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解】

德化：用道德来感化。文章主要宣扬了作者推崇道德教化的政治思想。

作者认为，人的思想情性是本，行为习俗是末，“末生于本，行起于心”，如果思想端正了，就不会有邪恶的李发生所以治理社会，应该“先其本而后其末”，先理顺民众的思想，然后再去管理他们的行为。要改变民众的行为靠政策法令，而要改变民众的思想，就必须搞好教化。“民索善化，则人有士君子之心；被恶政，则人有怀奸乱之虑”民众忠厚则致太平，民众奸邪则致危亡。而“世之善否，俗之薄厚，皆在于君”。圣明的君主深知这一点，所以都以身作则，用礼义来教育人民，用良好的道德风尚来感化人民，使民众从怀胎到成长都受到良好的道德燕陶，让仁义廉耻之心’‘与体俱生”，深入到民众的灵魂中。这样，人们就不再有粗野污秽的习气和邪恶***的欲望，更不会有违礼犯法的事情了。文章一再强调，圣君“不务治民辜而务治民心”,“尊德礼而卑刑罚”,“敦德化而薄威刑”，注重用仁德、道义、礼制来教育感化民众，其立法也只是为了防范奸邪作恶而不是为了惩处人。最圣明的君主应该是“和德气以化民心，正表仪以率群下”；其次是“躬道德而敦慈爱，美教训而崇礼让”；再次是“明好恶而显法禁，平赏罚而无阿私”。至于荒废改事、纵情酒乐、亲近小人、疏远贤臣、妄加赏罚的君主，必将祸国决民、自取灭亡。当然，这一切的论述，都是为了现实，所以文章实际上是要“世主”以身作则，以道德为本，以仁义为佐，宽以待民，加强教化，使民风归厚而致天下大治。

【原文】

德化〔一〕第三十三

人君之治，莫大于道，莫盛于德，莫美于教，莫神于化。道者所以持之也，德者所以苞之也〔二〕，教者所以知之也，化者所以致之也。民有性，有情，有化，有俗。情性者，心也，本也。化俗者，行也，末也。末生于本，行起于心。是以上君抚世，先其本而后其末，〔三〕顺〔四〕其心而理〔五〕其行。心精〔六〕苟正〔七〕，则奸匿〔八〕无所生〔九〕，邪意无所载矣。

〔一〕　○铎按：此文则谓教化既敦，则邪恶不作，故道德为本，仁义为末，而威刑法律又其下焉。纲举于前，比类发挥于后，亦有以见其思想体系之完整矣。

〔二〕　韩诗外传五云：“德也者，苞天地之美。”淮南子说山训云：“仁义在道德之包。”“苞”与“包”同。

〔三〕　汉书董仲舒传云：“天令之谓命，命非圣人不行。质朴之谓性，性非教化不成。人欲之谓情，情非制度不节。是故王者上谨于承天意，以顺命也；下务明教化民，以成性也；正法度之宜，别上下之序，以防欲也。修此三者，而大本举矣。”

〔四〕　“顺”旧作“慎”，据治要改。○铎按：荀子仲尼篇“则慎行此道也”，成相篇“慎圣人”，杨注并云：‘慎，读为“顺”。’又仲尼篇“慎比而不邪”，王引之亦谓即礼记王制篇之“顺比”。作“慎”者借字，读正之可也。

〔五〕　“理”意林作“治”。○铎按：说文：“顺，理也。”理、顺互文耳。

〔六〕　“精”治要作“情”。

〔七〕　“正”旧作“亡”，据治要改。

〔八〕　“匿”读为“慝”。○铎按：此书通以“匿”为“慝”。

〔九〕　旧脱“无”字，“生”作“作”，据治要补、改。意林作“

奸慝不生”。

夫化变民心也，犹政变民体也。德政加于民，则多涤畅姣好坚彊考寿〔一〕；恶政加于民，则多罢癃尪病夭昏札瘥〔二〕。故尚书美“考终命”，而恶“凶短折”〔三〕。国有伤明之政，则民多病目；〔四〕有伤聪之政，则民多病耳〔五〕；有伤贤之政，则贤多横夭。〔六〕夫形体骨干为坚彊也〔七〕，然犹随政变易，又况乎心气精微不可养哉？诗云：“敦彼行苇，羊牛勿践履。方苞方体，惟叶柅柅。〔八〕”又曰：“鸢飞厉天，鱼跃于渊。恺悌君子，胡不作人〔九〕？”公刘厚德，恩及草木，羊牛六畜，且犹感德〔一0〕，仁不忍践履生草〔一一〕，则又况于民萌而有不化者乎〔一二〕？君子修其乐易之德〔一三〕，上及飞鸟，下及渊鱼，无〔一四〕不欢忻悦豫，则又况于士庶而有不仁者乎〔一五〕？

