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耳闻目睹之怪现状

大官傍大哥

“大官傍大款”一度曾经是报刊上报道腐败案件时常用的一句话。这句话生动地描述了当前社会存在的“权钱交易”的状况。官与商之间有着鱼水般的依存关系，而且官以商为圆心转圈，“官本位”直接指向“钱本位”。而今，短短数年之间，“大官傍大款”已经“更上一层楼”，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这就是“大官傍大哥”。

长春黑社会老大梁旭东案发以后，调查发现在几年之内，梁旭东对一大批国家公职人员、尤其是高级官员进行高密度的糖衣炮弹攻击，在自己的关系网上布下了一个个的红点：12名处级以上党员干部、10名警官、5名检察官、4名法官、5名司法警官……这些官员全部是他称兄道弟的“哥们”。梁旭东虽然劣迹斑斑，却在一夜之间摇身一变成为一名人民警察。他之所以能够混入警察队伍，据说是长春的最高领导人亲笔给公安局长作了批示。梁旭东在长春风光一时，一呼百应。身为普通刑警，他却身穿名牌服装，驾驶高级轿车，长年包租五星级宾馆总统套房，出席宴会常常有高级官员作陪。即使在被刑事拘留之后，他还叫嚣：“我上面有人，一两个月就能出去！”

“大官傍大哥”是腐败的一种极端表现，梁旭东案件决非单一的、偶然的现象。同样的要案大案，在全国各地层出不穷。沈阳黑社会老大刘涌，有一个光彩照人的身份：沈阳市人大代表、著名民营企业家。被这个身负31桩血案的大哥拖下水的大官，名单可以开出一长串来：沈阳市财政局长李经芳、国有资产管理局局长郭久祠、烟草专卖局局长周传、国税局局长赵士春、城建委主任宁先杰、市政府副秘书长迟若然、市政府副秘书长泰明及沈阳驻京办事处主任崔力……大哥被逮，大官纷纷落马，一时在沈阳蔚为大观。黑社会喽罗作鸟兽散，而政坛也引发了一场几乎同步的“地震”。浙江温岭张畏黑帮集团，也是采用同样的手法，网罗和控制了一大批地方官员。温岭市前市长周建国和公安局长杨卫中，对这个大哥的关怀就是“无微不至”的。张氏的别墅外面，甚至公然挂着“温岭市公安局重点保护单位”的牌子。公安部门居然公开替黑社会“保驾护航”，堪称新时代的“天方夜谭”、“拍案惊奇”。广西百色，在现代史上曾经是震惊全国的“百色起义”的发生地，如今却沦为以周寿男、丁旭为首的黑社会的天下。他们开设赌场疯狂聚赌，武装逼债，无恶不作，并先后三次持枪到澳门抢劫钱财。就是这伙打死、打伤、打残68人之多的黑帮，却把地方政府当作保护伞，从容面对外地警方的追捕——广州、澳门警方多次来百色，都遇到重重阻挠，无功而返。对于大哥们来说，家乡总是最安全的。为什么呢？原因很简单：当地公安局的领导每月从他们那里获得巨额的“保护费”，有时多达每人每月4万元。于是，一个荒谬的怪圈形成了：黑社会收取老百姓的保护费，公安机关收取黑社会的保护费。

以上几个案件每一个都触目惊心。外地人会感叹“国将不国”，而深受荼毒的本地人则连呻吟的声音都不敢发出来。从“大官傍大款”到“大官傍大哥”，其危害性可以说是成千百倍地增长。如果说“大官傍大款”败坏的仅仅是吏治和经济秩序，那么“大官傍大哥”则直接危害到了老百姓的生命安全。前者造成了官僚阶层的暴富和国有资产的迅速流失，后者则严重挫伤了普通公民对政府的信心，恶化了整个社会的道德水准。如果用一个形象的比喻，前者伤害的是人的四肢躯干，后者伤害的则是人的五脏六腑。以梁旭东案件为例，这个有大官为后援的大哥，手上血案累累，却照样大摇大摆地出入政府机关，结交机要官员。他亲近官员如同兄弟姐妹，他践踏法律如入无人之阵，他蔑视百姓人命如草芥。他想灭谁就灭谁，他想摆平的事情没有办不到的。一时间，偌大的一个长春，老百姓竟然感到“不知是谁家之天下”，一面是大哥的嚣张狂妄，一面是政府威严扫地、法律威严扫地。此时此刻，可怕的“雪崩”在两个层面同时发生了：一个是“看得见的层面”，即社会治安的急剧恶化；另一个是“看不见的层面”，即世道人心的迅猛滑坡。前者使用严刑峻法可以暂时遏制，后者则如同恢复沙漠化的土地，非几代人的努力不可。

