一批刚刚步人中年的演员挑起了太梁。中国的文化人，中国的艺术家把国家的兴衰、事业的成败看得高于一切。尽管王振泰家有瘫痪在床的老岳母需要他伺候，不避风雨的陋室需要他蹬着三轮车拉砖运土亲自修理，他自己还有多种疾病。但是艺术的青春在召唤他，梦寐以求的舞台在召唤他，他不顾一切地投入了事业，《山泉》、《伽利略传》、《街上流行红裙子》、电影《翔》……都留下了他的形象，融入了他的心血。

人在逆境中觉得度日如年，顺境中又感叹日月如梭，不知不觉，王振泰已经年过四十，他的舞台生涯还能有多久呢？眼看一批青年演员成长起来了，他们青出于蓝，雏凤声清，大有取代中年人的位置之势！十年前的苦恼又降临到王振泰的头上：一米八二的个子，过去和老演员不好配戏，现在和年轻演员也不好配戏，他必须再次退让当陪衬了！

王振泰没有沮丧，他为这些年轻人的幸运而高兴——没有像他那样贻误青春，他热情地为他们捧场，哪怕一个边边角角的小角色也演得熠熠生辉。王振泰没有哀叹，他在排练之余、舞台之外，寻找自己的位置。他为剧院翻译剧本，青艺上演的布莱希特名剧《高加索灰阑记》，剧本就是他翻译、整理的，演出时，他还一个人穿插扮演了好几个角色。他把余力投向广播、电视，用他那优美的声音为听众、观众服务，并且翻译了近五十部（集）的广播、电视剧本，他导演的广播剧《蓝色的彩桥》获首届乌金奖一等奖。广博的才华、创造性的劳动，使他的生命之花开得更加灿烂，他的“舞台”大大扩展了。

他开始了自学外语，他说，话剧艺术是外来艺术，必须学习、借鉴国外的戏剧表演理论，我们过去接触得太少了，现在要开放，要振兴中国的话剧艺术，就要把人家的理论翻译、介绍进来！他的胃口真不小，刚学abc就想当翻译！“我必须得学成！”他说到了，也果然做到了，几年过后，他以惊人的毅力攻下了英语，具备了笔译、口译的能力。

难怪美国聋人剧团的朋友们那么赞赏他，这样的人才的确不可多得。不过，他的哑语却是现学的，学得那么快、那么好，这个人！

人选确定之后，海斯团长邀请王振泰赴美国参加半个月的排练，以保证演出质量。但由于说不清楚的原因，此行未获批准，王振泰只好根据美国寄来的剧本和演出录像带进行准备。他把剧本译成中文，并且根据录像带对口型，练配音。他家里没有录像机，骑着摩托车到处借，没有四分之三的录像带，只有电视台的机器才能放。幸亏他的妻子在电视台工作，帮了他的大忙，陪着他一遍又一遍地看那些外国哑巴的表演。可以想象，对于一个不懂哑语的人，要弄懂那些奇奇怪怪的手势，译配成准确、生动的台词，该有多难！王振泰是个只知前进不肯后退的人，他为此竟然从头学起了哑语，拜聋哑学校的老师为师，像小学生一样，比比划划，“爸爸”怎么“说”，“妈妈”怎么“说”……

美国聋人剧团来了。团长认为还需要拿出半个月的时间排练，以便中国配音演员适应，哪想到，王振泰只用了一天就完全适应了，使演出获得了出人意料的圆满成功，这里边，有王振泰事先在台下付出的多少汗水！在北京，在外地，聋人剧团的演出连续博得一片喝彩声。美国朋友心里明白，如果没有王振泰，这将是不可思议的！

演出结束后，美国朋友要回国了。海斯团长含着感激和景仰之情，郑重邀请王振泰去美国工作，他的聋人剧团非常需要这样的人才。王振泰却礼貌地婉言谢绝：“不，我的事业在中国，正像您的事业在美国一样！”在外国人面前，王振泰不卑不亢，热情而不流俗，自爱而不傲慢，展示了轩辕子孙落落大方的风度，赢得了国际友人的格外尊重，这与某些见了洋人就骨头发软的“明星”，形成了多么鲜明的对照！