〔一〕　“涤”当作“条”，“考”当作“老”。礼记乐记云：“感条畅之气。”汉书律历志云：“阴阳万物，靡不条鬯该成。”颜师古注：‘“鬯”与“畅”同。’论衡齐世篇云：“语称上世之人，侗长佼好，坚强老寿，百岁左右。”“姣”与“佼”通。“考寿”犹言“

老寿”，诗雝郑笺云：“又能昌大其子孙，安助之以考寿，多与福禄。”○铎按：此注“考当作老”与下文凿枘，当删。又涤、条古同声，故周礼秋官“条狼氏”即“涤狼氏”。“涤畅”与“条鬯”并以双声取义，尤不可改。

〔二〕　吕氏春秋明理篇子华子曰：“夫乱世之民长短颉●百疾，民多疾疠，道多褓繦，盲秃伛尪，万怪皆生。”高诱注：“尪，短仰者也。”史记平原君传云：“有罢癃之病。”说文云：“●，●曲胫也。古文从王作尪。”周语云：无夭昏札瘥之忧。”汉书董仲舒传云：“或夭，或寿，或仁，或鄙，陶冶而成之，不能粹美，有治乱之所生，故不齐也。故尧、舜行德，则民仁寿；桀、纣行暴，则民鄙夭。”

〔三〕　洪范。

〔四〕　“目”旧作“因”。汉书五行志云：“传曰：视之不明，是谓不悊。”又曰：“视气毁，及人，则多病目者，故有目痾。”

〔五〕　“耳”旧作“身”。五行志云：“传曰：听之不聪，是谓不谋。”又曰：“听气毁，及人，则多病耳者，故有耳痾。”

〔六〕　王先生云：‘“贤多”当作“民多”。’○俞樾云：‘“伤贤”疑当作“伤睿”，故云“民多横夭”，即六极所谓凶短折也。凶短折为思不睿之罚，故知当作“伤睿”矣。’

〔七〕　史记蔡泽传云：“人生百体坚彊。”白虎通嫁娶篇云：“男三十，筋骨坚强。”昭廾五年左传杜注：“干，骸骨也。”

〔八〕　行苇。“柅柅”旧成“握握”，卢学士改。继培按：文选蜀都赋：“总茎柅柅”，李善注引毛诗云：“维叶柅柅。”今诗作“泥泥”。○陈乔枞鲁诗遗说考十六云：‘“维”作“惟”，今文皆如此，石经鲁诗可证也。卢氏以“握”是“柅”之讹，良确。毛诗释文“

泥泥”下云：“张揖作苨苨。”今考广雅释训：“苨苨，茂也。”“

苨苨”亦三家之异文。’

〔九〕　旱麓。“厉”今作“戾”，“恺悌”作“岂弟”，“胡”作“遐”。○李富孙诗经异文释云：‘毛、郑皆训“遐”为“远”，是如字读。士冠礼注：“胡犹遐也。”胡、遐一声之转，文异而义同。’陈奂诗毛氏传疏云：‘潜夫论作“胡不作人”，胡，何也。此三家义。’○铎按：陈说是也。李强三家以同毛，非是。

