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伐军以叶挺部为主力的“铁军”，在血战之后攻克了武昌的咽喉汀泗桥。老牌军阀吴佩孚没有料到兵败如山倒，只好仓惶乘坐火车专列逃窜。车过之处，残兵败勇都攀援在火车两边，企图登上车厢与敬爱的主帅一起逃命。吴佩孚的卫士多次叱责，士兵们逃命心切，哪里肯听从。于是，吴佩孚命令身边的精锐卫队将车厢两侧的士兵砍下车去。命令一下，卫兵们纷纷抽出亮晃晃的砍刀，毫不留情地砍向士兵们抓着车厢的手臂。刀落手断，刀光一闪，完人变残。被砍断手臂的士兵们，滚落下快速行使的列车，活命的机会很小。刘以芬如此描述当时的情形：“人纷纷随臂坠，宛转呼号，惨不忍闻，继者尚争先恐后，一时沿路断臂无算，令人忆及《左传》‘舟中之指可掬也’一语，情状正复相同。”

在长官们看来，士兵的生命算不上“生命”。士兵打仗，跟士兵自己的利益没有任何关系，他们完全是暴君和军阀们棋盘上被任意驱遣的棋子。大人物用士兵的鲜血和尸体堆砌自己的金銮殿。两军对垒之时，一旦情势发生变化，大人物们便抛弃自己的士兵迅速逃跑，并在自己逃命的同时，剥夺士兵的生存权利。士兵一般都是贫困无知的农家子弟，当兵仅仅是为了有一口饭吃，却要为之付出生命代价。刘以芬的文笔简洁而生动，但是比起那些不计其数的、无名的、被屠杀的生命来，又算得了什么呢？这样的怜悯，对于那些地狱里的冤魂来说，又有多大的意义呢？

“杀人如草不闻声”，这是一句很古老的诗，它却无比精炼地概括出了我们的“国粹”。当年的帝王将相们在逃窜的时候，方式是骑马或者坐船。如果从水路走，一般的剧情都是：忠臣和卫士在千钧一发之时，替主子找来一叶扁舟，许诺重金，命令船夫载上主子和自己，然后快快划走。而出于本能也想逃命的士兵们，会奋不顾身地游过来，攀援着船舷。为了防止船翻倒，忠臣和卫士们会拔刀向士兵的手指砍去，片刻之间，血淋淋的手指落满船舱。

从《左传》到《资治通鉴》，这样的场景无数次地重复，好像是出自同一个编剧之手的、已经程式化的剧本。记录者的着眼点，当然是表彰忠臣和卫士们保护主子时的聪明、机警和忠心，丝毫不会在意那些被杀戮的无辜生命。

从小舟到火车，迅猛发展的科技将物质层面的中国带入了现代社会，其变化可谓天翻地覆；从舟中的手指到铁路沿线的断臂，这个民族的残酷和毒辣却一脉相承，精神状态依然停留在蛮荒的上古时代。难怪鲁迅说：“试将五代、南宋、明末的事情，和今天的状况一比较，就当惊心动魄于何其相似之甚，仿佛时间的流驶，独与无名中国无关。现在的中华民国也还是五代，是宋末，是明季。”鲁迅又说：“以明末到现在，则中国的情形还可以更腐败，更破烂，更残虐，现在还不算达到极点。”

满船的手指和沿途的断臂固然让人毛骨悚然，在今天我们正在经历的生活之中，可怕的事情还在层出不穷地发生着。战争中的杀戮固然是伏尸百万、血流成河，而所谓“和平时期”发生的对生命的戕害，却在沉默和隐匿中伸展。有时你听不见呼喊，听不见呻吟，听不见哀号，也听不见抗议，而一个接一个鲜活的生命就悄无声息地消失了。悲剧被放置在日常生活的情境之中，生命则被蔑视成草芥一般。暴行被披上“合理”的面纱，即使人们能够意识到它的不合理，也只是让它成为茶余饭后的谈资。今天津津有味的谈论者，明天很可能成为他人津津乐道的材料。鲁迅早就揭示了“天道”的循环：“暴君的臣民，只愿意暴政暴在他人的头上，他却看着高兴，拿‘残酷’做娱乐，拿‘他人的苦’做赏玩，做安慰。从‘幸免’里又选出牺牲，供给暴君统治下的臣民的渴血的欲望，但谁也不明白。死的说‘阿呀’，活的高兴着。”

