竟然整整一年了。

这一年她们在暑期档发了很棒的片子。当我在杂志的访谈上看到妙妙的名字，心里不是没有一瞬间的难过。如果我当初坚持下来呢？也许现在被记者包围着要“谈谈这部电影在宣传上成功的经验”的人里，也有我一个。

而我这一年做了什么？空空如也。

我吃了数不清的美食，可是酒肉穿肠过，我回忆不起任何一道菜的味道。

我把衣服和鞋子更新了一遍，扔掉的和现在放在柜子里的，大部分都没摘掉吊牌，明年我会再把它们当作垃圾扔掉，然后周而复始。

我喝了很多名酒，酒醒后，又像没醉过一样。

比较有意思的事是，我陪杨宽参加了一场超跑嘉年华，可我唯一记住的场景是aferpary散场后，几十辆超跑带着诱人的轰鸣在我面前几秒钟消失，剩我一个人，孤零零地站在酒店门口高高的台阶上。

我那段时间倒是看了不少好电影，有时候也会在心里默默盘算：这个电影的片花如果由我监工，一定能剪得更好。然后又陷入无尽的失落：我还会有监工剪片花的机会吗？我真的能放弃这纸醉金迷的生活，把自己投入到压力重重的工作里吗？

妙妙抽了张纸巾帮我擦去腮上的番茄酱，对面的玻璃门里映出我们的影子。我们一样的年龄，一样的身材，可是区别如此明显。我疲惫懈怠，即使是要去一艘最豪华的游艇也振奋不起来；妙妙带着巨大的黑眼圈，满脸的睡眠不足，却精神饱满得像个刚刚打了胜仗的战士。

我愣在原地，冷汗轰地出满全身。

我们都是两手空空地来，最后两手空空地走。但中间这几十年，有人把自己经营成一本厚书，而我依然是一摞白纸。

英总突然说：“你不是回广州了吗，怎么还在北京？”

我哑口无言。

我从来没想过回广州。我撒谎是在礼貌地拒绝工作。我还在北京，是因为我沉醉于吃喝玩乐。

我能把实话说出口吗？她刚刚还夸奖我是“北京最棒的宣传之一”。

我却连万分之一也担不起。

陈白露买好了汉堡，想要坐下来，我赶忙同英总和妙妙告别，然后把陈白露拉走。

我们回到休息室，陈白露欢欣的脸色立刻凝固了。一个比我们小两岁的姑娘，名叫程雪粟的，家境显赫得可以和杨宽比肩。我们早就认识她，从前在我的印象里她一直是高中生，其实现在也大二了。她的眉眼渐渐长开，个子也高了，讲话细声细气，从不大笑或者大惊，是一个安静的美人。

程雪粟端坐在沙发上，穿着一件鹅黄色的连衣裙，围着雪白的毛线围巾，好像一丛迎春花一样，大眼睛清澈得如同山泉；陈言坐在她身旁，滔滔不绝地说着什么，目光像在糨糊里泡过一样，黏在她白皙的脸上。

毕竟是要在一艘艇上住半个月的，我生怕陈白露当众发火，赶紧拉开她：“他才看不上这种脑仁儿只有二两的傻妞呢。”

陈白露显然急了，嘴角刚撇下来，一眼看到对面的路雯珊一脸捕捉到八卦的兴奋。

这是比什么劝解都有效的良方。路雯珊是陈白露天生的克星。陈白露果然压制住了火气，但她仍然不愿走过去和他们坐在一起。

“我们在外面吃。”

我又困又累，和陈白露站在休息室门外吃着汉堡。

“我可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只要他别越界。”她说。

我把手一挥，并不是为了安慰她，我对陈言有一百个放心：“程雪粟那样的小花瓶，只能摆在家里看着，她哪里比得上你。”

陈白露眉毛一挑：“你的意思是说我不能做花瓶咯？”

我被噎得一愣：“谁说不能。把嘴闭上，垂着眼皮看人，低着头走路，不要做事，不要思考，不就是花瓶了吗？”

陈白露笑起来：“他要是喜欢这样的，就随他去吧，我也不稀罕—”

她又回头看了看那对靠得越来越近的人，“让我低眉顺眼地做人，还不如让我死呢。”

~4~

飞机劳顿，加上两个小时汽车的颠簸，到了游艇上，所有人都又困又乏，服务生在甲板上准备了早餐，没有人有心思看上一眼，各自找房间睡觉，约定午饭时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