〔一0〕“伤聪之政”至此，旧错在“教化之所致”下，此下又错入交际篇“消息于心”以下三十三行，明忠篇“忠信未达”以下五行。

〔一一〕列女传晋弓工妻曰：“君闻昔者公刘之行乎？羊牛践葭苇，恻然为民痛之。恩及草木，岂欲杀不辜者乎？”白虎通情性篇云：“

仁者不忍也。”○铎按：刘向习鲁诗，可知此亦鲁诗说。

〔一二〕“萌”与“氓”同，注见班禄篇。

〔一三〕旱麓毛传训“岂弟”为“乐易”。郑笺云：“君子，谓太王、王季。”○铎按：毛传本周语下篇单穆公语，陈奂说。

〔一四〕“无”旧脱。

〔一五〕旧脱“于”字、“有”字，依上文例补。

圣深知之〔一〕，皆务正己以为表〔二〕，明礼义以为教，和德气于未生之前，正表仪于咳笑之后〔三〕。民之胎也，合中和以成；其生也，立方正以长。是以为仁义之心，廉耻之志〔四〕，骨着脉通〔五〕，与体俱生，而无粗秽之气〔六〕，无邪淫之欲。虽放之大荒之外〔七〕，措之幽冥之内，终无违礼之行〔八〕；投之危亡之地，纳之锋锷之间，终无苟全之心。举世之人，行皆若此，则又乌所得亡〔九〕夫奸乱之民而加辟哉〔一0〕？上天之载，无声无臭，仪形文王，万邦作孚〔一一〕。此姬氏所以崇美于前，而致刑措于后也〔一二〕。

〔一〕　“圣”下脱“人”字，或“明主”二字误合为“圣”。劝将篇云：“明主深知之。”○铎按：志氏姓篇：“吹律定姓，唯圣能之”，亦以“圣”为“圣人”，盖非脱字。

〔二〕　礼记缁衣云：“上之所好恶，不可不慎也，是民之表也。”

〔三〕　文六年左传云：“引之表仪。”说文云：“咳，小儿笑也。”

〔四〕　汉书贾谊传云：“廉愧之节，仁义之厚。”○铎按：“为”犹“有”也。后汉书循吏仇览传：“劝人生业，为制科令，至于果菜为限，鸡豚有数。”为、有互文，是其证。又贾谊传“愧”乃“丑”字之讹，“廉丑”即“廉耻”，贾子特变篇正作“廉耻”。笺未晰。

〔五〕　着，读“根着”之“着”。

〔六〕　周语云：“粗秽暴虐。”楚辞远游云：“精气入而粗秽除。”

〔七〕　“大荒”见山海经。

〔八〕　列女传卫灵夫人曰：“忠臣与孝子，不为昭昭变节，不为冥冥惰行。”论衡书虚篇云：“世称柳下惠之行，言其能以幽冥自修洁也。”后汉书冯衍传云：“修道德于幽冥之路。”

〔九〕　“亡”疑衍，即“夫”字声误。○铎按“亡”疑“中”之坏。周礼师氏：“掌国中失之事”，故书“中”为“得”。此盖一本作“得”，一本作“中”，后人误合之耳。

〔一0〕○铎按：辟，谓刑辟。尔雅释诂：“辟，罪也。”

〔一一〕诗文王。“形”今作“刑”。“声”旧作“馨”，据程本改。○铎按：“无馨无臭”，嵇康幽愤诗同，盖鲁诗也。程本据毛诗改之，非此书之旧，断不可从。又汉书扬雄传甘泉赋引诗“载”作“縡”，广雅释诂：“縡，事也。”皆本鲁诗。陈氏鲁诗遗说考十五谓潜夫论仍同毛氏作“载”，疑出后人所改，意其或然。

〔一二〕“也”旧脱。史记周本纪云：“成、康之际，天下安宁，刑错四十余年不用。”“错”是“措”之借。○铎按：下文作“错”。

是故上圣〔一〕不务治民事而务治民心，故曰：“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导之以德，齐之以礼〔二〕，务厚其情而明则务义〔三〕，民亲爱则无相害伤之意，动思义则无奸邪之心。夫若此者，非法〔四〕律之所使也，非威刑之所彊也，此乃教化之所致也。〔五〕圣人甚〔六〕尊德礼而卑刑罚〔七〕，故舜先敕契以敬敷五教，而后命皋陶以五刑三居〔八〕。是故凡立法者，非以司民短而诛过误〔九〕，乃以防奸恶而救祸败，检淫邪而内正道尔〔一0〕。

〔一〕　“圣”下旧有“故”字，衍。

〔二〕　并论语。

〔三〕　“则务”二字当作“其”。○铎按：当作“而务明其义”。

〔四〕　“法”字据治要补。

〔五〕　“是故上圣”至此，旧错在“有伤聪之政”上，今移正。“

也”字据治要补。汉书董仲舒传云：“夫万民之从利也，如水之走下，不以教化堤防之，不能止也。是故教化立而奸邪皆止者，其堤防完也；教化废而奸邪并出，刑罚不能胜者，其堤防坏也。古之王者明于此，是故南面而治天下，莫不以教化为大务。立太学以教于国，设庠序以化于邑，渐民以仁，摩民以谊，节民以礼。故其刑罚甚轻而禁不犯者，教化行而习俗美也。”