由于聋人剧团在中国的演出成功，海斯很受鼓舞，进一步表示，他有意帮助中国聋人组成一个剧团。这个想法和中国戏剧家协会不谋而合。经过磋商，海斯三次来华，在北京和上海遴选了四个聋哑青年，这就是未来的中国聋人剧团的最初的“班底”了。海斯邀请他们于1987年六七月间前往美国聋人剧团学习一个半月。对于这四名聋哑青年来说，简直是意想不到的“走运”，他们激动不已，用哑语交流着狂喜的心情。但是，他们毕竟是聋哑人哪，连汉语都不会说，更不要说英语了，出国学习必定要碰到远远超过常人的困难。需要有一个人带队，这个人应该是戏剧行家，又精通汉语和英语。不用说，这个人选非王振泰莫属了，中美双方的想法再一次不谋而合。当然，也有人提出另外的人选，出国是“美差”，这个“团长”别人也想当。海斯坚持说：“如果你们要派一个外行来，那我宁愿取消一个名额！”他执意请王振泰带队，话说到这个地步，也就只好如此了。王振泰本不想争这个“美差”，但是，美国朋友的信任和尊重使他盛情难却，他帮助海斯挑选的那四名聋哑青年也使他放心不下，考虑再三，他答应了。“君子一诺重千钧”，他知道，这在他的肩膀上落下了怎样的重量。但他却不知道，为这次美国之行，他将要付出怎样高昂的代价。

1987年4月决定了此事，6月5日就要启程。说不清由于什么原因，这百分之百的公事却好像成了王振泰个人的“私事”，在所余一个来月的时间里，王振泰这位“团长”要做好一切准备工作。五个人的护照、签证要他亲自跑，从上海来京的两名聋哑青年的食、宿要他想办法。他只好把上海聋哑青年安排住在私人家里，吃饭也是东家一顿、西家一顿，包括他王振泰自己的家。又说不清什么原因，四名聋哑人的制装费受到刁难，出国零用钱也没地方给，王振泰四处求情，才获准由他们自己掏人民币，每人换了三十美元。签证也难，不知道为什么那么难。直到6月4日，王振泰饿着肚子、骑着摩托跑了整整一天，才拿到了签证，他已经精疲力尽。可是，第二天一早，他就必须率领着四名聋哑青年起飞了。

飞机横跨太平洋，向东飞去。王振泰昏昏欲睡，他太累了。

途经日本，在机场停留的时候，四名聋哑青年口干舌燥，可是谁也不舍得拿出那点儿看家的美元买碗水喝。王振泰看在眼里，默默地拿出十个美元，买了五杯橘子水。“喝吧，我请客！”他用哑语亲切地对他们“说”。四个人拿起了杯子，眼中涌出了泪水，那泪水，胜过万语千言。

我国聋哑人剧组，第一次飞越重洋，飞渡蓝天，来到了美国的康涅狄格州，开始了为期五周的紧张学习。这个学习班的学员来自好几个国家，可以说，中国的学员基础最差，他们没有正式学过表演，又不懂英语，还要适应异国他乡的陌生环境。他们甚至连“听”课都十分困难，因为美国的哑语和中国哑语也有所不同，也需要“翻译”。千难、万难，都要王振泰带头去攻破它。他和他们一起“听”课，然后把所学的内容译成汉语作为他们的讲义，并且用中国哑语对他们进行辅导，帮他们学会美国哑语，然后才能谈到学习表演。他每天只能睡两三个小时。他昏厥过，心绞痛发作过，并且犯了痔病。学员们心疼他，把讲义藏起来，他“说”服他们：我不要紧，这是老毛病了，你们要好好学，出来这一次不容易，不能空着手回去！一个学员病了，他彻夜守护着；另一个学员病了，又是他通宵服侍，用哑语抚慰着这些远离祖国和亲人的青年，他深知难以表达自己心境的残疾人的特殊痛苦。他们都没有把自己的病情告诉海斯先生，他们忍着，靠自己的体力和毅力和病魔抗争。美国朋友并不知道他们连看病的钱都没有。“山重水复疑无路”，王振泰硬是带领着四个聋哑青年闯出了一条艰难的路，尽管他们的起点低，但在学习结束时的汇报演出中，中国聋哑青年得到了很高评价和普遍赞扬。海斯先生给中国戏剧家协会拍来电报：一切顺利！这使远在祖国的亲人，使天涯未归的游子，都感到莫大安慰，中国的残疾人没有给祖国丢脸！

