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师大学堂的毕业生邹树文，在其回忆中，多处涉及官僚习气对最高学府的侵蚀情况。他指出：“凡列入最优等及优等的学生，由大学堂奏请清廷，给予师范科举人学位，并各分等授以官职，最优等者五品衔以内阁中书尽先即补，优等者只给以中书科中书即补，统名之曰奖励。这种奖励，如果拿现在办法作一比喻，则举人是学位，官职则是高考后的分发。……”这样的章程，就把学习成绩的好坏，直接跟政府授予的官职的高低联系起来。

说白了，就是你的考试成绩好，你就能够当大官。而你要获得优良的考试成绩，你就必须无原则、无条件地放弃独立的思考，接受官方所灌输的意识形态。如此这般，官位就像胡萝卜一样，挂在学生们的鼻子前面。既可怜又可鄙的学生们就像寓言里的那头驴子，为了吃到胡萝卜拼命往前面奔跑。

这种教育是赤裸裸的功利主义的教育，它放弃了人格的树立和价值观的培养。教育虽然被赋予了现代的形式，但在本质上依然是中世纪的那一套“学而优则仕”。这种思路与美国教育截然不同。美国学者弗雷德·赫钦格在《美国教育的演进》一书中指出：“教育在为美国广大人民扩大机会方面已经立下丰功伟绩，远远超过早期拓荒者最大胆的设想。不过光是均等地扩大机会并不等于卓有成效地传播了知识，而知识才是自由社会的最终保障。”

教育本来应当成为自由和平等的保障，但在我们这里它却加剧了不自由和不平等。在北大，许多学生一进入学校就直奔“主题”——当官的主题。这种教育也是赤裸裸的奴隶主义的教育，它不是为了启迪人的心智，而是限制人的思想，这种教育思路所造就的仅仅是官场的奴隶而已——这就已经达到了始作俑者们的目的。

进入本世纪以后，中国政治斗争的形势日渐严峻。内忧外患使偌大的一个中国居然放不下一张安稳的书桌，居然容不下一所具有独立品格的大学。北大成为诸多政治力量争夺的中心，仿佛是谁掌握了北大，谁就掌握了领导中国言论方向的巨大权力。各种各样的思潮在北大互相争鸣、撞击和融合。如果限定在思想文化争鸣的层面，那么这种现象是北大的幸运。遗憾的是，种种纷争很快从思想文化层面转化到现实政治斗争层面，思想家退出而政客登场。接二连三的学潮给北大带来越来越大的负面影响，北大人深深地沉浸在政治斗争的最形而下的、操作性的层面而不能自拔。对思想的坚持变成了对利益的保卫，只要存在利益得失的不同，就采取政治斗争的手段来解决差异。

一大批政治斗争经验丰富的学者和学生，从北大涌现出来，并进而登上全国的政治舞台。正如鲁迅避居上海之后的总结：“北京学界，此前固有其光荣，即五四运动的策动，现在虽还有历史上的光辉，但当时的战士，却‘功成，名遂，身退’者有之，‘身隐’者有之，‘身升’者更有之，好好一场恶斗，几乎令人有‘若要官，杀人放火受招安’之感。”这样的结果，究竟是北大的骄傲，还是北大的耻辱？

“五四”运动之后，许多北大学生参与政治活动的目的，从对理想的追求转变到对利益的追求上。这是一个质的变化。

柳存仁在《北大和北大人》一文中写道：“有的人在中学时代已经是一个很好的组织家，如果他还不算是最好的；但是他到了北大后，用不着两年的时间，他已经被训练成了最好的了。”柳存仁在描述北大的这一特点的时候，是把它当作北大的优势来看待的。他这样评述老北大的学生自治会和学生会中的学生干部们：“在全校的大会里面的执行委员里，往往有一部分是思想很偏激而且是很热烈的，另外一部分则是很保守和主张极权，另外，还有小部分的天然的斡旋分子，用亲切的和友谊的态度周旋在他们之间。他们也许有的人已经有了某一方面的政治背景在他们后面做后盾或挡箭牌，后者他们已可以高高的顶着什么思想体系、什么理论、什么主义的高帽子，到处来寻找他们的志同道合的同志。……他们有许多人的演说声音，姿势和动作都可以说是有训练的，有的是像政治舞台上的重要角色一流。”

