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厦是怎样倒塌的？

当一座大厦倒塌的时候，人们往往会因为它倒塌速度的迅速而惊慌失措，却很少有人能够超越坍塌场景的本身，而深入地思索“大厦是何以倒塌”的奥秘。其实，任何一次坍塌，都不是在一瞬间内完成的。坍塌必然要经历漫长的过程，每一只白蚁的蛀咬、每一次风暴的侵蚀、每一块墙角砖头的松动，都在加速着坍塌的进程。

对于大厦的坍塌，有人欢呼，有人悲哀，有人从此无家可归，有人躲在一边幸灾乐祸。作为冷战时期与美国抗衡的超级大国的苏联，早就在地球上不复存在。今天的俄罗斯以及其他独立国家的人民，在这十多年中，饱尝了帝国解体和新兴民族国家成立并巩固的悲欢离合。昔日举手投足都会引起一场“地震”的苏共总书记戈尔巴乔夫，今日成了自力更生的学者；昔日克格勃机构里的中级官员普京，今日摇身一变当上了俄罗斯新一任总统。真是沧海桑田，世事无常。

这一连串戏剧性事件，阿尔巴托夫都是“深度”的参与者。作为前苏联科学院美国和加拿大研究所的所长，作为六十年代以来一直具有相当影响力的外交专家，他曾经为历届苏联领导提供政治和外交决策的意见，甚至起草过若干份具有历史意义的报告。九十年代末，阿尔巴托夫拿起笔，写下了记载自己跌荡起伏的人生道路的回忆录，也写下了他对自己国家的历史沉痛而公正的反思。用音乐家萧斯塔科维奇的话来说，这乃是一份不可多得的“见证”。

病夫治国

阿尔巴托夫与勃列日涅夫、安德罗波夫、契尔年科乃至戈尔巴乔夫等苏联最高领袖都有过深入交往。除了戈尔巴乔夫之外，前面三位领袖，都有相当长的一段任期，是在病床上治理庞大的帝国。

如果说勃列日涅夫在疾病之前，还算得上一个温和、保守、按部就班的老好人；那么，在重病之后，他就成了老年痴呆的、贪婪的、被小人包围的“昏君”。由于没有真正得以实施的领导人退休制度，一般而言，领袖们都会把权力维持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他们不可能像民主国家的领袖一样，正常地下台，享受富裕的、祥和的、自由自在的晚年。在斯大林时代，一旦失去斯大林的宠信，就意味着将被送往集中营和绞刑架。在赫鲁晓夫时代，他没有剥夺敌手们的性命，却让他们忍受举国上下一致的羞辱。而在阴谋政变中被推翻的赫鲁晓夫本人，虽然衣食无忧，却成了克格勃重点监视的对象，遭到接二连三的骚扰，连写回忆录的自由也没有。因此，领袖们不会自动放弃权力，即使在感到力不从心的时候，仍然会将窥视最高权力的官员和有才华、有威望的新人剔除掉。

晚年的勃列日涅夫好大喜功，让枪手代笔撰写了三部所谓的“伟大作品”——《小地》、《垦荒地》和《复兴》。这三部可笑的“中篇”受到了震耳欲聋的、精心组织的捧场和叫好，获得了苏联最高文学奖“列宁奖金”，并销售到每一所学校和机关。这一事件，比起勃列日涅夫子女的贪污腐败以及其亲信的恣意妄为来，也许并不显著。但是，阿尔巴托夫认为，“公众意识和社会道德所受的精神损失是巨大的。全民演出了一出荒诞可耻的戏，不论演员和观众都并不信以为真。这大大地加深了人们对政权的不信任感，加强了不关心政治和玩世不恭的消极风气，腐蚀了人们的思想和灵魂。从象征的意义上来说，这个插曲犹如为我国历史上我们为之付出很大代价的这段可悲的时期树立了一块墓志铭。”当然，苏联社会十多年的停滞，并不能完全归罪于勃列日涅夫一人，正如阿尔巴托夫所说，这一事实说明：“我国的政治制度和机制根本没有力量能使社会摆脱诸如领导人患病不起、完全丧失领导国家的能力、对正常治理社会束手无策等不愉快的现象。”

阿尔巴托夫与安德罗波夫是有深交的朋友，他认为安德罗波夫的才能与知识都远远超过其前任。然而，刚刚登上最高权力的宝座，安德罗波夫的身体状况就急剧恶化了。两个朋友最后的一次见面，是在特种病房里。安德罗波夫被固定在带有头托的牙科专用椅上，阿尔巴托夫再也没有机会向老朋友传达加快改革的建议了。那是一次令人痛苦万分的会面，“为了不出现令人难受的冷场，我于是不断地跟他说些什么。临别的时候他向我探过身来，我们拥抱了。从病房出来之后我就明白，他之所以要我前去是为了告别。”

