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以后的二十多年中，中国大陆基本上把赋看作为统治阶级歌功颂德和表现文人个人情怀的文体，除”楚辞“之外，很少有人研究，也很少有注本出版。只是由于1959年毛泽东同志在庐山会议上提到宋玉的《风赋》，在给张闻天的信中提到《七发》，因而有人对此两篇做过注解，也发表过几篇赏析性文章。关于作品的注本，除出版过李善注的《文选》、许梿的《六朝文絜笺注》《鲍参军集注》《庾信诗赋选》及几种高校中文学科的教材外，专门赋的注本，只有1964年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出版的瞿蜕园先生的《汉魏六朝赋选》一种，收赋20篇。这本书第一次印了5500册，还未来得及重印，便是”山雨欲来风满楼“，意识形态一步步向扫荡传统文化的”文革“推进。至1979年3月新版重印，一次就印了10万册。可见人们对赋的注本的需求与渴望。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意识形态领域一片春光，生机盎然，以至枯木逢春。赋受到越来越多的学者的重视，研究论文逐渐多起来。最早的研究性专著，应数龚克昌先生的《汉赋研究》，1984年山东文艺出版社出版。作品注本，1983年以后出版过几种，篇幅都不大，大体在瞿蜕园先生选注的基础上稍作调整，个别的将作品的选录范围延伸至南北朝以后。

在大陆赋的研究方面起到了大的推动作用的，是1987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马积高先生的《赋史》。同年8月在南岳召开了全国第一次赋学研讨会，学者们联系马先生的《赋史》一书，对赋学研究中的有关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马先生的《赋史》是一部对中国古代辞赋的发展进行全面而深入探讨的开拓性著作，对古代各个时期的重要作品，代表作家的成就、得失、特色都作了概括而精到的评述。霍旭东先生在此基础上，主编了《历代辞赋鉴赏辞典》（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年），从先秦至近代，收作品276篇，计200家。这应是第一部收作品比较多的历代辞赋的注析本，对赋的普及起到了良好的作用。在马积高先生《赋史》出版之后，大陆对赋的研究领域也大大拓展了。

在1987年南岳的第一次全国赋学研讨会上、1989年江油召开的第二次全国赋学研讨会上、1990年在济南召开的首届国际赋学研讨会上，均见到在赋学方面有很深造诣的前辈学者和在赋的研究上已取得相当大成绩的朋友，聆听了一些学者的高论，也一起讨论过一些问题，受益很大。也向香港大学何沛雄教授、香港中文大学邝健行教授等了解了港台研究的状况，见到美国华盛顿大学的康达维教授，了解欧美国家研究的状况，向日本福冈大学甲斐胜二副教授了解了日本研究的状况。同这些学者日后也时有联系，给我在了解赋学研究发展情况的方面，以相当的帮助。但我当时对赋学研究的总体感觉是，学者们对赋的文学价值，或某些作家、某些作品的思想内容、艺术特色探讨得多，而对其中一些作家、作品的文献学方面的研究关注不够。大多数学者研究所涉及的作家、作品的范围还不够宽，很多作家、作品很少有人提及。另外，历代赋的数量是《诗经》或《楚辞》的数百倍，但研究《诗经》《楚辞》的人多，而对赋感兴趣的人少。这同赋的注本少，作品不够普及，人们熟知的赋的篇目很少有关。所以，我产生搞一个篇幅较大的赋的选注本的想法：第一，将历代有代表性、有思想意义和较高文学价值的赋作选出来，一则具体显示历代赋创作的成就，二则给好此者提供一个入门的基础。第二，加以注解，使这种过去只有读《昭明文选》《文苑英华》和正史、作家别集，甚至读《历代赋汇》之类才能读到的赋，成为一般文学爱好者的读物。第三，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作品作一简要评析，让它们的艺术光华初步得以显示，以引起学者们对其思想内容与艺术的进一步研究。第四，对赋作者加以简要介绍，使历史上一些赋坛高手也成为人们所熟知的作家，认识到他们的创作同中国文学发展的关系。

济南召开的那次国际赋学学术研讨会结束的那天，因为济南交通方便，距北京又近，不少学者晚饭后即离会。晚上先后同龚克昌先生、曹道衡先生交谈，颇受教益。曹先生对于学术研究中架空立说，一味追求什么理论创新，而生造词语、说话绕弯子的做法很反感，对某些刊物追求新奇，一味刊发”空对空“的文章也很有意见。说到对赋的研究，曹先生也认为，关键要研读作品，要把好作品介绍给大家。他说：”不要注解真正能懂得赋的人也不多。“同曹先生的一席谈，更增强了我搞一部大型赋选注本的想法。我便开始在这方面做一些准备工作，较系统地读了《汉魏六朝百三家集》中的赋作，翻阅了清胡维烈辑《历代赋钞》、沈德潜的《历代赋选笺释》、陈书同辑、吴光昭注《赋汇录要笺略》、雷琳、张杏滨撰《赋钞笺略》等书，也大体翻阅了《历代赋汇》，联系《赋史》一书所论，颇有收益。

