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过了一个月，她兴冲冲地给我打电话：“去不去国大看《红楼梦》？”

那是2008年夏天，上海越剧院到国家大剧院演出新版的《红楼梦》，主演是我们俩都很喜欢的钱惠丽和单仰萍。我说：“好，我去买票。”

她很得意：“我已经买好了，两张。”

“我不坐二等座。”

“一等座，‘哭灵’的时候连眼泪都看得清清楚楚。”

“你有钱了？”

“翻译了一部片子，顺手把字幕做了，一共四千。”

我一算，两张国大一等票，差不多就是四千了。一场戏都看掉？前几天吃茶泡饭的是不是她？

“你节省一点儿吧。”

“省它干吗？”她很诧异。

“你留一笔积蓄，就当救急用，以后再窘迫也不至于吃茶泡饭。”

“留什么积蓄，我就是积蓄。”她干脆地说，“我脑子在，手在。”

“总会有意外啊！”

“富贵在天，”她说，“死生有命—你烦不烦？”

那年是2008年，我和陈白露刚好二十岁。

让我理一理思路，在陈白露和陈言相遇之前，还有什么是我没有讲到的？

说一说首饰吧。

从广州回到北京的时候，我妈给了我一只保险箱，里面是足够我在各种场合佩戴的珠宝：金银缠丝的多层大项链、极细的镶着米粒小钻石的锁骨链、各式胸针和丝巾别针、刻着我妈妈名字的缅玉手镯和红宝石戒指，还有成把的发簪，我把它们都还给我妈，说我对这些华而不实的东西没有兴趣—但是我又想留下一条穿着一颗珍珠的银色项链，它装在一个小布袋里，设计简单，光色柔和，很戴得出去。

“咦？这条怎么在这个盒子里？它不值钱。”

我用指甲刮着那颗珍珠，这是我唯一知道的检验真假的办法：“是假的？”

“真倒是真的，只不过不是什么好的。”

“我根本分不出好坏，只要是真的就好。”我捻着指尖刮下来的一点儿白色粉末。

“傻孩子，那是你见好东西见得少，见得多了，自然就分得出好坏。”

结果是，我连那条看中的珍珠项链也从来没有戴过。

人体已经足够天然和美，无须珍珠和钻石的装点；或者，如果人体是丑的，通体贴上金箔也是尊丑佛。

所以何必呢。

但陈白露不这么想。

我和陈白露成为好朋友后，有一天，我打开保险柜给她看，并且说，她可以随便取用。

她一眼看中一条钻石项链，钻石有六克拉重，吊在铂金蛇骨链子上。

钻石太大，而链子极细，拎在手里沉甸甸地下垂着，仿佛随时会断掉。

这搭配虽然不安全，可是十分好看，纤细和炫目搭在一起，使人觉得惊心动魄。

“这不是一套吧？”陈白露细细地抚摸过链子，把椭圆的钻石握在手心里。

“是我自己搭配的。石头是裸石，外边的环是我在银铺定做的。”

“该配个粗一点儿的链子。”她拿起另一条粗一些的铂金绞丝链，放在手里比了比，皱着眉头说：“这条倒是不会断掉，但是太难看。”

“难看？哼，你未必见过这么难看的东西。”

还没有等陈白露做出反应，我就从她手里把项链夺了过来，她始料未及，蜷起的手指勾住了纤细的蛇骨链，我们同时听到一声金属的断裂声—链子断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