那个时代毕竟还是有“主张”的时代，尽管偏激，尽管幼稚，尽管有一种矫揉造作的真诚，但他们所说的话与他们内心深处的信仰基本上是一致的。这种一致性随着中国现代历史血淋淋地展开而变得越来越少了。

泾渭分明的现实政治斗争，将学生划入不同的阵营。学生们为了找回失去的自信，为了获得统治他人的权力，为了改变自己在社会阶层中的不利地位，主动地依附于某一集团的旗帜之下。而“五四”运动在实际操作层面的胜利，使学生们的政治热情更加高涨，他们把自己当作改造中国的神来看待，他们的行为成了“为达到目的，不择一切手段”，为了一个预设的“神圣”的目的，任何卑鄙的手段都是可以容忍的。

这一思路成为二十年代以后北大以及北大所领导的中国知识界的主流。这恰恰是蔡元培和胡适两位校长最担心的结果。

蒋梦麟先生在回忆录《西潮》里详细地记载了“五四”之后北大哄动一时的“讲义风潮”。“五四”以后，学生们为成功之酒所陶醉，学生竟然取代了学校当局聘请或解聘教员的权力。如果所求不遂，他们就罢课闹事。教员如果考试严格或者赞成严格一点的纪律，学生就马上罢课反对他们。他们要求学校津贴学生活动的经费，要求免费发给讲义。总之，他们向学校予取予求，但是从不考虑对学校的义务。他们沉醉于权力，自私到极点。有人一提到“校规”，他们就会瞪起眼睛，噘起嘴巴，咬牙切齿，随时准备揍人。

有一次，北大的评议会通过一项办法，规定学生必须缴讲义费。这可威胁到他们的荷包了。数百学生马上集合示威，反对此项规定。蔡元培校长赶到现场，告诉学生必须服从学校规则。学生们却把他的话当作耳边风。群众拥进教室和办公室，要找主张这“可恶的”规定的人算账。蔡元培告诉他们，讲义费的规定由他单独负责。

“你们这班懦夫！”他很气愤地喊道，袖子高高地卷到肘子以上，两只拳头不断在空中摇晃。“有胆的就请站出来与我决斗。如果你们哪一个敢碰一碰教员，我就揍他。”

群众在他面前围了个半圆形。蔡校长向他们逼近几步，他们就往后退几步，始终保持着相当的距离。这位平常驯如绵羊、静如处子的学者，忽然之间变为正义之狮了。

群众逐渐散去，蔡校长也回到办公室。门外仍然聚集着五十名左右的学生，要求取消讲义费的规定。走廊上挤满了好奇的围观者。事情成了僵局。后来教务长顾孟余先生答应考虑延期收费，才算把事情解决。

作为讲义风潮的亲历者和受冲击者，蒋梦麟先生特意写道：“闹得最凶的人往往躲在人们背后高声叫骂，我注意到这些捣乱分子之中有一位高个子青年，因为他个子太高，所以无法逃出别人的视线。我不认识他，后来被学校开除的一批人之中，也没有他的名字。若干年以后，我发现他已经成为神气十足的官儿，我一眼就认出他来。他的相貌决不会让人认错，他的叫骂声依旧萦回在我的耳畔。他已经成为手腕圆滑的政客，而且是位手辣心黑的贪官，抗战胜利后不久故世，留下一大堆造孽钱。”

