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不完的“五四”路

今天，我很高兴有这么一个机会，来跟大家进行一次坦诚的、自由的交流和沟通。首先声明，今天我并不是来给大家作一个演讲或讲座的，我跟大家是同龄人——我是一九七三年出生的，今年刚好二十六岁，比在座的大家也就是大两三岁、三四岁而已。所以，希望今天能够多多进行一些沟通和交流，不要成为一个人的“一言堂”。（鼓掌）前面我将作一个简要的发言，后面的一半时间大家可以提问、批评，我们一起来讨论。

其实，以前我特别害怕在公共场合露面，尤其是面对这么多人讲话。也就是最近一年多以来，我才有一些机会到公共场合讲话。按照我自己的本性来讲，是一个非常内向、非常腼腆的人。看过我的书的朋友，可能已经从我的文章中发现了这一点。我曾经写过一篇题目叫《口吃的人》的文章，我从小是比较口吃的，口吃也成为我自卑的重要原因。长期以来，我特别怕在这样大的场合、对着这么多人讲话。（众笑）

不过，我认为，口吃更多的是心理原因，而不是生理原因，我告诉自己要勇敢一点、大方一点，我认为在人与人交往的过程中，口才不是最重要的，真诚的态度才是最重要的。我愿意以最真诚的态度来面对大家，如果有人觉得我的话不真诚，可以自由地离开，我不愿意浪费大家的宝贵时间。（掌声）

我之所以愿意到这里来跟大家见面，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我对自己的定位、二是广播学院的性质。

九十年代以后，中国社会已经进入到一个信息时代、一个传媒时代，而我今天来的是中国著名的广院，广院的学生将来都会成为中国传媒界的中坚力量。一个知识分子在这样一个时代，要充分发挥自己的作用，不可能完全离开媒体这个中介。我非常愿意跟大家沟通和交流，而且也希望明年研究生毕业以后，我有机会进入传媒中或者部分参与媒体的运作。

为什么我有这么一种人生选择呢？这跟九十年代中国的知识背景和文化氛围，有相当密切的联系。从八十年代末到今天，这十年来中国的文化生态与八十年代相比，有了很大的变化。文化不断退却到社会的边缘，文化人不断收缩回自己的书斋，高等院校和学术研究机构与社会大众之间产生了巨大的隔膜。高等学校里面的著名教授们，他们在做一些什么样的研究工作、他们在想一些什么样的学术问题，广大的老百姓不会去关心。老百姓关心的是自己的苦难、自己遭遇到的不公正的事情。而老百姓面临的切实的难题，又没有几个学者主动去关注。

这种状态跟八十年代非常不同。在八十年代，知识分子跟大众之间的沟通是非常顺畅的，高等学校尤其起着社会的思想文化进步的火车头的作用。但是，到了九十年代以后，高等学校却逐渐丧失了对中国社会的渗透力和影响力，这对中国社会的发展是很不利的。

反过来再把历史往前推，推到八十年以前，也就是五四运动前后。五四运动在中国现代历史上是个关键的转折点，当然它的很多意义大家都已经知道了。今天，我愿意从另一个侧面谈一下。我觉得，五四运动之所以能够达成空前的思想文化启蒙的成果，重要的原因在于：有大批的、第一流的知识分子进入传媒之中，进入报纸和刊物里面。在此之前，这种现象从来没有出现过。

第一个全身心进入报纸和刊物、并领导一个时代舆论方向的大知识分子，应当是梁启超。我的专业研究方向是中国的近代文学史、学术史、思想史——这三者之间是不可分割的，最近这段时间，我在准备硕士论文，我把梁启超作为一个上个世纪之交的“枢纽”式的人物来研究。

从十九世纪下半叶以来，西方近代传媒业进入中国。在当时的传媒方式中，最重要的是报纸。梁启超是第一个把全部精力投入到办报之中去的高级知识分子。在此之前，中国的文人士大夫瞧不起报纸、瞧不起传媒，他们或者“学而优则仕”，或者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做非常专业化的学问。梁启超是第一个传统知识分子人生选择的“叛逆者”。从他的青年时代、二十多岁起——在戊戌变法时他只有二十八岁，在此之后他流亡到日本去，办《清议报》、《新民丛报》等，一直到他五十多岁去世，这三十多年间，他的大部分时间和精力都花费在舆论宣传和新闻工作之中。

梁启超对中国社会的推动、对中国思想文化的推动以及把西方的先进观念引入到中国来，可以说做出了前无古人的贡献。现在学术界对他有些批评，说他的东西比较浅薄、疏漏较多等等。我对这些看法不太同意。从纯粹的学术价值来讲，梁启超当然没办法同章太炎、王国维、陈寅恪的成就相比，但他对新闻工作的投入，起到了直接推动社会进步的作用。就这一点来说，他的贡献远远超过了前面的几个学术大师。梁启超不是一个独善其身的学者，面对千疮百孔的时代，他更有一颗“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慈悲之心。对于一个知识分子来说，我看重他的心灵的质量甚于看重他具体的学术成就和知识生产的水平。我认为，梁启超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传媒知识分子的范例。

