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章 赤子与星斗(6)

作者:余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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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都市·校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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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19-10-06 1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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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字节:11850字

人生来就是孤独的,不管是在古代的森林中,还是在现代的都市中。都市,是另一种意义上的森林。古代的时候,人们从这个村庄到另一个村庄,从这个驿站到另一个驿站,从见到这个人到即将见到下一个人,要经过漫长的森林与旷野;而今天,人们忙碌在城市中,几万人行走在同一条街道上,几千人居住在同一座高楼里,几百人拥挤在同一辆公交车中,人与人之间空间上的距离缩小了,但人与人之间心灵上的距离却扩大了。在城市森林中,每一个人都是单个的精灵和虫子,尹珊珊的就是关于这些精灵和虫子的。她告诉我们,虫子也是需要梦想的。我想,这样的句子一定会拨动你久已蒙尘的心弦——


“重新回到街上,好像从一棵树上下来然后爬向另一棵树。我发现眼前的人一半为了爱而去了解,一半为了了解而爱,他们一半痛苦,一半幸福。但说穿了其实很简单——只是一个关于视角的问题。”


“这是一个需要空白的年代,这也是一个幸福很少而快乐很多的年代。人都是现实的,但我们有时也会想看见梦想者。”


我同意珊珊关于幸福与快乐的区分,这种区分像小李飞刀一样,只见刀光一闪,就已经镶嵌在了对方的骨髓里。现实主义是的一种,但我固执地认为,现实主义的绝对不是第一流的,因为的本质是可能、是偶然、是自由、是梦想。推而广之,写作也就是人类探寻可能性与偶然性、追求自由与梦想的重要活动之一。跟她的大多数同龄人比起来,年轻的珊珊更早地开始了这次艰难而快乐的冒险。


正如罗兰·巴特所说:“写作是思考文学的一种方式,而不是扩展文学的一种方式……所以作家才想在言语的根源处,而不是根据其消费情况来要求一种自由的语言……历史未能向他提供一种被自由消费的语言,而是促使他要求一种被自由生产的语言。”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愿意以最大的兴趣来尹珊珊的每一篇新的文字,也对她未来的文学成就抱以十分的希望。


孔庆东:孔门幽默孔门泪


《论语》一书,千百年以来被中国人当作枯燥无味的教科书来读,我却认为它是一本很幽默的书。从《论语》里可以看出,孔夫子是一个极具幽默感的人。他周游列国不获重用,自嘲说:“我惊惊惶惶的,就像是一只丧家之犬”;他去看“生活作风不好”的卫灵公夫人南子,学生子路有意见了,他就指天划地发誓说:“假如我做得不对,让老天来惩罚我吧。”由此可见,孔门应该是有幽默传统的。遗憾的是,许多朝代过去了,衍圣公的后人们却逐渐丧失了幽默的能力。直到孔门第七十三代传人孔庆东的出现,孔门的幽默才算又接上了涓涓细流。在寒冷的冬夜,交替地孔庆东的新作《47楼207》和《空山疯语》,不由你不会心大笑。笑声穿过结了冰花的窗户,惊飞窗外的小鸟。


《47楼207》,是一个很古怪的书名,就像是克里斯蒂的一部扑朔迷离的侦探,又像是希区柯克的一部扣人心弦的悬念电影。这是老孔跟读者开的一个小小的玩笑。47楼207者,乃是北大普普通通的一座研究生楼的一个单元而已。老孔讲述的,乃是八十年代最后几年一条楼道里一群研究生的凡人轶事。


《47楼207》是全书的一篇“主打文章”,曾经收在一九九八年风靡全国高校的《北大往事》中。《北大往事》以回顾八十年代北大学生原生态的生活为主,作者全是北大八十年代的才子才女们。北大的才子才女,人人有一手绝活,篇篇文字都是才华横着溢、纵着流,宛如黄河之水天上来。而在《北大往事》里,人们最为津津乐道的却是老孔的《47楼207》。人们说,很久没有读过这种味道的文章了,那种本色的、有个性的幽默,就像是一位不施粉黛、风华绝代的美女,她很美,你又说不出她美在何处。


