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一：2001年4月，我在东北师范大学作了一场演讲，就是以这篇文章为提纲。正如我早先的预料，讲述这篇文字的效果远远不如讲述某个具体的文学问题。也许听众们心里都在纳闷：他为什么要选择讲“爱”这样一个毫不“刺激”的题目呢？我想，听众的淡漠，也正说明“爱”在我们的生命中是一种陌生之物，同时也说明这样的讲述是必须的和重要的。那天，有将近一千名大学生到场，我想，只要有一个听众有所感悟，这场演讲就是成功的。因此，我还将在其他的一些有机会发言的场合，再次讲述这个题目。

之二：我写完这篇文字之后，很快寄给了在《南方周末》编副刊的马莉女士。尽管马莉很喜欢这篇文章，但遗憾的是，不知道什么原因，在终审的时候没有获得通过。后来，远在新疆的《绿洲》文学杂志的编辑小茅给我来信约稿，小茅的信，一个字接一个字，写得像印刷体一样工工整整的，让我想起新疆那些分布在沙漠中的绿洲。我便将这篇文字寄了过去，对于发表，心里并不抱太大的希望。幸运的是，在《绿洲》2001年第4期上，这篇文章终于以头条的位置刊出了。同时，《散文·海外版》也刊发了这篇文章。

之三：这篇写于2001年年初的文字，是我对“过去”的一次隆重的告别，也是我对“未来”的一次欣慰的展望。正如我在长篇《香草山》的结尾所说的那样：“与其诅咒黑暗，不如让自己发光，”我不愿仅仅做一个“恨”的战士，我更要做一个“爱”的使者。我自己认为，《压伤的芦苇》这篇文字标志着我的写作生涯乃至生命历程中的一次重大转变。因此，我将它作为新书的序言，我也将新书命名为《压伤的芦苇》。