这些都是我在几天之内的报纸上看到的报道，我相信它们仅仅是冰山的一角：一个从农村到城市的打工妹苏苹，在广州火车站莫名其妙地被警察抓走，关进精神病院，之后惨遭暴徒轮奸。一群官方出面组织的、到海外承担劳务任务的农民，在出国前居然被强迫进行阑尾切除手术，以免在国外发作阑尾炎，造成经济损失。一个失业工人蹬着三轮车送即将生产的妻子到医院，交通管制人员却说这条街道是国宾道，不准三轮车通行，丈夫只好含泪绕道而行，结果耽误了时间，大人小孩双双死亡。一家超级市场的保安，因为怀疑顾客偷窃，居然抡起刀来，将顾客的手指活活砍下来。山西一名叫李绿松的青年，在派出所里被警官活活地将他的舌头割掉……这些不是天方夜谭，而是与我们擦肩而过的人们遭遇到的现实。

我无法对之无动于衷，即使是出于最自私的目的，我也要关注这些事件。我深切地知道，这样恐怖而悲惨的命运，今天降临在了他们的身上，明天就有可能降临在我们的身上。假如我们冷漠地面对他们的生命，明天别人也将同样冷漠地面对我们的生命。关注我们身边每一个被伤害的生命，为他们基本的权利而呼吁，其实也就是在保护我们自己的生命和捍卫我们自己的权利。

我们这个民族是一个残酷的民族，勇敢地承认这一点，并不会损害我们的“民族自尊心”。没有反思和自省的“自尊心”，其实是狂妄和愚昧。正视我们历史中的恶、我们现实中的恶、以及我们自身的恶，我们才有可能让善与爱在我们心中生根发芽。

我们应当发出声音来，即使是最微弱的声音。只要有了一点声音，那些暴行就会不那么肆无忌惮。

我们应当让自己发出光芒来，即使是最微弱的光芒。只要有了一点光芒，那黑暗就预见到了它自身的灭亡。

摆脱“一无所有”

一九九九年诺贝尔文学奖尘埃落定，德国作家君特·格拉斯夺取桂冠。格拉斯的得奖确实是“实至名归”，作为德国战后最具有批判力的作家，他以“但泽三部曲”（包括《铁皮鼓》、《猫与鼠》和《狗年月》）对德国的历史与现实进行了深刻的揭露和反思。

格拉斯获奖之后，二十世纪最后的一次诺贝尔文学奖落下了帷幕。一个世纪过去了，中国作家无一人获奖。

这使我想起了崔健在八十年代声嘶力竭却又动人心弦的摇滚歌曲《一无所有》。八十年代我们一无所有，九十年代我们也一无所有，整个二十世纪我们都是一无所有。

回顾一个世纪的历史，我们不能不感到深深的惭愧。我们这个为数众多的民族，在面对人类文明的时候，交出的是一张一无所有的白卷。

是怪我们的环境太恶劣吗？近百年来，俄罗斯民族与我们一样，也经历了巨大的战争浩劫和可怕的政治运动，他们的精英分子在精神和肉体上都遭受了严酷的摧残。然而，俄罗斯知识分子最大限度地保持了灵魂的自由度和文化的创造力，他们向人类文明长河奉献了丝毫不亚于西方知识分子所奉献的精神财富。无论是文学家、哲学家、音乐家、画家还是在其他任何领域，我们都可以开出一张长长的名单来：阿赫玛托娃、帕斯捷尔纳克、布宁、布罗茨基、萧斯塔科维奇、舍斯托夫、别尔嘉耶夫、纳博科夫、索尔仁尼琴……可以说，比起西方世界第一流的人物，俄罗斯的这些大师不仅毫不逊色，甚至还有所超越。而我们呢？在漫长的一百年里，我们在文学上、在哲学上、在艺术上……究竟给世界、给后人留下了什么？

