梵·高没有死

1989年4月2日，巴黎郊外，梵·高墓前。

这是地处偏僻小镇奥维尔的一片公墓，两米高的石砌围墙隔开了阳世和阴间，围墙里边居住着也许生前互不相识的亡灵，富翁和穷汉、强者和懦夫、天才和庸人，死后都平等地分享七尺墓穴、一抔黄土，相安无事。

春寒料峭，细雨蒙蒙。再过三天就是中国的清明节，“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时隔千余年，地跨四万里，唐朝诗人杜牧的诗句准确地为这片法兰西公墓作了一幅速写，也许并不是巧合。

一辆小汽车停在围墙外。车门打开，走下了四个中国人：两男两女。一位瘦骨嶙峋的七旬老人步履踉跄地朝墓地走去，三位同伴紧跟着他，簇拥着他，他们都是为了陪伴他而来的。搀着他的是他的结发老妻，另外的一男一女是他的朋友和朋友的朋友。

他是来扫墓的，为一个终生不能忘怀的人，一个影响了他的生命进程的人，一个无比熟悉而又无缘谋面的人。

墓碑连着墓碑，他本来对众多的墓碑都无暇一顾，他只想寻找心中的碑，辨认那个刻在心上的名字。

他的脚步有些凌乱，手在抖，心在跳。你在哪里？

众里寻他千百度。墓地到了尽头，石壁拦住了去路。越过墙壁就是人间了。就在石壁跟前，并排竖立着两座并不高大的白色大理石墓碑。左边的那一座上面刻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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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安息着文森特·梵·高。一个激情如火的人，一个热血沸腾的人，一个以独特的光焰照耀世界画坛的奇才，就在这里倒下了，默默地度过了将近一个世纪！

如今，世上皆知梵·高的伟大，他笔下那烈焰逼人的太阳、火山熔岩般的大地、狂飙巨浪般的树木花草……成为人类最宝贵的艺术财富。杰作《向日葵》和《鸢尾花》以数千万美元的高价被拍卖，创世界最高纪录！然而，这些都是梵·高生前所不知道的。他以近乎宗教信徒般的虔诚和痴狂，与苦难搏斗了一生，为艺术奋战了一生。他对世界、对人类充满了爱心，却始终不被理解和接受，他是一个与世格格不入的怪人，一个捧着金饭碗讨饭的乞丐，一个曲高和寡、郁郁终生，忍受着贫穷、病痛和孤独折磨的歌手。当他再也不堪忍受这一切时，开枪自杀了。1890年7月23日，在那星光灿烂的夜晚，他那颗伤痕累累的心脏终于停止了跳动，倒在他患难与共的同胞兄弟提奥的怀里，年仅三十七岁。忠实的提奥可以说是为哥哥而生的，他把全部的爱，全部的心血和财力都献给了哥哥的艺术。哥哥死了，他的使命也就完结了，几个月后，追随哥哥而去。兄弟两人合葬在一个墓穴里，灵魂朝夕为伴，墓碑并肩而立……

站在梵·高的墓前，中国老人激动不已。梵·髙，我来了，来自万里迢迢的中国，来看望你，来和你倾心长谈。但是，你已经不在了，早就不在了，在我出生之前十九年，你已经走了！你对于我，当然不会有任何印象；但我对于你，却仿佛是最知己、最亲密的朋友，犹如你的兄弟提奥！是忘年之交？不，是隔世之交！没有血肉之躯的媒介，灵魂也就没有时空的羁绊，我们可以自由地交往。“上穷碧落下黄泉”，我与你同在！

他动情地凝视着这墓碑。没有高大的台阶，没有煊赫的石棺，墓碑直接立在泥土中，犹如一生都立足于泥土、从未跨人殿堂的梵·高本人。没有花圈和花篮，简朴的墓碑前只有一束成熟的麦穗和一枝油画笔，不知是哪一位热爱梵·高、理解梵·高的同行敬献的，这正好代表了梵·高天才而短暂的一生，这祭物是他乐于接受的。法国人大概不知道中国家喻户晓的故事“高山流水”，如今到墓前“摔琴谢知音”的不是俞伯牙，而是钟子期了！