《北京青年报》特意整版转载这篇文字,并加上编者按说,这是钱钟书以来真正的幽默文学。这种说法当然并不一定妥当,但可见其受欢迎的程度。我以为,老孔的幽默与钱钟书的幽默并无可比之处。钱氏的幽默,有一种高级知识分子式的清高与刻薄,不近人间烟火气,高妙固然高妙,却显得有些虚无;而老孔的幽默,则是一种来自民间的源头活水,粗陋而驳杂,却别有一番鲜活的生命气象。


书中的另一篇“主打文章”,是同样脍炙人口的《北大情事》。这篇文字在《英才》杂志发表后,立刻被读者们过目不忘,然后口耳相传。八十年代北大校园里的爱情,真的如同老狼歌词中所唱的那样浪漫而悠长。


《空山疯语》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书名,书名来自于老孔的歪诗“空山疯语起苍黄,百万熊狮过大江”。为什么真话都得以“疯语”的方式出现呢?这也许是人类无法回避的尴尬。老孔自诩为打油高手,这是老孔何等得意的两句歪诗。老孔说,这十四个字说的其实是一种人生无可奈何的况味,渡江者,本为鱼、鸟等轻巧灵便的小动物,而熊和狮乃庞然大物,无法渡江也来强渡,是强熊狮之所难也。然而,编辑们理解不了他的幽默,认为他有隐射“伟大领袖”之嫌,强令他非删去这两句不可。老孔本来不忍割爱,力争了许久,依然没有能够说服那位“杯弓蛇影”的编辑人员,乃不得不忍痛割爱。那么,改一句什么样的说法来代替呢?他灵机一动,将其改为:“空山风雨起苍黄,背着书包上学堂。”又是一种妙趣横生。


老孔在他的一系列文章里,将八十年代大学生的神采传达得惟妙惟肖,让迟生了数年的我辈羡慕不已。那是一个真性情的时代,那是一个真自由的时代,那时的大学生们写诗喝酒,睡懒觉做学问,活出了完完整整的自我。每间宿舍里都有说不完的故事,每个床铺上都有趣味横生的人物。他们有个性,有缺点,但他们都很“可爱”。不像今天的大学生,成天忙着背英语单词考托福或者打印自我简介找工作,找不出几个“不一样”的人来。九十年代的大学生许多都像外企里的白领阶层,拼命加入到“主旋律”中去充当一个微不足道的音符。这样的大学生真让人“望而生畏”。


两个时代的置换,让老孔的这些文章产生了双倍的魅力。


往往是失去的东西,人们才知道要珍惜。老孔的文章对于他自己和他的同龄人来说,是辉煌而忧伤的记忆;对于比他们年轻几岁的、九十年代的大学生来说,则是“有一个古老的传说,美丽的石头会唱歌”。


老孔在文章里嬉笑怒骂,表面上看颇有些王朔气,实际上他在骨子里是哀伤的,只是这种哀伤一般人读不出来罢了。当然,在书写这段过去不久的历史的时候,老孔也将它们戏剧化和神圣化了。记忆也有将过去的生活过滤和美化的作用,这是今天的我们应当警惕的。生活在那个时代,固然会比在我们的这个时代好玩,但也不可能达到老孔所写的那样鬼灵精怪的程度。有位读者一语道破了天机:其实,不是老孔笔下的同学们好玩,而是老孔本人好玩。


《47楼207》的压卷之作是《遥远的高三·八》。以《47楼207》开场,以《遥远的高三·八》收尾,不知是作者有意为之,还是偶然的巧合。我读后者比读前者还要受感染。孔庆东回忆了自己在哈尔滨市第三中学的学生生涯,比起北大的学生生涯来,似乎有更深的感情。有一次,我与孔庆东到福州,有几名中学生偷偷跑来找我们聊天,他们感叹说:“不看不知道,还有这样神奇的高中生活!”而老孔告诉他们,这完全是写实,没有任何的夸张。老孔比那些伟大的画家还要高明,寥寥几句话,就让一个同学活龙活现起来。这篇文章里的幽默,更加本色,也更加纯净,几乎就没有经过理性的提炼过程,自然而然地就流了出来。


