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好再推辞，就接受了这个任务。从那以后，每到插秧忙“双抢”季节，都由我早上代替队长喊工，我毕业后，姐姐曾给了我12元钱，特意让我到县城百货店买了个闹钟。我早上锻炼，就全靠闹钟将我叫醒。此时喊早工闹钟更派上了用场。每天刚到凌晨5点半，闹钟就准时叫起来。我闻声而起，解个小便就出了门，先到老屋场，后到新屋场，把一个哨子瞿瞿吹几下，然后就高声吆喝：“起床罗……起床罗！出早工哒1”这么重复喊过两遍，我就来到公路上，跑着锻炼一阵，然后来到坪中的秧田边。此时听到叫声的社员们从床上爬起来，个个也到了田边，一天的活计就开始了。大伙儿卷起裤脚下田插秧，那春天的早上，田里的水还有些冷，下去扯过一阵秧后，才渐渐暖和起来。扯秧的技术也有讲究，手要拔秧的根部，要连土带根扯出，否则就要把秧扯断。一个早上扯了约2个小时秧后，太阳渐升了起来，队长或支书叫一声：大家休息吧！回去赶紧吃早饭！众人于是从田里拔出腿来，到一旁的沟里稍洗一下，然后拿起鞋子回去。各家有人弄饭的，回去只要吃了，没有人弄的，回去了还得忙烧火弄饭。村子里的上空，袅袅的炊烟就不断缭绕。早餐后，接着上工，这时不必我再喊叫了。谁若迟点来到，队长会扯起喉咙大叫：“快上工呀，不要磨腾啦！”

众社员到田间，将早上扯的秧分头提到要插的田里，把秧抛匀后，就开始插了。按照老式的插秧办法，是无规则地在田里插就行了，我那时在公社学的新技术，强调必须扯着索插，说这样即整齐又保证密度。这样，我们就按新式的址索的办法。一排人站好，两头固定人扯索，一排排载插下去。这栽法固然可观，但效率很低，插得很慢，全队20多个劳力，总计只有十七、八亩田。连插了10多天，到“五一”左右，早稻才插完。

此后不久，又接着栽插中稻。因为除了坪田有水灌溉可插双季外，坡上的田都只能插一季中稻。上面对插中稻的管理要求不严，插秧可以自由自在各显神通，秧插起来就快多了。作为种植技术员，我的主要的精力是放在双季稻的管理上，所以，早稻插完后，田间管理的任务就由我担当，我每天得担着锄头，到田间巡视，看看水是深了还是浅了，秧苗长得怎样，什么时候该施肥，什么时候该打农药，什么时候该扯田草，这些都是我管理的职责。按照管理活儿的需要，我报告队长，并决定是否派工帮忙，象扒田草，就得全队人出动，一齐到田里扒土扯草，干上几天才能拔完。施肥及农药一类活儿，也得要几个劳力一起干才能完成。

田间管理的活计中，我最畏难的是施药打虫，因为农药有毒，那味道刺鼻难闻，什么“滴滴涕”、“六六六”、“乐果”、“一o五九”，这类农药那时候很普遍，我经常要和这类农药打交道。打药时我还要按规定戴上大口罩，药水尽可能不沾到身上，但手上却不可避免地时常触到农药，特别是撒伴沙类的六六六药粉，还得一把把抓着给田间抛洒。施药过后，用肥皂水洗几遍，仍觉其味难以消除。

早稻插下后，天气一天天热起来，盛夏一光临，火热的太阳更使万物加快了生长的速度，此时，结满谷穗的早稻，很快就成熟了。割早稻，插晚稻，一年四季最忙的双抢开始了，我这时每日凌晨又担负了喊社员上早工的任务。要别人起得早，自己就更要起得早，有时候，比我喊工还起得早的人是刘支书，他常常在我的闹钟还未响之时，就在公路上大声叫醒了我。待我起床一看，离天亮还有一个小时。此时虽未睡好，也要强打起精神，出门又将社员们喊醒。结果，大家到田里劳动了好一阵天才亮。双抢最忙的10多天，有时晚上还加夜班干活，一天劳动达到十六七小时，睡眠不足5小时。再强的身体，在这种超负荷的劳动下也会垮下来。我那时候变得又黑又瘦，成天穿着一套土布染的蓝衣裤，任泥土飞溅，任汗水流淌，整个人已不象人样了。太累的时候，在田里插秧，插着插着就打瞌睡，几乎就要倒在田中了。晚上，生产队为加夜班，煮了几大锅饭，吃饭时。有人等不到分饭，朝地上一坐就睡着了。辛苦的劳动和汗水也没有白流，这年秋季到头，我们队早稻晚稻都获得了丰收，刘支书喜气洋洋，因为这个队是他的驻点队。公社对我们这个生产队的双季稻丰收也给予了表扬。

