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了薛先生的钱，她的装扮与往常大不相同了。从前她四季的衣服加起来也只装得满一只小皮箱，因为样样都要最好的，而她的收入却有限。她归来后，没过多久就去老首长的储物室里弄来一对巨大的楠木衣柜，她清简的卧室一下子变得拥挤而烦琐了；鞋子在架子上摆不完，装在盒子里堆成一座山。她并不常出现在梦会所，然而她每次出场，风头都盖过所有女孩，也盖过从前的她。她终日跳舞，仿佛精力无限；她纵情豪赌，仿佛富可敌国。那些热衷于在舞会上交换名片、结交人脉的人常常好奇地打听：

“陈白露是什么来头？”

“她来自哪里？”

“她靠什么生活？”

“她的父亲是谁？”

有人甚至在自己储备的权贵名单里搜索陈姓的人。

被问到的人要么不知情，知情的都是一路见证她劫后余生的，谁忍心把血淋淋的故事讲一遍？被问得急了，最后说：“交际花吧。”

她一转身，变成了真正的交际花。

~6~

薛先生是一个中年人，平头，个子很高，戴一副眼镜，但不是读书人。他没有读过大学，他的同龄人读大学的时候，他在刚刚开放的深圳炒楼，后来炒到海南，在海南楼市泡沫破裂之前撤资北上，在北京房市如火如荼的时候，他却转头做海运。海运在二十年前就被看作夕阳产业，他算是逆流而上。

我身边围绕着太多靠父母荫庇的人，因此比普通人更加敬畏白手起家的勇士。陈白露带我见薛先生那天，我极其郑重地找出毕业论文答辩时穿的衣服—一件没有腰身的西服套装，这使我走进餐厅的时候活像一个陪老板见客户的小秘书，在陈白露身后黯然失色。

我看着她拨开扣着羊绒披肩的金色别针，露出雪白丰腴的后背；细长的手指玩弄着刻着她名字缩写的铂金制剪刀，等着薛先生递雪茄给她；我知道那个光彩照人的陈白露已经回来了，这一次她不再像从前那样需要我，她不再需要我替她监督小时工打扫房间，也不会在半夜把头埋在我的胸前痛哭了。

这不是一次单独的会面，在场的有很多人，也许是薛先生的朋友，也许是工作伙伴，陈白露对我解释说，他很忙，没有时间单独请我，我笑笑表示理解，其实我心里清楚：对商人来说，时间就是成本，所谓“没有时间”，真实的含义是“你不能回报我为你投入的时间”。以前也有许多商人愿意投入许多顿饭的时间在我身上，那是因为我的父母，一旦我的父母不在此位，或者他们强大到无须我父母提供资源，就像薛先生这样，我就倏地由众人捧在手心的星星变成毫不显眼的陨石，穿着可怜的西服套装，坐在长餐桌的一角。

每个男士身边都带着风采和陈白露不相上下的女孩，我的四周衣香鬓影。陈白露向薛先生介绍过我，薛先生脸上带着罐头式的微笑，同我握手、问我的年龄和籍贯，可他的眼神压根没有聚焦到我的脸上。

“我父母是广州人，我在北京长大。”我说。

“广州很好。”他微笑着说完这一句，就转头同另一个人讲话了。

一切都是走个过场。

那就埋头大吃。

我放了心，陈白露有了永远刷不爆的卡和足够她几年内使用的人脉。

我该消失了。

“我要搬走了。”她突然说。

我一惊：“搬到哪儿？”

“你这大惊小怪的毛病什么时候才改得掉？”她白了我一眼，“从东三环搬到东四环。”

“为什么要搬家？你刚刚搬回来呀。”

“这么小的房子，怎么住？”

“小么？我觉得一个人住足够了。何况你精心布置了好几年—”

“你喜欢你去住。”

“等我无家可归了一定去。”

“是不是？你也知道有大房子就不住小的。”

“你是要搬去和薛先生同居吗？”

“不是，是他送给我的房子，我名下的。”

收到男朋友赠予的礼物，无论轻重，总该是开心的，然而陈白露说这句话的时候，却带着忧郁和愤恨的表情。我想问个清楚，但不能在这种场合。

但我最终没有机会问出口。第二天，我就同妙妙去南京出差，十天后回来，陈白露已经搬到了棕榈泉顶层的一套复式。这还是杨宽告诉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