他默默地环顾着这墓地。粗粝的石墙，满地的青藤，这是梵·高那坚强而旺盛的生命。远处是一片梵·高所熟悉的麦田，只是没有他笔下那种燃烧的金黄，而是欲滴的浓绿。成熟的小麦已经收割了，新的一代又在抽枝吐穗。天低云暗，春雨融融，麦田沙沙作响。

他突然想起——不知为什么会想起鲁迅在《药》里所写的墓地：一只乌鸦，站在一株没有叶的树上。一丝发抖的声音，在空气中愈颤愈细，细到没有，周围便都死一般的寂静。乌鸦在笔直的树枝间缩着头，铁铸一般地站着，“哑——”的一声大叫，张开两翅，一挫身，直向远处的天空，箭也似的飞去了……

是的，梵·高一生中最后的一幅画，就是在奥维尔画的，题目是：《有乌鸦的麦田》。暗蓝的天空，一片混沌，正是暴风雨将来的前兆，两朵积云夹带着胁迫感自天边缓缓升起。两条蜿蜒的土路，伸进狂卷的麦浪。永恒的黑暗迫在眼前，自杀前的画家已经因为走投无路而绝望，一群乌鸦纷乱地飞起，发出凄厉的哀鸣……

但现在这里没有乌鸦，没有那震慑心灵的大叫。他感到一种莫名的惆怅，为寂寞的梵·高。

他的心中响起一首歌。这首歌从本世纪60年代以来已经传遍世界，人们唱着它，怀念文森特·梵·高：

……

直到现在我才明白你要对我说些什么，

才知道你为了自己的清醒理智受了多少折磨。

你要使人们得到自由解脱，

可他们怎么能理解，倾听你的叙说。

他们没有去爱你，

可是你的爱却是那么真诚执著。

在那星光灿烂的夜晚，

当你心中的希望已完全沉默，

你夺去了自己的生命，

就如失恋的情人不愿再活。

可是文森特，我多么想告诉你，

这世界对你这样崇高美丽的人，

从来就没有适合过。

他的嘴唇嚅动着，他的眼睛饱含着泪水。他心中的歌并没有发出声音，但他相信梵·高一定是听到了。

透过脚下的泥土，他看见了梵·高的脸：高耸的颧骨，瘦削的面颊，火红的胡子，一双闪闪发光的、碧蓝的眼睛。一块纱布斜裹在脸上，包住那只在发疯时被他自己割去耳轮的耳朵。这是活生生的梵·高！

他听见梵·高的声音了，熟练的法语，流畅的诗句：

不要以为死去的人死了：

只要活人还活着，

死去的人总还是活着！

梵·高没有死，还活在人间！他热泪盈眶，激动地扑上前去，伸出那双瘦硬的手，紧紧地抓住墓碑。他感到，梵·高的心脏在和他一起跳动。

“咔嚓”一声，他的朋友按动了照相机的快门，拍下了这一历史的瞬间。

拥抱着梵·高的是一个中国人。瘦小的身材，黧黑的面孔，高耸的颧骨、眉头，紧闭的嘴唇，一双探究一切的、执著的眼睛。满脸刀刻般的纹路，满头苍苍白发。远道赶来和梵·高相会的又一个艺术狂人，天造地设的另一位梵·髙，他的异国兄弟！