接替安德罗波夫的是又一个病夫——契尔年科。阿尔巴托夫在领袖的病房里汇报太平洋地区政策的问题，“契尔年科一边听一边咳嗽，往医院用的‘痰瓶’吐痰。”此时，不仅领袖处于“濒死状态”，整个社会也处于同样的状态。因此，阿尔巴托夫感叹说：“国家不能再有一个契尔年科，不能再容忍一个有他同样低下的智力和政治水平的人。……我们国家已对领导人的缺乏鲜明形象、平庸而低微的人品感到如此厌倦。”

苏联的崩溃，并不是因为戈尔巴乔夫冒失的改革，而是缘于长达半个世纪的病夫治国。阿尔巴托夫在回忆录中对各届领导人都有中肯的评价，既不“为尊者讳”，也不夸大他们个人的过失。他认为，问题的最后症结，还是在斯大林时代遗留的“非民主”的体制上。

伪造历史

作为一名有良知和正义感的学者，阿尔巴托夫对于官方伪造历史的卑鄙勾当深恶痛绝。他的回忆录呈现了许多鲜为人知的历史真相，尤其是苏联外交政策的演变。例如，五十年代末开始的中苏论战、双方仇恨情绪达到高潮时发生的珍宝岛之战以及八十年代中期中苏关系的解冻，作者对来龙去脉都有详尽的记述。

而更引起我注意的，是阿尔巴托夫与篡改历史的斯大林分子们的斗争。赫鲁晓夫下台以后，斯大林分子们再次开始神化斯大林的努力。他们首先从撰写第二次世界大战史入手。他们压制历史学家们寻找历史真相的愿望，因为对斯大林的颂歌与对将军们的颂歌联系在一起。如果保持和夸大那些神话，他们本人也就能够舒舒服服地躺在柔软的沙发上睡大觉了。军队是斯大林主义最牢固的堡垒，“他们敬仰斯大林主义，把它看作是他们所想象的那一套军队秩序的最高成就。”军队将领们从六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中期出版了汗牛充栋的著作。这些足以装满一座图书馆的书籍，充斥着明显的谎言，隐瞒了大量的事实。没有一本书中体现出起码的自我批判精神。阿尔巴托夫指出：“终究必须弄清楚，这是谁搞的，又是怎么搞的。毋庸置疑，除了苏共中央宣传部和科学部（后者在监督其他科学部门的同时也在监督史学部门）外，苏军总政治部、军事出版社和其他出版社，当然，还有军事历史研究所，在这当中也起了很大作用。但是，我想，我们必须揭穿这种大规模地、成批地制造谎言、篡改历史和隐瞒真相的手段。”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的编写过程中，阿尔巴托夫与说谎者们针尖对麦芒。元帅和将军们企图将美国描述为法西斯德国的帮凶，二战胜利的荣誉由苏联独家享用，是斯大林拯救了全世界。作为研究美国的首席专家，阿尔巴托夫手上掌握着丰富的、不可推翻的数据，包括战时美国给予苏联的经济援助。他直言不讳地表明自己的态度：应当实事求是地说明苏联在战争初期所遭受的巨大的失败以及造成失败的深层原因，应当实事求是地评估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在二战中的正面作用。军方对他的观点十分恼火，特意设置了一场“鸿门宴”，邀请他出席“讨论”。

阿尔巴托夫应邀出席了会议，一个人“舌战群将”。斯大林官方传记的主编、主管意识形态工作的中央书记波斯佩洛夫首先发言批判。然后紧紧跟上的是什捷缅科大将，他引用的是伪造的数据。最后由格列奇科元帅作总结：“我认为，阿尔巴托夫同志不是一个真正的军人，因而他不应该提什么军事问题方面的意见和建议。”一百五十名与会者默默地倾听了这场闹剧。而一部写满谎言的煌煌巨著居然出版了。

篡改历史的企图，显然不仅仅在于历史本身，而在于阻止现实的生活中发生任何的变革。每一次关于历史问题的交锋，都与关于当下社会发展取向的争论紧密联系在一起。历史真相被遮蔽得多一些，整个社会就处于沉闷和窒息的状态；历史真相被凸现得多一些，整个社会就处于向前发展、变化的势态。

思想的力量

阿尔巴托夫的回忆录揭示了这样一个真理：苏联的衰落乃至崩溃，根本原因并不在经济的停滞上，而在于长期的思想控制所造成的全体社会成员创造力、想象力和生命活力的丧失。经济状况无论怎样糟糕，经过几年、十几年的时间总会得以恢复。然而，抑制人们思想的自由、剥夺人们言论的权力、垄断人们获取信息的渠道、取消人们对自我生活方式的选择，这一系列倒行逆施的举措，所带来的创伤几十年也难以愈合。国家和社会失去的是不仅是改革的有利时机，而且是发展的内在动力。

作家艾特玛托夫曾经写过一个关于曼库尔特人的传奇故事。这些人的头颅被用生皮带紧箍起来，他们失去了思维的能力，完全变成了顺从和驯服的奴隶。阿尔巴托夫将这个故事移用到苏联的现实生活之中，他写道：“斯大林主义最危险的表现之一恰恰在于经过长达几十年的顽强的、坚持不懈的努力使人们丧失思想的能力，依靠无情的镇压和无所不在的宣传把人们变成极权主义的国家机器上没有思想的螺丝钉。”