北大过于浓厚的政治气氛很适合于这类人物的生长，当学生运动成为一个辉煌的叙事的时候，它背后的阴暗面便被遮盖了。蒋梦麟校长意味深长地说：“学生运动中包括各式各样的分子。那些能够对奋斗的目标深信不疑，不论这些目标事实上是否正确，而且愿意对他们的行为负责的人，结果总证明是好公民，而那些鬼头鬼脑的家伙，却多半成为社会的不良分子。”

让人痛心疾首的是，百年以来，北大培养出了一代接一代的“社会不良分子”。从汪伪政府的王牌汉奸陈公博到共和国的“第一”贪官陈希同，都是“光荣”的北大出身。曾几何时，他们在政坛上纵横捭阖、不可一世，到头来却身败名裂、遗臭万年。

他们后半生的所作所为，与他们早年在北大所受的政治熏陶不无关系——他们在北大读书期间，就不是纯粹意义上的“学生”，而把更多的时间和经历都用到了社团活动之中。他们都是智力极高的人，但走上“偏门”之后，智力之高恰恰与造成的破坏性成正比。他们的前半生都曾经“革命”过，但当年革命的目的就不纯粹。他们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取向而参与革命的，与阿q革命的目的一样。他们把真理放在第二位，而把自身利益放在第一位。为了利益，可以毫不犹豫地牺牲真理，他们是“变色龙”式的人物。后来他们的恶贯满盈就完全可以理解了。他们前期的“革命”与后期的“卑鄙”是相通的，而不是矛盾的。所以，如果不对北大“官僚社群”的毒素进行清理，还会有更多、更可怕的人物从这所学校里走出来。

北大风格的政客，最典型的就是文革时期气焰嚣张的风云人物聂元梓。透视聂元梓，可以洞察北大准官僚社群的弊病所在。

聂元梓在文革初期的北大有“老佛爷”之称。所谓“老佛爷”的名号，来自于慈禧太后。慈禧太后在晚清政坛上是说一不二的人物，政治手腕之巧妙，斗争方式之残酷，都是罕见的。聂元梓有此雅号，可见所作所为如何了。

著名历史学家、北大教授周一良先生在回忆录《毕竟是书生》一书中，详细写到自己得罪聂元梓之后的下场。周先生错误地加入了派系斗争，参加了“井冈山”。“井冈山”与聂元梓领导的“新北大公社”是势不两立的组织。周先生参加了反对聂元梓的静坐示威，“这一下惹恼了‘老佛爷’，我由无足轻重的靠边站，变成了她的死敌，招来了一系列灾难，定要把我弄臭而后已。”周先生的遭遇有一定的咎由自取的因素在内，对此他也作了一定的反思（尽管反思的程度远远不够）。但是，聂元梓对他的报复实在是让人惊心动魄。

一九六七年秋天，一个萧瑟的夜晚，“新北大公社”的红卫兵来抄家，将周一良全家人关进厕所，包括他的一条腿有残疾的岳母。红卫兵翻箱倒柜，大事搜索，抄家过程中周先生的次子恰巧回家，被红卫兵逼到墙角树下，痛打一顿。周先生所经历的最大规模的一次批斗会，是在北大办公楼礼堂，与另一反聂的老教授侯仁之同台，还荣幸地有北大原党委书记陆平来陪斗。“红卫兵揪住我把头往墙上撞，反复多次，撞得我两眼冒金星，天旋地转，踉踉跄跄站立不稳。当时心想，恰似打斗电影片中挨打角色的狼狈相，没料到自己年逾知命还亲身体验这般滋味。”

