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汉代初年，酷吏的力量并未彰显。秦朝的教训让新的统治者引以为诫，同时新兴的王朝采取修养生息的政策，以恢复遭到严重破坏的社会经济。当时，君主的权力相对较弱，胥吏的权力自然也就更弱，也就导致了士人有较大的活动空间。此时，君主、士人和胥吏的关系是相对均衡的。司马迁在描述这段时期的状况时说：“汉兴，破觚而为圜，斫雕而为朴，网漏于吞舟之鱼，而吏治泣疲不至于奸，黎民艾安。”他是十分赞同汉文帝、景帝的政治的。而到了汉武帝时代，政治方略有重大的改变。一方面，武帝竭力统一、整合社会思想，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另一方面任用大量的胥吏，对社会各个阶层进行严厉的管理。从表面上看起来，两种措施是南辕北辙、背道而驰的，其实正体现了中国专制时代政治的核心思想：儒表法里。汉武帝把儒家思想作为招牌，却不给儒生以管理国家的权力，反而任用并不信奉儒家观念的胥吏来进行残酷的治理。

这个时候，在君、吏、士三者的关系当中，原有的均衡被打破，君主的力量凸现，而吏正是君权的直接体现。这样，士人的空间就变得极端仄迫。在酷吏杜周当道的时候，“上所欲挤者，因而陷之；上所欲释者，久系待问而微见其冤状。”有人责问他说：“君为天子决平，不循三尺法，专以人主意指为狱。狱者固如是乎？”杜周回答说：“三尺安出哉？前主所是著为律，后主所是疏为令。当时为是，何古之法乎？”可见，君主与酷吏是亲密无间的。酷吏能够坚决地贯彻君主的意志，因为酷吏背后没有儒家理念的支撑，他们只是相信权力，所以能够对君王的命令无条件地执行。相反，受过儒家思想熏陶的士人，背后有一整套价值观念，不时与君主的立场产生冲突。士人与君主进行合作的时候，不会像胥吏一样毕恭毕敬、惟命是从。于是，专制君主更倾向于选择胥吏作为合作伙伴。对士人来说，严酷的法令只是教化之外的辅助手段；而对君王和酷吏来说，严酷的法令则是巩固帝国的根本。这正是太史公所揭示的君王与酷吏的“切合点”。对此，唐顺之论述道：“酷吏十人，行多相类，而叙不同，笔力极其变化。太史公语不多而意深厚。‘法令者治之具，而非制清浊之源’，一篇大纲。说到‘奸伪萌，上下相通’，即借法为欺。未尝不依法行从事，而无情实，故至于不悔。乃此时，非酷吏收止，安能偷少顷之快！”唐顺之《唐荆川精选批点史记》卷五。司马迁对严刑酷法的作用有着清醒的体认。酷吏表面上的“大治”隐含着深重的危机。

君权的扩张，带来酷吏势力的扩张。同时，原有的贵族大臣和正统的士人则遭到沉重的打击。在杜周当权的时候，“二千石系者新故相因，不减百余人。郡吏大府举之廷尉，一岁至千余章。”臣权衰落，吏权乃大张。“廷尉及中都官诏狱逮至六七万人，吏所增加至十万余人。”司马迁对此是相当忧虑的。他希望文官制度能够得到保障，能够通过士人的价值立场对君王的权力起到制衡作用。这种制衡对老百姓来说也是有利的。许倬云在讨论中国古代的文官制度的时候说：“在长期的演变过程中，文官制度是国家与社会斗争中的制衡角色。中国的文官制度不是工具性的结合，而且有儒家意念参和其中。”许倬云《中国古代文化的特质》，台湾联经出版社。司马迁看重的，正是这种“儒家意念”。

相反，酷吏往往都是缺乏起码的儒家意念的人。从他们的出身和所受的文化教育就可以看出来。如酷吏义纵“为少年时，尝与张次公俱攻剽为群盗”，酷吏王温舒“少时椎埋为奸。已而试补县亭长，数废。为吏，以治狱为廷吏”。显然，他们都是一群以儒家经典无缘的人物。《酷吏列传》中，张汤是一个典型中的典型。关于张汤小时候有这样一个故事：“其父为长安丞，出，汤为儿，守舍。还而鼠盗肉，其父怒，笞汤。汤掘窟得盗鼠及余肉，劾鼠掠治，传爰书，讯鞫论报，并取鼠与肉，具狱磔堂下。其父见之，视其文辞如老狱吏，大惊，遂使书狱。”这一细节好似一出精彩的戏剧。仔细分析这则材料，可以发现张汤所受的教育是“刀笔吏”的教育，他对儒家经典是陌生的。他掌握的是断案的“技术”，而隔膜于一种终极性的观念和信仰。他这样的胥吏，“能力”来自于“实践经验”，当然会用实用主义的立场来处理所有的事务。