研究腐败问题的国际知名学者罗伯特·克利特加德，在分析腐败的代价时，论述到腐败导致的几个最严重的后果。我发现它们都与“大官傍大哥”有关。其一，腐败会滋长消极的外部后果，即“公害”。它有损于信任、信心及法规。当它们对安全及环境造成危害，破坏考绩制度或危害广大公众利益时，它们会造成极大的损失。其二，腐败有时是一种实现政治目的的方式，然而它还能造成巨大的政治代价，它可以是收买政治忠诚的一种机制，间或还会因此而实现某种政治一体化和政治参与，如果广泛采用这种手段，会导致普遍的离心力和政治不稳定。其三，敲诈勒索是一种特别有害的腐败形式，它会激怒受害的公民。腐败越是对普通百姓有害，越是直接地影响他们，他们的不满情绪就越强烈。总而言之，“大官傍大哥”的两种趋势，即官僚的黑社会化和黑社会的官僚化，都将危及整个社会安定和繁荣的根基。

斩断大官与大哥之间相互扭结的“吸盘”，是反腐败利剑必须亮出的第一招。所有生活在恐惧中的公民，都在等待着手起刀落的那一刻。

两种“伟哥”

我在一家药店的门口发现一个巨大的广告招牌，上面写着“咱老百姓自己的伟哥——‘雄风’壮阳口服液”。看到这个广告，我真是忍俊不禁：连大名鼎鼎的“伟哥”也分出不同的等级来——有老百姓的，也就有官老爷的，大家各取所需。这真是我们这个时代、我们这个国家的一大奇观。

我原来以为天下的“伟哥”都是一样的，这种想法只能说明我的天真和无知。既然人分三六九等，“伟哥”自然也分为三六九等。有报纸报道说，目前市面上流传的“伟哥”有九成以上是假货，而每一粒“伟哥”的价格已经被哄抬到八百元左右。黑市上依然供不应求。八百元人民币是什么概念呢？它也许仅仅是月薪近万元的网络公司工程师收入的十分之一，但它也是北京、上海、广州等大城市中市民生活“最低保障线”每月两百元的四倍，是某些西部落后地区农民的人均年收入。我算了一下，挣扎在贫困线上的城市居民四个月的基本生活费用，以及更加贫困的山区农民一年的基本生活费用，不过相当于达官贵人们片刻快乐的代价罢了。

在我的老家，在四川的一个偏僻的乡村里，许多农民的孩子因为交不起一百元的学费，而被迫辍学了。辍学对他们来说意味着什么呢？没有知识，没有文化，也就意味着失去希望，失去未来。农家出身的大学生李永清，在《南风窗》上对政府忽视农村子弟受教育的权利提出抗议说：“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写进了我国的法律，但我家乡那么多只有十四五岁的初中毕业或未毕业的未成年人，已经永远地离开了学校，像他们的父母一样，修整着地球，做着奢望下一代比自己过得更好的┟巍…不少大城市动不动准备花十几亿来建一幢什么馆作为其标志，而当地农村却仍有许多学生在危房中上课……”对于这样的对比，我们该作何种感叹呢？

“伟哥”刚刚问世，在中国便掀起了一股“龙卷风”。在中国这个长期以来受饥饿折磨的国度里，出人意料地出现了巨大的对“伟哥”的需求。也就是说，这个国度里隐藏着庞大的患有“难言之隐”疾病的人群。刚刚逃脱了饥饿的威胁，立刻就成为“阳痿之国”。这个国家消费需求的变化，宛如一出快节奏的喜剧。