在快要结尾的地方,老孔这样写道:“高三·八岁月是我一生中精力最充沛,感情最纯洁的时期。高三·八给了我广博的知识,高尚的追求,自信的勇气,给了我师长的慈爱,集体的温馨,真诚的友谊,还有,当时我不知道,后来知道了也未能好好珍惜的几位女同学的特殊感情。我孤身一人在北京干燥的空气里与无物之阵年复一年地搏战着,每当想起高三·八,就像孤狼想起温暖的狼群。”这里,同样有一种忧伤,一种青春不再的忧伤;也有一种怅惘,一种纯真年代不再的怅惘。


老孔在序言中说:“世界上的事就是这样,不满意,但是要做,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这本是一种庄严境界,但庄严已被污损得太多,就像我在浙江看到的一座佛寺里,写着‘普及一胎,控制二胎,消灭三胎’和‘偷税漏税,来世罚做尼姑’。古人早就教导我们,庄严往往隐身在荒诞之中。进一步说,荒诞也是一种庄严。荒诞兮,庄严之所倚;庄严兮,荒诞之所倚伏。这句话一说出来,就没有多大意思了。在荒诞的世界里,必须收起你的庄严,才能混过卡夫卡的城堡。但是不要忘了,当你一个人面对上帝时,严肃点!”老孔本人乃是北大的文学博士,钱理群和严家炎两位先生的高徒,现在又在北大的课堂上为人师表,本来应当最正经的,却最不正经。然而,正是在他的不正经里,承续了北大的真精神。


我以为,真正的北大是属于民间的。在孔庆东的文章中,你读不出酸腐的学院气,而充满着鲜活的、暧昧的民间色彩和平民感觉。正是这种“山野之气”,使孔庆东比起许多拥有跟他一样学位的、然而面孔和文字却无比苍白的人来,更见性情面目。他是一个普通工人的儿子,在他自己看来,这一身份比他是最高学府的博士要重要得多。所以,尽管我并不同意老孔的许多学术观点,我的文风也与他保持相当的距离,但我依然认为,一向“冠冕堂皇”的北大,应当有几个老孔这样的家伙,才能给象牙塔带来几分“烟火色”。


老孔既然身处北大,也得做学问。他做的是怎样的学问呢?他研究青楼文化、研究通俗,这些领域都是某些自以为高雅的先生所不愿触及的。而正是在这些领域里,老孔最见性情,也最见功力。他研究武侠颇有心得,指点金庸古龙,自称“野腔无调”、“指鹿为马”、“华山混剑”。殊不知,“混剑者”比“比剑者”还要高明。“混剑者”看出了“比剑者”的虚妄,乃旁观之,游戏之,撕破他们道貌岸然的面具,让他们露出“庐山真面目”来。


当然,老孔的某些剖析社会问题的文字,其观点我并不赞同。九十年代以来,北大中文系有一群年轻的博士、硕士,统统成了“新左派”的得力干将。他们许多都是老孔的同学,都是年龄三十多岁的文学评论家。他们对中国社会问题的估计出现了不可原谅的偏差,他们把对当下的批评和对“文革”的怀念勾连起来。他们生搬硬套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再涂抹上浓郁的民族主义色彩,居然在九十年代思想匮乏的大学校园里颇有些市场。他们甚至说,样板戏是了不起的艺术作品。这种说法,正如说清代的汉学是如何了不起的学术成就一样。鲁迅先生早就说过,以千百万民众被屠杀和血雨腥风的文字狱为代价,换来那一丁点考据的成就,难道是一件有价值的买卖吗?同样,以剥夺绝大多数作家的创作自由乃至生命、并大规模破坏历史文化为代价,换来八个所谓“精美绝伦”的样板戏,值得吗?中文系出身的学者,一般数学成绩都太差,连这样简单的账目都算不清楚。


老孔本人虽然没有他的同学们走得那么远,但也染上了某些病菌。老孔对“文革”、对毛泽东、对“革命”的许多看法,都是我坚决反对的。对这些问题,我与老孔有过面对面的交流——师友之间严厉的批评和激烈的讨论,本来就是北大最优秀的传统。


