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小姑娘，我在天津的朋友，知道下雨的时候我正在赶回北京的路上，打不通我的电话，很是担心。今天早上她找到我家来，正好撞见陈白露。”

我和杨宽站了一会儿，慢慢想通了原委。薛先生当然不止陈白露一个女朋友。他这样的人，怎么可能只有一个女朋友。

薛先生站在落地灯旁，有一点儿无助地看着我们，他的背微微地驮着，额头上有一点儿皱纹。那一瞬间我似乎看到了许多人的父亲，平日里精明强干，昂贵的西装和炙人的权势能使人忽略掉他们的年龄；可是在生病和受了责难的时候，总是无法掩饰地显露出老态来。

“她一直是知道的。所以我没有预料到，她会发这么大的火。”薛先生说。

我们面对面在沙发上坐下，这沙发是我陪陈白露选的，米白色的罩子，豆绿色的棉垫，清新柔软。

“她要和我分手。我以为她是赌气，和她确认了好几遍，可她说什么也要走。我没有挽留女人的习惯，二十年前没有，现在也没有。但是我挽留了她，海小姐，你懂吗？”他从灯光里抬起眼睛看着我。

“我看得出你很喜欢她。”

他摇头：“我已经不年轻了，我的感情不像你们一样浓烈，把爱和恨都分得很清楚。你们只知道爱恨，不知道缘分，到了我这个年纪，感情是很淡薄的东西，倒是缘分看得更重了。我不愿放她走，是不忍心看着她毁了，你们认识她比我久，想必懂我的意思—如果某一天她为了生存，变成了她现在鄙视的那种女孩；如果有一天我在风月场遇上她，我不能原谅自己当初放弃她。”

“趁我还有钱一天，就养着她一天，当然这是我一厢情愿。我没想到她这么骄傲，她默许我有别的女人，但挑明了摆在她面前，她就不肯妥协。我真是没见过这么倔的姑娘！我许诺给她很多东西，但我开出的价码越高，她就越愤怒，她说我想买下她的青春，如果想挽留她，只有一个条件，就是让她出来工作，海小姐，我—”

我微微摇着头。

杨宽突然开口：“她要工作？”

“对，我当然同意，我本来也不喜欢她整天闲在家里。我说可以介绍她到任何一个外企或者传媒公司上班，但她想跟着我学习做海运—她要来我的公司帮忙。”

“她要股份吗？”杨宽一开口，我也明白了。

“不，不。她不是那种人。”

我和杨宽这一次没有交换眼神，但我知道他心里的想法和我是一样的：薛先生说得对，毕竟还是我们更了解她，她当年那句“我没有底线”我们都记忆犹新，昨天她在病床上还心心念念保险箱和书房里的画呢—薛先生，她当然是这种人。

“您同意了吗？”杨宽问。

“没有，我已经过了和一个姑娘并肩创业的年纪，况且我也没有时间手把手教她做生意。所以她才熬夜、打牌、糟蹋自己的身体来报复我。”

薛先生叹着气说，像一个父亲在倾诉对女儿的无奈。

陈白露在门外，笑声又响起。她边喘着气边吩咐一个人：“去厨房里拿一只熏鸭子来，还有酒。”

“什么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