该回国了。这五个星期，王振泰既是团长、领队，又是翻译、教师，甚至还是会计、服务员、护士，他把自己的一切力量全部奉献了出来。这五个星期，他们把一切可利用的时间都花在学习上，没有来得及看一看风光旖旎的康涅狄格河和长岛海峡，没有来得及去逛一逛近在咫尺的纽约，直到回国前才到这个举世闻名的大都市匆匆一游。他们也没有买任何“大件”。他们只想赶快回去，向祖国汇报，开展中国的聋哑人戏剧，为中国残疾人、为中国人民献上一朵崭新的艺术之花。

7月13日，王振泰率领四名聋哑青年安全飞抵北京。他一进家门，就巴不得立即躺下来睡上几天几夜，实在没有力气再爬起来了！

但是，他又记起，那两名上海籍的聋哑青年还没有看过长城，那是他们盼望已久的事了。出国之前，没来得及，剧协答应过他们：等回国之后，带你们去登长城！现在，他们胜利归来，这个愿望该满足了。妻子说：“不能让别人带他们去吗？”王振泰说：“推给谁呢？我既然管了这事儿，就管到底吧！”

他还是硬撑着去了。八达岭长城那宽厚的石阶上，一步一步，艰难地挪动着王振泰疲惫的身影。在他的身旁，两名上海聋哑青年兴奋地眺望着绵延万里的巨龙，用无声的语言表达他们的惊叹和自豪：啊，真伟大！

从长城回来，王振泰的腿都木了。

7月下旬，他的心脏病又犯了。妻子忧郁地看着他，劝他到医院去，该彻底治疗、彻底休息了。但是，他没有听从妻子的劝告，吞服了几粒救心丹，又“挺”过去了。他知道，自己还不能休息，出国的工作总结还没有写完，他还没有向领导汇报，肩上的担子还不能卸下来。也许，等中国聋哑人剧团正式成立，他的担子就更重了，如果没有更合适的人来承担，他仍然不能推卸。

天气奇热，久旱无雨。他的居室闷得像蒸笼，潮得像浴室。他挥汗如雨，一字一句地写下那难忘的美国之行，倾吐他对自己正在开创的中国聋哑人戏剧事业的挚情……

7月29日，星期四，是原定的汇报日子。他的总结还没有写完。妻子替他打电话给剧协：“能不能推迟几天？下个星期一吧，8月3号，他说可以赶出来！”

他在赶这个日子。如果身体稍好一些，他是决不会拖延的，他向来是保质保量并且提前完成任务的。

8月1日，星期六，北京这一年中最热的一天。凌晨四点钟，王振泰突然叫醒妻子：“哎，不好……赶快给我喷药！”

邻居被惊动了，赶快打电话，叫急救车！

车来了，人们七手八脚，要抬他上车却抬不动。一米八二的大个子，女人抬不动！王振泰挣扎着，自己爬上车。

急救车发着尖厉的呼啸，直奔医院。车过北海，王振泰觉得自己好一些了，嚷着要回去，他的总结还没写完，后天就要汇报！妻子不听他的了，绝不能听了，车子继续向医院疾驰……

急诊室。值班大夫看了看王振泰：“去做个心电图吧！”

妻子搀扶着他，一步一步踏着楼梯，去做心电图。心电图室却没有人。“大夫！护士！”妻子急切地呼叫，四处寻找。护士来了。“交钱去！”

妻子犹犹豫豫地接过交款单，心里说：晚交一会儿我也不会坑你，就不能先做吗？救人要紧！但是，她不敢说，也不敢违抗，还是去了。

等她交了钱回来，她的丈夫竟已离开了人间！就在她交钱的那会儿工夫，就在王振泰躺到心电图仪旁的一刹那，他的生命突然结束了，连病也没来得及治，连一句话也没有留下！

一位才华横溢的艺术家，中国聋人戏剧的创始人，匆匆离去了，终年四十八岁！

当天晚上，北京城下了一场人们盼望已久的透雨，而他却没有享受到酷热过后的清凉。

大雨如注，他留下的陋室又漏水了，破瓦垂泪，颓壁留痕，似在埋怨它们的主人为什么不来修理？他不来了，永远也不再为这蜗居多年的栖身之所补砖抹泥了。

王振泰猝死的噩耗使远在美国的大卫·海斯悲痛万分，他在唁信中号哭：“世界失去了一位伟大的艺术家！”王振泰生前并没有得到这样崇高的荣誉称号，这是一位异域知音、一位洋“伯乐”的由衷赞语，恐怕也不为过誉吧？

