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道义支撑的友谊是不长久的。斯大林不会永远地充当谁的朋友。虽然苏氏无怨无悔地忠诚于他所服务的制度，并不时地为它辩护，但他也老老实实地、一针见血地评述了苏联外交政策的核心：“克里姆林宫领导层愿意在确保苏联稳定的条件下向任何制度妥协。”道义在苏联是不存在的，援助“国际无产阶级兄弟”仅仅是蛊惑人心的说词而已。因此，苏联可以跟它意识形态的敌人——法西斯德国和意大利保持良好的关系，而对这些国家里被杀害的共产党人不闻不问。贝奈斯充当了苏联的忠实走狗，苏联在关键时刻却并没有向他伸出援助之手。当希特勒向捷克发起攻击的时候，斯大林基于自身利益考虑，参与到出卖小兄弟的肮脏买卖之中。

更让人觉得恶心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斯大林为了在东欧傀儡国家推行苏联体制，不愿意重新担任捷克总统的贝奈斯继续执政。于是，苏氏受命到布拉格去见贝奈斯，建议其体面下台，将政权转交给捷克共产党领导人哥特瓦尔德。苏氏在秘密会见中，向贝奈斯出示了其签收的一张一万美元的支票，并威胁说，如果他不下台，苏联情报机关将把这些情报公诸于众：苏联多年来为他提供财政援助的情况、他与苏联签订的情报机关秘密合作协定、将捷克领土割让给苏联的秘密条约、以及他本人参与的刺杀南斯拉夫总统未遂等情况。

贝奈斯面临身败名裂的危险，不得不放弃了权力。他的权力依靠不光彩的手段获得，他也只能以这样的方式下台。身为自己国家的最高领袖，却甘心充当他国的间谍，这种匪夷所思的情况只能说明：他把自己的权力看得比人民的利益更加重要。于是，在遭受主子的抛弃时，人民是不会同情他的。

斯大林主义者的思维

苏氏是一个典型的斯大林主义者。他曾经多次受到斯大林的接见，并真心实意地崇拜斯大林。即使到了九十年代，他依然为斯大林辩护。在情报机关内部，虽然苏氏与贝利亚并无多少私人关系，但他对贝利亚的评价还是正面多于负面，认为贝利亚的铁腕捍卫了秘密警察机构的“权威”。相反，他谴责那些推进改革的新领导人，尤其是粉碎贝利亚集团、揭露斯大林暴政的赫鲁晓夫。在回忆录中，苏氏对赫鲁晓夫大肆攻击，除了私人恩怨外，更多还是源于其僵化的意识形态立场。

就人品上来说，苏氏是完美无瑕的，他与负责文化机关情报工作的妻子相亲相爱，生活俭朴而温馨，从来没有任何的“花边新闻”。他不贪污，不受贿，是一个可以连续工作几十天的工作狂。他不折不扣地执行上级的命令，从来不会思考命令本身的合理性。对于他来说，命令就是最高的原则。即使上级让他杀死自己的父母，他也会毫不犹豫地执行。苏氏曾经亲自到斯大林的办公室接受刺杀托洛茨基的命令，并为之得意非凡。对于以残暴的手段结束他人的生命，他并不感到有丝毫的内疚。他认为，自己是在为一个伟大的国家和更加伟大的理想而奋斗。

苏氏致力于帮助领袖将整个苏联大地变成一座大监狱。在自己主持修筑的牢房里当了十五年的囚徒，并没有让他醒悟过来。他在回忆录中写道，当二战结束之后，“过去的英勇而悲壮的事件、人员的损失甚至大规模的迫害——所有这一切在战胜希特勒的伟大胜利面前都显得微不足道。”在盛大的酒会上，斯大林向在战争中失去一条腿的将军伊萨科夫问候，“我们大家心灵深处都为斯大林的手势感动了。我们感到自己都是他的孩子和继承人。”在斯大林去世的时候，“参加斯大林的葬礼，我心情十分悲伤，这是我发自内心的真实感情。我认为，他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是错误的，但这些错误都是由叶若夫、阿巴库莫夫以及他们的帮凶的冒险主义和外行所造成的。”这是我所见到的对斯大林罪行最为轻描淡写的一种说法。

