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后和柴宗训：他们是利益的损失者，这对孤儿寡母在政变中束手无策，眼睁睁地看着赵匡胤由昔日的臣子变成了今日的主上。这种从天堂掉到地狱的感觉应该是令人终身难忘的。虽然赵匡胤没有为难这对母子，还派人好好照顾柴宗训，柴宗训还是于开宝六年（973年）死在房州，年仅二十一岁，应该是忧伤、愤懑过度导致。符太后则直到宋太宗的时候才去世。

赵匡胤谋朝篡位这是不争的事实，后世有人便为他百般遮掩，拼命开脱，仿佛所有的事情赵匡胤事前完全不知情，连皇帝都是别人逼他做的。这其中就有大文学家苏轼。也有些人拼命证明赵匡胤是陈桥兵变的幕后主使者，仿佛跟赵匡胤有仇一般，反正是证据越多越好，也不管能不能讲得通，统统拿来扣在赵匡胤头上。

例如，他们便找出了这样一个证据来证明赵匡胤完全是早有预谋，我们前面也提过，赵匡胤政变成功，就要进行禅位典礼的时候，大家突然发现忙乱之中，竟然忘记了准备禅位的重要道具禅位诏书。正在大家面面相觑的时候，翰林学士陶谷从自己的袖子里掏出一份诏书来，说道：已经准备好了。由此禅位典礼才正常进行下去。认定赵匡胤是所有事情的背后主使者的人就说了，这个陶谷竟然事先准备好了禅位诏书，可见定是出于赵匡胤的事先安排，否则诏书何来？这份诏书当然是事先准备好的，这点没有疑问。不过，何以这份诏书会在陶谷的袖子里，而且陶谷要在大家发现没有禅位诏书的时候才拿出诏书呢？其实赵匡胤压根就不必事先安排陶谷写好禅位诏书，他只要指使某个手下不显山不露水地在适当时候提醒范质、王溥需要准备禅位诏书就行了，根本没必要让陶谷在这种惹人怀疑的时刻拿出来。因此，这份诏书根本就是陶谷私下里自己偷偷准备的，以图邀功请赏，所以这份自制的诏书一直装在陶谷的袖子里，直到大家发现忘记准备禅位诏书的时候，陶谷知道自己这次押宝押对了，这才拿出这份自制诏书，得意洋洋地说：已成矣。

不过，陶谷这次虽然押宝押对了，却没有得到赵匡胤的赏识和重用，相反，赵匡胤很是看不上陶谷这种投机行为，《涑水记闻》记载：太祖由是薄其为人。这也可以看作是赵匡胤没有指使陶谷事先做好禅位诏书的证据。

除了得出上面的结论外，太祖由是薄其为人反映出了赵匡胤的一种内心重要想法。对那些抢着向自己示好的软骨头和投机分子赵匡胤不但不觉得高兴，反倒十分厌恨，对那些坚贞之臣却是十分欣赏，哪怕这些人曾经对抗过自己也是如此。这种想法很值得玩味。

是英雄重英雄，惺惺相惜吗？有这方面的因素，但这不是全部的原因。我们时刻不要忘了赵匡胤这一类人的身份，他们的政治家身份决定了他们的行为要充分考虑政治利益的得失。历代皇帝都有一种在他们看来天经地义的理论：我可以造反，你们不可以造反，我有胡作非为的权力，你们就只有乖乖听话的权利。皇帝都喜欢忠臣，最重要的原因是这样的人用着放心，可以更好地为自己服务。对于那些心思灵活，见风使舵的狡诈之徒，皇帝当然也会量才使用，不会弃之不顾，因为这种人是有用处的，而且很多时候他们要比那些忠臣更会揣摩主上的心思，很多忠臣办不成的事情，他们能办成，而且办事效率也要高得多。但是，有一样是要特别注意的，就是要防范这种人背叛。在忠诚问题上，奸臣当然是比不上忠臣了。所谓忠臣，就是不管皇帝做得对不对，不管皇帝对不对得起臣下和子民，这种人都会义无反顾地支持皇帝，哪怕皇帝让他们去死，他们也毫无怨言。这样的人，谁不喜欢？所以，皇帝们特别喜欢用用那些奸臣做那些通过正常手段难以做到的事情，而对忠臣则往往委以艰难重任，例如托孤之类的事情。这也就是赵匡胤很欣赏范质而不太喜欢王溥，也看不起陶谷的原因。

这就是君主专制制度生长出来的特有现象，皇帝从来不拿道德来要求自己，却总是用这些东西来约束、诱导臣民，要这些臣民时刻尽忠职守，虚伪之极，也可笑之极。

凡是有专制和不平等的地方，就会有类似的现象。例如，男人可以三妻四妾，在外面花天酒地，却要求女子恪守妇道，忠贞守节，哪怕饿死也要遵从男人出于自私目的制定出来的规矩。再比如，父为子纲，父亲决定家中一切事情，可以体罚晚辈，国人美其名曰孝道。不过就连一生致力于礼制和秩序的孔夫子都曾说过小杖则受,大杖则走的话，虽然嘴上说得好听，说是怕让父亲背上杀子的恶名，其实谁都知道还是怕挨打，所以给自己找了个借口堂而皇之地逃走。孔夫子以及后来的人的虚伪我们且不去说它，只是父亲何以具有随便体罚儿子的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