洋“伯乐”也是伯乐，中国的“千里马”走向世界，并不拒绝洋人的慧眼相识。但是，中国的“伯乐”干什么去了呢？中国的“黑泽明”、“高仓健”，中国的“邦达尔丘克”，中国的“格里高里·派克”、“嘉宝”、“英格丽·褒曼”……等待他们去发现，不要等到一个个都死了再去评头品足！

“墙里开花墙外香”。王振泰的艺术之花、生命之花开得灿烂夺目、香远益清，却又开得太迟、太短、太难，这大概是在“墙外”的大卫·海斯所难以理解的，他根本不知道王振泰在“墙里”所经受的艰难困苦！

等到“墙外”的清香反馈到“墙里”，中国已经没有王振泰了！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

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党委根据死者生前的愿望，追认王振泰同志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党的儿子，虽然死后才被母亲承认，总算也偿还了夙愿！

王振泰之死，把戏剧界同行惊呆了！把与他同台演出的伙伴们疼傻了！把他亲手扶植起来的聋哑演员的泪水哭干了！他们不会说话，只能用他们自己的语言——与王振泰相通的哑语“呼唤”着他：爸爸！他对他们恩重如山，他们把他看做重生父母。“中国聋人戏剧之父”，王振泰确也当之无愧。如果哑巴会说话，他们将用人间最美好的语言，向人们讲述这位“父亲”的动人故事……

王振泰并不是被整死、气死、冤死的，也不是医疗事故，夺去他的生命的是病魔，因而无“官司”可打。但是，如果他所从事的、受命于祖国的、具有重大开拓意义的聋人戏剧事业能够得到一些真正理解和具体帮助，而不是刁难和阻挠，如果有人分担些他肩头的重压，也许不至于为此而丧命。如果他自己不那么认真不那么“傻”不那么拼命，如果能早点儿主动就医，也许四十八岁并不是寿限。

近年来，报刊上常常报道一些有贡献的中年知识分子“带病坚持工作”，为此，著名社会学家王康教授说：“带病坚持工作精神可贵，但不可取，不宜大张旗鼓地宣传。”他的话无疑是科学的、正确的。“讳疾忌医”历来是被人嘲笑的，有病不看是愚昧无知，自己“找死”。但是，这种现象在中年知识分子当中却相当普遍。是他们都“愚昧无知”吗？都愿意“找死”吗？岂不知，他们的工作任务是何等繁重，以至于非“带病坚持工作”不可；他们去看病又是何等之难，以至于宁可自己忍受病痛也不愿意去排队等候、去遭白眼了。卫生部曾在1983年向全国发出通知，要求认真做好中年知识分子的体检工作。四年过去了，许多单位并未认真落实。中科院一些研究所肿瘤发病率和死亡率一直很高，但每年一次体检却没有保证。有些单位为了少花钱，只做常规项目的体检；有的体检时只査一个科；有的只管报告体检结果，不关心治疗，以至于一误再误，许许多多宝贵的生命就这样被断送了……

自然，我也深知医务工作者的苦闷与艰难，如今在医务界挑大梁的人也是中年知识分子，他们也没有排除在工资低微、养老抚幼、工作繁重……的人们行列之外。大夫们也在“带病坚持工作”，和张广厚、谢以铨、王振泰……一样。他们的历史使命决定了这一代人必须“拼命”！许多人在这条路上倒下了，活着的人踏着他们的足迹，还在继续走下去……

冯福生，中国青年艺术剧院的尖子演员，现年四十六岁，已有二十六年艺龄，是王振泰的同龄人和挚友。他的家里有长期瘫痪的老父亲，弟弟患有肝坏死的重病。他背着沉重的家务，还要做剧院的台柱子，哪副担子也不能卸。1983年体检，发现肺部有一块栗子大小的“增浓”，医生说是肿瘤前期。知道了又怎么样呢？他能“躺倒不干”吗？只能在治疗的同时，照样演戏，有时甚至一天两场。他是主角，他一退，整台戏就垮了。上场之前，他必须先打一针葡萄糖；幕间十分钟仅够换服装的时间，一边换装，一边往嘴里塞仁丹；演出中间支撑不住，就对着侧幕喊：“赶紧给我一碗凉水！”