当年冬天，刘支书与我商议；又让我搞麦稻稻的三季制的试验。我们在河畔种了二亩田的麦子。第二年又精耕细作种了双季稻。我把很多的精力，投入了这块试验田的管理之中。结果，当年的麦子和早稻取得了高产，晚稻也丰收在望即将收割。刘支书把这块试验田的情况向公社书记作了汇报，公社书记下通知，请了100多名干部和技术员到我管理的这块试验田来参观验收。当场收割结果，亩产有800余斤。三季亩产达1900斤，创造了全公社试验田最高丰产记录。

由于我的扎实苦干成绩突出，生产队大队的领导但也对我比较信任了。在生产队，刘支书又让我担任了辅导员，经常组织社员开会，给社员讲政治时事，学毛泽东著作，有段时间还按上级的要求学了哲学，虽然我自己对哲学并不怎么懂，却仍得一本正经给社员宣读讲解，社员有时听得昏昏欲睡，刘书记还会强打精神敲着桌子提醒大家：“注意哪！不要打瞌睡！你们听不懂不要紧吗，听不听是态度问题呀！”

给社员上所谓夜校辅导课，连我自己都感觉有些浪费时间，但又不能不把这种形式主义坚持下去，通常是每月学2至3次。

在学习劳动之余，我还有个最大的爱好就是爱写新闻稿。在高中毕业回乡后，每月我都要写3~5篇稿件，投到县广播站、地区及省的党报。这些新闻稿曾时常被采、用，别看这些小豆腐块的文章不怎么起眼，发表之后。在地方上却小有名气。本乡人见了，谁都夸说我是个“笔杆子”。我的东西写得多了，渐斩也引起了上面的重视，有一天，大队刘支书找着我说：“公社邓书记要你去一趟，不晓得有什么事问你。”我不知是何事，匆匆来到公社，邓书记热情地与我握了手道：“你来得正好！我们按县里的通知，要求公社抽1个人去到县里搜集红二方面军司令部的展览材料。我想这任务只有你最合适，怎么样？你想去吗？”

我一听见这事，忙说：“我愿去，不过大队生产队还不知道哇？”

“这不要紧，我会通知他们，这是县里要借用的人才嘛！”

我很高兴地领了任务，当天就赶到县文化馆报到。在领导安排下，决定让我和文化馆黎连成老师一起到水顺塔卧去搜集有关材料。塔卧是当年红军建立湘鄂川黔省革命政府所在地，那里保存的有关二、六军团的史料很多。我和黎连成老师到此地一连住了5天，凡是此处有的史料我们都作了抄录。当我在该处展览馆第一次见到当年红六军团年青的肖克、王震等人的照片时，不禁感到十分惊奇，照片上的肖克仅20多岁，就担任了军团长，他们当年的年龄几乎和现在的我相当。我亦20多岁，却还在故乡一名不闻，真是时代不同啊，俗语说乱世出英雄，我辈生在和平环境下的今天又怎有机会走出乡村干成大事哩！在将军们的面前，我感到有点自惭形秽，然而我并不由此就消极了，相反，渴望有朝一日走出农门的愿望就更加强烈了。

此次搜集材料不到半月，回到县里抓紧编写，约—个月后就将所有的展览文字写出来了。红二方面军司令部的旧址就住我所在的刘家坪大队的龙堰峪，距我住的生产队只有约一里路。把展览布置好后，我又回到了生产队劳动。我未回之前，曾有人猜测我会走出农村，但实际上我的表现再好，才华再突出，遇到招工招干之类的好事，是绝不会有我的份的，这原因很简单，我的社会关系复杂，基层不会推荐。要跳出农门，又谈何容易呢？

（五）当挑脚苦力的日子

在我高中毕业回乡的那年冬天，生产队还曾组织10多个劳力到外地去挑过一次洋芋种，此次挑洋芋庄我脑海里也留下了难忘的印象。那时候，栽种洋芋是解决春荒缺粮的一大办法。由于我们当地洋芋还不多，队长决定到鹤峰县境内的铁卢坪一带去买种。全队共去了十多人。我和我二哥都参加了。

从我们家乡到铁卢坪，算起来回足有5天路程。第一天早餐后。队长将众社员集合，要求每人带一担空箩筐或空蔑篓。大家备好工具，即跟着队长康强出发了。一路顺着简易公路朝官地坪走。由于没货车，整整走了一天才到官地坪。当晚在小镇的一家旅社投宿。第二天清早。在旅社吃了点早餐又出发，这一天的路程全是山路。早上沿着一条山路前行，二个多小时后开始上一座高山，这座山当地人称黄花岭，是横亘在桑植鹤峰边界的一大山脉。据说上山有30里，下山有20里，总共50华里。但是我们爬上山顶，足足花了4个多小时。这条山路是两县交界的山路之一，路很窄小，却常有人走动。在山顶垭口处，还有一栋木屋，里面有户人家，开着几个简陋的地铺，可供往来的人歇宿。我们爬上山顶后，在这户人家处休息了半小时，各人吃了点干粮，喝了点水。然后开始下山。下山路比较陡，路旁的山林很密，各样的灌木也很粗。树枝中不时有野鸡扑腾惊飞，胆小的过路者必会被吓着。