他在这张“合影”上郑重地题字：

吴冠中，一九八九年春，扫梵·高墓

这一瞬间，浓缩了他的一生……

水乡——大师的摇篮

1919年（岁次己未）8月29日（闰七月初五），在那个星光灿烂的夜晚，江苏宜兴闸北口乡北渠村的农家小院中，一个瘦弱的婴儿呱呱落地。母亲在剧烈的阵痛中绽开了笑颜，命运让他落生在江南水乡，等待他的自然是“阿q”的毡帽、“七斤”的航船，还有劳作之后一洗风尘愁肠的“咸亨酒店”。乡村小学教员吴爌北喜得贵子，热泪纵横。他是种田人，又是文化人，孔乙己的半个同行，心胸自然比别人远大，为儿子命名“冠中”。其实他的最高理想，也仅只让儿子长大后当个小学教员，继承他的衣钵而已。不曾想，他为儿子精心描绘的这幅人生蓝图，最终成为一张废纸。儿子很快就超过了他的预计，摆脱了他的控制，远走高飞，不但上了大学，还出国留洋，又成为高等学府的教授。而且他连做梦也没有想到，儿子会走上一条和家教完全无关的艺术道路。他大概早忘记了吴家祖上曾经出了一位“画圣”吴道子，而儿子却中魔似的隔代遗传，直扑远祖头上那闪闪光环而去……

半个世纪以后，爌北老人已经在贫病之中谢世。而他的儿子，却大放光华。

著名法籍华人画家赵无极说，吴冠中“是大陆搞现代画的惟一画家”；

台湾故宫博物院副院长、著名美术史论家李霖灿说，吴冠中是“一位东方血统的大画家”，“海峡两岸最热门的画家”；

香港艺术中心画廊总监陈赞云说，“吴氏被公认为中国首屈一指的油画家”，“具创意的国画家”；

台湾《艺术家》载文说，“他对画坛有一种冲击力和推动力，他所走过的道路和他的一些主张，无论在创作上，抑或艺术理论上，对今后画坛都会产生影响”；

日本朋友称吴冠中为“中国现代绘画之巨匠”。

……

这一切，都是他那苦难的父母和家乡父老兄弟姊妹所始料不及的。名“冠中”，果冠中也！

而他自己，却是那么铭感生他养他的父母和江南水乡，梦魂牵绕，永难忘怀。他甚至“怀念”家乡的饥饿、贫穷、战乱、疾苦和种种磨难。他的心中有一颗千年莲子，只是遇到了故乡的水土才发了芽；没有太湖水，也许还要尘封千年！是这样吧？也许是，吴道子有意留下一颗莲子，待日月精华孕育百代玄孙，东山再起……

