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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我重新帮英总工作，但只算帮忙，不入编制，也不领固定工资，只拿稿费，为的是不用坐班打卡，来去自由。

2011年国产片票房井喷，有杂志请妙妙分析当下的电影市场，妙妙没有时间写，我拍胸脯给她做代笔。我说，论人精、钱多，只有地产业能跟母们行当媲美，不过地产业有上行下坡，太不济的时候还能全盘崩溃；但母们行当呢，是经济景气，人人有钱看电影，经济危机，人人需要看电影，所以别观望了，无论什么时局，入母们行当总是不会错的。

后来这篇稿子在网上被转载得很凶，我每看到一次都得意得不行。我跟妙妙说，你瞧，我也是有手艺的，将来万一没饭吃，还可以卖文为生。

妙妙说，不是顶着我的名字，谁会找你写呢？

这一年的开春，英总接到了几个大case。我是看着公司从一个小团队一步步壮大起来的，我很开心，但妙妙愁得直用脑门撞桌子。

“剧本这么烂，怎么宣传？给钱倒是蛮痛快，可是有这钱做宣传，不如分一半请个好编剧。”

这部片子刚开机，我们只拿到了剧本。我和妙妙读了一夜，读了五分之四，连人物关系都没理清。

“你说，这本子搁你们班里能得多少分？”

“还想要分数呢？早被老师打开窗户扔出去了—这可怎么宣传哪？”

“别抱怨，一个好宣传的职业道德是味觉失灵。”

“味觉失灵？”

“就是自我催眠，你要说服自己：别看这破本子前言不搭后语，也许人家是个被埋没的王家卫呢，也许剪吧剪吧就是《东邪西毒》呢。”

整个残冬，我都跟着妙妙身后跑发布会，采访，写稿子。我还出了两次差，一次去狂野的青海，忙得脚不沾地，离开之前的两个小时，我俩在一条巷子里埋头吃牦牛火锅，结果误了飞机；一次是去妩媚的无锡，忙得连水都没有时间喝，在火车站旁边的黑店里赶着吃两口糖醋排骨，又误了动车。

后来还有一个去广州出差的机会，但英总说什么也不肯派我和妙妙去了。

当我坐在西宁的三轮车上一路喷着黑烟往机场赶的时候，当我站在绿皮火车上抱紧怀里的无锡排骨的时候，当我撒娇耍赖求英总让我去广州的时候，当我凌晨三点守在电脑前等广州的同事把写好的稿子传给我的时候，我的脑子里会突然闪过一句违和的声音，它那么细小而清晰，它在说：你瞧，这样也不错。

除了跑车，还有别的交通工具能带你走；除了私人会所，还有别的地方可以吃到美食；除了游艇舞会，还有别的场合可以交到朋友。我已经在一个无意义的地方浪费了二十三年，我一度以为那是天经地义；可是它除了带给过我短暂的快乐，更多的是无边无际的虚无、孤独和自我怀疑。

我每天都会收到大量的邮件，其中有一封必定来自陈白露。

她每天都发《拇指姑娘》的新章节给我，她写得越来越快，渐渐由从前的每天一千字增长到两千字，并且稳定下来，这个字数表示她的状态在好转。冬天结束的时候，她写完了《拇指姑娘》，说起来，我也两三个月没有见到她了。

同最后一章一起收到的，还有一封邮件：

海棠：

谢谢你陪我写完《拇指姑娘》。我知道写得不好，但因为有这件事情可做，我才没有把脑子荒废掉。人生还长，我还有很多很多事情想要做，无论我想做什么，你都会帮我，对不对？

我下周一搬回城里，周末你能请小时工帮我把房间打扫干净吗？你应该没什么事情做吧？少参加一些pary，我离群索居这一年，越发看清从前的生活有多无聊，你身在其中，不知道还要多久才看得清呢。

又及，我交了一个新男朋友，等我回去带你见他，就是薛先生。

我刚刚写完一篇万字长稿，眼睛胀得酸疼。一字一字地读完这封简短的邮件，我合上电脑，看着窗外寥寥的晨星，清凉的风从半敞的窗子吹进来。我为她祈祷，坎坷多难的白露，愿你终于遇到对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