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翠巧的戏则难得多，因为她不像老汉和憨憨那样单以造型本身就可大体取胜，而要表达出丰富、微妙而又含蓄的思想感情，她是在浓重的封建氛围压抑下的一个小女子，逼她成亲的不是地主老财，而是饱尝辛酸把她拉扯大的父亲。她不能不体谅父亲的艰难，又不能扑灭由顾青燃起的希望之火，她在痛苦中默默地忍受，默默地挣扎，“我受艰难向谁说？”

扮演翠巧的薛白单纯而又爽快，完全是个80年代的城市女孩，与翠巧有极大距离。凯歌和艺谋毫不“心疼”她，强迫她节食以变得消瘦。严格训练她的挑水动作，直累得爬不起来。给她穿上肥大的棉祆棉裤，用黄土地的土气彻底改造她的“洋气”。每一个镜头开拍之前，给她谈透，设计好每一步的动作和情绪变化。

拍“顾青告别”一场戏，对薛白是一次严峻的考验。这是一个景别不变、机位不动的长镜头，基本上是翠巧一个人坐在窑洞门前和画外的顾青对话，抑扬顿挫、荡气回肠尽在其中。凯歌提前好几天就告诉薛白：为了节省胶片，这个长镜头必须一次拍成！

开拍。

“翠巧，咋啦？”

“不咋，做活呢。”

顾青走进了窑洞。他并不知道翠巧此时心中埋藏着怎样的痛苦：媒人已经送来了嫁衣，翠巧就要“成亲”了。而翠巧却无法向他倾诉，只能把痛苦咽在肚里，极力保持着平静，问顾青吃饭了没？队伍上有女兵吗？顾青的存在，遥远的南边的队伍的存在，给了她一线朦胧的希望。

顾青在窑洞里回答她：“……会唱歌的女兵，咱队伍上缺！”

翠巧的心猛地浮动了。正在这时，她却意外地听到了顾青明天一早就走，她激动着的心顿时遭受了重重的一击！

“不搜集歌了？不帮我爹干活了？……”接下去，是一个长长的停顿，蕴含着难言的隐痛、无声的悲哀，随后，语气一落千丈，言不由衷地续上一句：“不教我兄弟……唱歌了？”

此刻，在画外的顾青未必没有感受到犹如兄弟姐妹之间的依依不舍之情，未必没有揣测到翠巧的心愿。但是，作为一个没有招兵任务的采风者，对于一个生长在封建气氛中的十三岁的小女子，他能说什么呢？他只能平静地交代给翠巧，他在窑洞里留下了菜金，如果够的话，让她扯件布衫。

翠巧的心碎了，从肺腑中吐出了叹息般的三个字：“我有了！”

……

拍摄现场鸦雀无声，所有的人都被翠巧的真挚情感所征服，只有摄影机在张艺谋的手中“沙沙”地响。

陈凯歌动情地发出口令：“停！”

人们像从梦中醒来：“这场戏太棒了！”

薛白仍旧沉浸在剧情之中不能自拔，浑身颤抖，这一个长镜头，仿佛耗尽了她的全部情感！她没有按照导演的要求在最后的一刹那流出泪来，陈凯歌说：“这样处理好，眼泪不需要流出来！”

张艺谋的情感则不像陈凯歌这样轻易外露，他对每一个镜头的最高评价也只不过是“还行”。

另一场戏，顾青抱着柴火走进窑洞。一条拍过，艺谋站在那儿不出声，好半天才说：“外面‘毛’得厉害，要是窑洞前头有座灰楼就好了！”

众人都笑：“外边除了土坡就是山峁，哪里来灰楼？大师！”

他们称艺谋为“大师”，一是因为他在同窗中年龄最大，居于学长之位；二是有一种并非玩笑的心理：焉知我辈中不可出大师？

“大师”不笑，只是发呆，身上的那件农民式的黑大襟棉袄敞着，大襟像白菜帮子似的垂下来。

凯歌说：“下一个镜头，机位不动，这样……”

“大师”听而不闻，答非所问：“外面有座灰楼就好了。”