苏氏不敢否定斯大林，因为否定斯大林，就等于否定了自己一生为之奋斗的政权本身的合理性。尽管这种合理性在苏联崩溃的时候就已经荡然无存，但苏氏还是要抓住一根救命的稻草。他使用的是这样一种混蛋的逻辑：为了最大多数人将来的幸福生活，理应剥夺今天某些异类分子的生命。青年时代，刚刚入行的苏氏曾经亲自实施了对乌克兰独立运动领袖的暗杀。到了九十年代，他还因为这一事件而受到独立后的乌克兰政府的起诉。中年时代，他则在幕后策划了多起重大的暗杀事件，如对南斯拉夫领袖铁托的暗杀等等。他口口声声地说，这些作为都是为了“人民”的利益。可是，“人民”在什么时候给予他们这样的权力？

用二战的胜利来消解斯大林的暴政，这更是一种“欲盖弥彰”的企图。二战胜利之后，更多的知识分子和普通民众被塞进了集中营，在自己政府的集中营中，滋味并不比在希特勒的集中营好受。索尔仁尼琴在他的巨著《古拉格群岛》中，对此有细致得不能再细致的描述。用集体、国家、社会、民族这些“大词”来压抑个人的权利，这是专制者惯用的伎俩。苦难是每一个人的苦难。尽管一个人的苦难在历史的长河中是微渺的，但是对于他“这一个”生命个体而言，那就是生命的全部。蔑视一个人的苦难也就是蔑视所有人的苦难，忽略一个人的利益也就是忽略所有人的利益。

苏氏对斯大林的维护，也就是对那个时代、那个主义的维护。说到底，也是对自身利益和特权的维护。作为秘密警察的头目，他能够享受豪华的别墅，能够到专门为他们开设的商店购买奢华品，能够到服务优良的医院和疗养院看病与度假。而在同时，他的同胞们却得在冰天雪地中排十几个小时的队购买肥皂。由此可见，苏氏的“正直”是“有条件”的正直。假如让他像普通百姓那样过着一种极其糟糕的生活，他会不会发出抱怨呢？

在一个冷酷的时代，苏氏按照冷酷的逻辑和冷酷的理性来生活。他被施加了催眠术，同时也加入到对全社会的催眠行动之中。统治者告诉全体社会成员：个人是不存在的，存在的只有集体的利益。于是，统治者获得了无限的权力，而所有的公民都被置于恐惧与沉默之中。一个不尊重个人权益的社会，不管它的宣传者说得如何天花乱坠，它注定了是一个专制与强权的社会。

丹麦哲学家齐克果说过：“灵魂的优越之处是只看重个体。在上帝的眼里、在那些无限的灵魂的眼里，那些曾经活着的和正在活着的千千万万人并不构成一个群体，他看到的只是一个一个的个体。”相反，苏联社会是一个没有个体的社会，个人权利和私有财产得不到基本的保护。苏氏本人是被按照他自己的逻辑送进监牢的，所以他并不冤枉。苏氏的悲剧给了我这样的启示：除了逻辑与理性之外，我们还应当有另外一种生活，我们应当在这种生活中培养起对生命本身以及个人的权利和自由的尊重。“我”只代表我自己，而不能代表其他任何人。我们必须意识到：泯灭个体的逻辑一旦启动，就好像一块抛出去的石头，最终必然落回来打在自己的头上。