某些中国当代“伟大”的作家常常攻击诺贝尔奖的“种族歧视”。他们义正词严地声称，本世纪的诺贝尔奖如果没有中国作家获奖，那么它将残缺不全、不具备全球的代表性。因为它把全世界五分之一的人口排斥在外面。他们还强调说，用汉语写作的文学作品存在着翻译的问题，是外国的翻译家们水平太低，把我们第一流的作品翻译成了第二流的作品。我觉得这些说法相当荒唐可笑。诺贝尔奖是以文学成就和思想成就为标尺的，而不是以哪个民族人口多为标尺。一个民族人口多，但是假如这个民族全部是白痴或者文盲，难道也应当给他们一个奖，安慰安慰他们，让他们起到“代表”或者“象征”的作用吗？

我不知道当代中国有哪一位作家在世界文坛上能够算是第一流的作家，也不知道当代中国有哪部作品在世界文坛上能够算是第一流的作品。我只知道，谈论诺贝尔奖最起劲的有两个“最优秀”的作家。一个是汪国真，他的小诗在九十年代初风行一时，如果按照发行量来看，也许有了问鼎诺贝尔奖的可能性，但是我很怀疑这些格言体的句子是不是“诗歌”、是不是“文学”。另一位则是刘心武先生，他的诺贝尔情结更是病入膏肓，可惜的是这位作家兼“红学家”，居然把黄庭坚的诗当作自己“梦中得句”，如此知识水平让中学生们也啼笑皆非。仅仅从这两名作家的文化水准和精神境界上，我们就能够发现我们究竟离诺贝尔奖有多远。

不是诺贝尔奖歧视我们、拒斥我们、轻蔑我们，真实的原因是：我们实在拿不出真正有分量的作品来——面对格拉斯激烈批判现实的勇气、纵横驰骋的想象力、充满个性魅力的语言风格以及建构巨著的大气魄，我们除了脸红心跳，还能怎样呢？

面对即将到来的下一个世纪，我们这个曾经辉煌的民族如何自立、如何在世界文化的版图上寻找自己的位置？我们如何摆脱一无所有的状态？我们如何用自己的声音说话、并且让世界听见？我们怎样在吸取其他民族所创造的文化养料的同时，也为世界奉献我们独一无二的创造？这是每一个有远见、有良知的中国知识分子都应当深入思考的一个问题。这也是我们走向二十一世纪门槛的时候必须回答的一个问题。

我想起了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诺贝尔奖获得者索尔仁尼琴致瑞典皇家学院的讲话，这篇讲话的题目是《为人类而艺术》。这个题目本身所包含的胸襟和气度、所蕴藏的精神的完整性和文化的前瞻性，哪个中国作家能够相比呢？

索尔仁尼琴在文章中说：“我从透视世界文学获得鼓舞而勇气倍增；它仿佛像是一颗无所不容的伟大心灵，充满了对世人的怜悯与关注，从每一个角落、以一切方法来表达它的慈悲和关怀。”他的目光掠过俄罗斯广袤的大地，扫瞄着整个地球村落，并且深入到芸芸众生的内心之中。文学不是获取官爵和金钱的中介，而是与心灵相关的事业。“作家”不是从属于“作家协会”之类的机构，而是从属于每一间房舍里、每一条街道上的普通人。伟大的作家是那些超越某种特定的民族文化，传达出整个人类共同的精神经验的人物。他们永远与不自由的环境战斗，与不正义的现实战斗，他们的文字如同飒飒的风声，传遍工厂和乡村。他们永远不会被体制所招安，他们会贫困、会衰弱，但他们因为灵魂的富足而双目炯炯发光。