表面上看，没有思想能力的国民容易组织和管理。实际上，这样的国民只能充当廉价的劳动力。在以知识经济为核心动力的二十世纪，劳动力的多寡早已经不再是决定一个国家和民族实力的重要元素。相反，只有活跃的文化、自由的外部环境、多元讨论的学术氛围，才能够催生闪亮的思想火花。思维创新所带来的，将是生产力迅捷的提高和国家实力的扶摇直上。美国有产生比尔·盖茨的环境，而比尔·盖茨回报美国的则是崭新的经济增长点。

认识到思想的力量，认识到一个社会的成员拥有思想的自由，这个社会方能在危机与挑战中立于不败之地，这是阿尔巴托夫从俄罗斯近百年的历史发展中得出的沉痛教训。勃列日涅夫时代，《共青团真理报》驻美国的记者蓬皮扬基在文章中提到美国有十万个百万富翁的事实，国内主管宣传的官员恼羞成怒，将其召回国并立即解职。人们在沉默中放弃了思考的权利。逐渐地，这种不正常的、不思考的生活，反倒成了常态。思想在还没有发挥其力量的时候就损耗掉了，阿尔巴托夫揭露说，为了迫害少数的清醒者，当局需要动用全部的秘密警察，“这就意味着要更多地监视人，鼓励大家告密，检查私人信件，偷听电话谈话。所有的人，包括地位很高的人，都害怕偷听、监视、告密。”生活在这样的国度，即使它再强大，普通公民又有什么快乐可言呢？

压抑的环境，造成了几代人智力的衰退。阿尔巴托夫痛苦地发现：“无论是在对内政策方面，还是在对外政策方面，我们都向世界展现了我们智力上的无能。领导人的水平直线下降，因为现有的政治机制没有保证真正良性的自然淘汰。实行的是某种‘反向的自然淘汰’，提拔了一些平庸的、无能的、往往不正直的人。”重要的决定是由缺乏常识的人，在狭小的范围内根据没有验证的、不确切的和不充分的情报作出的。像阿尔巴托夫这样的专家的意见，常常被束之高阁。于是，出兵匈牙利、捷克、阿富汗的错误决策，都由领导人心血来潮地做出了，从而导致后来数十年间全国都饱尝苦果。

对于俄罗斯来说，精神和智力上的悲剧已经发生了。如果不想在悲剧中灭亡，而是在悲剧之后更好地生存，就得呈现真实的历史，并从血泪之中结晶出智慧和良知。阿尔巴托夫和他的同胞们正是在做这样的努力。昔日坍塌的大厦，地基上的废墟已经被清除干净了，什么时候才能够建立起一座新的大厦呢？

暗夜中的萤火虫

薇拉·妃念格尔，一个本来可以享尽人间富贵的俄罗斯贵族女子；薇拉·妃念格尔，一个曾经梦想用精湛的医术治疗民众病痛的医生；薇拉·妃念格尔，一个为受苦人的解放而付出二十二年黑狱代价的民意党人；薇拉·妃念格尔，一个活了九十岁、经历了俄罗斯几个时代的风烟和苦难的老人。是她，像中国古代的花木兰一样，领导着英勇无畏的民意党人，屡败屡战、矢志不渝，最后成功地刺杀了残暴的沙皇亚历山大二世；是她，像一名热忱的传教士一样，创建了一家又一家的印刷所和联络站，将最先进的共和与民主思想在一个习惯了专制统治的社会里广泛地传播。薇拉·妃念格尔，这个传奇的女子，像法国的民族英雄贞德，像中国的革命先驱秋瑾。巴金年轻的时候翻译她的回忆录《狱中二十年》，每一次拿起笔来都泪流满面。当时被青春的激情所环绕的巴金，这样评价薇拉·妃念格尔的文字：“我每读一遍，总感到勇气百倍，同时又感到十分的惭愧。我觉得在这样的女人面前，我实在是太渺小了。”今天，当我薇拉·妃念格尔的另一本传记《俄罗斯暗夜》的时候，我的感受跟年轻的巴金一样的强烈。

薇拉·妃念格尔出身于一个富裕的贵族家庭，父亲在地方上是颇有实权的林务官。她的童年是在森林中的庄园里度过的。奶妈是她心门的开启者，奶妈的房间是她的乐园：“这里简直是天堂，是世外桃源。在这里，受到***和欺侮的人可以得到心灵上的休息；在这里孩子们可以倾吐苦痛和委屈，得到抚爱和同情。孩子们可以把头埋在奶妈的膝头痛哭，她会把你的泪水吻干。一颗慈爱的心！没有她，我们怎么活？这里是一个温暖、柔情、自由、欢乐、爱和忠诚的世界。”这一段童年的生活，影响了小女孩的一生。她也决心像奶妈那样爱人，决心让更多的奶妈过上自由和幸福的生活。后来，她在瑞士选择了学医，学成以后回到俄罗斯，深入最偏远的乡村，为一无所有的农民们医治病痛和创伤。再后来，她发现了医学的“无能”——一切苦痛的根源在于那邪恶的专制制度。于是，她成了自己阶级的掘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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