我的导师夏晓虹教授写过一本很好的书，是一本梁启超的传记，题目就叫《传世与觉世》。用“传世”与“觉世”两个概念来概括梁启超的一生，可以说是相当准确的。梁启超的一生都在这两个东西之间挣扎，他承受着两者施加给他的巨大压力和引力。“传世”就是写大部头的、能够传世的学术著作，像钱钟书的《管锥篇》那样的；“觉世”是“觉醒”的“觉”，也就是启示、唤醒这个社会，做启蒙和宣传的基础工作。到底是在报刊上写“觉世”的时事评论、写通俗的启蒙文章、写杂文好，还是写那种大部头的“传世”的学术著作好，在现代中国，每一个才华横溢的知识分子都面临着这样一个难以取舍的选择。梁启超的一生也时常在这两者之间波动。他一会儿选择这一个，一会儿又选择那一个。但是，最后他写得最多的还是“觉世之作”。

同时，我也认为，“觉世”和“传世”这两种文体之间也在不断地发生转化。我可以举个例子，梁启超写的《少年中国说》这篇文章，发表之后传颂一时，当然算是“觉世文章”。但是，这篇文章里体现出来的少年朝气、青春活力以及对“少年中国”的热切呼唤，百年之后依然魅力不减。这难道不也是一篇“传世之作”吗？显然，《少年中国说》比梁启超本人的一部大部头的著作更有可能成为“传世文章”。

探究完梁启超所走过的道路，我再回过头来谈对自己的定位。我不愿在硕士毕业之后继续留在学校里，继续念博士，然后当讲师、当副教授、当教授、当博导。我没有兴趣走这条道路，我觉得，一个人在二十多岁的时候，就把自己后半生的道路都看得清清楚楚了，这是一件比较可怕的事情。（众笑）

我希望明年毕业以后能够进入“大社会”之中，跟传媒保持比较密切的关系。现在，我们处在一个传媒时代，我们不可能故作清高地拒绝传媒。我们应当尽可能地利用传媒，把自己的思想传播出去。不利用传媒、拒绝传媒，像古代的知识分子一样，写一部书稿出来，“藏之于深山、传之于后世”，在今天这个社会是不合时宜的。

当然，知识分子和传媒要合作，在当下的中国面临着相当大的难题。首先，媒体的客观、公正和独立还需要走很长的路。其次，你在利用传媒时，传媒也在利用你，传媒对人的扭曲非常大。这就需要知识分子先要想好：个体在媒体中应当保持一种什么样的心态和立场？个人要有一个底线、有一条人格的底线不能跨过，这就是不说违心的话。你可以在具体的运作中作一些妥协，但你自己思想的自由和人格的独立，不能在跟传媒的合作中消亡。

五四运动前后，大批优秀的知识分子介入到传媒之中。比如鲁迅，办了很多文学性的刊物；像胡适，办了《每周评论》等政论刊物；像陈独秀，办了名震一时的《新青年》；像茅盾、邹韬奋、叶圣陶、张元济等人，也都是新闻出版行业中的翘楚。他们深深地介入到传媒当中，而且确实对当时的思想启蒙起了很大的作用。

但是，到了九十年代，据我所接触到的传媒界，优秀的人非常少。特别是高校里面的学者、教授，对传媒都抱一种轻视的态度。这个时代是浮躁的，而传媒又处在时代的最前线，所以传媒中体现出的浮躁更会令知识分子反感。于是，大家都不愿意介入到传媒中去，包括我接触到的很多第一流的学者们。他们都对传媒持很严厉的批评态度，好像与之不共戴天一样，声称决不跟传媒来往。我觉得，这种选择有一定的偏颇之处。正因为传媒里面缺乏优秀的人、缺乏第一流的人，所以传媒现在的状况才会很糟糕。也正因为传媒的状况很糟糕，才更需要有第一流的知识分子加入进去，对它进行提升、对它进行改造。我认为，中国青年一代的优秀分子，应该更多地关注传媒问题。在座的各位，以后很多都要进入传媒，可以说是任重而道远。希望我们以后能够携起手来，为中国的社会进步和文化发展尽自己的一分力量。（掌声）

我对五四、对晚清有浓厚的兴趣。这种兴趣不是钻故纸堆的兴趣，而是“以史鉴今”的兴趣。我认为，戊戌变法是五四运动的前奏，没有戊戌变法也就没有五四运动。但是，长期以来，戊戌变法遭到了不应有的忽视。我最近刚完成一本名叫《尴尬时代》的、带有学术风格的随笔集，它跟我前期的几本书有比较大的不同。以前写的几本书，比较多地体现出我的社会批判的方面，而《尴尬时代》跟我的专业研究结合得比较紧密一些。在这本书中，我试图通过从清末到民国初年——也就是一百年以前的上个世纪之交，中国的思想文化乃至整个社会政治、经济和国人的生命形态的转型，来透视我们当下社会的文化状况、思想状况和其他方面。