他曾经晕倒在舞台上，是王振泰把他救了下来。那是怎样的“即兴表演”啊！振泰抱着他、扶着他，说着临时编造的“台词”，把他拉到后台，观众竟看不出一丝破绽，还为他们的表演“真实动人”而鼓掌呢！振泰救过他，他也救过振泰，他们是患难之交，生死之交！

但是，振泰先走了。他还在沿着振泰走过的路往前闯。“我们青艺的同龄人，已经死了七个了，不知哪一天，该轮到我了！”他说，语调似乎很平静，“我现在索性不停了，有戏就演，有活儿就干，我要活得值！”

徐雷，现年三十八岁，青艺的主要女演员。1979年从部队转业到了青艺，半道儿接了《权与法》，之后一直没有间歇地主演了《上海屋檐下》、《金子》、《金钥匙》、《街上流行红裙子》、《风雨故人来》、《不知秋思在谁家》、《红茵蓝马》，还拍了电影《秋天里的春天》和电视剧《故土》，短短的艺龄达到了惊人的饱和程度。她的观众也许根本想不到这样一位“台柱子”的月工资至今刚刚涨到89元；为了保证她的演出，从母亲到丈夫孩子都一切先尽着她，她是全家的“重点保护对象”，一个做母亲的人，从孩子口中夺食，又是什么滋味儿！观众只听说某某“歌星”发财了，某某“影星”阔了，这也许是真的，但是他们并不知道坚守在严肃的艺术创作岗位上的话剧演员生活的窘迫，人们戏称他们为“艺丐”！

徐雷并不羡慕那些“走穴”的人。“再唱一个，我给钱！”“再扭一扭，我给钱！”那是艺术吗？那是对艺术的亵渎，是对人格的拍卖！她挚爱自己的事业，辛勤地耕耘着艺术园地。

那一次，在《风雨故人来》的演出当中，一封“爸爸病重，能否回？”的电报飞到女主角的面前。当时，她的老父亲因脑溢血，已危在旦夕，家人怕影响她的工作，争论许久，才打了这么一个商量口吻的电报，女儿的心碎了！但是，八场戏的票已经全部售出，她不能让观众失望，不能砸了剧院的牌子，她决定不回去，含着眼泪也要把戏演完！

那难忘的八场演出，每天她都是第一个到达剧场，目不斜视，排除一切干扰，使自己进人角色。那天，她刚走到剧场的收发室，看门人说：“今天恐怕不演出了，听说女主角的爸爸去世了！”她的头“嗡”的一声，几乎跌倒在地。她走进空空的剧场，坐在观众席上，一个人默默地饮泣。这一晚的演出没有停，是她坚持要演的，而且演得格外好。她原担心自己会死在舞台上呢，没想到，真争气啊！

八场戏演完，她才赶回故乡，那时，父亲已经故去十天了，只留下一杯骨灰！

说起这些，徐雷不知不觉涌出了泪水。但她对自己走过的路无愧无悔。她只是哀叹：“别人以为我是‘牛’，其实，正当年华，已经力不从心了，好几次差点儿死在台上！”她感到欣慰的是：“这几年的创作给了我乐趣，我最幸福的时刻是在创作中，没有事业，就没有一切！”

和冯福生一样，她这位看来还很年轻的女演员也早早地想到了“死”，从王振泰想到自己。“活着干，死了算，只是个迟早的问题！”她说。

徐雷还年轻，她的同龄人、同代人都还年轻，“死”，本不是他们该议论的话题，他们应该放眼眺望的不是结束生命的八宝山，而是生命之树常青的事业峰巅。但是，王振泰等人的死给了他们某种预兆，他们似乎清醒地意识到自已的生命可能和“先行者”们一样短促，这是一种多么可怕的清醒！猝死的人生前未必想到死，也未必痛苦，痛苦的是清醒地走向归宿的后来者！