晚年的吴冠中以痴情的诗句描述他的故乡：“漂浮在水乡的梦”，“水乡青草育童年”，“遥远的童年古老的屋，昨天的夕阳明天的晨曦”……他格外崇敬鲁迅，自然是由于鲁迅那深邃的思想和博大的艺术，但另一个因素却是：他们有着相似的故乡和相仿的童年！“鲁迅笔底的乌篷船对我也永远是那么亲切”，“画不尽江南村镇，都缘乡情”！只是他的家没有鲁迅那周家大宅、百草园和三味书屋，也就更早地接触了“闰土”和“祥林嫂”们。家里有十几亩水田，父亲吴爌北半农半教，穿布衣、吃白米，比起赤贫农家和长短雇工，已是小康人家，但较之富室巨豪则显得寒酸了。母亲是大户人家的女儿，大舅还兼开茧行，和无锡的商人合做蚕茧生意，在最阔气的“无锡饭店”住套间包房，令乡下人咋舌。他家老先生看上了吴爌北是个读书人才肯将女儿下嫁的，以致女儿长久地抱怨夫家贫穷，说是被媒人花言巧语骗来的。吴家的亲戚都是贫穷的农夫渔女，被她瞧不起的，总爱炫耀娘家如何如何。无奈“嫁出的闺女泼出的水”，大家闺秀也就很快改造成普通农妇，洗衣、做饭、生孩子、养蚕。蚕宝宝是农家之“神”，沐手熏香，小心侍候，夫妻俩带着孩子，一天要采几次桑叶，夜半还要起来添叶。白白胖胖的蚕宝宝，贪婪地“蚕食”青嫩的桑叶，沙沙沙，那是农家小院最美的夜曲。蚕儿的一生是短暂的，却又是极为壮观的，它要一次次“脱胎换骨”地改造，每蜕掉一层皮，便增添一分硕壮、一分美丽。等到它完全成熟了，肥胖的身躯发白透亮，就不再吃桑叶，要“大眠”了。于是被安置到用干稻草绞成的“草龙”上去。草丛中一条条卧龙，并没有安息，它们要将一生所吃的桑叶中的精华再倾吐出来，还报给人类。那是它们孕育了一生的作品，是它们生命的浓缩。吃的是桑，吐的是丝，春蚕到死丝方尽。童年吴冠中挤在父母身边，睁大惊讶的眼睛，领略这蜕变的艰巨、创造的辉煌……蚕宝宝一天天隐没在自缚的茧子里，它们的杰作完成了，缀满蚕茧的草龙像珊瑚树上镶了珍珠。全家人眉开眼笑地摘茧，挑去卖钱。读书人吴爌北这时候就成了地地道道的农夫，他的长子冠中也总是兴致勃勃地跟了去，茧行就设在舅舅家的后院，大舅就是老板。然而这时候不容易见到大舅，他正忙着接待从无锡来的贵客，没工夫理睬“乡下人”，吴氏父子和别人一样挤着卖茧。商品交换，人人平等。亲兄弟，明算账。母亲念念不忘的娘家并没有给她额外的照顾。父亲和真正的农夫一样在茧子的等级和斤两上做文章，和划价的、把秤的争斤夺两、讨价还价。“种田人几何辛苦？一分一文也要派大用场！”如果这时候他能在秤杆高低上稍稍占点便宜，也就满足了。出了茧行便有卖枇杷的追上来，向刚刚银钱到手的农夫兜售枇杷。父亲不忍心让儿子白白地跟着跑了来再跑回去，便掏出血汗钱给儿子换一串枇杷，只是他自己不肯尝一颗。他极俭省，“一饭一粟，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常念物力维艰”。他是一家之长。他是不得不俭省，家里的拖累太重。继冠中之后，又有两个弟弟、五个妹妹问世，生也艰难，养也艰难，两个妹妹没等明白人间是怎么回事就夭折了。

父亲原先在无锡郊区一个叫玉祁的村镇教小学，家里的十余亩水田无力耕种，便全部出租。后来子女渐多，便回家办吴氏小学，学校就设在吴家祠堂。这时就将水田出租一部分，另一部分自己耕种，忙不过来就雇短工或长工，走马灯似的换了许多个，留在童年吴冠中印象中最深的一个长工叫九斤——不是鲁迅笔下的“九斤老太”，这个九斤是条壮汉。乡下人取名图省事，称一称初生婴儿的体重，便成了他一生的名字，仅代号而已。九斤是苏北人，早就是孤儿了，家乡地瘠人穷，逃荒到江南来卖苦力，很久了，说一口地道的宜兴话，可是人们仍然瞧不起他，称之为“江北佬”。

九斤长年打赤脚，一年中有半年赤膊，为种田方便，为省衣服。近乎裸体的身躯被太阳晒得黑亮，青铜雕塑一般。他特别喜欢东家的“大少爷”，他们的友谊主要建立在水车棚里。到了戽水的日子，吴冠中便跟上九斤，带着挂有蛛网的芦苇长竿，昂扬地出发了。水车棚建在河岸田边，上边盖着草顶，棚里装着巨大的车盘。庞然大物的水牛慢悠悠地拉着车盘，吱吱呀呀地转，带动长长的、龙骨似的水车，把小河里的水戽上岸来灌进水田去。千回百转，周而复始。紧依着水车棚有两棵大柳树，柳丝拂岸，在水中垂下飘摇的倒影，如大笔挥写的水墨。盛夏，垂柳浓荫是鸣蝉的伊甸园，是吴冠中打猎的围场。长缨在手，悄悄地靠近自鸣得意的知了，倏地扑上去，那带着清晨露珠的蛛网便把知了粘住，它扑棱棱地挣扎，发出“笛、笛、笛”急促的叫声，吴冠中便狡黠地笑了，九斤也憨厚地笑了。水田、车棚，带给他们多少乐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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