在君王和酷吏的权力高张的时刻，士人的利益与民众的利益取得了最大的交集。太史公对张汤有两种评价，一个评价是“国家赖其便”，另一个评价是“张汤死，而民不思”。两相对照，让人深思。国家，是君王的国家，张汤的所作所为，当然是对君王的专制有利，对王权的畅通有利；相反，民众是深受其害的，又怎么会哀悼张汤呢？君王对张汤之流的酷吏的态度与民众对他们的态度迥然不同。太史公是站在民本主义的立场上下结论的，而写《汉书》的班固则百般为张汤掩饰，因此明代学者杨慎说：“太史公谓‘张汤死，而民不思’，一语至矣。班固及称其推贤有后，力雪其酷吏之名，异乎太史公之直笔矣。班马优劣，此矣可判。”杨慎《史记评林》卷一百二十二。司马迁基本上是站在民众与士人的立场上，而班固更多的是站在统治者的立场上。所以，在明代对专制主义政治有着相当清醒的体认的杨慎，从这一细节处发现了司马迁和班固的优劣。

批判酷吏是远远不够的，形成酷吏现象的根源在于专制君主。太史公敢不敢把矛头直指最高统治者——皇帝呢？《酷吏列传》可以说就是武帝朝政治黑幕的大曝光。在写酷吏赵禹时，司马迁说：“上以为能”；在写酷吏张汤时，司马迁说：“于是上以为能”；在写酷吏义纵时，司马迁说：“上以为能”；在写酷吏王温舒时，司马迁说：“天子闻之以为能”；在写酷吏尹齐时，司马迁说：“上以为能”；在写酷吏杨仆时，司马迁说：“天子以为能”；在写酷吏杜周时，司马迁说：“天子以为尽力无私”……司马迁写酷吏，笔在此而意在彼。这里，反反复复出现的“上以为能”，直接点出汉武帝是酷吏的后台老板，史家秉笔直书的品格表露无遗。后世细心的读者自然能够读出太史公的心思：“故行其酷者酷吏也，而成其酷者天子也。太史公深慨焉，故于诸人之传，一则曰‘上以为能’，再则曰‘上以为能’。……太史公大书特书，屡书不一，书其垂诫，岂在郅都诸臣哉！”张云敖《简松堂文集》卷八《读酷吏列传》。司马迁在这一系列平静的叙述里，充满了对汉武帝政治的深刻谴责和嘲讽。经过自己的观察和检讨，司马迁一眼看出了酷吏横行的根源——“张酷吏之威者天子，流酷吏之害者政治”。李晚芳《读史管见》卷三。

在专制时代，有没有勇气批评最高统治者、在怎样的层面上批评最高统治者，是士人品格的试金石，更是史家品格的试金石。班固批评《史记》是“谤书”，王若虚也不满地说：“然则是非之谬，岂特《游侠》、《货殖》之论哉！”而清代的袁枚更是看出了《酷吏列传》的文眼所在：“且序酷吏必屡称天子以之为能，未免露谤书之意。”袁枚《随园随笔》卷二《诸史类》上卷《后汉书误仿史记处》。这些站在统治者立场上的批评，正反衬出司马迁的伟大。司马迁是中国历史学家中敢于批判当朝皇帝的最突出的一个，“太史公不慊于武帝，《史记》多冷刺语。”陈衍《史汉文学研究法》第25页。司马迁有着深厚的儒学及黄老之学的背景，他主张对君权进行适当的制衡，希望君王给予士人较多的表达意见的机会。然而，武帝朝的政治与他的期望是格格不入的，他的观点在酷吏们看来，简直就是缘木求鱼。在极其艰难的处境下，司马迁坚持自己的批判立场，认为严酷的法令只能导致恶性循环，而不可能根本上解决上层与下层的尖锐对立和矛盾。正如黄震所说：“于今《酷吏传》，先之以吏治泣疲民朴畏罪，然后论十酷吏更迭用事，又必随之以民益犯法，盗贼滋起。然则匈奴盗贼之变，此帝穷兵酷罚所致之，威刑岂徒无益而已哉！至于祷词百出，则各随之以若有符应之言；求仙无方，则各随以终不可得之言。迁之微文见意，往往如此，而武帝之无道昭昭矣。”黄震《黄氏日抄》卷四十六。

酷吏的行径和武帝的政治，是违背“道”的。司马迁对“道”的坚持与汉武帝极其酷吏的“无道”形成了尖锐的矛盾和冲突。司马迁所传承的“道”，来自于先秦以来士人自我意识的觉醒。正是有“道统”在背后支撑，太史公才敢于理直气壮地批判“政统”。余英时指出：“中国知识阶层自春秋战国初出现于历史舞台之时已发展出一种群体的自觉，而以文化传统的承先启后自任。这就是当时思想家所说的‘道’。从此以后，‘道’不但是中国知识分子批判现实的根本依据，而且也成为中国思想史上各种理想主义的托身之所。”余英时《中国知识阶层史论·自序》，台湾联经出版社。司马迁的批判资源正是来自于“道高于势”，尽管皇帝的权力至高无上，但是在皇权之外还存在着一个更加广阔的空间，这就是“道”。假如君主违背了“道”，那么对君主进行批判完全是合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