1992年5月，我同本系几位教师商议作《历代赋评注》之事，并提出初步想法，得到大家的同意。当时确定由我做主编，分段选编。因工程较大，各分册设分册主编。经初步的选篇与试注，我写成《编写凡例》，工作即全面展开。当时确定编六部，除《先秦赋评注》考虑到还有些基础的研究工作需要进行，暂缓一步外，其他五部即开始定篇目并进入注评阶段。当时确定具体分册及各分册主编是：《汉赋评注》：赵逵夫；《魏晋南北朝赋评注》：汤斌教授；《唐赋评注》：尹占华教授；《宋金元赋评注》：霍旭东教授；《明清赋评注》：乔先之教授、龚喜平副教授。每部4045万字。当时已出版的赋学研究的重要著作，除前面所提到马积高先生和龚克昌先生的两种外，1985年浙江古籍出版社重版陶秋英先生的《汉赋之史的研究》（改名为《汉赋研究》），还有高光复先生的《赋史述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汉魏六朝四十家赋论》（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88年）、刘斯翰先生的《汉赋：唯美文学之潮》（广州文化出版社1989年）、曹道衡先生的《汉魏六朝辞赋》（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姜书阁先生的《汉赋通义》（齐鲁书社1989年）、万光治先生的《汉赋通论》（巴蜀书社1989年）、叶幼明先生的《辞赋通论》（湖南教育出版社1991年）、程章灿先生的《魏晋南北朝赋史》（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等。这些著作对于我们参加各卷评注工作的同志在把握该时期赋的发展状况和有关作家的创作成就、特色，以及对一些具体作品的评注方面，都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这是我们应该表示衷心感谢的。1992年10月28日至31日，第二届国际赋学研讨会在香港中文大学召开，我给会议提供了《由唐勒〈论义御〉看楚辞向汉赋的过渡》以向各位专家请教，本来还想把《汉赋评注》的选目带去征求一些专家、朋友的意见，但在北京等到28日签证尚未批下来，未能去成。会议上交流论文的情况后来看到了。这些都给我们的工作以帮助。

1992年秋，我校古代文学学科被评为甘肃重点学科，当时同教育厅科研处交换意见后，决定出一套丛书，以反映我们这个学科的实力与特点，这便是我主编的《诗赋研究丛书》的起因。1993年5月出版的这套丛书的第一本《诗经蠡测》，1994年出版的《楚辞我见》《汉诗研究》《建安诗论》《李杜诗论》和此年交稿的《诗赋论集》，都在勒口上也列上了即出的《汉赋评注》《魏晋南北朝赋评注》《唐赋评注》。原来打算是将这套书纳入《诗赋研究丛书》之中，分册出版，先交稿的先出。但1994年冬在同出版社谈到具体协议的时候，出版社提出这五部书要23万元。当年炎黄书社一个姓林的人说由他负责联系人民出版社，作为一套书出版。1994年底《汉赋评注》《唐赋评注》先交出版社。另外三部的进度较慢，1995年《汉赋评注》和《唐赋评注》校样看过时间不长，《宋金元赋评注》和《明清赋评注》也先后交稿，只是《魏晋南北朝赋评注》工作因故中途停顿，交稿时间一推再推，后来同汤斌教授商量后，由我接过这一部分的主编工作，进行统稿，并撰写了《魏晋南北朝赋概述》。但因这一部分的工作拖得太久，姓林的钻空子，中止了合同。为此，我曾几次请武汉大学文学院叶小文同志和在武汉大学读博的刘进宝教授联系，追问和疏通此事，终无结果。1997年8月在桂林召开的第三届诗经国际学术研讨会上见到这位姓林的人，他当着几个人的面答应十月份到兰州来，保证履行合同。但以后再没有见面。从2000年3月起，我承担主持西北师范大学知识与科技创新工程项目”先秦文学基础文本研究“的工作。该项目包括”全先秦文“、”全先秦诗“、”先秦文论全编要诠“三个子项目，分头进行，工作比较忙，但一面也在联系《历代赋评注》的出版事宜。2002年在西安开会的时候见到三秦出版社的淡懿诚先生，他对这个项目感兴趣，但后来出版社有关会议上未能通过。因此，此事又搁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