〔六〕　“甚”旧作“其”，据治要改。

〔七〕　汉书礼乐志董仲舒对策云：“王者承天意以从事，故务德教而省刑罚。”

〔八〕　书尧典。

〔九〕　王先生云：‘司，读为“伺”。’○铎按：“伺”盖“司”之后出加旁字，说文所无。

〔一0〕礼记乐记云：“刑以防其奸。”新语道基篇云：“检奸邪，消佚乱。”大戴礼劝学篇云：“所以防僻邪而道中正也。”内，读为“纳”。

诗云：“民之秉夷，好是懿德〔一〕。”故民有心也，犹为种之有园也。遭和气则秀茂而成实，遇水旱则枯槁而生孽〔二〕。民蒙善化，则人〔三〕有士君子之心〔四〕；被恶政，则人有怀奸乱之虑。故善者之养天民也，犹良工之〔五〕为曲豉也〔六〕。起居以其时，〔七〕寒温得其适〔八〕，则一荫之曲豉〔九〕尽美而多量〔一0〕。其遇〔一一〕拙工〔一二〕，则一荫之曲豉皆臭败而弃捐〔一三〕。今六合亦由一荫也〔一四〕，黔首之属〔一五〕犹豆麦也，变化云为〔一六〕，在将者尔。遭良吏则皆怀忠信而履仁厚，遇恶吏则皆怀奸邪而行浅薄〔一七〕。忠厚积则致太平，奸薄积则致危亡。是以圣帝明王，皆敦德化而薄威刑。德者所以修己也，威者所以治人也。上智与〔一八〕下愚之民少，而中庸之民多〔一九〕。中民之生世也，犹铄金之在鑪也，从笃变化〔二0〕，惟冶所为，方圆薄厚，随镕制尔〔二一〕。

〔一〕　烝民。“夷”今诗作“彝”，孟子引诗作“夷”。○铎按：毛诗作“彝”，正字；鲁诗作“夷”，用借字也。书洪范：“是彝是训”，史记宋微子世家引“彝”作“夷”。周礼司尊彝：“祼用鸡彝”，礼记明堂位作“鸡夷”，郑注：‘夷，读为“彝”。’是夷、彝同也。

〔二〕　说文云：“禽兽虫蝗之怪谓之蠥。”“孽”与“蠥”通。

〔三〕　“人”字据治要补。

〔四〕　春秋繁露俞序篇云：“教化流行，德泽大洽，天下之人，人有士君子之行而少过矣。”

〔五〕　“之”字据治要补。

〔六〕　孟子云：“天下之良工也。”说文云：“●，酒母也。或作鞠。”“曲”与●、鞠同。豉，说文正作“敊”，云：“配盐幽□也。”史记货殖传云：“糱曲盐豉千答。”

〔七〕　汉书卜式传云：“以时起居。”礼记儒行郑注：‘“起居”犹“举事动作”。’

〔八〕　吕氏春秋侈乐篇云：“寒、温、劳、逸、饥、饱，此六者非适也。凡养也者，瞻非适而以之适者也。”

〔九〕　说文云：“窨，地室也。”徐锴云：“今谓地窖藏酒为窨。”“荫”与“窨”通。齐民要术云：“作豉法，先作暖荫屋，坎地深三二尺，密泥塞屋牖，勿令风及虫泉入也。”又云：“作麦曲法，其房欲得板户，密泥涂之。”说文：“豉，配盐幽□”，徐锴云：“幽，谓造之幽暗也。”“暗”与“窨”义亦同。○铎按：诗七月：“三之日纳于凌阴。”阴、荫、窨并同。今北人谓之“地窨子”。

〔一0〕史记匈奴传：‘中行说曰：“汉所输匈奴缯絮米糱，令其量中必善美。”’

〔一一〕“遇”旧作“愚”，据治要改。

〔一二〕孟子云：“大匠不为拙工改废绳墨。”