虽然许多人都有着对“伟哥”强烈的需要，但是人与人毕竟不一样。工薪阶层只好选择便宜的“雄风牌”，有资格使用真“伟哥”的仅仅是某些特权阶层和暴发阶层。在普通人望“伟哥”而兴叹的时候，官僚和富豪们正在拼命地咀嚼一粒又一粒的“伟哥”，以应付他们的二奶、三奶乃至于四奶、五奶。

果然，我在《成都商报》上读到一则消息：一九九九年，当成克杰案件逐渐浮出水面的时候，专案组顺藤摸瓜查办了一大批广西的贪官污吏。

当中纪委的办案人员传唤广西自治区主席助理、自治区财政厅厅长的时候，这名“财神爷”趾高气扬地来到办公室，顺手将鼓鼓囊囊的皮包放在桌子上。财政厅长是何等人物，从来都是人家求他办事，这天他还以为又是哪个部门来向他要钱，便摆出了一副惯有的大大咧咧的神态来。当中纪委的官员向他表明身份的时候，“财神爷”才紧张起来，额头上汗如雨下，眼光不断地去瞟桌子上的皮包。办案人员眼睛一亮，立刻意识到包里有鬼，命令他将皮包打开。“财神爷”战战兢兢地打开皮包的拉链，皮包里的东西让办案人员大吃一惊：一大叠现金足有十万之多、金银和珍珠的首饰若干件、女用避孕套和一大盒“伟哥”。这名财神爷的“色胆包天”，就连见多识广的办案人员也不禁目瞪口呆，简直就不相信自己的眼睛——按照皮包的物品来推测，皮包的主人应当是黑社会的老大，而不应该是堂堂的财政厅长。

后来，这名贪官交待，他之所以随身携带这么多的现金和避孕套、“伟哥”等，不仅供自己享用，还要提供给上级领导——财政厅长永远是成克杰等主席大人们的“买单者”。厅长大人还交待，包里的“伟哥”是他通过特殊渠道从美国带回来的，是“如假包换”的真品，购买这些“伟哥”的费用他大笔一挥就在财政上报销了。

掌握着一个省区财政大权的厅长，丝毫不会想到国库里的钱是纳税人缴纳的，是山区农民辛辛苦苦生产的粮食转化来的，是城市工人挥汗如雨生产的产品转化来的。他把财政收入当作几个特权者私人的金库，想怎么用，就这么用。于是，国库收入的一部分，成了他们特定的“伟哥”专用款。

在隐蔽的“性消费”中，官僚们的“公款消费”占了相当的部分。性的放纵，背后需要巨额的金钱来支撑。因此，性的紊乱往往是腐败的开端或者腐败变本加厉的标志。学者谢泳指出：“官员的婚外性关系，可以说是官员腐败的一个基本逻辑，他们总是先在这方面出了事，才有其他事的。官员的腐败从婚外性关系始，这已经成为中国官员腐败的一个定律。”与之相比，大部分老百姓渴求“伟哥”，仅仅是为了满足夫妻之间基本的性生活需要。不该享有“伟哥”的人偏偏能够享有“伟哥”，真正需要“伟哥”的人却由于经济、购买渠道等原因，不得不使用“伟哥”的代用品，如“雄风”之类的药品。至于有没有效果，那就很难说了。

两种“伟哥”，两种生活，一面镜子的正反两面。

也许，对于人性的恶，我们应该有充分的估计。

也许，对于制度的漏洞，我们应该给予更多的关注。

群丑乱舞

近十年来，在中国的影视屏幕上，充斥着大群大群的“丑星”。他们逐渐成为媒体的宠儿，大众的情人，他们凭借着自身丑陋的面容和夸张的表演，捞取了巨额的收入，并且“演而丑则商”，纷纷进军广告行业。这批“丑星”的名字我们大都耳熟能详：赵本山、黄宏、潘长江、宋丹丹、陈佩斯、尹相杰、葛优……由于他们的空前活跃，在谈论大众文化的时候，我将整个九十年代形容为“群丑乱舞”的年代。