我的研究材料是清末民初的笔记野史。鲁迅先生早就有一个著名的论断，他指出：中国历史的真相存在于中国的笔记和野史之中，二十五史只不过是帝王将相的家史而已。我研究那个过渡时代，最能体现历史真相的是文人的笔记。通过对晚清文人的一百多本笔记著作的和比较，我进行了一些粗略的钩沉，前后花了将近两年的时间。然后，我从中提炼出很多细微的“点”来，就一个一个的“点”来作文章。

为什么要从细部入手呢？我认为，九十年代以来，学术界有一种很不好的风气，大家都喜欢谈大问题。我到北大研究生论文库里去看，很多人做硕士论文和博士论文，甚至做本科论文，一开题的题目就是中国文明、东方文明、乃至东西文明比较，这样一些问题，其实是大而无当的。很多文章都是表面上说了很多话，实际上什么都没说，就像空对空导弹一样。（笑声）这不是真正做学问的好方法，也不是我喜欢的方法。我喜欢从细部的问题、也就是从具体问题出发，我非常欣赏胡适先生说过的一句话：“少谈主义，多谈问题”。我们要从一个又一个具体的问题起步，就好像打一口井一样，必须集中精力，在一个地方一点一点地打下去，才能打出一口甘甜的井水出来。

在《尴尬时代》中，我针对笔记野史中的一些具体的人物和事件来进行分析。比如，第一篇文章就是谈交谊舞传入中国社会的过程。交谊舞刚刚传入的时候是十九世纪中期。上海开埠以后，西方国家划了许多租界。最早是在租界里面设立跳交谊舞的舞厅。当时有许多文人居住在上海。上海聚集文人，是中国近代化、城市化的一个侧面。当上海的经济发展起来以后，江浙等附近几个省的文人就集中到了上海，因为上海能够给他们提供最好的生活的享受。这些文人都观察到了舞厅这个现象，他们在笔记中有较多记载。其中就有好几个材料显示，他们对西方交谊舞这种娱乐和社交形式，总体上是反感的，甚至进行恶毒的谩骂。他们认为，在公共场合，男女之间搂搂抱抱，卿卿我我，有伤大雅。把古代圣人关于“男女授受不亲”的规则都给打破了，那还了得！（笑声）他们说交谊舞如何如何不好，对中国社会的稳定性起着破坏的作用……这一类记载非常非常多。

到了上个世纪末、这个世纪初，再看迟了二三十年的一些记载，作者的看法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文人们的口气，在这个时候已经比较软弱了。当时，舞厅已经从租界向整个上海市区发展，甚至在北京、广州、武汉等另外的一些大城市里都得到了较大的拓展。上层社会的很多人士都接受了交谊舞这种娱乐方式，并且把它作为青年男女之间正常的交谊活动。所以，这个时候，文人们的观点也不得不随之发生变化。这本书中的大部分文章，思路跟这篇文章都差不多，就是从一个一个的细部的、有代表性和典型性的地方开始，进而透视上个世纪之交中国社会的转型。

表面上看，我是在谈历史问题；实际上，我的每一篇文章里都有很强的当下性。我在谈历史问题的时候，根基扎在现实问题之上。我很喜欢意大利哲学家克罗齐的一句话，“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我觉得这句话说得非常好。

我再谈一个例子。还有一篇文章，谈晚清治水的问题。从古代以来，中国的水患一直都是历代统治者的“心腹之患”，更是老百姓的“灭顶之灾”。苏联有个名叫魏特夫学者，有一本名叫《东方专制主义》的著作。魏特夫在这本书中探讨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在中国形成了高度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中国的这种大一统的专制体制，在两千年以前就形成了，而在西方却始终没有形成这种制度。欧洲面积与中国相当，在罗马帝国崩溃以后，整个欧洲就是一张分裂的政治版图。从神圣罗马帝国到拿破仑再到希特勒，一直到今天的欧盟，都想把欧洲拼合成一块完美的、统一的政治版图，但迄今为止谁都没有成功。那么，为什么在中国这块土地上，两千年以前就形成了一个强大的中央集权的国家呢？

魏特夫从中国黄河的水患着手来解释，中国的水患非常厉害，要抗拒洪水就必须建立一个强大的中央集权制的国家。只有这样的国家，才能够在很短的时间内，把全中国的所有资源调动和综合起来。譬如战国时候，黄河水患一来，分裂的小国各自为政，完全没法控制庞大的“母亲河”。可以设想，那个时候，黄河的上游是一个国家，中游是另一个国家，下游又是一个国家，他们根本没有办法迅速作出共同的反应。在这种状况下，要把这几个国家的力量在同一时间段里全部调动起来、把洪水制住，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为了有效地把黄河治好，就需要建立一个强大的中央集权的国家。因此，中国的官僚体制比世界上任何国家都要早熟，都要庞大、复杂和精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