〔一三〕“捐”旧作“损”，据治要改。

〔一四〕新书过秦上篇云：“履至尊而制六合。”淮南子原道训高诱注：“四方上下为六合。”○铎按：“由”与“犹”同。

〔一五〕礼记祭义云：“以为黔首则”，郑注：“黔首，谓民也。”

〔一六〕易系辞下传。

〔一七〕汉书刑法志文帝诏云：“牧民而道之以善者吏也。”公孙弘传云：“先世之吏正，故其民笃。今世之吏邪，故其民薄。”礼乐志云：“世衰民散，小人乘君子，心耳浅薄，则邪胜正。”

〔一八〕“与”旧作“则”。

〔一九〕论语云：“唯上智与下愚不移。”后汉书杨终传云：“上智下愚，谓之不移。中庸之流，要在教化。”荀子王制篇云：“中庸民不待政而化”，杨倞注：“中庸民易与为善，故教则化之，不待政成之后也。”

〔二0〕“笃”疑“笵”之误。王先生云：‘疑是“从革”。’○铎按：作“笵”是也。下言“随镕”，金曰镕，竹曰笵，对文则异，散文则通。

〔二一〕春秋繁露实性篇云：“中民之性，待渐于教训而后能为善。”汉书董仲舒传云：“夫上之化下，下之从上，犹泥之在钧，惟甄者之所为；犹金之在镕，惟冶者之所铸。”

是故世之善否〔一〕，俗之薄厚，皆在于君。上圣和德〔二〕气以化民心，正表仪以率群下，故能使民比屋可封，尧、舜是也〔三〕。其次躬道德而敦慈爱，美教训而崇礼让，故能使民无争心〔四〕而致刑错〔五〕，文、武是也。其次明好恶而显法禁，平赏罚而无阿私〔六〕，故能使民辟奸邪而趋公正，理弱乱以致治彊，中兴是也〔七〕。治天下〔八〕，身处污而放情〔九〕，怠民事而急酒乐〔一0〕，近顽童而远贤才〔一一〕，亲谄谀而疏正直，重赋税以赏无功，妄加喜怒以伤无辜〔一二〕，故能乱其政以败其民，弊其身以丧其国者〔一三〕，幽、厉是也。

〔一〕　“否”治要作“恶”。

〔二〕　“德”字旧脱，据上文补。

〔三〕　新语无为篇云：“尧、舜之民可比屋而封，桀、纣之民可比屋而诛者，教化使然也。”汉书王莽传云：“明圣之世，国多贤人，故唐、虞之时，可比屋而封。”论衡艺增篇云：“儒书又言尧、舜之民可比屋而封，言其家有君子之行，可皆官也。”

〔四〕　昭六年左传云：“民知有辟，则不忌于上，并有争心，以征于书，而徼幸以成之。”

〔五〕　上作“措”。

〔六〕　孝经云：“示之以好恶，而民知禁。”韩非子五蠹篇云：“

明其法禁，必其赏罚。”汉书金日磾传云：“亡所阿私。”吕氏春秋贵公篇高诱注：‘“阿”亦“私”也。’

〔七〕　毛诗序云：“烝民，尹吉甫美宣王也。任贤使能，周室中兴焉。”史记周本纪云：“宣王□位，二相辅之修政，法文、武、成、康之遗风，诸侯复宗周。”

〔八〕　下有脱文。

〔九〕　文选古诗云：“荡涤放情志。”治要载桓范政要论节欲篇云：“俭者节欲，奢者放情。放情者危，节欲者安。”

〔一0〕大戴礼少闲篇云：“荒耽于酒，淫泆于乐。”

〔一一〕郑语：‘史伯曰：“侏儒戚施，实御在侧，近顽童也。”’

〔一二〕治要载六韬文韬篇：‘太公曰：“贤君之治国，其政平，吏不苛，其赋敛节，其自奉薄，不以私善害公法，赏赐不加于无功，刑罚不施于无罪，不因喜以赏，不因怒以诛。”’

〔一三〕诗抑云：“天方艰难，曰丧厥国。”毛诗序云：“卫武公刺厉王。”

孔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我则改之〔一〕。”诗美“宜鉴于殷，自求多福”〔二〕。是故世主诚能使六合之内，举世之人，咸怀方厚之情，而无浅薄之恶，各奉公正〔三〕之心，而无奸险〔四〕之虑，则羲、农之俗，复见于兹，麟龙鸾凤，复畜于郊矣〔五〕。