老孔的文字、老孔的幽默,是道学家的死敌。道学家最怕两件事,一是谈女人,二是说幽默的话。道学家会无耻地玩女人,却不谈女人,因为那太“下流”了,就像鲁迅先生在《肥皂》中所写的高老夫子,脸上写着“正义凛然”四个字,却是满肚子的坏水。道学家更害怕幽默,而幽默轻易就让道学家丢盔卸甲,就像意大利戏剧家达里奥·福在嬉笑怒骂中摧毁政治人物们几十年营造起来的“尊严”。我在报刊上看到好几篇批评老孔的文章,都是一副气急败坏的模样,连声喝骂“成何体统”——从文字上就可以看出,作者是鲁四老爷一流的人物,他们最不能忍受的就是幽默,他们的生活准则是“事理通达心气平和”。但他们居然反应如此激烈,这也正说明老孔戳到了他们的痛处。


老孔锋芒所及,凡社会人生、大千世界,涉笔成趣,妙笔生花。谈教育、谈电视、谈赈灾、谈新加坡人的自以为是、谈毛泽东诗词中的君王意识,都别开生面,鞭辟入里。书中尤其对高校和文坛学界中的怪现状有针针见血的猛刺。例如,他在谈到近年以来连连发生的诗人自杀事件时说:“我不赞成把诗人的自杀一律说成‘殉诗’,正像不能把烟鬼跳楼一律说成‘殉毒’,不能把妓女上吊一律说成‘殉嫖’。请原谅我粗鲁的类比,其实换一种说法也可以,例如鲁迅说战士也***,但不能因此就奉为***大师。”比起引经据典的分析来,这样的文字文如其人,是“孔武有力”的。


《47楼207》和《空山疯语》是两本奇妙的书,在千人一面的旧世纪之末、新世纪之初,能够读到这样两本好书,是我们的幸运。古人说,好书当以烈酒下之,老孔的幽默就像是一道色香味俱佳的川菜,确实需要预备一瓶好酒来相配。那么,来一瓶什么样的酒呢?


还是让老孔自己来“点将”吧。


王朔:“流氓”也是一种伪装


王朔近来大发议论,骂遍天下。他自诩为民间、底层和体制外的代表,因此便获取了批评的豁免权。既然“我是流氓我怕谁”,他骂了谁,谁就活该倒霉。即使是圆滑世故、老谋深算如金庸者,使用太极拳法回应,最后也在这场争论中越陷越深,让王朔躲在角落里阴笑。


于是,其他被王朔谩骂的人物,一般都采取只当被疯狗咬了一口而自认倒霉的态度,不理不睬。连一向以政府发言人的形象说惯了伟大正确的话的白岩松,也对王朔无可奈何。他在被骂得狗血淋头之后,只好说:“只要王朔不骂我娘,我是不会应答的。”十大杰出青年不愧为十大杰出青年,一点把柄也不给对方抓住。


电视屏幕上的白岩松固然虚伪,但这是一种“明枪”般的虚伪;而我认为,躲在书页中的王朔更加虚伪,他的虚伪是一种“暗箭”般的虚伪。王朔说话似乎坦坦荡荡、无遮无掩,但是他守住了一个底线:绝不骂权势阶层,绝不说一句会给自己带来真正的麻烦的话。他才是演技派的“伪君子”。


王朔的我一部也没有看过,曾经翻开几页,实在读不下去就扔掉了。我是俄罗斯和法兰西的长大的,我有我自己的品位和审美标准。因此,作为一个家的王朔艺术成就究竟如何,我无法作出评价。


在这里,我想谈论的是作为影视编剧和策划的王朔,以及作为社会文化评论家的王朔。在九十年代中后期,王朔之所以被媒体所关注,也正是因为他的这两种身份——人们普遍认为,作为家,他已经“王郎才尽”。因此,在九十年代,作为影视制作者和社会文化评论家的王朔的意义,显然已经远远超过了作为家的王朔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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