瓦伦贝格之死

瓦伦贝格是二十世纪人类最伟大的人物之一。作为一名瑞典的外交家，他在二战期间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解救了无数濒临绝境的犹太人。他的那张拯救名单，比起“辛德勒名单”来更加沉重。他无畏地面对德国盖世太保的威胁，一直工作到战争末期，每工作一天就有数十条人命得到拯救。他自己出身于贵族和大资本家的家庭，却对那些卑微的、垂危的生命充满着真挚的同情。一九四五年，瓦伦贝格在布达佩斯突然失踪，从此音讯全无。瓦伦贝格的命运使我联想到中国杰出的现代作家和民族战士郁达夫，他们都是在黎明即将到来之前被黑暗所吞没的。不过，杀害瓦伦贝格的并非德国人，而是苏联的秘密警察。从这个典型案例来看，两大恶魔之间，后者的野蛮和卑劣甚至超过了前者。长期以来，苏联政府一直矢口否认有关于瓦伦贝格的消息，以至于这一谜团笼罩了世人达半个世纪之久。

苏氏在回忆录中透露了大量有关这一事件的秘密材料。我认为，这是他的这本回忆录最有价值的部分之一。苏联政府是在瓦伦贝格死亡十年之后，才正式承认将其逮捕关进监狱、及其最后死于“心肌梗塞”的事实。苏氏谴责说：“这是厚颜无耻的谎言。”瓦伦贝格显然是被杀害的。作为一名情报部门的主管，苏氏一向很懂得控制自己的情绪，即使在回忆录中也尽量使用客观的笔调描述历史事实。但是，在讨论这一事件的时候，他少有地愤怒了。

瓦伦贝格被关押在莫斯科卢比扬卡内务监狱的特别囚室里。苏联政府绑架他的目的是诱骗他充当间谍。但是，有着崇高人格和坚定信仰的瓦伦贝格，断然拒绝了这一“建议”。他在狱中究竟受到了怎样的折磨，虽然没有文字证明，但我们是可想而知的。苏氏指出，在情报机关的军官之中，审讯瓦伦贝格次数最多的要数科佩良斯基中校。尽管中校本人矢口否认，“可是提审单上的纪录表明，正是科佩良斯基在处死瓦伦贝格的前一天审问过他”。

由于苏氏长期主管对外情报工作，接触到都是顶级秘密材料，所以他对这一案件的来龙去脉了如指掌。苏联高级司法官员、曾经参与三十年代臭名昭著的莫斯科大审判的维辛斯基，曾经在一张呈送外交部长莫洛托夫的便函中，提出处死瓦伦贝格的建议。对此，莫洛托夫作了肯定性的批示。批示之后不到两个月，瓦伦贝格便突然死亡。苏氏以其在情报机关工作三十多年的经验推测，瓦伦贝格是被转往试验毒药和毒气的特别囚室，在那里以治病的名义对他注射了致命的毒液。据苏氏发现的监狱医务部门的文件显示，关于瓦伦贝格的死亡，监狱医务部门的主任莫利佐夫向安全部部长本人做了汇报。根据命令，尸体不经解剖立即火化。不解剖的原因就是死者是中毒而死的。就在瓦伦贝格被杀害的同时，苏联的领导人还在继续使瑞典人相信，他们不知道这位外交官在哪里，也不知道他的命运如何。这是一种彻头彻尾的掩耳盗铃的行径。苏氏指出，绝大多数的材料已经被销毁，“很显然，这是因为逮捕、杀害瓦伦贝格的直接倡议者莫洛托夫和布尔加宁当时还在台上，且在国家领导人当中地位显赫。签署逮捕瓦伦贝格命令的布尔加宁是政府首脑。而指示除掉瑞典外交官的莫洛托夫则是国家的最高领导人之一。”

残忍地杀害中立国的外交人员，是斯大林政权所犯下的滔天罪行之一。这个政权对内实行残酷的清洗，夺走了上千万人的生命和自由；对外则不顾起码的国际准则，践踏公认的国际法。四十年代苏军在卡廷森林枪杀手无寸铁的波兰战俘的事件，与苏联政府杀害瑞典外交官瓦伦贝格的事件一样，成为这个专制帝国永远不可磨灭的耻辱。作为一名伟大的人道主义者，悲惨地死去的瓦伦贝格，将如同圣徒一般，受到人们的怀念与敬重。

