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怎么可能不知道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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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我洗了澡，煮了汤圆吃，酒也醒了。陈言坐在沙发上看电视，漫无目的地换着台。

看时间已经过了午夜。

“不回家？”我问。

他摇摇头。

“回去吧，陈白露一个人在家会害怕—你别看她嘴上逞强，她一个人住的时候，廊灯从来不敢关。”

“她在工作。”

“做什么？”我想起，我已经好几天没有和陈白露联系了。

情况倒不算复杂，是陈白露拿到了一批广告片的剪辑工作，外包给一间工作室，她在工作室监工，已经三天没回家了。

“又能干又贤惠的女朋友，哪里找第二个。”

“再也找不到哇—”他苦笑着往后一靠。“只是她有点儿—我说不清。”

“太完美了？”我讽刺他。

“完美。”他继续苦笑：“一个完美的资本家。”

陈言在我家看了一个通宵的电影，我们吃了两包微波爆米花，点了一桶炸鸡，喝了淡啤酒。我们吃着喝着，吹着牛，全都假装那场大哭和沉默是不曾发生过的事。

第二天一早，我已经疲惫不堪，但我决定撑过这个白天。如果我在白天睡觉，那么等待我的，又将是清醒又漫长的冬夜。

“我们去看陈白露吧！”我拉伸着僵硬的脊背，努力让自己看上去活泼又快乐。

陈言答应了。我们在路上见到卖糖油饼的小摊，陈白露最爱吃的，买两只带上。干燥、无风的清晨，寒冷像短小而薄的匕首，一把把从围巾的缝隙、从袖口、从帽檐插进来，让人无处躲避。

陈白露工作的地方在百子湾。传说呢，在百子湾扔下一颗炸弹，北京传媒业就会瘫痪。这里有几百家和传媒相关的工作室，昼夜开工，永远生机勃勃。

我缩着脖子走出电梯，跟着陈言走进其中一间，被扑面的热浪吓得一怔。

一百平米的房间里，至少三十台电脑在工作着，每一台面前都坐了一个戴大眼镜的瘦男孩，陈白露坐在窗前的单人沙发上，两腿张开，目光炯炯，像个彪悍的武夫。脸上挂着两团大大的黑眼圈，皮肤灰暗无光。

我把糖油饼给她，她接过就咬，没有道谢。

陈言问：“今天回家吗？”

“还有三天。”

我惊：“你一周都吃住在这里？”

陈白露还没说话，一个男孩摇摇晃晃地站起来：“陈姐，我一天一夜没睡了，我想—”

这可怜的男孩连高声说话也不敢—也许是不能，他的脸上浮着一层菜色。

“你叫她陈姐？你多大？”我忍不住问。从来没有人这样称呼过陈白露，我觉得新奇，仿佛她是60年代的纺织工厂里戴着白套袖的女领班。

“我是91年的。”男孩说。

小我们三岁。现在十八岁的孩子读个中专，也出来谋生了。

“谁不是一天一夜没睡？”陈白露挑起眉毛。

“我，我集中不了精神—”

陈白露起身开了冰箱，拿出两罐红牛，咚的一声放在男孩的电脑前。

我和陈言对视一眼。

那男孩默默地坐下了，易拉罐开启的声音像一声小小的爆破，在机器运转的声音里一闪而过。我刚要开口，陈言朝我摇摇头。

我闭了嘴。

我们走的时候，陈白露起身送我们到电梯间。

一出工作室的门，陈言就把眉头拧成了一团。

“十八岁的小孩不能这么用。陈白露。”陈言说。

“应该怎样？吹着海风，晒着太阳，我在旁边给他们榨果汁，杯子上再插一把小阳伞？”她越疲惫越显出一脸刻薄相。

“八小时工作制是有法律规定的……”

陈白露立刻笑了：“你真是没出去工作过。少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