照明组长说：“怎么着，大师？灯就不动了啊？”

“大师”只是说：“外面有座灰楼就好了！”

“翠巧”父女连同“公家人顾大哥”都掩口而笑：“魔症了！”

艺谋的头脑中是一个“魔症”的世界，装着光与影、色彩与线条，装着已经拍过的胶片，也装着尚未拍摄的镜头。那是一个奇妙的艺术世界，只能用心去感知，却看不见、摸不着、道不出；那又是一个科学世界，精确地显示着内行才明白的一系列数字和专门用语。他和凯歌是《黄土地》最早的观者，开拍之前已在脑子里的银幕上演过多少遍了。

在偏僻的农村拍片，交通极为不便，不能及时看到样片。拍下的胶片先送到延安，再乘只有星期一才有的班机送北京的电影洗印厂，待冲出之后送回摄制组，已是半月之后。按照惯例，如果一部片子有五百个镜头，在拍了二三十个镜头之后就应该停下来，看看效果如何以决定下一步如何拍。但他们不能等，他们没有这么多时间，不能这么从容不迫，他们在抢拍，第一批镜头就是一百多个。质量如何？那就只有靠自己对自己的信任了。张艺谋艺髙胆大，敢于“冒险”。样片送来，凯歌问他感觉如何，他平静地说：“还行。”这标志着自己还堪信任！

要达到“还行”是很不容易的。“憨憨送顾青”拍了两次，第一次拍摄过程中天下起了雨，摄制组仅有的一把伞打在摄影机上，其余所有的人冒雨继续工作。雨越来越大，拍摄被迫中止，导演让演员王学圻和刘强在山下的汽车中避雨，以免破坏化妆及服装，他和艺谋等工作人员一律原地不动，等雨停了好继续拍摄，山下的司机大为感动：“没见过这样拍电影的！”几次按喇叭催促，他们仍然站在大雨中不动，直到确实无法拍摄才踏着泥泞悻悻而归，以后补拍了这组镜头。“翠巧送顾青”则拍了四次，艺谋对画面的要求严格到了苛刻的程度，每拍一个镜头都跋涉许多山路，甚至连顾青和翠巧两人的单独镜头中作为人物背景的山都要求不同：顾青的背后的山必须棱角分明，以表现阳刚之美；翠巧背后的山必须曲线徐缓，以表现阴柔之美。这些良苦用心，观众也许是未曾觉察到的，但作为整部影片的美学因素，无疑已经被不知不觉地接受。高超的艺术，从来都不是生硬地灌输给观众，而是润物细无声。

凯歌与艺谋给自己的影片规定的风格是：“大块写实，大块写意。”该摄取的一定要摄取，浓笔重墨，恣意挥洒，层层渲染，连篇铺排。那浩浩荡荡的迎亲队伍，高朋满座的结婚喜筵，镜头的观察所及极详尽细微，毫不吝啬地给吹唢呐的汉子、唱酸曲的歌手、主持婚礼的老者这些与故事主线较少关联的人物以近景和特写，甚至连筵席上一盘盘的菜肴、花轿和喜堂的装饰都逼近了去看，不厌其烦；该省略的一定要省略，密不通风，疏可走马，不着一字，尽得风流。翠巧的出嫁，洋洋洒洒画出了一幅长卷，翠巧本人却一直深藏不露，直至洞房中仍蒙着红盖头，而揭开红盖头的一刹那，画面上又只露出一双粗糙乌黑的手，惜墨如金地把新郎切在画外；“憨憨，姐苦啊！”黄河边上，那打水的动作和以前一样重复着，窑洞外，静止的全景镜头耐心地让姐弟告别，而翠巧出走在黄河上，则又留下了一大片的空白，只见黄河水，浑浊的水，凛冽的水，呜咽的水，平静的水，却不见翠巧。她到达了彼岸，还是溶进了黄河？让观众去回答吧！

影片的主旨不是一般性地讲述一个有头有尾的故事，而是要在更深的层次上对我们的民族进行探索。翠巧的悲剧绝不是我们民族命运的归宿，也不是影片的结尾。翠巧消失了，六次叠印的黄河镜头也消失了，紧接着，他们运用象征手法，充满激情地挥写了两大段写意：腰鼓和求雨。