宣传队进驻北大以后，聂元梓被迫靠边站。一九六九年六月二十九日，聂元梓在全校“三忠于”讲用会上承认，自己有“支持武斗、指挥武斗”等问题，说：“我利用职权，批准制造土枪、土炮、土手榴弹、土坦克，甚至断电、断粮，往二十八楼里灌水……还任意抓人、审讯、搞逼供信，打死人。”聂元梓还承认掌权期间，“在校文革中搞小圈圈，排斥异己，搞地下常委……来维护一派的利益，校文革变成了派文革。”在后来揭露的校文革搞的逼供信的事例中，如“把樊某抓去，将十个手指，十个脚趾都用钢针挑起来，膝盖骨上钉钉子，胳膊、小腿都打断了，造成了残废。硬逼人家承认反对毛主席”。

随着形势的发展，聂元梓从炙手可热的“老佛爷”变成了人人唾弃的人物。在一九六九年年底的“一打三反”运动中，聂元梓被定义为“反革命分子、野心家、阴谋家”。北大的《内部通讯》刊登了《权迷心窍的野心家》等揭露聂元梓为首的校文革“反军”、“夺权”、“武斗”、“杀人”等问题的文章。

一九七一年二月，北大召开大会，揭发、批判聂元梓反军乱军问题以及反对“五七”指示的问题。各系也相继开展了大揭发、大批判和控诉、声讨。宣传队领导小组、校革委会决定并宣布对聂元梓进行隔离审查。

在该年五月的北大第六次党代会上，哲学系代表李中华、政工组代表郭宗林做了揭发、批判聂元梓的发言。揭发聂元梓的主要问题有：分裂群众组织，破坏革命大联合，挑动武斗，镇压群众运动；疯狂反军乱军；分裂党中央，阴谋颠覆新生的红色政权以及她的“主观唯心主义”的“权欲狂”等。北大党委书记杨德中在会上说：“聂元梓还要闹的，此人是反对毛泽东思想的，要继续审查。”

在北大的“文革”史上，聪明一世的聂元梓最后也成了一枚棋子。不过，她的下场是罪有应得。她逼人家承认反对毛主席，人家也如法炮制，逼她承认自己反毛主席。

“文革”是北大的溃疡，是北大血液中“官气”的大暴露。“文革”中涌现出来的像聂元梓之流的官僚教员、官僚学生数不胜数，他们既是北大历史的产物，也仍然活生生地存在于北大今天的现实之中。作为主动在权力结构中充当一枚棋子的聂元梓，在“文革”结束后受到了应有的惩罚，但是，用各种各样的办法逃脱惩罚之剑的人，在北大还有很多很多。他们依然娴熟地运用着聂元梓当年的思路，在北大优哉游哉地生活着、甚至统治着。

“文革”的结束，并不意味着北大与“官僚社群”身份的剥离。虽然这种身份到了八十年代有所削弱，但依然顽疾不除。在八十年代的一系列学生运动和重大政治事件中，形形色色的投机主义的人物相继登场。他们企图在时代的潮起潮落之中瞄准机会出击，从而占据自己在权力机构中的一席之地。

八十年代以来，北大的学生社团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这既是让人欣喜的现象，里面也隐藏着某种危险——在众多的社团中，有相当的一部分是青年学生们权力斗争的“预科班”。一个“会长”、“部长”这类的官衔，他们可以争夺得你死我活。他们在数量众多的社团中进行无数的战术演练，为了一个名不副实的“准官僚”的身份——学生干部——而绞尽脑汁、不择手段，最终修成“魔道”。在北大这个精英圈子里还能够生存并且生存得“有声有色”，那么在其他地方想混出点名堂来就游刃有余了。

对于这帮“准官僚”来说，学术是苍白无力的，只有权力最实在、最有用。如果这只是一小部分人所认同的准则，那还情有可原，但是这一准则在北大已经如同扩散的癌细胞一样，布满了北大的躯体。

九十年代的北大学生会选举黑幕重重，有人称之为“小日本政坛的缩影”。日本政坛充斥着暴力和黑金，是当今世界民主国家中政治比较腐败、比较黑暗、比较卑鄙、比较无耻的地方之一。北大学生会享有与之相媲美的殊荣，并非空穴来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