〔一〕　论语“我则”二字作“而”。○铎按：襄卅一年左传：‘子产曰：“其所善者，吾则行之；其所恶者，吾则改之。是吾师也。”’当是古本有如是者。

〔二〕　文王。○铎按：诗“自求多福”句在“宜鉴于殷”句上。

〔三〕　“正”旧作“政”，据治要改。

〔四〕　“险”旧作“陬”，据治要改。

〔五〕　白虎通封禅篇云：“德至鸟兽，则凤凰翔，鸾鸟舞，麒麟臻。”礼记礼运云：“凤凰麒麟，皆在郊棷。”

【译文】

君主的政治措施，没有什么比正确的思想原则更重要的了，没有什么比仁德更盛大的了，没有什么比教育更美好的了，没有什么比感化更神妙的了。正确的思想原则，是用来控制民众的；仁德，是用来包容民众的；教育，是用来告知民众的；感化，是用来招引民众的。民众有本性，有感情，有风气，有习俗。感情本性这种东西，是思想意识，是根本性的因素；风气习俗这种东西，是行为方式，是末梢性的因素。就像树的末梢长在根本上一样，行为方式产生于思想意识。因此，高明的君主治理社会，先抓住那根本，然后再去抓那末梢；先理顺民众的思想意识，然后再去管理他们的行为方式。思想感情如果端正了，那么奸诈邪恶的事就无从产生，邪恶的意图就无处立身了。

教化改变民众的思想，就像政策法令改变民众的行为一样。仁德的政策法令实施到民众中去，那就会有很多人心情舒畅、容貌美丽、身体强壮、健康长寿；暴虐的政策法令实施到民众中去，那就会有很多人弯腰驼背、跋脚凸胸、短命夭折、死于瘟疫。所以《尚书》赞美“年老享受天年”而厌恶“凶险短命夭折”。国家有了伤害视力的政策法令，那么民众就会有很多人患眼病；有了伤害听力的政策法令，那么民众就会有很多人患耳病；有了伤害贤人的政策法令，那么贤人就多半会横遭夭折。身体骨骼是很坚实强壮的，但还是会随着政策法令而发生相应的变化，更何况是思想气质这种精细隐微而不可以调养的东西呢？《诗经》上说：“那路旁芦苇一团团，牛羊牲畜不践踏。将要茂盛刚成形，郁郁葱葱叶子大。”又说：“老鹰快速飞上天，鱼儿跳跃在深渊。和乐平易的君子，何不做人到这边？”公刘德泽深厚，恩惠施加到草木，就是牛羊等牲畜，一也还会被他的仁爱之心感动，因而不忍心践踏正在生长的野草芦苇，那么更何况是民众，能有不被感化的吗？君王增进那和乐平易的德行，上至飞翔的鸟儿，下至深渊中的鱼儿，无不欢欣愉快，那么更何况是有身份的人，能有不仁慈的吗？

圣明的君主深刻地了解到这一点，所以都致力于端正自己、使自己成为天下人的表率，彰明礼制道义来进行教育；在婴孩还没有出生之前就汇合良好的道德风尚，在婴儿刚会笑之后便正确地树立好榜样。这样，人的胚胎，就能聚集中和之气而形成；等到他出后之后，便能确立规矩正直的品德而长大。因此，他们的仁爱道义意识、廉洁耻辱观念，就紧紧地附着在骨头上而畅流在血管中，和身体一起诞生，而没有粗野污秽的习气，没有邪恶***的欲望。即使把他们放到边远地区之外，或把他们置于黑暗隐蔽之中，也始终不会有违反礼义的行为；即使把他们丢到危险濒死之处，或把他们纳入剑锋刀刃之间，也始终不会有苟且地保全自己的念头。全社会的人，品行都像这样，那又从什么地方可以找到罪恶大得无法形容、邪恶捣乱的人而施加惩处呢？《诗经》上说：“上天之事难知情，没香没臭搞不清。只要效法那文王，各国会生信服心。”这就是姬氏在前头推崇美德而在后来使刑罚放在一边不需使用的原因啊。