下山又约摸走了快3小时，脚下忽见一条大河呈现。队长康强手一指道：“到了！那河对面就是江口，今晚咱就宿那里。”我们顺他手指望去。见河那边也有几栋灰白相间的房子，疲惫不堪的众社员此时才又来劲。又过半小时后，我们终于来到河边，乘坐一只渡船过了河，上岸就到了江口街。在一栋临河的旅社登记住下，接着狼吞虎咽的吃饱晚饭，天色就近黄昏了。

第三天清晨，队长又将大家早早叫醒，众人一起吃了稀饭之后，接着又往铁芦坪方向走去。从江口到铁芦坪大约只有15里路。一个多小时后，我们就到了目的地。原来也就是一个小小的山寨村落。众社员分头到这里的农夫家里一打昕，洋芋的价格大都5分钱一斤。队长于是决定收购。不一会儿，我们每人到各农户结了帐，给了钱，都收满了一担洋芋种。

“走吧，咱们到江口吃中饭去”队长一声令下，大家便挑起洋芋开始往回赶。

那一日。我收的洋芋有80斤。担在肩上很有些份量。其他社员挑的重量与我差不多，只有队长和少数几个强劳力挑得有上百斤重。

挑到江口的时候。已到下午2点。到一小饭店吃过中饭，时间已是下午三点了。怎么办，还走不走？众人都看着队长。“咱们挑到黄花岭去歇吧！”队长说：“今天挑上山，明天就轻松些！”

众人听罢，没有异议。因为谁都知道，挑着担子从江口很难一天走到官地坪。大家于是将担子挑起。从江口过了渡船，又一个接一个往山上走去。挑担上山比走坪地费力得多。挑一段路，又得放担歇口气。走这么远的路，又挑这么重的担子，我还是头一次。虽然我此时正年轻力壮，但肩膀还嫩。平日在家做工，也干过不少体力活，每天还下河挑过两担水，有时打柴也挑过重担，但如此挑长途脚力，我却感到有些吃不消。挑过一段山路后，我的速度就愈来愈慢了。

“来，我帮你分点吧！”我二哥个子虽然小。但他毕竟年长几岁，他执意帮我捡了七八斤洋芋，放到了他的担子里。我肩膀上减了点重量，走起路来又稍强了一点。但是，越往上去，越感觉累，同行的康乐渐渐掉在了队伍的后面。

“加油哇！快到山顶啦！”走在前面的队长大声吆喝着。

我与康乐在后面歇了口气，接着又鼓劲往上挑去。到天色暮黑时分，大家终于都挑上了山顶，来到了路边一户人家处歇息。

晚上，在昏暗的油灯下，我们围成一桌，吃了一顿包谷粉饭，然后三人一伙，倒在地铺上就睡了。夜里，只听老板咳嗽不止。早起才发觉地下吐得到处是痰。因为感觉太脏，大家早饭都没吃，就各自挑担又往山下赶去。

下山的路要轻松一些，但路程太远，下到山脚，人又十分累了。在路途一小推销店，我们各买了包饼干之类的干粮吃了，喝点清凉的泉水，继续又向前挑去。在溪沟里挑了10多里路，老天爷突然变了脸，一阵大雨袭来，大家无处躲避。一个个全成了落汤鸡。

在快出溪口的时候，挑担走在我前面的康乐，换肩时手未撑稳，扁担一甩，担子脱落在地。洋芋种泼撒了出来。我把担子放下，帮他捡起地下的洋芋，又一起冒雨向官地坪走去。此时，前面的社员都不见了踪影。他们走得快，只有我和康乐又落在了后面。离官地坪乡还有2里路时，二哥回头接我来了。他将我的洋芋挑起，我又帮康乐挑了一程。最后，我们俩个落伍者，终于精疲力竭地把担子挑到了官地坪。

当晚。到旅店住下，众社员围着一盆火。将衣服烤干方才吃饭。夜里洗过脚，又早早上床休息。这一天挑得太累，倒在床上就睡着了。早上起来，感觉全身散了架似的还在酸痛。两只腿也有些不听使唤了。但是，吃过饭后，队长又带头挑着担子出发了。我们只得紧随其后。挑一段路又歇一阵气。这一天，我和康乐又落在了后面，60多里的公路象抽不完的线，只挑得我们摇摇晃晃，脚都迈不动步了。最后10多里，幸亏生产队派人来接，我和康乐才疲惫万分地走到了家。

挑过这一回洋芋种后，我才真正体会到了挑脚力劳动的艰辛。那种劳动强度是其他任何体力劳动都难以比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