在书面讲话结束的地方，索尔仁尼琴坚定地宣称：“我深信世界文学有力量值此存亡绝续之时，帮助人类去认知并唾弃居心不良的人们和他们的组织所企图灌输的一切；沟通各地域人类浓缩的经验以终止人类继续分裂；使我们不致再眼花缭乱，让不同的价值标准得以调整；使世界各民族能深刻而正确地去了解彼此之历史并感同身受；让我们能感受他人的痛苦并以之为借鉴避免重蹈覆辙。同时更以之演化成一套世界观：像每个人都能做到的那样，把目光贯注在附近的变化而眼角却同时收览世界各民族的远景。这样我们才有可能观察并创造世界共同的水准。”索尔仁尼琴的文字不仅是文学，而且是历史；不仅是文学和历史，而且是活生生的当代人的生活。它是写实的，又是超越的；它是谴责的，又是悲悯的。

索尔仁尼琴厚厚的三大本的《古拉格群岛》，昭示着写作和生活的另一种可能性——决不与罪恶同流合污，决不接受一句谎言和假话。真实，真实是文学首要的素质。有人说，索尔仁尼琴的作品不是“文学”，因为其中没有精心构造的情节、没有虚构的人物。然而，我认为，这才是最伟大的文学——它在生活本身的戏剧性已经超过了文学的时刻，向生活发出了不妥协的挑战。它寻找到了俄罗斯人与俄罗斯人之间的血肉联系，它也寻找到了人与人之间的血肉联系。无论是经历过古拉格群岛生涯的俄罗斯人，还是没有这种经历的俄罗斯人；无论是美国人，还是中国人，都不会对这样的一部作品无动于衷的。这就是真正的“世界的水准”、“全人类的文学”。与之相比，所谓的“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这类的说法，显得多么苍白无力啊。与之相比，我们的“白卷”、我们的“一无所有”，让我们感到多么地惭愧和羞辱啊。

我想，索尔仁尼琴的道路，也许正是下个世纪中国的知识分子们应当走的新路之一。走这样的道路，需要的是坚韧、信念和牺牲精神；需要的是与权势和金钱保持严格的距离，只听从自己内心的呼喊。

如果我们能够在这条道路上以一颗平常心坚韧地走下去，那么，在下个世纪我们获得的将不仅仅是诺贝尔奖，而且将是整个民族文化、民族精神的生机焕发。

帷幕背后的腐败

秘鲁前总统藤森在开完亚太经合组织首脑会议以后，突然宣布辞职并滞留日本。闻讯，秘鲁新总统和新政府迅速成立，秘鲁国会指控藤森犯有两项违宪重罪并对其发出传讯。指控之一，是藤森滞留日本不归，有预谋地愚弄了国家和人民，违反了秘鲁宪法的有关条文。指控之二，是藤森曾于两千年三月六日签署了一项最高法令，授权陆军将一架mi26直升飞机出租给联合国，用于东帝汶维和事务。联合国为此支付的租金为10491万美元，但其中的809万美元，却被存入一家与藤森关系密切的秘鲁私人公司在瑞士银行的账户上。这是一种明目张胆的贪污行径。而这一被曝光的事件，仅仅是藤森当政期间数百起腐败案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一起而已。

藤森日前已经搬出东京的豪华酒店，寄居于日本知名女作家曾野绫子家中。藤森知道包括秘鲁人民在内的全世界人民都在关注着他的一举一动，虽然他在海外的账户上存有巨款，完全可以过上骄奢淫逸的生活，但在此刻的风头浪尖上，他只好装扮成一副穷人的模样，来博取他人的同情。果然，担任日本援助第三世界人道主义基金会主席的曾野表示，她并非藤森的好朋友，仅仅在秘鲁与之见过一面。她收留藤森，纯粹是出于“对穷国人的同情”。她免费为藤森提供了家中花园的一间佣人住的小屋。堂堂一国总统，居然沦落到住异国佣人房间的地步。藤森已经开始为自己的独裁和腐败付出代价了。这是一出新世纪的政治喜剧。在剧中，哀伤的只有藤森和他的少数死党，欣喜的是秘鲁大多数的人民。我猜想，研究腐败问题的专家斯蒂芬·莫尔，在修订他的代表作《权力与腐败》时，一定会将这一案例增添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