审丑是审美的背面，它也是人类欣赏世界的一个重要视角——我对审丑这种现象并没有本能的反感。但是，如果它不是作为“美”的同构部分，而仅仅是“为了丑而丑”，那就只能是“目不忍睹”了。以上这批出镜率极高的“丑星”中，我最讨厌的是穿着深蓝色中山服、脸上蓄着小胡子的赵本山。打开电视的时候，我一看到他那张表面纯朴实质上狡诈的脸，一听到他那东北腔调的声音，我就赶紧换台。

有人说，赵本山的小品表现的是农民真实的生活，我却认为他是在玩弄农民，他对农民极尽嘲讽之能事。本来是农民的忧愁、农民的苦难、农民的辛酸，到了赵本山那里，却统统成为笑料。我感到无比愤怒的是：为什么在我们这里，只要是捉弄农民的节目，就能够获得满堂喝彩？难道我们每个人不都是在吃着农民种植的粮食？最卑鄙的行为就是忘恩负义。在我看来，每年春节联欢晚会上的这类小品，都是这个时代可恶的文化垃圾。

无论是大众文化，还是精英文化，都没有创造出真正能够表现农民生活的文艺作品。那种对农民兄弟灌注了爱、悲悯与感激之情的作品，在我视野所及的范围内很难看到。那些腰缠万贯的“丑星”们，乃至知识分子自身，对农民在现实生活中的处境究竟有没有切肤之痛呢？新闻业者蔡咏梅女士指出，由于贫困，由于贪官污吏当道，由于无土地可耕，上亿的农民被迫流入城市谋生，他们干城市人不愿做的苦工脏活，但不能享受城市人的权利，结果沦为城市的边缘人和贱民，被称为盲流或民工，受歧视，受剥削，还要被城市官员敲诈，比如缴城市居住费，工作许可证费。而且城市当局还可以随时将他们驱逐出城遣返回乡，好像他们不是这个国土上的公民。

有一位农民子弟在《人民日报》“强国论坛”上为自己父兄的权利抱屈说：“亲爱的朋友们，当你在拥挤的火车上咒骂这些使你的旅行很不舒服的民工时，你可知道，他们四处漂泊，为的是寻找能够让他们一家活下去的一丝希望呀！在一些‘人民公仆’的眼中，这些人的生命不会比一条狗更尊贵。”在某些“丑星”的种种得意的表演中，何尝又不是如此！爱与怜悯是他们嘲笑的品质，他们或者着力于表现农民的无知和愚昧，其实真正无知和愚昧的是他们本人！他们或者无耻的为这个时代涂脂抹粉、增光添彩，让人们在哈哈一笑中，忘记身边的残酷与冷漠。他们充当着邪恶的先导和律师，在他们的插科打诨之中，善与恶的界限被混淆了，真与假的区别也被取消了。没有任何底层生活体验的他们，却成了“底层大众”的代言人。他们自身也就成了恶势力的一部分，他们浑然不自知地歌颂着恶。

《圣经》中说：

不要为作恶的人心怀不平，

也不要向那行不义的生出嫉妒。

因为他们如同草快要被割下，

又如青菜快要枯干。（《诗篇37：12》）

他们的名声和金钱都不会长久。他们侮辱了别人，最后唾沫会飞来，落到他们自己的脸上。

正如真正的丑必然与美血肉相连，真正的喜剧也一定蕴含着悲剧的因子。每当我看到一个个浅薄得让我恶心的小丑时，我就想起了卓别林——他是一位伟大的丑星。在他去世的时候，他的一个朋友充满感叹地说：“他让全世界都发自内心地笑了，而他自己却深深地陷入在孤独之中。”卓别林不仅是一个演员，而且是一个深味人生苦乐的哲学家。卓别林在观众开怀大笑的时候，自己的眼睛里却饱含泪水；他在布满道具的舞台上表演的时候，把自己的心灵也全部地投入了进去。他向那些挣扎在底层的观众们呼吁：用笑容来对抗苦难，用欢乐来消融绝望，用愉悦来弥补创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