所以最圣明的君主本来就不致力于治理民众所做的事情而致力于治理民众的思想。所以孔子说：“审理诉讼，我像别人一样。一定要使世上没有诉讼啊！”“用道德来引导他们，用礼制来规范他们。”君主要致力于使民众情意深厚、明白行动的准则、追求道义，民众相亲相爱了就不会有互相伤害的意图，行动时考虑到道义就不会有奸诈邪恶的心肠。像这种局面，不是法律促成的，也不是威势刑罚强行造成的，这是教化所招致的啊。

圣人非常看重道德礼制而鄙视刑罚，所以舜先拿“慎重地施行五种德教”来救命契，然后才拿“五种刑罚”、“三种流放区域”来救命皋陶。所以所有的立法，并不是为了窥伺民众的短处而惩处有过失错误的人，而是为了防范奸诈作恶而解救祸患衰败、限制***邪恶而将民众纳入正轨罢了。

《诗经》上说：“民众怀有那常道，喜爱这种好情操。”所以民众怀有一定的思想观念，就好像进行栽种时有园子的约束一样。碰上中和之气，庄稼就会吐穗开花十分茂盛而结成果实；遇到水涝干旱，庄稼就会干枯而生出孽枝。民众蒙受美好的教化，那么人人会有正人君子的思想；碰到恶劣的政策法令，那么人人会怀有奸诈作乱的心思。所以善于治国的人养育民众，就像技术高超的工人做酒母、豆豉一样。在那合适的时候进行翻动或搁置，冷热也得当，那么一地窖的酒母、豆豉，就十全十美而且数量也多。如果碰上笨拙的工人，那么一地窖的酒母、豆豉，就都发臭腐败而被扔掉。现在天地之间也好像一个地窖，平民百姓这一类人好像制作豆豉、酒母的原料豆、麦一样，是让他们渐渐改变呢还是一下子变化，是让他们开口说话呢还是动手做事，全在于领导他们的人啦。碰到好的官吏，他们就都胸怀忠诚而操行仁厚；遇到坏的官吏，他们就都胸怀邪恶而品行浅薄。忠诚仁厚积累起来，就能获致太平；邪恶浅薄积累起来，就会导致危亡。因此圣哲的皇帝英明的君王都重视道德感化而鄙视威势刑罚。道德，是用来修养自己的；威势，是用来治理别人的。最明智的和最愚蠢的人少，而资质中等的人多。资质中等的人生活在世界上，就像熔化的金属在冶炼炉中一样，将随着模子而变化，完全取决于冶炼工人的所作所为。它结果成方形还是成圆形，是薄还是厚，是由模子造成的啊。

所以社会的美好或邪恶，习俗的刻薄或淳厚，都取决于君主。最圣明的君主汇合良好的道德风尚来感化民众的思想，正确地树立好榜样来领导群臣百官，所以能使平民百姓品德高尚，家家都有资格封为王侯，尧、舜就是这样的君主啊。比他们差一等的君主躬行道德而看重慈爱，赞赏教育而推祟礼让，所以能使民众没有争斗之心而使刑罚放在一边不需使用，周文王、周武王就是这样的君主啊。再差一等的君主彰善痒恶而申明法律禁令，公正地进行赏罚而没有偏私，所以能使民众避免奸诈邪恶而趋向于公正，治理好衰弱混乱的局面而获致安定强盛，使国家中兴的周宣王就是这样的君主啊。治理天下的时候，立身于腐败之中而放纵自己的情欲，怠慢政事而热衷于饮酒作乐，接近愚昧无知的小人而远离贤能的人才，亲近阿谈奉承的奸臣而疏远正直不阿的忠臣，加重税收来赏赐没有功劳的人，胡乱地凭自己的喜怒来伤害无辜，所以能搞乱自己的政事而败坏自己统治下的人民，毁了自己的身体而丧失了属于自己的国家政权，周幽王、周厉王就是这样的君主啊。

孔子说：“几个人一起做事，其中一定有我的老师。我选择他们的优点来遵循，对他们的不良之处，我就作为借鉴加以改正。”《诗经》称颂“应该以殷为借鉴”、“自己求得大福气”。所以当代的君主如果真能使四海之内、全社会的人都有方正敦厚的情怀，而没有浅陋刻薄的恶行，各自怀着公正无私的心肠，而没有奸诈险恶的打算，那么伏羲、神农时的风俗就又会出现在这个社会上，麒麟龙凤就又会聚集在郊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