千秋万岁名，寂寞身后事。残酷的自我抉择：要生存质量，还是生存期？愿命运赐我以神来之笔！

1986年2月6日，北京。

这一天是阴历腊月二十八，牛年就要过去，虎年即将开始。立春已经第七天了，气温却还未转暖，朔风卷着尘沙，扑打着朝北的窗户，使深夜伏案工作的高建民全身透着凉意。

他的面前摊着三份中、英文《说明书》，其中一份是这样开头的：

大直径与特大直径无缝钢管轧机

本发明涉及一种用于生产大直径与特大直径无缝钢管的斜轧轧机。

轧制无缝钢管的轧制设备虽然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但至今还没有出现一种结构简单而又能高效地生产大直径与特大直径无缝钢管的轧制设备。无论是“自动轧管机组”还是“皮尔格轧管机组”都只能生产直径700毫米以内的无缝钢管，然而大直径与特大直径无缝钢管对于大型工程和海洋开发都是必不可少的。目前大直径无缝钢管只能用ehrhard方法，质量要求不高的也可用uoe焊接钢管方法，这些方法都比较复杂，不仅生产设备庞大，而且生产率太低。

于是，发明人提出了“负特征角斜轧理论”，解决了斜轧大压下的理论问题，依据这一理论可以创造出一系列的新型高效率斜轧轧机。

该轧机可以轧制直径为500毫米以上的大直径与特大直径无缝钢管，该机的轧制压下量大大高于普通的斜轧轧机。该轧机设备结构简单，控制方便，能够高效率、高质量地生产较薄壁的大直径与特大直径的无缝钢管。

为了大多数读者的方便，我不再引述下面那些佶屈聱牙的文字，普通读者虽然不必弄懂这些专业性极强的科技理论，却不可无视它的科学价值，不可无视那些冰冷的钢铁机械对世界物质文明和国计民生的巨大意义。早在1885年，德国的曼内斯曼兄弟就发明了斜轧穿孔机，又于1891年发明了皮尔格轧管机，1906年斯特菲尔发明了自动轧管机，1936年美国人阿塞尔发明了阿塞尔轧管机。近年来，意大利发明了压力穿孔机，德国施洛曼——西马克公司发明了三辊行星斜轧轧管机。利用这些无缝钢管轧机已形成了种种组合形式。尽管无缝钢管的轧制设备不断地更新和发展，但由于轧制理论和由此产生的轧制工艺具有很大的局限性，于是导致了轧制设备越来越复杂和庞大，轧制效率低，轧制出的产品表面质量不高等问题。

我们还记得50年代我国鞍山首次制造出无缝钢管时，带给每个中国人的巨大喜悦。那时，我们依据的就是曼内斯曼理论，使用的也是进口的现成设备。三十多年过去了，中国和世界也都没有从根本上突破传统的无缝钢管轧制理论和方法。

现在，一个中国人创立了“负特征角斜轧理论”，一反沿用百年的传统，独辟蹊径，设计出一系列的新型低成本、髙效率无缝钢管斜轧轧机，从而，将使中国在无缝钢管的轧制理论和应用方面都跃居世界领先地位……

发明人年方四十四岁，是北京市科学技术交流中心的工程师高建民。为了创立这一理论，他花费了整整二十年的岁月……

1966年，高建民毕业于北京钢铁学院压力加工专业，并考取了该专业的研究生。导师问他：“你准备在哪个方面作深入的研究？”他明确回答：“我对无缝钢管有新的设想！”那时，未来的“负特征角斜轧理论”在他心中已经有了一个若隐若现、若即若离的影像，一粒初具雏形、等待萌发的种子。

可惜，一场从天而降的政治狂飙把一切都打乱了，那时候，似乎大字报比无缝钢管重要得多。他中止了研究生的学业，被分配到鞍钢无缝钢管厂当工人。

1973年，他有幸得到冶金工业部的垂青，让他去西安参加一个专业会议。他想：机会来了，要把自己的设想整理出来，争取得到部里的重视和支持！那时，他是一名工人，车间里干活儿三班倒，他是没有资格“脱产”的。为了绘制那些繁杂的图，他需要时间！为此，他竟然请了三个月的事假。当然，按照厂里的规章制度，这要扣发他的工资的。扣就扣吧，为了那既不能吃、也不能喝的理论构想，他把饭碗也置之不顾了！他仍在苦苦思索：曼内斯曼，曼内斯曼，总有一天，我要向你们兄弟挑战！

高建民的构想果然受到了冶金部的重视，列为部里的科研项目。消息传到厂里，那扣发了三个月的工资就补给他了。部里根据他的愿望，同意他到钢铁学院去进一步作研究和实验，因为那是他的母校，那里有他所熟悉、并且也熟悉他的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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