在全片大多数镜头都有意选在阴天拍摄的情况下，他们选择了朗朗晴天拍摄解放区的腰鼓。没有具体的空间环境，既不像村口，也不像道路，更没有贴上手拿红缨枪的儿童团站岗放哨那样的标签，明丽的天空，觉醒的土地，振奋的农民，这就足够了。他们选拔了一百五十名精壮汉子，服饰一律黑棉袄裤、白羊肚手巾红腰带、红腰鼓。他们充满信心：三个农民打腰鼓就曾把法国人给震晕了，何况我们一百五十人的腰鼓阵！

“腰鼓”整整拍了两天。尽管这是由凯歌导演的一场戏，尽管摄制组全体成员都曾多次观看了腰鼓的排练，正式开拍时，他们仍然热泪盈眶，不能自已！要知道，这正是黄土的呐喊，正是翠巧所梦寐以求的新生！翠巧没有看到这腰鼓，他们看到了，他们替翠巧看到了。当拍最后一个镜头——鼓手们从坡后涌上来时，犹如黄河咆哮、万马奔腾，摄制组全体同志热烈鼓掌，激动得快要疯了！

耐人寻味的是，他们把“求雨”放在“腰鼓”之后，而不在它之前。这意味着，传统的愚昧和迷信还没有完全消失，还需要延安的圣火来燎原。他们找了五百名农民，一律上身赤膊，下身黑裤，头戴树叶。戏的前半段，农民们排列成行地跪在地上，虔诚地唱着：“海龙王，下甘雨，清风细雨救万民……”凯歌与艺谋跪在他们中间，用四个话筒同时录音，歌声使他们为之怆然泣下！

“圣水瓶”沉人水中，泛起了一串气泡，这标志着海龙王的“显灵”。跪在镜头前的翠巧爹缓缓地抬起头来，仰望天空，那张流着浑浊泪水的脸上，有悲哀，有满足，有愧疚，有对神明的庄严与虔诚，也有对未来的向往与追求。但是，在那个时代，他所代表的老一辈农民已难以改变了。创作者用了一个二十尺长的超长近景，给老汉这个人物画了一个句号。然后，求雨的农民开始狂奔乱跑，将原来呆板规范的序列打得七零八落，这正是凯歌和艺谋的匠心所在：旧的习惯势力如潮水般向“海龙王”涌去，而幼小的憨憨则不甘被吞没，不甘再走父辈的老路，在高速拍摄的镜头中，他逆流而上，扑向了顾大哥。

顾青回来了。导演不让他真正回到窑洞前了解到翠巧的结局，也不让他和憨憨会面甚至将憨憨带走，避免了这种“大团圆”的老套，而让他从天而降，非常洒脱地作为光明力量的象征。

憨憨在奔跑。他的背后，是一片含混不清的“……清风细雨救万民”的合唱残响，而憨憨却不信了，他觉醒了，前进了，明白了：“芦花子公鸡飞上墙，救万民靠的是共产党！”

《黄土地》在明朗的画面和时代的最强音中缓缓结束，创作者的初衷与激情得到了余音袅袅的抒发。

……

6月20日，拍完了最后一个镜头。自4月17日开机，历时两个月，行程二万五千里，只用了三十五万元，圆满完成了创作计划，告别了陕北。从佳县出发，乘车至绥德，然后经吴堡过黄河大桥，入山西境直奔介休搭火车再去北京。

6月27日晨七时，他们冒雨行程八十公里至绥德，换车进人山西，天已擦黑。正值山西全境大修公路，红色“菲亚特”在泥泞中船一般走走停停，还不时要下车“人拉肩扛”。午夜十二时许，天降大雨，离介休尚有二十四公里，车辆堵塞而“搁浅”。全体人员下来勉力推车掉头，决定直取太原。这时，车与人均为落汤鸡模样。