在幽深的历史隧道里，还有许许多多的秘密像蝙蝠一样栖息着。而阳光总会一点一点地透露进来。一个时代过去了，大多数老百姓参与了对那个时代的埋葬，虽然像苏多普拉托夫这样的“特殊人士”并不认同这一举动，但是历史的趋势是改变不了的：正义必将战胜强权、战胜暴力、战胜秘密警察以及他们所代表的邪恶与恐惧。

历史留下的每一块碎片，都能够从不同的角度照耀出我们今天的生活。这，也许就是苏多普拉托夫回忆录的意义所在。

漩涡中的舵手漩涡中的舵手ぁ—读《午夜日记——叶利钦自传》

《午夜日记》是叶利钦继《我的自白》、《总统笔记》之后最新的一本自传。这本厚厚的自传，记述了一九九六年到一九九九年叶利钦执政后半期风风雨雨。这一时期，俄罗斯的社会结构持续突变，政治事件频频发生，经济危机险象环生，党派斗争如火如荼，车臣战争烽烟四起。而身处漩涡中心的“舵手”叶利钦，居然临危不乱、从容自如，带领着俄罗斯这架庞大而破旧的马车，安全行驶到了二十世纪最后的一个驿站。

这本“绝对主观”的“个人纪录”，与官方历史和媒体报道相比，更接近于事件真实的内核，也更接近于主人公心灵的感受。对于俄罗斯民众来说，书中第一次公开呈现的许多高层决策，都与他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而对于那些异国的观察者来说，这本回忆录是重要的历史文献，每一章节都富于传奇性。它对中国这样同处变革中的国家来说，则更具有“它山之石，可以攻玉”的镜鉴意义。因此，在这本自传热销俄罗斯之后不久，它的中文版本就在中国出版了——这一次，中国出版界展示出了罕见的高效率。

最后的忏悔

二十世纪的最后一天，叶利钦抢占了世界所有媒体的头版头条。这次，不是惊天动地的政变消息，不是宣布总理和内阁的更换，而是叶利钦自己真正急流勇退了。

在尚未结束总统任期的时刻，在新千年的钟声即将敲响的时刻，叶利钦却毅然决定提前辞职，将权力交给年轻一代领导人。自古以来，没有不热爱权力的领袖，叶利钦当然也不例外。但是，他深思熟虑之后，还是作出了一个重大的决定，“我们以及那些已经当政多年的人们应该引退”。他希望、并且实际也是如此：对于制度逐渐完善的俄罗斯来说，最高领导的去留将不再引发一场地震。就好像在一艘素质优良的轮船上，舵手的更换并不影响其航向一样。在极权主义体制下，领袖的去留、生死常常是“牵一发而动全身”，令整个国家陷入动荡的危机之中；而在民主体制下，领袖的变动是最正常不过的现象，政府照常运转，百姓照常生活。叶利钦改变的苏俄“人治”的历史，尽管他本人堪称一名“政治强人”。

新世纪的俄罗斯需要新的面孔。

这一天，叶利钦向全国人民发表了辞职的电视讲话。这个讲话既没有总结自己的历史功绩，也没有炫耀自己的巨大贡献；既没有辱骂长期仇视的政敌，也没有对未来提出宏大的展望。那么，他讲话的重点是什么呢？

是歉意，是真诚的歉意。

是忏悔，是最后的忏悔。

叶利钦在电视讲话中说：

“我想请求你们原谅，因为有许多我们共同的愿望都没有实现。那些我们曾认为很容易的事情完成起来实际上却十分艰难。我请求你们原谅我，因为我没有实现某些人的愿望，他们相信我们可以轻易地从灰色、停滞、极权的过去，一跃而进入光明、富裕、文明的未来。我自己也曾相信一切都可以一蹴而就，仿佛轻松一跃就可以越过所有困难。

事实上没能一跃而过。在这一点上我太幼稚。有些问题极其复杂。我们是在不断犯错误和经历失败的同时向前迈进的。在这一时期许多人都受到了震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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