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开始在聚会结束后送她回家，像我们刚刚认识的时候那样。从前是因为我喜爱热闹、害怕孤独，希望身边永远有一个精力充沛的姑娘；而现在完全出于担心了。她在彻夜歌舞，仿佛不知疲倦；纵情豪赌，仿佛富可敌国。然而我把她送回家后，她穿着靴子，和衣躺在床上—或者干脆倒在客厅的沙发上，两只大眼睛空洞地盯着天花板，半张着嘴发出粗重的呼吸声。

我总是拿一本书在她身旁读着消磨时间。等她终于陷入睡眠，我帮她把靴子脱掉，被子盖到脖颈；冰箱里有时候有过期的牛奶，洗衣机里有没来得及晾好的衣服，我把这些琐碎的家务做完，冲个凉在她身旁睡下。

这时候往往快要天亮了。

我不问，也不劝解，还有什么答案是我不懂的呢？她需要从无休止的表演中得到解脱。

她怕黑，卧室里必须有一盏灯开着，但灯光又常常会侵扰她本来就不踏实的睡眠，我分几次把灯泡换成低瓦数，每次低五瓦，她并没有发觉。

有时候我在天亮后的街声中醒来，借着昏黄的灯光看着她的脸。她的睡眠并不少，总是中午时才起床，但她有了去不掉的黑眼圈，嘴唇因为酒精的缘故，总是裂着口子，露出一点儿鲜红的肉。她常常说梦话，在枕上像蛇一样扭动着脖子，时而皱起眉头思考，时而又抿着嘴露出笑容，嘴里嘟嘟囔囔地重复着应酬的话。

我惊恐地欠起身看着她。她梦中神经质的笑容使我感到无边的凉意。

她太累了，她不得不一直引人注目。每个热衷于流言的人都死死地盯着她，她的一句抱怨、一个疲态都会被编排出莫须有的前因后果，再风卷残云地流传开来，三天之内，连薛先生的朋友都会知道了。

只有在我面前，她才会流露出力不从心的模样。早上，她带着一身薄荷的味道，挂着湿漉漉的头发从浴室里走出来，坐下来盯着镜子里她被热气蒸红了的脸颊出神，我站在她身后，用一柄宽齿梳梳通她微微打卷的长发；她总是颓然塌下肩膀，说：“我干不来这件事。”

我握住她的手：“人人都说你温柔又活泼。”

她摇摇头，仿佛累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我把她额前的碎发梳起，露出她饱满光洁的额头，浓眉深目、鼻梁挺直—

“你看。”

容貌总是能让她平静下来，这是她唯一的安全感所在。

然后她走出门去，走到薛先生和他的朋友身边，扮演那个被宠爱着长大、不知人间疾苦的大家闺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