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秋天到了，我返回北京。贺岁档的宣传开始了，如今英总离不开我，而我不再适应没有工作的日子了。

广州艳阳高照，但北京正在遭遇一场大雨，飞机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起飞。我在白云机场的休息室，喝了一肚子冰水。

我在这时候接到陈言的电话。他的声音里满是疑虑：“海棠，你猜我见到谁了？陈白露。”

我吓得一口水几乎喷出来。

“不可能。”我迅速说。

他的嗓音一下子颓唐了下来：“我知道。我看花了眼。”

“在酒庄吗？”我又好奇。

“不在酒庄。”他低声说，“在酒庄附近的一个小教堂。我路过那儿，我几乎每天都路过那儿，但只有今天，不知道为什么朝里面看了一眼，我看到一个黑头发的小姑娘，瘦瘦的，戴着大草帽，穿着白裙子，手上夹着一支雪茄。我边走边想，谁会在教堂里吸雪茄啊！哈哈，只有陈白露。”

听着那声悲哀的笑声，我说不出话来。半晌，我问：“一个人？”

“谁？她吗？是一个人，背着双肩包，好像是来旅游的中国学生，正仰着头看壁画呢。她的背影实在像陈白露，除了头发更长一些。”

我笑：“没去搭讪吗？真人已经弄丢了，找个替代品也不错。”

那边沉默了一会儿，然后似叹似笑地说：“天上地下、五湖四海，再也不会有第二个陈白露。”

我怅然地握着电话。那个眼波流转、谈笑风生的姑娘，不会再有了。

连她自己也回不去了。

登机广播响起来，想必北京的天已经放晴。我朝登机口走去，巨大的落地玻璃窗外，广州的天色开始晦明不定，大团的乌云吞吐着太阳。

回到北京后我休息了一夜，第二天去了内蒙古。今年雨水太勤，程雪粟墓上的野草疯长了半人高，墓碑上也布满了绿苔。转车的时候我在小摊上买了一把鞘上嵌绿松石的蒙古刀，准备带回北京玩的，这时正好用来割草。只割了几丛，一直阴着的天色突然放了晴，高原正午的太阳晒得我两颊发疼。索性留着野草，为你遮风蔽日；名字上的绿苔也不必擦去了，反正故事是这个故事，换个名字讲也是一样。

~2~

从内蒙回来，已经是傍晚了。出租车穿过一条小胡同的时候，路灯倏地亮起来。

推开门，门口一双软底浅口鞋，衣帽钩上挂着一顶系着香槟色缎带的宽檐草帽。

陈白露坐在客厅的沙发里，她穿着白裙子，裙边齐着小腿……

我一阵眩晕。

高纬度的阳光将她的皮肤晒得黑了些，她的脸颊也重新丰腴了起来，看上去比之前健康了不少。但她的眼神是哀怨的，从低垂的长睫毛下，委委屈屈地看着我。

“我带了些礼物给你。”她说。

我看到沙发旁的地板上放着一只一尺来长的木匣，里面垫着红丝绒，整齐地嵌着一套小小的水晶酒具摆件：四只红酒杯和一只醒酒器，每个都只有拇指大小，十分精巧剔透。

我叹口气：“谢谢你。”

她点点头，继而笑起来。“我走啦！”她说，然后站起身朝门口走去。

我没说话。于是她站在玄关转过身，歪着头看我。

“你不留我吃晚饭哪？”她说。

“你想来就来，想走就走，我请不来，也留不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