车终于驶上平如镜面的公路，大家松了口气，以为从此天下太平，凌晨稳抵太原。

张艺谋喝令：“停车！”“菲亚特”戛然而止，众人却不知他有何贵干。

只见他下得车去，脱下脚上的那双摸爬滚打了数月的胶鞋，恭恭敬敬地放在公路中央，口中念念有词：“你跟我跋涉不易，现戏已拍完，将你留此作纪念吧！”说罢上车，喊声：“走！”

众人大笑。

凯歌问：“你这是出什么洋相？”

艺谋答：“拍《一个和八个》，也是如此，这已是第二次了。此鞋使命已完成，拍下一部再买新鞋！”

凯歌遂把他这一举动升华为“穿新鞋走新路”。

车到文水，重又陷人泥泞，且石子遍布，四野漆黑，众人“人土半截”推车。艺谋赤足踩着泥水和石子，心里怀念着丢弃的胶鞋。

凯歌突然大笑，放声说：“我想表现天之高远，地之深厚；黄河之东流到海去不回！”

凌晨五点多，泥车飞速抵太原火车站，从车上跳下来一伙遍身黄泥的人，仿佛女娲氏刚刚捏出来不久，而为首的一位竟是赤脚大仙，柏油马路上留下一串沾着黄土的脚印。

晨起的太原市民瞠目争睹“原始人”！

当日下午，火车缓缓驶进北京站。

张艺谋赤足径奔电影洗印厂，《黄土地》的胶片在他的怀抱中作“呱呱”婴啼！

未结语

有人说《黄土地》是“散文电影”，有人说是“电影诗”，也有人说是“一本浓缩了的历史书”。

有人说：“它以全新的艺术形态，在我们面前展现了新的电影观念和电影可能性，更唤起了一种继续探究我们民族的精神和民族艺术的热情。”

更有人借用了苏联著名导演罗姆就《未寄出的信》而发的感叹，认为完全适用于《黄土地》：“自从这部新片问世之后，所有尊重自己的导演，所有尊重自己的摄影师，只要他不是死抱住陈规戒律不放的人，只要他具有一颗活的心灵，抱有钻研和热爱我们这门艺术的精神，就已经不能在工作中不考虑这部影片的经验了。虽然这绝对不等于说应该模仿这部影片。”

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得失成败，任人评说。而《黄土地》的创作者们则又以更大的热情投人了新的创作。凯歌和艺谋再度合作新片《大阅兵》，利用1984年国庆节大阅兵的珍贵时机现场抢拍，张艺谋手持摄影机，匍匐于一条麻袋上，由几名助手拉着，随着阔步前进的三军壮士拍摄，把气壮山河的军威，把中央军委邓小平主席“同志们好！”“同志们辛苦了！”的亲切呼唤，充满激情地记录下来，继而在1985年完成了全片。在天安门广场国庆盛典的实景拍摄故事片，尚属创举！

年轻的电影工作者在前进，从《黄土地》到《大阅兵》，从黄帝陵到天安门，迈着坚实雄健的步伐前进。

此时，凯歌收到了妻子的远方来信。小孙正在加拿大肯斯敦大学攻读硕士、博士学位，她告诉凯歌，她可以联系由加拿大邀请凯歌以学者的身份前往访问，这对于开阔视野不无好处，他们夫妻也可借此一聚。“海内存知己”，凯歌感到妻子的心正紧贴他的胸膛跳动，他也多么想她！然而，他回信说：我为祖国所做的还太少，艺术道路还刚刚在探索阶段，还是先不当这个“访问学者”吧！

艺谋则收到了父亲的来鸿。信中说：

你的获奖及报刊上对你获得金奖的宣传，于你是好事，亦不是好事。其他获奖者均未有此宣传。我同你妈商量过了，以为三千元奖金过多，应辞谢不收，三室一厅的房子也不宜接受。你在广西孑然一身，要它何用？不过虚设而已。惟有提升两级工资可以接受，这是对你劳动的报酬。

艺谋把父谕递给凯歌，滚烫的家书在《黄土地》的创作者们手中辗转……

（发表于1986年第7期《延河》。收入《1986报告文学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出版；霍达报告文学集《万家忧乐》，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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